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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像 | 王一鸣梁沁：从更深层长出来：小城妇女的纺织人生

2022-10-21 14:32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原创王一鸣梁沁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

柳娥生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从事土家织锦行业四十余年，现今是湘西某县土家织锦国家级传承人。今年二月，我第一次见到柳娥，她身高约一米五，戴着一顶灰蓝色的棉帽，或许是因为常年坐在室内纺织，她的脸很白，眼睛不大却闪着锐利的光，完全看不出已是六十岁老妇。随着她轻巧的脚步我们一起走进挂满大大小小织锦作品的堂屋，屋顶上向大爷（柳娥的丈夫）捡着瓦片，“最近屋子有点漏水”，柳娥一边招呼我们坐下一边解释顶上不时传来的声响，她告诉我们每年假期都会有大学老师或是学生来她家调研，“之前有些教授过来还在我这里定了个田野基地什么的，具体我记不清了，不过我最爱和大学生聊天了，感觉聊着聊着，自己的思维也活络了。”

那个暖洋洋的下午，好不容易闲下来的柳娥同我们慢慢聊着天，回顾过往六十年人生，她似乎已渐渐模糊织锦和生活的界限，自打有记忆，她就看着婆婆、妈妈在家里织锦，到后来能上织机自己开始打花（“织锦”土话），晃眼间大半辈子就过去了，“最厉害的时候，我能在织机前面坐十五个小时，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花（织锦），有时候半夜五点突然醒了，我也会起身去搞白天没弄完的织锦，哈哈哈哈，现在年纪大了，最多只能在机子前面坐八小时啦。”身边人来来去去，孩子们一一长大成人，离开村寨，最后只有她和织锦坚守在了这片土地上。她这一生，就像一幅织锦作品，经纬线来回穿梭间，故事图景便跃然纸上，谁也说不清到底是织锦成就了她，还是她成就了织锦。

学艺

“我婆婆会打花（织锦），妈妈会打花，我和两个妹妹学织锦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哩。”柳娥是同龄人中少有的“文化人”，小时候家里经济困难，土里种的东西养活一家人都困难，更何况是供柳娥姐妹三人念书。加上村子里有机会上学的姑娘本就不多，三个女孩上学无疑困难重重，但在母亲坚持下，柳娥顺利念完高中。小时候家里穷，母亲手边的纺织活就没停下过，白天下地，晚上回来就织锦。那时候花样还没有后来多，柳娥的母亲一般会做老百姓家里常用的桌布、婴儿被，偶尔碰上周边地区有人家嫁女，母亲还会帮着做嫁妆。

“从我记事起，家里就是母亲赚钱更厉害，我爹主要还是管着地里的重活。我们能念完高中，也全靠我妈那双手。”柳娥的母亲坚持，不管男孩女孩，都要多读书，人只有学知识，才能有条活路。十岁左右，柳娥开始跟着婆婆学打花，初学就能踩着织机踏板“踩几脚”，婆婆赞她聪明、有天赋；每每学新花样，她总能迅速记下来。渐渐的，柳娥花样越学越多，能织出来的物件也越来越丰富；读高中时，周末时间全被她用来坐在织机前面老老实实干活，织好的东西交给母亲拿到集市上去卖，好为自己筹备新学期的学费与生活费。

只是对于柳娥而言，织锦似乎不仅仅是谋生手段，更重要的是，这项技艺在无形中逐渐成了她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高中毕业以后，柳娥被分到本村生产大队当干部，白天出工晚上回来以后她还是会坚持上织机“踩两脚”。甚至有时候白天下工，柳娥也会偷偷跑会家，把窗户关上，自己在家里偷偷打花，“哎呀，当时我们是不被允许自己在家里搞生产的，搞了就是资本主义，可是我喜欢打花啊，就只能偷偷弄，没办法。”在队里坚持了一年，柳娥最终辞去干部职位，全心全意回家做织锦，心安理得地坐在织机前面对于那时候的她而言是种享受，更是种幸福，现如今回忆起来，正是那个选择，让她的人生轨迹彻底同纺线两相纠缠。

留守

1982年，柳娥和丈夫在村子里开始办作坊，这时候的他们不只做被套、墩布这些寻常日用品在当地销售，还会生产壁挂、布包、衣物销往外面的风景区、各大博物馆。被问及销路从何而来时，柳娥歪着头认真思索了番，然后告诉我们，很多销路都是自己找上门来的，“最初是州府那边有家袜子厂的领导来我们这里考察，没过多久邻县织锦厂的人也就找上门来了，他们想请我过去做师傅，但我不想离开家，所以就是我在家里做生产，他们再过来拿东西。”有年某市级风景区办了个织锦厂诚心请柳娥过去带徒弟，在那边呆了半年，教会工人基础织法后，柳娥便提出要回老家，即使对方以在当地落户为条件来挽留，她还是拒绝了。后来很多人笑她一根筋，变成“城里人”的机会就这样浪费了，柳娥自己却不以为然，“我还是觉得啊，哪儿都没有自己家舒服。”

家里生产外面来人供销路的合作模式延续至今，纵使期间柳娥的作坊经历过自产自销，但她始终保持给固定买家供货的习惯，这种习惯也给她在九十年代滞销危机中留了一线生机。九十年代，县城织锦厂倒闭，大量纺织女工下岗，柳娥的作坊进入“销售寒冬”，产品突然滞销，收入少了一大半，她不得不遣散大部分员工，“我还是按着原来的织法、风格生产织品，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销不出去了。”那段时间，恰巧有个大学教授前往她家做织锦调研，问到作坊销售状况时，柳娥一五一十告诉了他，教授看着那些滞销的产品，问她为什么不织传统花纹（传统花纹是指土家织锦原创性花纹，比如双勾纹、托比八勾、小马毕、大称勾纹等），柳娥疑惑，就说织动物那些现代图案更受欢迎，买传统图案的人很少，所以基本就不会产传统花纹样品。教授听完后跟她说，反正现在卖不出去现代图案，倒不如转头去做传统，说不定就卖出去了呢。“后来很神奇啊，我试了传统图案，果然卖出去了，自那以后，我又捡起母亲、婆婆教我的那些传统图样了。”

土家织锦

不管是织现代图案还是传统花样，柳娥都坚持在家纺织生产，很多外地商人会在她这建立固定供货渠道，不用出去跑销售，她自己也乐得清闲。柳娥被很多人问过会不会担心外地货商故意压价，每次她都笑而不语，有几回她出去参访学习，其实看到了自己卖出去的织品，又被挂在纪念品店出售，售价远超货商从她手里拿到的价格，这种时候她只会抿嘴浅笑，一副了然于心的模样，她不介意人家能用这织锦赚多少钱，因为当初人家拿货的价格是合了自己心意的，“有些东西吧，它不属于你，就不能强求。”

柳娥做了四十余年的土家织锦，一辈子都没出过那依山傍水的小寨子，即使作坊员工曾一度扩到370人，她也没想过进城办厂，“那会时兴下海，有人老跟我们家老头说出去打工，我当时就不乐意，让他留在家里和我一起搞织锦，我在家里生产，他出去跑销路，总要比在外面打工有尊严些。”因为和村里的年轻人选了条不同的谋生道路，柳娥一直卯着劲做土家织锦，似乎是要向所有人证明，她的选择没有错。年轻的时候总想着要靠织锦养家糊口，柳娥心里紧绷着弦，整日坐在织机前不敢松懈；后来孩子们长大成人，离开故土，都在外面成了家，对钱的需求远不如从前紧迫。孩子们提出过要将他俩接进城，柳娥拒绝了，“我这辈子都待在这里没出去过，现在年纪大了更不想走了，别的不说，乡下空气至少比城里好得多哩。”

出山

非遗保护进县城是在2002年，那时候柳娥已经在村里办了近二十年私人作坊，只是她长期同外地商人打交道，和县里的文化部门极少接触，当然她骨子里还存着偏见，认为自己平头小百姓，和那些当官的人自然是说不到一块去的。只是为申请土家织锦非遗保护项目，县文化局的人上门拜访了很多次，“起初他们也只是拿个相机在我家门口晃悠，里面有个咱们村出去的，每天早上我出门就和他正常打个招呼，之后就忙着打花去了，没管他们。”

县文化局被派去做资料的人每天看着柳娥老师既不答应给拍又不赶他们走的态度让他们急得团团转，生怕自己完不成任务又错了非遗项目申报时间，可柳娥老师不松口他们也没办法，多方打听后，知道柳娥有个姑父在县城做秘书，只得拜托对方劝劝柳娥，“我姑父打电话过来跟我说，‘二妹啊，你让他们拍拍，申请非遗这个事对咱们县，对你都是好的’，我当时没想那么多，之前也没听过什么非遗，只是觉得长辈都亲自打电话了，这个情面好歹还是要给的。”就这样，那群在柳娥家门口转悠了三天的工作人员终于进了家门，拍摄一幅幅被她珍藏起来的织品，录制家里工人上机打花的过程。资料收集结束，其中原本就认识柳娥的小伙子兴奋地告诉她：“柳老师，您放心，我们一定给您申个传承人。”柳娥当时没抱任何希望，向来不喜与公家来往的她淡淡开口：“这个传承人，你们给也好，不给也罢，反正我不指着这个吃饭。”此话一出，满屋子的人面面相觑，不知如何接话，只能讪笑着作别。

后来土家织锦项目顺利申报，柳娥成了省级传承人，没过多久，她又变成了国家级传承人。因为县里对非遗保护工作的重视，柳娥老家寨子自然被划归进少数民族风景区建设范围，寨子里的木屋统一翻修，配合着旅游规划，村里的交通条件也改善了不少。2014年，柳娥决定将老房子改造成民宿，拿着小女儿资助的本金，她和丈夫购置床、被单、空调，甚至扩建部分空间，多腾出来几间屋子，“每年都会有人来我这里调研学习，我自己还会开课讲土家织锦，来的人愿意在我这里住就住下，和我们两个老家伙同吃同住，除了住宿费，每顿10元伙食费，虽然没有外面条件好，但胜在实惠哩。”

土家织锦

因为国家级传承人的身份，柳娥频频出现在县城文艺宣传作品中，一时间声名大噪，除了以前的货源，新商家纷纷找上门来谈生意。然而柳娥会严格规划自己每年能做的量，“他们要是愿意排队等，不急的话，我就答应呗，如果等不了，就只能请他们另寻高明了。”对于一个月能做多少，一年能做多少，柳娥心里十分清楚，单子接多了只能赶工，赶出来的东西质量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对于作品的要求，柳娥是出了名的严，稍不达标，就会被打回重做，现如今留在她作坊里的工人都是自己手把手选出来的，经验丰富，手艺活漂亮，自然省心不少，“现在年纪大了，不大愿意带新人，年轻那会招人，即使她们毫无基础，我也带着做，如今没那个精力。”但有时候做出来自己格外满意的织品，柳娥又会舍不得给客人，这时候她宁愿花时间重做一份给买主，留下自己中意的那份，小心翼翼将其放进收藏作品中。

“我是有个习惯的，每次做出来自己最满意的作品，都会保留下来，不给人卖，要是对方喜欢得紧，我就会出很高的价格，打消人家念头。这么多年来，我存了七八十幅作品，每次心情不好，就把它们拿出来看看，看着那么漂亮的东西，我一下子就会变开心。” 时至今日，我依旧清晰记得，柳娥向我展示她存在手机里的作品照片时流露出满足和幸福，就像她自己说的那样，“用一辈子做一件事很难，更何况这件事还是自己的爱好，相比多数人，我算是幸运的啦。”

授艺

拜访柳娥时，我注意到她家里的堂屋摆着两台织机，其中一台看着颇为小巧精致，柳娥告诉我，那是这个春节刚改好的机子，年前有两个徒弟亲自打电话拜托她改良织机，方便小学生使用。谈起这两个徒弟，她脸上不禁流露出满意，“两个大学生专门跑来拜师学艺，在我这待了一个月，我从早上八点盯到下午四点，和带工人不同，这两个孩子算是我踏踏实实带出来的。”手艺学成，两个徒弟回了武汉，大学毕业后开始创业做土家织锦，他们不仅销售织锦，还联合教育部门推广织锦技艺传承，这次改良织机也是为了让土家织锦进入小学课堂。柳娥不仅帮着学生改织机，她自己在家时也会日常琢磨怎么把织机改得更人性化，“我家老头的哥哥是木匠，有时候我想到要改什么地方，就会马上告诉他，让他帮忙改改。”

但这种创新没有止步于织机改良，织法、图案也是柳娥要琢磨的地方。她十分珍惜外出参展的机会，于她而言，出去不仅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销路，还是重要的学习机会，“我每次现场表演完，就会观赏苏绣、蜀绣的织法，有时候会停下来请教织法，或者描摹图案，回来以后就会下意识融进咱们土家织锦，只是可惜了，疫情以后我出去的机会还是少了很多。”因为订单里面开始出现双面织锦的围巾，柳娥如今还在尝试双面织法，这算是土家织锦里的新手法，“还不是太成熟，慢慢摸索吧，毕竟以前都是单面织图。”

我问柳娥，这样不会太辛苦吗？毕竟孩子都在外面定居了，两个老人呆在乡下完全可以更清闲点。柳娥笑着摇摇头，“我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高兴还来不及呢，谁要不准我做织锦，我才会生气呢。所以啊，希望年年都有人来买我的东西，越来越多人知道咱们土家织锦。”眼里泛光的柳娥接着说，“况且我还要赚钱养作坊里的那几个工人呀，她们都是留在家里照顾老人小孩的妇女，丢了我这份工，又能上哪去得这几千块钱呢，女人手里攥着自己的钱，在男人面前也才能硬气起来，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初春的风穿过堂屋，吹在脸上，还带着微微的寒意，头顶上不时传来向大爷捡拾瓦片的声音，看着柳娥脸上藏不住的笑意，我的心情也愈发明媚起来，低头做笔记的时候又轻轻问了句，“那您丈夫呢？怎么看织锦这件事？”柳娥顿了顿，柔柔答道：“打我们结婚起，他就是支持我的。”

（文中使用名字均为化名）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2年《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