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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写作时，真正重要的是广泛地阅读

2022-10-21 18:14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湃客

2022年10月11日19：00，人民文学出版社邀请了董强（北京大学燕京学堂院长，傅雷翻译出版奖主席，法兰西学院通讯院士）与吴岳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中国法语文学研究会原会长、《悠悠岁月》译者）、聂震宁（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原总裁、人民文学出版社原社长兼总编辑、韬奋基金会理事长)、李洱（作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茅盾文学奖得主）、陆一琛（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巴黎索邦大学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法文系副教授）畅谈《悠悠岁月》这本书的思想内容、艺术特色，以及这本书译介到中国背后的那些故事。

现将文字整理如下，跟随他们“从《悠悠岁月》说起——谈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

吴岳添：我来谈谈翻译《悠悠岁月》的缘起，为什么会翻译这本书？在整个二十世纪，我们的文学都是欧美文学中心论，我们把欧美的文学都翻译过来了，但是我们中国的东西很少出去；从来都是欧美的机构给我们优秀的翻译家、作家颁奖，我们中国人从来没有给外国人颁过奖。所以2002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聂震宁社长和外国文学学会陈众议会长的大力倡导下，设立了“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每年从上一年度出版的外国作品中评选出一本最佳年度小说，然后翻译、颁奖。

当然了，有的朋友可能会说，外国出版那么多书，你们怎么选得过来？我们法国文学评委会有五个人，我们外文所的三位：我、谭立德、余中先，还有北京大学的车槿山教授和首都师范大学的李玉民教授。我们五个人当然不可能把出版的几万本书都看过来，法国是一个文学大国，除了每年瑞典的诺贝尔奖之外，本身就有很多很多的文学奖，其中最著名的龚古尔奖，大家都知道。因为有这么多奖项，所以年底法国的文化界就已经过滤了一遍，各种刊物会把最好的作品刊登出来，这样我们可以从中根据作家的情况还有作品的内容介绍大致进行挑选。所以我们不是大海捞针，而是优中选优，是在法国人选择的基础上再以中国学者的眼光去衡量哪个是真正的好作品。

我记得《悠悠岁月》就是当年法国《读书》杂志推荐的二十部优秀作品之一。最后选定了三至五部之后，就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去向国外出版社要原著，拿回来我们再细读鉴别，最后评审翻译。2008年在法国出版的《悠悠岁月》，2009年选定之后，我就开始翻译这本书，获奖小说主要是我们几个评委轮流翻译的。

这个翻译说实在的还是要下点功夫，就像这个题目，原来的法文题目叫作《年头》《年份》，就是一年一年、岁月流动的意思。但是在汉语里面没有单数和复数的区别，写一个“年份”或者“年代”，它是静态的，没有岁月流失的动态。所以我觉得要符合中国读者的审美趣味，还要更好地传达原书的意思，翻译成《悠悠岁月》是更为合适的。一般学界的朋友也是这么认为的。就像巴尔扎克的《高老头》原文是“高里奥老爹”，但是按照中国读者的习惯，还是翻译成《高老头》更顺畅。

安妮·埃尔诺这本书的特色在于什么地方呢？她用第三人称，但用的是泛指，根据不同的场合翻译成“我们”“他们”都可以，每个人都可以介入其中，都可以融入进去。所以说它是“无人称自传”，变成了法国人的集体自传。

我翻译这本书时觉得这本书的内容非常好，为什么呢？就我个人来说，我比较喜欢现实主义的作品，像以前在研究生院学习的大部分也都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我年龄比较大，跟作者是同龄人，她是1940年出生的，我是1944年，所以她写的东西我翻译起来都是感同身受的，有所体会的。比如说她写战争时期家里的生活，一个水壶上面有一个窟窿，要塞起来，家里人穿的衣服都是补丁，她讲的这些东西我都感同身受，翻译起来也很有兴趣，有兴趣才能把事情做好。

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细节，这本书翻译的难度并不在于语言本身，她的语言是很简单、很清晰的，每一句话都可以翻译，不是很困难。难度在于大量的细节，里面提到的人和事物，都能让人回想到那个时代。就像我们中国人听到“让我们荡起双桨”马上就想起五十年代，听到“在希望的田野上”马上就想起八十年代。实际上里面的细节都是作者仔细挑选的，所以很重要，不是随随便便提的。很多东西如果你没有亲身经历，就没有体会、不知所云。我只有八十年代在法国待过，她讲到的许多歌星、明星我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比如她讲到“太阳夫人”，我就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只有法国的朋友知道。我在译者前言中最后感谢一位法国老人戈盖先生，他不是学者，也不是什么人物，就是普通的法国老人，但是他热爱中国文化，愿意为我答疑。而且他是一个老人，经历了法国从“二战”以来一直到现在，所以他什么事情都知道，都能回答出来。所以我要感谢他，不请教他，我在中国不知道这些，不可能翻出来的。

聂震宁：说到安妮·埃尔诺，就得说到我们这个奖。事实上，我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之前也在别的出版社工作过，出版外国文学的作品通常会碰到一个困惑，就是到底应该怎样评价这些作品？在《著作权法》生效、中国加入世界版权公约组织以后，这些事情当然还有市场的制约。但是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对待外国文学作品在中国的出版？我们经过多年的探索，经过和出版界、文学界，特别是外国文学研究界交流，觉得应该有一点我们选择的特点。后来我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做社长、总编辑，发动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联合创办了“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我们跟中国外国文学学会，还有法国文学学会、英国文学学会、美国文学学会、西葡拉美文学学会、日本文学学会等一批专业学会，大家共同商量可以做这么一件事。

这件事刚好是在2000年到2001年的世纪之交，从这儿开始，对21世纪的文学，我们保持中国学者、中国出版者的文学立场和审美眼光来选择外国文学作品，同时也向世界文学表达中国学者、中国出版者的文学态度，让读者更多地知道这是专家们经过慎重的研究推荐给读者的。所以我们形成了共识以后，决定从2002年开始，就是21世纪。

一开始想2001年编，后来说2000年还不算21世纪，2001年算21世纪，所以就忍住了，从2002年开始评。这一评就一发而不可收拾，先评了莫迪亚诺的《夜半撞车》，后来评了勒克莱齐奥的《乌拉尼亚》，他们两位也都获了诺奖。安妮·埃尔诺是2009年评的，2010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翻译出版。

当时我们的总评委会对安妮·埃尔诺是有评语的：“安妮·埃尔诺的《悠悠岁月》通过对从四十年代直到今天一些照片的记述，采用她创造的‘无人称自传’这种前所未有的体裁，回忆了她在这一历史时期经历的特别岁月。作家把个人私事与时代大事融合在一起，在自己回忆的同时促使别人回忆，从而使这部自传成为整整一代法国人特别是法国妇女的集体记忆。”最重要的是后面一句的评价：“崭新的风格和出色的语言使《悠悠岁月》成为一部杰作，安妮·埃尔诺也因此当之无愧地跻身于法国当代第一流作家之列。——‘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我们这个评价现在再一次得到证实，成为外国文学、法国文学里的权威。

我们评委会里的五位法国文学评委一致投票给安妮·埃尔诺，因此没有任何争议。这部《悠悠岁月》对她来说是很重要的一部作品，当时在法国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的评选要求是作品必须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同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过较大影响。

埃尔诺的趣味不在于个人的那种感受，有一些个人的回忆确确实实会让读者觉得很真切，她更多的是要回忆社会，回忆这几十年来她作为一个社会人看到的种种现象，以及各种各样值得更多读者回忆的地方。因此我觉得她跟很多女作家不一样的地方是社会性特别强，她更多的是历史主义的写作、客观主义的写作。如果只是一个人的自传性作品，要获那么大的奖恐怕有点困难，包括我们可能也只把它当作一般的书来对待。

当时吴岳添先生做介绍的时候，大家都觉得这样一部作品很有意思。吴岳添先生也说了，很难翻译，干脆我自己翻译吧。这本书确实翻译难度是比较大的，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不是按照逻辑来写作的。她更多的是一个场景，一个有意味的存在、历史现象，一个有意味的歌星、影星，一首歌、一张照片，这个“有意味”翻译起来非常困难。它又是真实事件，就需要更多地去体会、了解和研究。我觉得埃尔诺这个“有意味”的形式很有意思，很多外国女作家，我们出过她们不少作品，但是像她这样具有那么强的社会感和历史感的不多，她确实是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

李洱：安妮·埃尔诺作为一个杰出的女作家，作品具有很强的自传性，这是女性写作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具体到她的作品，除了女性的自传性之外，我觉得它跟法国的文学传统甚至整个艺术传统联系紧密，比如说我能够强烈地感觉到她作品里面的早期印象派绘画到后期印象派、从塞尚到高更的经历，写印象的，也有往事的，不是物体本身，而是物体留下瞬间的印象，那个色块朦胧的印象，以及强烈的主观色彩。再加上毕加索的立体主义，就是全视角的。她在作品里把各种不同的事情揉在一起，有明星的生活，有《圣经》的内容，其中我记得一句话是“当代的圣母都死在伊甸园之外”，历史经验跟个人经验在这里结合得非常非常紧。

还有一点，我感觉她确实受到了法国新小说派的影响。就是说印象派的、立体主义的和法国新小说派的以及女性写作本来就具有的特色，我觉得在这四个方面她结合得非常好。在个人记忆的深处又有广阔的社会的一些场景，历史经验和个人经验之间的结合看上去是比较碎片化的，但是因为女性写作本身的特点以及良好的艺术准备，使得作品呈现出整体性和有机性，我觉得是比较耐读的小说。

中国作家、中国读者要看《悠悠岁月》不会感到非常陌生。这本书的第一段讲得很清楚，突出了自传性质。它从1941年开始，从一张照片开始，讲了四十年代包括“二战”结束之后一直到零几年的生活。中国读者对欧洲历史非常熟悉，有时候可能比现在的同龄欧洲人更熟悉。埃尔诺写到童年时代的贫穷、贫苦，和父母之间的一些争执，包括穿有补丁的衣服，中国读者肯定比法国的年轻读者经验和印象更深刻。

还有一点，就是这本书里面提到的重要作品，比如电影、艺术作品，可以说中国受过中学教育的人都非常熟悉。法国作家对中国可能不熟悉，但是中国人对法国经典文学作品，以及“二战”之后的主要文学流派、雕像、歌曲、电影演员等都非常熟悉，所以不会有很大的隔阂。

刚才吴老师提到这本书的一个特色，就是“无人称自传”，这个中国读者也不陌生。因为中国的古诗就没有主语，“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这个主语在哪儿？汉语的特点，有时候主语叫零主语，有时候叫主语暂时空下来。它对法语来讲肯定是个革命，因为法语或者英语里面非常强调作者的主体性，强调主语，但是在中国文学里面可以暂时空缺。

所有这些使得中国读者读起来不会感到非常陌生。中国读者感兴趣的在于这部作品有强烈的对日常生活的描绘，非常强。中国文学九十年代之后对日常生活的描绘在一段时间里，至少十年成为主流。在这部作品里，女作家描述1940年之后法国的日常生活和世界的风云变幻，我们胸怀世界的中国读者非常关心世界大事，读这样的作品不仅不陌生，而且会感到产生强烈的共情。

这本书带着很强的艺术实验成分，比如说我们权且称为“无人称自传”，福楼拜在《包法利夫人》的第一句话：我们正在上课，校长进来了。这是“我们”，但是这句话之后再也没有出现“我们”和“我”，只有第一句话是“我们”，接下来全部是第三人称叙事，这是一个重大的转变，说明这本书介于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向现代主义转变的过程。到这本书的时候，埃尔诺取消了这一点。她引用的第一句话就讲清楚了，说我们只有自己的经历，而它不属于我们。这本书包含了自我虚构，有些事情显然不是她的事情，有些事情是我的事情，非常非常真实，我同时也引用了别人的很多事情，其中包含了自我虚构。这些地方都是她做的艺术探索，这些艺术探索实际上是一种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很重要的表现形式，就是我的写作是关于写作的艺术，我的写作同时在探讨写作问题，带有元小说性质。她处理得非常隐蔽，不像一般的现代主义作品、后现代主义作品张牙舞爪，非常夸张的，她处理得非常平实、内敛、隐蔽，所有冲突变得非常具体、细微。这个细微的描述显示了二十世纪主要的历史事件是如何随风潜入夜，非常细微地作用于每一个人，以至于这些经历是我的经历，但是它不光属于我，它属于人类，广大的人群，广大的远方。这一点她做了很好的探索，确实超出了一般的女作家，是她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安妮·埃尔诺某种意义上尽量撇去了隐喻这一面，她非常真实，就事论事。比如说铁路的时候，火车开过的时候，她写的是火车窗口，站在窗口那个人的动作，她把那个动作挑出来，至于火车怎么在原野上飞驰不讲了。她把这些细节挑出来，然后放大，所有的细节像叠画一样。当她在叠画的时候，每段最后都没有标点符号，连句号都没有，以显示所有的记忆，我们生活中一帧帧的画面、印象是组合在一起的。这些东西是她的探索。我们很容易看到她平实的一面，但其实她的手法是有奇绝的一面的，只是埋得比较深。

董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法国文学肯定是有它的特性，埃尔诺作为女作家也是有她的特性。这两天她得奖以后，可以看到很多人都在转发，我感觉对她的关注已经超越了对一般的外国文学作家得奖的关注，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她是女作家，而且她是一个有名的女性主义者，还是一个介入型的作家。人们好像对作家还是有一种期待，期待她发表一些意见等等。

埃尔诺在法国文学中的特殊性到底在哪里？法国文学大家都知道，我们一般从传统的雨果、巴尔扎克开始，知道这是一个非常现实主义的风格，比如雨果的《悲惨世界》关注老百姓、关注贫困社会。后来当我们接受现代文学的时候，我们一下子接触到的是萨特、加缪这样的。然后我们听到新小说，知道很多法国作家有各种风格上的追求、形式上的追求等等等等。我们也听说了很多法国著名女作家，比如杜拉斯、尤瑟纳尔……现在冒出了一个埃尔诺，她好像是在关注自身，关注自己的家庭，同时她好像又从自己的家庭中跳出来。

一般自传里面都说“我”，这个“我”的传统源头一下子可以追溯到卢梭甚至更早。卢梭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第一个在广义上的现代文学里把“我”从头写到尾，而且“我”最了解自身，你们不能评判“我”。卢梭就带来了整个浪漫主义，浪漫主义里面有“我”，那个“我”达到了大自然的高度，甚至盖过神，这是“我”的博大性，一下子把文学提到了极其高的高度。但是到了现代，我们突然发现无论是萨特还是加缪的小说里面，它的主人公我们当时文学里有一个说法叫“反英雄”“反主人公”，被异化了，缩得特别小。到了埃尔诺，她这个写法，法国现代文学史有一个说法叫“自我虚构”。“自我虚构”肯定是写“我”，但是在“我”的基础上又是虚构的。当时的自我虚构依然使用“我”，虽然把它小说化了。到了埃尔诺这儿，她开始用大量的事实性的东西，这个事实对她是最重要的，她坚信这个事实我当时经历了，我当时有这么个感受，我旁边的那个人一定也感受到了。这不是我个人的事情，是一个社会的事情。

埃尔诺的最大特点就是她不说“我”，但其实这个事情是我们的，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为什么《悠悠岁月》这本书一出来，法国那么多人都从中感受到了一种共鸣？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想说的，一下子触发了自己各种各样的回忆。而且我觉得这也是她能得奖的原因。很快，意大利人翻译它，西班牙人翻译它，德国人翻译它，过了一阵子英国人也翻译它了。所有欧洲人都在经历这个，我的祖母也是这样的，整个欧洲记忆一下子被她激活了。英国人再一翻译，英语世界的人也被激活了。再加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中文版，日本人也早就翻译了。埃尔诺有一种强烈的意识，就是我写的绝对不是我自己。

我那天接受采访就说埃尔诺的成功之处在于她得到了法国现当代人文社科理论的滋养，非常重要。刚才我们提到了社会学，布尔迪厄的那本著名的书叫《区隔》，就是讲社会阶层之间的不同的所谓趣味。她的作品还涉及大量历史学、社会学、知识考古学，像福柯、罗兰·巴特等等。所以可以说埃尔诺是二战以后六七十年代整个法国那种方兴未艾各种人文思潮的氛围之下成长起来的优秀作家。

埃尔诺对中国读者有很大的启示。她很励志。她的家庭非常普通，可以说是每天为了生存要激烈搏斗的人，每天都要起早贪黑地工作。但是他们相信文化、相信教育，一定要把女儿培养成跟我们不一样的人。埃尔诺通过读书慢慢地可以说跳出了她父母的阶层，但同时她没有忘记这个阶层，不光没有忘记，而且要用她的笔来回报这个阶层。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埃尔诺接受过一次采访，她说过类似的话：我的文学创作是对我父母这代人用文字来回报。怎么来回报呢？就是让世人也记住他们，不要去瞧不起他们。她曾经也以他们为羞耻，因为考上了大学，成了大学老师，就觉得跟他们一起出去的时候有点羞愧。等到她父亲去世以后，她意识到这才是我的根，要用文学之笔把父亲唤回来，把父亲这个阶层的价值体现出来。我觉得这是埃尔诺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她意识到了布尔迪厄所说的社会区隔，不希望社会不断分化成不同的阶层。一旦这个等级体系建立起来，社会就不公平了。所以这就使得埃尔诺具有非常强的公共意识，首先体现在这个阶层上，然后又直接体现在她作为一个女性，需要打破男女之间的这种不公平上。这一点我觉得是我们读者肯定可以找到共鸣的地方，因为我们也是每天都在关注这些问题。

陆一琛：我想谈一下《悠悠岁月》当中文本的建构。照片在整个文本当中起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整个文本就是以照片或者说影集的形式来建构的。每一个年代的索引都是由照片开始的，回顾了1941年到2006年之间整整六七十年的历史，也就是用照片来进行断代。照片首先起到了占有时间的作用，而且是她记忆的载体。

刚才李洱老师提到了她对于瞬间印象的描写，我感觉照片本来就是瞬间性的凝固，是一个时间的空间化，所以她确实把照片作为一个最主要的记忆载体，而且照片是她开启叙事非常重要的索引，所以每一个年代都是用影像隔开的，给我们一种在家庭内部看老照片的感觉。老照片有属于自己的讲述历史的方式，更关注民间的、跟我们日常生活相关的东西，而且是比较碎片化的，但是细节又非常丰富。所以我感觉她从照片引发的集体回忆的这种感觉是非常有特色的，让我们感觉好像是在阅读一部影集。而且她是非常有技巧性地没有把真正的照片实物拿出来，只是描写给读者看，所以读者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自我投射，觉得是在讲那个年代的家庭故事，所以这个照片我觉得首先在里面占有时间，分隔，有记忆坐标的作用。照片有时候是她写作的一个模板，她其实想复现一下脑海中瞬间性的印象，所以她是以照片的形式来书写的，我觉得这也是她写作一个非常强烈的特色，她其实非常重视这种场景性的、瞬间性的东西。

照片，尤其是在埃尔诺的第一部作品《位置》中，是她把自己抽身出来，以外部视角观察父母的很好的社会性工具，就像田野调查一样。她利用老照片，观察父母日常生活的衣着打扮、审美取向，比如说穿什么衣服、留什么发型、穿什么鞋，包括拍照姿势。包括她反观自己的时候用的是非常外部的、客观性的、就像观察照片的这种视角，所以我感觉照片有强调客观性写作的作用。而且她用了一些布尔迪厄的理论，她确实对社会学理论感同身受，照片给了她鲜活的样本可以进行研究，确实对她的写作是有非常大的作用。埃尔诺最近参加了一个电影节，把自己的老照片制成电影播放给观众看。所以我感觉她其实是想用照片再来做一些文艺方面的创作，不满足于文学层面的创作，可能想更多地涉猎一些其他的跟影像有关的艺术创作。

埃尔诺是怎么从照片上非常个人的历史过渡到一个群体化的，甚至跟她阶层有关或者跟她那个年代的人群有关的记忆？我感觉她其实某种程度上来讲重塑了观赏老照片的语境，就是家庭内部观赏老照片时我们会回忆到照片拍摄的年代，然后会回忆到一系列跟那个年代有关的记忆承载物。因为记忆本来是无形的，或者说它需要一个载体。所以我觉得她在自我历史化的同时还把那些能够承载大众记忆的东西历史化，尤其是模糊了有识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她出身底层阶级，对大众文化其实是有跟她的出身相关联的关注，小时候唱很通俗的歌曲，阅读很通俗的杂志。等她跨越到小资产阶级以后，她始终对底层的文化喜好和取向有强烈的关注。所以她不仅写了小资产阶级欣赏的古典音乐、品位比较高的艺术电影，她还写了大众文化的可能会引起老百姓共鸣的一些记忆承载物，比如说一些通俗歌曲。所以我感觉她在两个阶级当中的游走给了她一些优势，她可以融合两个不同层级的文化取向和趣味性，这是她能够引起法国大众共鸣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所有人应该都能产生共鸣，因为他们的文化取向都在里面，这是一个文化的接口。

讲座主题

埃尔诺：书写人生

活动时间

10月20日（星期四）19：00—21:00

主讲嘉宾

陆一琛

北京大学文学博士，巴黎索邦大学文学博士，苏州大学法文系副教授，在《外国文学评论》、《文艺理论研究》、《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等CSSCI索引刊物上发表文章数篇，另译有《绿眼睛：杜拉斯与电影》，研究方向为法国现当代文学与视觉艺术。

讲座简介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揭晓，法国女作家安妮·埃尔诺凭借《悠悠岁月》获奖，以表彰她“以强大的勇气与敏锐的洞察力揭示了个人记忆的根源、人与人的隔阂和集体性的约束”。她经过充分思考和推敲，用自己创造的名为“无人称自传”的新体裁，写出了被称为“社会自传”的杰作。每个年龄段的读者都能在她的小说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或者是生活的痕迹，并引发不同语种读者的广泛情感共鸣。她把自己作为方法，凝视普遍的女性命运，成为继波伏瓦和杜拉斯之后最有影响力的法国女性写作代表。

苏州大学的陆一琛老师将为我们介绍诺奖作家安妮·埃尔诺的写作轨迹，探讨安妮·埃尔诺作品的体裁、主题和独特的语言风格，以及安妮·埃尔诺写作的政治意义。让我们一起来了解安妮·埃尔诺的写作人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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