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话差一票成国语的传说与真相：试与唐晓峰教授商榷

3月9日的“澎湃新闻·私家历史”栏目刊登了北京大学唐晓峰教授所著的《南方为何多方言》一文，笔者读后，心里有几分疑惑。作为一个平素对方言颇感兴趣的非专业研究者，对其中的一些观点并不能苟同。《南方为何多方言》一文选自《给孩子的历史地理》中《乡音难改》一节，出于严谨起见，笔者购来此书，细读之后颇有启发，但有几点仍欲与作者商榷，并请教于方家。

“国语”之争

首先，《乡音》一文提到，“据说民国初期，很多议员来自广东，提出用广东话来做官方的标准口音”云云。此说在网上流传颇广，有人就据此演绎出“广东话差一票成国语”的段子。实际上，“____话差一票成国语”几乎是网上随处可见的选择题了，空白处的地名，绝不限于广东一地。

但这些终究只是“据说”而已，拿不出什么证据（因为本来就没有）。

实际情况究竟是怎么样的呢？追根溯源的话，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1年6月，清政府学部中央教育会议开会通过了“统一国语办法案”。这标志着在官方层面，“国语”正式取代此前广泛使用的“官话”一词成为汉民族共同语的代称（清代原来的“国语”指“清语”即满语）。这个会议决定，“各方发音至歧，宜以京音为准”，也就是宣布以北京音为标准音，没广东话或者其他方音什么事了。当然这句话后面也有个尾巴，所谓“京语四声中之入声，未能明确，亟应订正”。这里就要解释一下，所谓“四声”即“平上去入”，有个很好记的例子，即“天（平声）子（上声）圣（去声）哲（入声）”。随着语音的演变，清代北京话里已经没有入声，口语里派入平上去三声，这就是“未能明确”的来历。

这个“统一国语办法案”通过才大半年，宣统就退位了。“统一国语”的任务自然只能留给后来的中华民国来完成。民国新建，蔡元培被委任为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总长。临时政府北迁以后，1912年7月蔡元培组织临时教育会议，讨论教育事宜。12月，教育部据此由专门教育司筹设“国语统一进行办法”，特开设“读音统一会”。

这个“读音统一会”是历史上第一次以投票的形式决定“国音”。诸多“差一票成国语”的段子大抵从此衍生而来。但实际情况又是如何呢？1913年2月15日，读音统一会开会，是日到会者共44人。照议事规则用记名投票法选举吴稚晖为议长（29票），王照为副议长（5票）。初步考虑审定国音办法是：先依清代李光地的《音韵阐微》各韵（合平上去，入声另列）的同音字，商定其应读之音，而用会中预备之“记音符号”注于其上。

“读音统一会”有没有争议？有的（但跟广东话没有关系）。最大的争议是吴稚晖希望保留传统韵书里的13浊音声母，照他半开玩笑的话说，是“浊音字母雄壮，为中国之元气。德文浊音字多，故德国强盛；吾国不强，因官话不用浊音之故。”由于吴稚晖是无锡人，无锡话（和其他吴语）正好保留了浊音，所以日后王照就说他是“阴怀以苏（吴）音为国音之主义”。从吴稚晖后来在“国语运动”中的表现看，王照的指责颇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

结果，在“读音统一会”上，“古音、今音、南音、北音，闹个不休”，但是“总没有一个满意的混合，以后闹得时候太久了，就勉强求一个结果……用多数表决法（每省代表一票），审定了几千个字音”。这就是后来在1921年公布的《教育部公布校改国音字典》，也就是所谓“老国音”。它实际上是个以北京音为主并杂糅了其他音（主要是保留入声）的混合音系，毕竟连吴稚晖都是承认“北京音”在形成“国音”中占有特别地位（国音“什九以上”与京音暗合）。

“投票定国音”的经过就是如此，各种版本的“差一票”段子都是子虚乌有的事情，除了满足当地的口音优越感之外，与实际历史实在相差太远了。

谁是古音

第二个问题，其实与上面有一些关联。大凡谓之“差一票成国语”的地方，往往另有一种迷之自信，即“中原古音在我处”。譬如《乡音》文中里也提到：“（客家人）他们的讲话与周围人不一样，一直保留有中原古音。”

这个观点实在是大可推敲的。“古音”本身就是一个含糊的概念。譬如唐代晚期的胡曾就写过一首《戏妻族语不正》，“呼十却为石，唤针将作真。忽然云雨至，总道是天因”，这种“语不正”的唐代方言，究竟算不算“古音”呢？同样是唐代的李涪甚至批评过《切韵》“舅甥之舅则在上声，故旧之旧则在去声”。照这个说法，就连《切韵》这本隋唐时期科举考试的官方韵书也算不上“中原古音”了，着实也是滑稽。

就今天的客家人/话而言，其分布很广泛，但以粤东闽西为集中，粤东的梅州话通常被视为客家话的代表。稍微观察一下地图就可以知道，客家话分布地带的西面是粤方言区，东面是闽南方言区。故而闽赣粤边山区被人们习惯称为“客家大本营”。考察史籍，客家人到来之前，“凡膏腴之地，先为土著所占据，故客家所居地多贫瘠”，换句话说，客家人“迟到”了，所以他们居住的地方，都是些别人不要、或没有征服的贫瘠的丘陵和山地。在封建时代的旁系汉族的眼里，这些“客家人”根本连汉人都算不上，以致在书写时，为“客”加上一个“犭”的旁边。

这当然是一种侮辱性的做法。但话也说回来，今天的客家话与闽、粤方言完全无法通话，何以见得后面这些土著说的方言就不是“中原古音”呢？福建人的家谱，难道不是与客家人一样都自称来自中原么——如今十部福建的族谱，倒有九部说自己祖上来自河南光州固始，仿佛晚唐王审知入闽之前，这里是无人区一样。说粤语的广府人不是也有一个“珠玑巷（系古代五岭南北梅关古道的必经之地）”情结么，如据民国《新会乡土志》称：“综查各谱，其始迁境之祖，皆唐以后人，至宋度宗咸淳九年（1273年）由南雄珠玑巷迁至者约占全邑氏族之六七焉。”当然，清人郑昌时比较广东方言时确实说过，“潮一音仅方隅，其依山而居者，则说客话，而目潮音为白话……而客音去正音为近”。不幸的是，这里说的“正音”，不是“中原古音”而是当时的“北方官话”的意思……考虑到郑昌时本人就是潮州人，他的这番话算得上是对客家话的明粉实黑了。

实际上，韵书里的“中原古音”不仅在客家话里有，在粤方言、闽方言，甚至吴方言与北方话里都不同程度有所保留。譬如，传统韵书里的36声母，到了闽、粤、客方言里都要打个对折，反而是吴方言保留最好（上海话有28个声母）；入声的辅音韵尾（-p/-t/-k）在闽南话、客家话和粤方言里比较完好；普通话的“你”和“他”也同样保留了中古念法，按照语音规律演变的话两个字就应该读成“尔”与“佗”了。反过来，古代韵书里不同音的“狗”、“九”、“酒”、“走”，在普通话里变成“九酒”同音，广州话里却是“狗九”、“酒走”两两同音，以此观之，不过半斤八两，争辩谁是中原古音，实无意义——各方言都有保留，也都有与韵书不合之处。所争论者，无非是以己之长击彼之短，类似“田忌赛马”而已。

权威的来源

毋庸置疑，方言分歧，自古亦然。《礼记》就有记载：“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唐代的陆德明在《经典释文》里也说“方言差别，固自不同，河北江南，最为巨异”。就全国而言，为了各地口头交流的需要，从上古时代起，汉语就有着共同语的存在，《论语·述而》篇载：“诗书执礼，孔子皆用雅言，不用齐鲁音。”所谓“雅言”其实指的就是在周代比较通行的民族共同语，而“齐鲁音”指的就是齐鲁一带的地方方言。

至于在一个小区域内，有些土语则会成为区域共同语。广州话之于粤语，梅州话之于客家话皆是如此。《乡音》一文里同样提到“随着都市行政区划归属的变化，时髦的权威土语也会变化……明朝的时候，上海只是一个小城镇，其行政中心在嘉兴，嘉兴话在上海是最时髦的、最体面的口音。到清代，上海归苏州管，于是苏州话变成最体面的”。

但这段话偏偏是错的。明清两代，上海县都隶属松江府，何来先归嘉兴管，后归苏州管之说？这个低级错误实在是应该避免的。

话说回来，《乡音》里的这段话倒不是没有出处。明代正德《松江府志》记载:“府城视上海为轻，视嘉兴为重。”到了清代的《松江府志》里，这个说法已经变成，“府城视上海为轻，视苏州为重”。既然明清之际上海的行政区划没有发生变化，这样的变化是怎么发生的呢？

原因可能是文化而非行政区划上的。从明代中后期开始，苏州成为江南地区经济、文化中心，也是全国货物集散、转运和信息交流的重要中心。万历年间的浙江临海人王士性评论道，“苏人善操海内上下进退之权，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当时苏州的文化影响远远溢出了行政区划边界之外。在嘉兴，康熙时当地人马寿榖诗谓：“女郎十五学梳头，长髻新兴掩镜羞。古板阿婆如动问，低低答应是苏州。”浙江山阴（绍兴）人张岱更是抱怨，“吾浙人极无主见，苏人所尚，极力摹仿。如一巾帻，忽高忽低；如一袍袖，忽大忽小。苏人巾高袖大，浙人效之；俗尚未遍，而苏人巾又变低，袖又变小矣。故苏人常笑吾浙人为‘赶不着’……”这与近代上海民谣之谓“刚刚学来七分像，上海又换新花样”确有异曲同工之妙。

语言随着文化而传播。到清初，各地梨园演出，人称“无论在南在北，在西在东，亦无论剧中之人生于何地，长于何方，凡系花面脚色，即作吴（苏州）音”。根据邓云乡先生在《红楼风俗名物谭》里的说法，甚至清代的北京人，也是“衣着讲南式，园林效苏杭，一说南方人，便受人另眼看待；能听懂南方话，也觉十分得意”。帝都如此，于苏州近在咫尺的上海地区自不待言，嘉靖年间，原籍松江府华亭县（今上海松江区）的士人何良俊一方面坚持“吾松不但文物之盛可与苏州并称，虽富繁亦不减于苏”，一方面也不能不承认“今则萧索之甚，较之苏州，盖十不逮一矣”——两者显露的矛盾心态可能正是发生在松江府方音从“视嘉兴为重”到“视苏州为重”的转折时期。

即使在上海已然开埠多年，经济地位早已越过苏州的清代晚期，姑苏文化的余韵仍旧弥漫在十里洋场之上。清末朱文炳描写上海风情时就说，“各处方言本自由，为何强学假苏州。”甚至按照晚清《海陬冶游录》的记载，娼妓“以苏常者为佳，土著次之，维（淮）扬江北，又其次也”。在近代上海的高档青楼，即使其他籍贯的妓女，要想提高自己的身价，也必须学一口苏州话，否则就不能在风尘业界立足。近代沪上“老中医”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里，就回忆自己曾经遇到一个广东妓女名曰肖红，“但能说一口软而且糯的苏州话”。滑稽的是1949年之后陈存仁赴港定居，居然意外遇见同在香港定居的肖红早已“嫁得一个大商人，归宿很好”，至于昔日在青楼的“前事一句都不承认”，甚至“开口都操广东语，苏州话只当不懂”，这当然也是不难理解的。

总的来说，《乡音》不失为一篇佳作，但于细节之处，作者若能精益求精，恐怕更好，毕竟这是“给孩子的历史地理”，若失于误导，岂非憾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