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旗下的青春｜吕其明：一心为民谱新曲

【编者按】

在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之际，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机关青年发起第二期“党旗下的青春”初心寻访活动，走访上海宣传思想文化战线20余名老党员、老干部、老专家，在跨越年代的对话中感悟初心使命，在老一辈的峥嵘故事中汲取奋进力量，脚踏实地、善作善成，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共同奏响“青春心向党，一起向未来”的澎湃和声。

即日起，澎湃新闻将陆续推出第二期“党旗下的青春”初心寻访系列稿件，追忆风华岁月，重温初心故事。本篇聚焦“七一勋章”获得者、红色音乐家吕其明。

吕其明   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

【人物简介】吕其明，“七一勋章”获得者、国家一级作曲家、离休干部。生于 1930年5月，1940年5月参加新四军，1945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吕其明10岁随父参加新四军，15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新中国培养出的首批交响乐作曲家、电影音乐作曲家，为《铁道游击队》《白求恩大夫》《城南旧事》等200余部（集）电影、电视剧作曲，同时创作了管弦乐序曲《红旗颂》、交响诗《铁道游击队》、交响组曲《使命》（合作）等10余部大、中型器乐作品以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大实话》等300余首不同体裁和形式的声乐作品。吕其明曾获中国电影音乐终身成就奖、“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特别贡献奖、第8届中国音乐“金钟奖”终身成就奖、第6届“上海文学艺术奖”终身成就奖、第10届中国金唱片奖最佳创作奖等荣誉。

吕其明

2021年6月29日，“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91岁高龄的吕其明伴着自己谱写的《红旗颂》步入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受勋。现在回忆起那个特殊的时刻，吕其明依然激动不已，数度哽咽。“当我进入人民大会堂的那一刻，当《红旗颂》响起的那一刻，我深刻感受到，没有党的培养，就没有我今天的一切。”吕其明从未忘记自己的入党初心，坚持将自己的毕生精力献给人民音乐事业，用自己最大的努力回报党的恩情、回报祖国和人民对他的培养，也因此铸就了他“人民音乐家”的鲜明底色。在吕其明心中，“人民”二字有着非同寻常的分量，这与他的人生经历密不可分。

吕其明的父亲吕惠生

革命道路上的“领路人”

“我的革命的领路人是我的父亲，吕惠生。”——吕其明 

吕其明的父亲吕惠生年轻时追求三民主义，亲身感受到社会黑暗与国家落后的他曾想过要走实业救国之路，并加入了中国国民党。1926年，吕惠生于北京大学农学院毕业回到家乡无为，在之后的十多年岁月里，他目睹了北伐战争中途夭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归于失败；目睹了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目睹了“九一八”事变后，国是日非，民不堪命。1936年，已对国民党绝望的吕惠生愤然退党，他开始办报纸、办学校，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渐渐与活跃在当地的共产党和新四军有了接触，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积极为新四军募集弹药粮饷，支援抗日。1939年开始，国民党政策重点由对外抗日转移到对内反共，吕惠生成为了国民党的眼中钉。

1940年，吕惠生提前从地下党处得知国民党当局准备逮捕自己的消息，连夜带着妻子和四个儿女投奔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到了新四军淮南根据地不久，吕惠生就被分配到抗日根据地仪征县当县长，而年幼的吕其明则与母亲和其他兄弟姐妹们一起留在了抗日根据地的中心区——半塔集。

有一天，新四军二师抗敌剧团为了排演三幕歌剧《农村曲》而到集里物色小演员，一眼相中了正与小伙伴们嬉戏打闹的吕其明，随后径直来到吕其明家中劝说他的母亲，希望能让吕其明参军到剧团工作。吕其明的母亲是一位知识妇女，认为参军是好事，但又顾虑孩子太小，舍不得，于是提议征求吕其明父亲的意见，远在仪征的吕惠生很快表了态“让孩子们到革命的大熔炉中锻炼，是好事嘛。”就这样，年仅10岁的吕其明和他12岁的姐姐一起参加了新四军，在父亲的带领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播下音乐种子的“园丁”

“可以说贺老（贺绿汀）是我的启蒙老师，领着我走上了音乐的道路。”——吕其明

吕其明与自己心爱的小提琴

1942年春的一天，抗敌剧团团长让大家一起到村头去迎接一位音乐家。吕其明远远看见一个人走来，他清瘦身材，身着蓝布衣服，身后跟着一个饲养员牵着一匹枣红马，马上挂着一个小提琴盒子，非常引人注目。这位音乐家便是贺绿汀先生，本欲取道敌后根据地去往延安的他，由于道路封锁，暂留抗敌剧团指导工作。这对于喜爱音乐的吕其明而言无疑是个大好的学习机会，在之后的三个月里，他和大家一起跟着贺绿汀学习识简谱，学唱贺绿汀创作的《胜利进行曲》、《垦春泥》、《游击队之歌》以及《1942年前奏曲》等作品。

一天晚上，皓月当空，寂静的夜里传来一阵琴声，吕其明循声找了过去，看见贺绿汀在一棵大树底下拉小提琴，为免打扰，吕其明选择静静坐在十几米外，沉醉于这美妙的音乐之中。

一曲弹罢，贺绿汀回头发现了吕其明，便与这位喜爱音乐的孩子攀谈了起来。“他问我喜欢音乐吗？我说，我喜欢。他便鼓励我好好学琴。”与贺绿汀这三个月的相处，在吕其明心中种下了音乐的种子，而他也选择沿着贺绿汀的音乐创作道路走下去，那是一条创作受人民群众欢迎的、让群众听得懂且易于接受的音乐作品的道路。

助人成长的“大课堂”

“我在部队学到的比课本上学来的要好得多，都是课本上学不来的。”——吕其明

吕其明（一排左二）在抗敌剧团

 在吕其明看来，革命的部队就是一个“大课堂”，特别是在文工团这样一个“大课堂”里，他不仅学习文化知识，也接触音乐、演戏、唱歌、跳舞……时至今日，回忆起当时的成长环境，吕其明依然觉得非常美好，无比怀念，“可以这么说，我是在党的呵护下，在党的培养教育下，在大哥哥、大姐姐们的照顾、关怀、帮助下成长的。在我这样一张白纸上，党在那儿画美丽的图画。”

在这个“大课堂”，也有难忘的经历。1943年春，日军为保障长江航运和淮南铁路交通运输安全，纠集部队突袭新四军第7师师部所在的皖中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即巢县（今巢湖市）、无为地区。吕其明和所在部队当时正在师部驻地附近，得知日军集中兵力要进行扫荡，各支队伍马上行动起来，在夜幕掩护下列队出发，设法和师部会合。

当时下着瓢泼大雨，黑夜里更是伸手不见五指，部队领导让大家把绑腿解下来，连成一根长绳，大家一起拉着这根长绳摸索前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不让一个人失联，就这样走了一夜。快到天明的时候，终于接近了师部，师部驻扎在银屏山的山坳，周围大山环抱，彼时已被敌人包围。

吕其明看到山头上警卫团正跟日军展开肉搏战，看到敌人的飞机在头顶盘旋扫射，看到离自己五米远的同志腿部中弹负伤，形势非常紧张。千钧一发之际，敌人的包围圈被警卫团打开了一个缺口，在领导命令下，文工团分成了几个小组借着这个缺口突围下山。吕其明所在的小组撤退到了山脚下一个小村庄，村里不过十几户人家，当地是游击区，老百姓对新四军不甚了解，对于这支突然出现在村里的部队非常害怕，经过一番解释工作，村里百姓最终接纳了他们，引导他们去后山山洞藏身。

大家在洞里待了7天7夜，渴了用茶缸接雨水喝，饿了晚上摸黑下山到老乡家里用皮大衣换锅巴、地瓜吃。终于，伴随着远处零星的枪声，老乡带来了好消息，鬼子撤退了。事后通过老乡的叙述大家才知道，这七天里，鬼子和伪军曾经两次来到这个村庄，用枪顶着老乡质问山上有没有新四军，哪怕生命受到威胁，老乡始终未曾说出他们的藏身处。

这件事让吕其明深受触动，“如果没有这些群众保护我们、掩护我们，我今天就不可能坐在这儿了。在战争年代，我们党、我们的军队和人民群众，是鱼水关系。鱼离了水，就活不成了。所以我们要继承这个优良传统，不能脱离群众。”

1944年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与“兄妹开荒”“夫妻识字”等一个个来自延安的优秀文艺节目一起被传播到了根据地，吕其明所在文工团的团长提出要编排一部既能适应抗战需要又能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广场剧——《送郎参军》。该剧仅有男青年和小媳妇两个角色，而吕其明被安排扮演小媳妇，“我可是个男子汉啊，怎么能演个小媳妇”，已经在部队摸爬滚打了四年的“小男子汉”显然难以接受这个角色。

这时，比吕其明大两岁且已经入党的姐姐做起了他的思想工作，“你不是也要求入党么，让你演个戏都不行，那你怎么把你的一切献给党啊？”这句话点醒了吕其明，最终他服从了组织安排，接受了这个任务。广场剧一经上演，反响热烈，吕其明的扮相和演出深受战士和乡亲们的喜爱。这件事也让吕其明明白了一个道理，“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老百姓喜欢什么你就应该给他什么。”

始终不变的“为民”初心

“入党的时候我就确定了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文艺观，通俗地讲，就是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吕其明

吕其明在创作音乐作品

 1945年，“八一五”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为了争取和平而做出让步，撤出皖中等根据地，吕其明的父亲吕惠生在撤离途中遭叛徒出卖，不幸被捕，于同年11月英勇就义。父亲的牺牲令吕其明悲伤不已，但也让他倍感自豪，尽管父亲没有给他留下任何物质意义上的遗产，但却留下了令他受益终生的巨大精神财富，也为他指明了前进的方向。

父亲牺牲的那一年，在组织的培养、部队的教育和艰苦生活的锻炼下，年仅15岁的吕其明和两位战友一起，在老乡家里，油灯下，面向自制的党旗，庄严宣誓，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起，吕其明就下定决心，要拿起“音乐武器”为党、为祖国、为人民服务。在吕其明看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而必须落实到行动上，干哪一行就要热爱哪一行，就要把哪一行干好。

于是，在进入华东军区文工团以后，吕其明便开始专注于音乐创作。转业以后，他来到了电影制片厂，正式开始了电影音乐创作生涯。其代表作《红旗颂》自问世以来，可谓久演不衰。

1965年，还是一位后辈的吕其明在贺绿汀、丁善德、孟波、钟望阳、黄贻钧、瞿维等一众前辈的热情鼓励下，为即将举行的“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赶写一部名为《红旗颂》的管弦乐作品。这道“命题作文”时间紧、任务重。但吕其明明白，音乐创作是自己职责所在，“前辈们如此信任我，我唯有一搏，才能不负所托。”

吕其明追求自己的作品能为最广大的群众所理解，所喜闻乐见，他将自己对共产党、对新中国的热爱之情谱入旋律，创作时的他想到了自己在战斗中亲眼目睹英勇的战士们前赴后继扛起红旗冲上高点，在红旗指引下从胜利走向胜利；想到了自己走在国庆节天安门大游行队伍中，举起旗帜高呼口号热泪盈眶，正如中国人民以巨人的步伐不可阻挡地向前迈进；想到了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广场升起第一面五星红旗时，中国人民对红旗的热爱和对胜利的喜悦。当然，光有这些思想感情的酝酿和积累是不够的，还需要拿起“音乐工具”，运用专业的技术和技巧，将这些思想情感表现出来。

吕其明选择国歌首句的旋律作为《红旗颂》的主导动机，并从头到尾贯穿使用，象征红旗永远高高飘扬，接着以颂歌性的“红旗”主题与主导动机相呼应，表现开国大典举国欢庆胜利的宏伟历史场景。受益于音乐学院7年专业学习所掌握的作曲技术，仅仅用时一周，他就完成了首版《红旗颂》，并在“上海之春”国际音乐节上公开首演。之后的半个多世纪，精益求精的吕其明仍在对这部作品一个和声、几个音符不懈地雕琢，直到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经多次修订的《红旗颂》才最终定稿，“我将自己的人生与共和国70年一起写成了歌。这是我送给新中国成立70周年的礼物，祝愿我的祖国永远繁荣富强。”

吕其明

时至今日，92岁的吕其明仍在创作新的作品，他希望在有生之年拿出更多人民群众喜爱的音乐，也期待着与当代青年一起奋斗，共同努力。

“我是非常羡慕你们的，因为你们生逢盛世、肩负重任，你们应该大有作为，也可以大有作为。毛主席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吕其明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