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浮梦录︱风起时：“Chinoiserie”与禁令

【按语】

中美相隔万里，两国于18世纪末开始的交往被称作世界上最年轻的帝国和最古老的帝国之间的相遇，而双方也曾经对彼此有过梦幻式的美好读解。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美交往日渐增多，中美关系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引人瞩目的双边关系，这是历史的大趋势。本专栏以“中美浮梦录”为题，旨在从历史的角度以及全球史的视角，来观察两国关系史上的一些经常被人所忽略或者关注不多的方面，丰富我们对两国既往交际的理解。本专栏所述，虽尽量博采众家之长，仍免不了是一家之言，所述之处，难免挂一漏万，敬请读者自鉴。

1296年，刚从中国元朝回国不久的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1254-1324年），在对热那亚的战争中被俘，关进了热那亚的一所监狱，并结识了来自比萨的狱友鲁斯蒂谦（Rustichello）。作为一个热情澎湃的浪漫主义作家，鲁斯蒂谦把马克•波罗对他描述的来往中国的见闻写了下来，很快成为畅销欧洲的书籍，即《马克•波罗游记》。在马可•波罗的描述中，中国是一个欣欣向荣、人烟稠密且安定有序的地方，这对于正在四处开展贸易的欧洲人而言具有不可抵挡的诱惑力。到中国去，成为了很多人的梦想。

差不多二百年以后，欧洲诸国仍旧在继续热切地寻找着和东方国家进行贸易的途径。扬帆抵达“东印度”（the East Indies）并与之进行贸易，成为当时一批冒险家的奋斗目标，也是各国王室争相资助这些冒险家进行海外探险的动力。这群冒险家中包括克里斯托弗•哥伦布 （Christopher Columbus，1451-1506年），而哥伦布恰恰出生于当初马可•波罗和鲁斯蒂谦同狱共济的热那亚共和国。最终，哥伦布获得了急切希望推动与东方贸易的西班牙国王的支持和赞助，并于1492年踏上了前往东印度的第一次远航。

根据后来历史学家们的研究，哥伦布的船队在成功越过了大西洋之后，于1492年10月12日凌晨2点钟，抵达了现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礁岛群东南方向的巴哈马群岛的一个小岛，日后被称为萨尔瓦多岛（San Salvador Island）。哥伦布麾下的西班牙船员们发现岛上的树木、植被都很奇特，而且岛上说着他们根本不懂的语言的原住民让他们更为惊讶，这是他们完全没有想到的。对他们而言，这是一个新的种族，从古希腊希罗多德（Herodotus）到马可•波罗的旅行记载中都没有提到他们。问题是，这些人是中国人吗？这个地方是不是中国？还是距离中国很近了呢？哥伦布们一头雾水。

哥伦布自己打心眼里希望称呼岛上的土人为“印度人”，而且这些土人里面有一些看上去好像真的会把他和他的船队引领到“日本”（Cipangu）或者“中国”（Cathay）去一样。这些土人带领哥伦布穿过巴哈马到了古巴的西北部，在这个地方，哥伦布派遣了手下的阿拉伯翻译官登上陆地去拜见一位部落首领。西班牙人称呼这一带的部落首领为“卡西克”（cacique），而哥伦布自己认为这个卡西克就是“中国皇帝”。但是，连哥伦布自己也发现，岛上的由茅草棚组成的村子实在难以和马可•波罗觐见忽必烈大汗的元大都相提并论。他很快意识到，自己找错了“中国”。但此行的发现也足以振奋人心，所以船队在1493年3月15日返回西班牙港口的时候受到了英雄般的欢迎。

这一事件，即现在美洲历史上大书特书的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势力迅速扩展到了这一地带。让哥伦布引以为憾的是，他的新航路“发现”的“东印度”，并非真的印度和日本，更不是马可•波罗笔下那令人神往的中国。从哥伦布和西班牙国王开辟东方国际贸易之路的动机上看，这其实是一场南辕北辙的失败生意；但从扩展海外市场、夺取殖民地以及自然资源和拓展奴隶贸易等的角度而言，却是无心插柳的成功一举，并且逐步影响到了世界历史的走向。

此后的一百年间，欧洲诸国对亚洲的远航和大宗贸易取得了实质性突破，各国在17世纪上半叶纷纷成立了旨在开展亚洲贸易的“东印度公司”（East India company），而其中的“东印度”的叫法恰是这种延续多年的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情结的体现。英国最早于1600年成立东印度公司（British East India Company，1858年解散），其贸易范围囊括了大西洋和印度洋海域。荷兰紧随其后，于1602年成立了自己的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1799年解散），并于1621年成立了西印度公司（Dutch West India Company，1674年解散）。法国于1664年组建东印度公司（ French East India Company，1794年解散），瑞典也于1713年组建了东印度公司（Swedish East India Company，1813年解散）。欧洲诸国的王室、贵族和民众，开始广泛地通过各路东印度公司来了解遥远的“东方”，而这种理解又是以来自东方的茶叶、丝绸、瓷器和漆器等物品为中介来进行的，于是本土资本、洲际贸易和对他者的知识构建开始紧密结合在一起。

各国东印度公司纷纷成立之时，中国正逐步由明清鼎革进入清朝前期，在欧洲商人麋集的广州、澳门华南一带，社会相对稳定，中外贸易也在康熙皇帝于1680年代解除海禁之后迎来了自明清鼎革以来的空前繁荣。欧洲东印度公司的商船连帆进出珠江口，源源不断地将中国的丝绸、漆器、瓷器和茶叶以及东南亚的香料等货物贩运回欧洲大陆，进而转卖到各国殖民地，将欧洲、非洲殖民地、美洲殖民地和中国、日本以及印度等国家紧紧联系到了一起。当时的欧洲还没有掌握制造漆器和瓷器这些精巧商品的流程工艺，所以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易实际上左右着欧洲奢侈品消费市场，而中国的制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始大兴于欧洲诸国。

在欧洲商人热心于从中国和所谓东方市场上获取利润的时候，欧洲的传教士却热切地希望将中国变为奉教之国。15世纪以降，随着欧洲海外贸易航路的开辟，越来越多的传教士踏上了前往中国传教之路，最早的一批是耶稣会士。欧洲诸国对中国人及其生活方式充满了好奇和向往，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取决于到中国传教的耶稣会士群体对中国形象的描绘。

耶稣会士最早进入中国，可以从明朝末年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Matteo Ricci, 1552-1610年）算起。利玛窦在中国传教采取因地制宜的手法，同时也走先影响饱学之士和政府官员然后渐次由上而下教化民众的路线，他本人也学孔孟、着儒装、戴儒帽，和徐光启等中国朋友打成一片，终于得以立足。为了推动教化中土的大业，在华耶稣会士在发回欧洲的报告和信件之中，都把中国描述为一个崇尚哲人的伟大国度。利玛窦曾经热情洋溢地介绍中国说：“虽不能说在这个国家里的贤哲都是君王，但至少可以确定地说君王都拜服在贤哲脚下。”就这样，中国在耶稣会士类似的笔触之下成为一个睿智、饱满的理想国度。

利玛窦被视为近世赴华传教的先行者，嗣后大批传教士接踵而至，包括汤若望（Johann Schall von Bell，1592-1666年）等人。他们大多数聚居在北京，且明清鼎革之后获得了清廷的认可和支持，遂能继续留在北京，一边通过天文历算等近代欧洲科学技术服务于清廷，一边逐步通过获取清廷的支持实现其自上而下的传教目的。

耶稣会士在华传教本初是受葡萄牙国王允许的，传教士大部分来自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德国和荷兰等地方。到了1684年，法国国王路易十四（Louis XIV，1638-1715年，1643-1715年在位）为了打破葡萄牙的这种控制，派遣了六名传教士到中国去，包括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2年）、张诚（Jean-François Gerbillon，1654-1707年）等在内，而白晋和张诚二人都成功留在了康熙皇帝身边，并且创建了法国在华传教区，与葡萄牙分庭抗礼。1693年，康熙派遣白晋为特使返回法国。1697年白晋回到巴黎，带回了43张精美的版画，描述中国的皇帝、大臣官员和妇女的服饰、神态，其黑白线条的原作经过法国画家皮埃尔•吉弗特（Pierre Giffart, 1643-1723）复制并添色后，一起合并出版，取名《图片中的现代中国》（L'Estat présent de la Chine en figures）。这本书大受欧洲读者欢迎，图画上流露出来的中国妇女的温婉阴柔及其服饰的美轮美奂，更让欧洲人为之陶醉。这本书也进一步激发了更多的人要去中国传教的热切希望。

然而欧洲对中国的了解开始变得晦涩起来，也恰恰始于此时。当时，中西之间开始发生围绕中国传统的祭祖祭孔等礼仪是否与教会礼仪相符合的礼仪之争。这场中西宗教礼仪之争，在中国一侧基本上结束于康熙五十九年年末，以康熙皇帝决定禁止西洋人在中国行教为标志（康熙五十九年对应的西洋年份是1720年，但康熙朱批的时间实际上已经进入阳历1721年1月份），耶稣会以及其他教派在华传教事业急转直下，利玛窦曾经预想的美好蓝图化为乌有。1742年，本笃十四世（Benedict XIV, 1740-1758年在位）发布教令，正式禁止在华教士讨论礼仪问题。随着在华传教事业陷入低谷，欧洲对中国的美好描述大量减少，整体评价也开始转向，中国由一个贤哲治理的理想国度转变为一个腐朽、停滞、柔弱和狡诈的垂死帝国。

屋漏偏逢连夜雨，此时欧洲逐步兴起来的启蒙运动，将在华耶稣会士们积几十年之功所描绘的美好的中国形象，再加进一步地颠覆。在启蒙运动的影响下，欧洲出现了一股抵制中国货品的新的思潮，它将来自中国的东西视作是女性化的、阴柔的、刻板守旧缺乏变化的古董之作，而更为致命的指责则来自于知识界。启蒙运动的中流砥柱、法国思想家孟德斯鸠（Montesquieu，1689-1755年），在同期的经典作品中第一次将欧洲很多人无限向往的中国划入“专制主义”（despotism）之列，并根据他对中国的了解而做了阐发，指出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皇帝个人具有生杀予夺的大权，等等，而反对专制主义、特权主义等等乃是启蒙运动的一面大旗。在此之后，欧洲对中国的认识开启了历史性的剧变。

启蒙运动作为逐步兴起的思想潮流，在当时并未对欧洲诸国的上层社会对中国货品的喜爱产生根本的影响；相反，孟德斯鸠本人所在的法国，其国王路易十四等仍旧对来自中国的东西欣赏有加。路易十四是一手把巴黎建成欧洲时尚之都的君王，在他长达72年的统治之中，法国最终取代了西班牙成为了欧洲和全世界的时尚之首，可以说直到今天法国仍旧受惠于这一转变。当时为了刺激本国经济发展，路易十四在本国开建大批的工厂生产奢侈品，并鼓励法国人购买本国商品，还曾强迫自己的儿子把一件非法国产的衣服烧掉了。其实，这个曾自封“太阳王”的君主自己却拥有很多来自中国的物品，而且他拥有得更多的，是法国仿制的带有中国风格的物品，也就是乍一看很有东方异域情调的手工艺品。

1836年，法国剧作家巴尔扎克（Honoré de Balzac，1799-1850年） 在小说《禁令》（L'interdiction）中，第一次把那些具有中国风情的手工艺品称作是“chinoiserie”。Chinoiserie是一个法语阴性词汇，发音类似“新-哇-则-嘿”，通常译作“中国风”，即以欧洲视角来理解和布置出想象中的中国风格的做法。中国风最早是由远航到中国广州等地域贸易的欧洲商人、旅行家们带回欧洲的，而在欧洲他们混入了本土艺术风格，因此在实际中体现为将各种来自遥远的“东方”的风格混杂进欧洲流行的巴洛克、洛可可、哥特等艺术风格之中，体现出一种异域风情。

这种特意接受并模仿中国风格的做法，早在16世纪的欧洲就已经开始了，此后有所起伏，在18世纪的欧洲及其海外殖民地开始广泛流行起来，并且与当时欧洲本土流行的洛可可艺术风格互相影响，最终混成了独特的“洛可可中国风”，表现在了饰品、建筑、装饰、舞蹈、家具、绘画等很多方面。18世纪博兴的启蒙运动带来的欧洲从认知结构上对中国以及中国制度的反思，并没有在现实生活中遏制中国风的流行和整个欧洲从上到下对中国以及东方物品的喜爱和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