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时期中亚的民族识别和划界

沙俄时代，哈萨克人何以被称为吉尔吉斯人？吉尔吉斯人又何以被称为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哈萨克斯坦旧都阿拉木图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为何离两国边境都如此之近？进而言之，中亚五国的首都为何都紧贴边境？在费尔干纳盆地，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领土为什么犬牙交错，呈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之势？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在中亚地区的民族识别和共和国划界，或许能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线索。

一、“突厥化”和“伊斯兰化”：中亚民族史的基本面

中亚，史前就有人类活动，是欧亚文明的交融之地。历史上，各个民族、部落以此为迁徙的走廊和军事对决的舞台。不过，回溯中亚政治史，这个地区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由当地民族建立的稳定的统一国家。目前，中亚五国均因苏联解体形成。五国主体民族都是与国名同名的民族，分别为：哈萨克族、乌兹别克族、吉尔吉斯族、土库曼族和塔吉克族。

哈萨克族由古代乌孙、匈奴等部与原居中亚的塞种人融合而成，属蒙古利亚和高加索混合人种。哈萨克族所讲的哈萨克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标志哈萨克族形成的关键事件是15世纪中叶金帐汗国月即别（乌兹别克）部落联盟的分裂，东迁至巴尔喀什湖以南的楚河流域，坚持游牧生活方式的那部分民众就成为哈萨克族。在突厥语族中，“哈萨克”有“逃脱者”、“放浪者”、“独立不羁者”之意。由于在哈萨克族形成的同一时期，东欧大草原的斯拉夫游牧社群哥萨克人借用了哈萨克人的称谓。因此，在沙俄渗入中亚后，为避免混同，便以“吉尔吉斯人”来称呼哈萨克族，直到1926年苏联才纠正过去的误称，改用“哈萨克人”来称呼哈萨克族。

乌兹别克族的名称，最早源于金帐汗国的月即别（乌兹别克）汗。15世纪中叶月即别（乌兹别克）部落联盟分裂后，留在这一地区的人被称为乌孜别克人。16世纪，乌兹别克昔班尼王朝的创建者昔班尼汗率众南下，进入绿洲农耕地区，逐步走向定居并与当地土著融合，从而形成当今的乌兹别克人。显然，乌兹别克族与哈萨克族同源，两者的差异在于经济生活方式。乌兹别克族操乌兹别克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

吉尔吉斯族操吉尔吉斯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吉尔吉斯人的先民，中国史称“坚昆”、“黠戛斯”等，居住在叶尼塞河上游，后来逐渐向西南迁至天山地区，并与当地的一些突厥、蒙古部落相融合，形成吉尔吉斯族。沙俄统治时期，以“吉尔吉斯人”来称呼哈萨克族，而将真正的吉尔吉斯族称为“吉科卡门吉尔吉斯人”。1926年，苏联在中亚进行民族识别时，对吉尔吉斯族的误称予以纠正。

土库曼族操土库曼语，属阿尔泰语系突厥语族。土库曼人的族源可追溯到9至10世纪从北方迁来的乌古斯人，他们南下到绿洲边缘地带。与乌兹别克人一样，土库曼人也吸收融合了大量当地土著居民。值得一提的是，中国的撒拉族与土库曼族有亲缘关系，属元代东迁的土库曼人。

“塔吉克”一词，源自古代阿拉伯部落“塔伊”，后来波斯人将阿拉伯人泛称为塔吉克。11世纪时，突厥游牧部落将中亚地区操伊朗语、信奉伊斯兰教的人统称为“塔吉克”。塔吉克族属高加索人种印度地中海类型，操塔吉克语，属印欧语系伊朗语族帕米尔语支。塔吉克族是中亚五个主要民族中，唯一的非突厥语民族。

将中亚五大主体民族纳入一个宏观的历史进程考察可知，近世中亚地区的民族格局，其实是突厥语族诸部落由北向南不断迁徙征伐、不断向印欧语系土著民族注入蒙古利亚人种血统，最终实现各个民族分解、交融、重组的过程，即所谓的“突厥化”。与这个进程同时发生的，是伊斯兰教由南向北的传播，即“伊斯兰化”。“突厥化”和“伊斯兰化”，这两个进程构成了中亚民族史的基本面。

二、苏联建立前中亚地区的民族分布

中亚历史上从来没有形成过一个由当地民族建立的稳定的统一国家，因此该地区的行政区划也从来不是按民族居住区划分，而是由地形、经济生活方式、政治力量对比乃至外来势力干预所决定的。19世纪下半期沙俄渗入并征服中亚后，无论是突厥斯坦总督区、草原总督区，还是布哈拉酋长国、希瓦汗国，其境内都是多民族杂居。与此相应，同一个民族也往往散居于不同的行政单位。沙俄政府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中亚居民的民族构成，更没有打算按民族居住区来划分行政单位。只是在进行人口统计时，标出乌兹别克、土库曼、吉尔吉斯（哈萨克）、吉科卡门吉尔吉斯（吉尔吉斯）、塔吉克等民族名称，且讹误不少。

十月革命后，尤其是在中亚各个苏维埃政权建立的初期，这种状况没有什么改变。苏俄在两个总督区和两个君主国基础上建立了四个自治共和国，即突厥斯坦、吉尔吉斯（哈萨克）、布哈拉和花拉子模，每个共和国仍是多民族杂居，也没有任何一个民族建立了以本民族为主体的共和国。在四个共和国中，突厥斯坦、布哈拉和花拉子模的民族成分特别复杂。以突厥斯坦为例，上世纪20年代初，该共和国居民中，乌兹别克人占32.9%，哈萨克人占19.5%，吉尔吉斯人占13.5%，塔吉克人占7.3%，土库曼人占4.9%，卡拉卡尔帕克人占1.3%，维吾尔人占1%，库拉姆人占0.8%，基普恰克人占0.7%，东干人（回族）占0.3%，俄罗斯人占9.1%。相对而言，吉尔吉斯（哈萨克）自治共和国民族结构比较简单，基本上由哈萨克人和俄罗斯人组成。

与中亚多民族杂居状况相关联，各族居民宗教信仰相同、风俗习惯接近、语言文字差异不大，而且彼此之间对这些差异也不在意。更重要的是，各族之间还存在着彼此交叉渗透的情况，就如苏联中亚史学者M.瓦哈博夫所说，（中亚）按照独特的习惯和文化组成的某一民族中，有些部落与相邻民族存在许多类似之处。而有些与相邻民族在经济活动和生活方式方面毫无共同之处的民族，讲的语言却又相似。不少地方还生活着双语民族，还存在着许多尚未形成自己民族意识的氏族和部落。例如，在费尔干纳盆地，塔吉克人和乌兹别克人在经济、文化、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方面有很多类似之处，但各自使用的语言截然不同。吉尔吉斯人和土库曼人都可以分为游牧和农耕两大群体。所谓“库拉姆人”，是指那些保持与乌兹别克人一样的经济制度却讲哈萨克语的居民；“萨尔特人”就是生活在城市里的乌兹别克及塔吉克人。卡拉卡尔帕克人和阿姆河下游的乌兹别克人尽管分属不同的民族，但在语言、习惯、生活方式和经济特征方面有许多相似性。

总体来说，直至苏联建立，在中亚人口中占压倒多数的是突厥语诸族，各族居民的民族差异观念相当淡薄。由于受泛突厥主义思潮的影响，他们不愿意称自己是乌兹别克人、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或土库曼人。泛突厥主义不仅为上述民族的旧上层人士所秉持，在中亚共产党员中也有一定市场。一些极端的“大突厥主义者”拒绝承认塔吉克族使用本民族语言的权利。1924年1月2日出版的《突厥斯坦报》甚至刊文道：“塔吉克语是一种多余而无益的语言，塔吉克人应尽快使用突厥语。”更有甚者，竟有人提出要以突厥斯坦为基础，建立所谓“中亚联邦”。

审视1920年代初的中亚民族状况，居民客观上已经存在民族差别，但并没有进行严格的区分和科学的界定。

三、反“突厥化”和“伊斯兰化”的中亚民族识别和划界

（一）过程

1922年12月30日苏联建立，这标志着中央集权的多民族国家体制的确立，也意味着政治体制朝权力不断集中的方向发展。中亚的民族国家划界和苏维埃共和国建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

1920年6月，列宁建议，绘制划分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哈萨克）和土库曼的民族志地图，厘清这三部分居民分与合的条件。经过三年的研究，民族识别的方案演化成乌兹别克、吉尔吉斯（哈萨克）、土库曼、塔吉克和吉科卡门吉尔吉斯（吉尔吉斯）五族格局。

1924年，中亚民族共和国的组建进入实质阶段。突厥斯坦、吉尔吉斯（哈萨克）、布哈拉和花拉子模四个自治共和国以“五族格局”为依据，重新划定边界和疆域，再造了五个全新的国家。当年，从中亚到地方召开了一系列会议，讨论民族识别与共和国划界问题，并在一年时间内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民族共和国的组建工作。

此后经过一些细微调整，到1936年，五个新组建的加盟共和国均成为苏联的一员。其中：原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更名为哈萨克苏维埃自治共和国，1936年升级为哈萨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原属突厥斯坦的锡尔河州（塔什干除外）和七河州划入，奥伦堡省划出；原隶属于俄罗斯联邦的吉科卡门吉尔吉斯自治州更名为吉尔吉斯自治共和国，1936年升级为吉尔吉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24年建立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辖布哈拉省、突厥斯坦的撒马尔罕州和费尔干纳州大部，以及塔吉克自治州；1924年建立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辖阿姆河左岸原里海省；1929年塔吉克自治州脱离乌兹别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升级为塔吉克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辖费尔干纳州的帕米尔山区和撒马尔罕州的忽毡等地。

1924年开始的中亚民族识别和划界，使该地区历史上形成的传统领土和边界都发生了深刻而重要的变化，是对过去一千多年来所形成的中亚疆域的颠覆。新形成的行政区划，并不妨碍当地民众过自己习惯的生活，却令许多旧有的地理概念和区域单元，譬如中心城市、交通枢纽、国境要塞等失去了意义。当然，这次划界是在苏联这个总盘子下完成，各个加盟共和国政府和居民都还没有国界意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类活动都没有因划界而受到影响。

（二）效果

中亚民族识别和划界，不是根据中亚各民族自然分布，而是按照苏联中央指令进行的，事实上带有明显的人为色彩。美国学者温布什（S. Enders Wimbush）将中亚民族称为“新民族”，他认为，俄罗斯人（苏联）是为了破除伊斯兰的民族意识，才在中亚地区创造了新民族。

由中亚错综复杂的历史进程来反思温布什的“中亚民族被创造论”，其说难免失之简单。但必须承认的是，苏联当初对中亚地区进行民族识别和划界，的确有着紧迫的现实诉求。

十月革命后，泛突厥主义借着“革命的东风”持续发展，在中亚地区广泛传播并扎下根。一些代表人物，如米尔赛德•苏丹-加里耶夫（Mirsaid Sultan-Galiev，1892—1940）、法伊祖拉•霍贾耶夫（Fajzulla Hodžaev，1896—1938）等甚至进入苏维埃政权内部。于他们而言，苏维埃政权只是一种工具，他们真正想达成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包括伏尔加-乌拉尔和中亚地区的大突厥国家（又称图兰国家）。这种极端狭隘排他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潮，对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构成了巨大的威胁。而“泛突厥主义”在自身膨胀过程中，又与“泛伊斯兰主义”有着天然的合流倾向，两者愈来愈紧密地交织在一起，非但反共反苏维埃，而且对现代文明也有顽固的拒斥。斯大林在1921年发表的《论党在民族问题方面的当前任务》一文中提出，（中亚）当地土著居民中的共产党员经历过民族压迫的苦难时期，他们还没有完全摆脱民族压迫的魔影，往往夸大本民族特点在党的工作中的意义。这种民族主义有时具有大伊斯兰主义、大突厥主义的形式。

因此，出于对抗“泛突厥主义”的需求，欲破除在中亚建立统一的信仰伊斯兰教的大突厥国家的企图，就必须采用分而治之的方法。在中亚地区进行民族识别和划界，本质上是以更小范畴的民族自决（五族格局）来抵消更大范畴民族自决（泛突厥主义）的冲击，对已然出现分野的各民族进行民族差异的强化，将民族意识灌输到各民族的观念中。而几个民族共和国的建立，则是运用领土、边界等现代政治构建方法，将民族认同上升为公民认同。原来有可能被大突厥主义者纳入“中亚联邦”的各民族被分化为五个苏维埃加盟共和国，成为法律地位相同的对等政治实体，作为一级行政区域并存于苏联。苏联中央政府，便成了超然其上的利益仲裁者、资源配置者和发展计划制定者。

苏联中央政府的举措，对中亚地区的稳定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意义十分重大且行之有效。首先，从政治上削弱了伊斯兰教的影响，使之与苏联的意识形态相适应；其次，通过培育和发展各民族的文化，扩大了它们之间经济生活方式的差异，淡化了“泛突厥主义”的作用；再者，有助于消除中世纪的社会政治残余，为中亚地区和整个苏维埃政权的巩固清除了隐患。

（三）后患

中亚民族识别和划界，是苏联中央政府主导下的举措。苏联时期，所谓边界不具备国界的功能，只是一级行政区域间的界线。当然，在苏联时期，各加盟共和国之间也没有发生过严重的争议和冲突。但是，苏联解体后，中亚五个加盟共和国均成为独立国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制度，确立了自己的主权，这从根本上改变了原苏联时代国家间边界的性质。随着边界功能的提升和强化，一些问题——民族宗教方面的、国家安全方面的、生产生活方式方面的——重新浮出水面，而且愈发尖锐。这些问题凸显于当代，却根植于没有清理的历史旧账。

中亚各国独立以来，边界问题普遍存在。塔吉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有250多公里未勘定边界，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间有六十多处争议地区，吉尔吉斯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近四分之一的边境地区未明确划分；哈萨克斯坦与乌兹别克斯坦之间存在着南哈萨克斯坦州萨拉哈什的归属之争；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之间存在着阿拉木图、塔尔迪库州和伊塞克湖州之间的边界纠纷，而哈萨克斯坦旧都阿拉木图与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就紧贴纠纷地区……

不仅如此，各国之间还存在着大量飞地，集中体现于费尔干纳盆地。费尔干纳盆地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交界处，三国边境线犬牙交错，形成多块飞地：乌兹别克斯坦有四块在吉尔吉斯坦的飞地，塔吉克斯坦有两块在吉尔吉斯坦的飞地，塔吉克斯坦在乌兹别克斯坦一块飞地，吉尔吉斯斯坦在乌兹别克斯坦也有一块飞地。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复杂局面，是苏联1924年在中亚划界“斗折蛇行”的创造物。

苏联时期，中央政府是上述问题的裁决者，掩盖了所有矛盾。但苏联解体后，各国之间的边界争端缺乏权威的对话平台。各国围绕边界问题的对话收效甚微，于是大大小小的边境冲突便随之爆发，给中亚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消极影响。

还是以费尔干纳盆地为例，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三国在费尔干纳盆地的领土争端常常引发边民对抗。乌吉两国边界多处地区存争议，边界擦枪走火高频发生。2010年，吉南部爆发吉乌两族民众大规模冲突，大批吉国的乌兹别克族民众越过边界逃至乌兹别克斯坦，一度造成两国关系紧张。2013年和2014年，两国边界冲突事件分别是15起和5起。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两国边界地区的矛盾也呈激化状态，边界冲突事件屡见不鲜。2014年，两国边界地区多次发生边防军交火，塔吉克斯坦一度动用重武器，造成双方数十人受伤，边境关闭数月，贸易完全中断。

中亚各国的边境冲突，不但恶化了国家间、民族间的关系，也影响了中亚整体局势的稳定。各国边界冲突不断，管理混乱松散，极易给恐怖组织、毒品犯罪、枪支走私和恐怖活动提供便利。中亚地区的安全隐患，不但影响到本地区国家的治安与管理，也给与中亚联系紧密的周边地区带来困扰。

四、结语

中亚地区的边界问题，与20世纪两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相关：苏联的建立与苏联的解体。但作为一种现实的存在，欲求解决这个问题，就迫切需要一个外在的平台，以帮助域内国家协调对话。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欧亚经济联盟、上海合作组织等都是解决中亚边界问题的重要平台，从目前情况看，俄罗斯主导的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发挥着更大的作用。毕竟，对中亚来说，苏联虽然解体了，但俄罗斯的影响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