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丨王军：朱启钤“沟通儒匠”论探义——谨以此文纪念朱启钤先生诞辰150周年

原创 王军 建筑史学刊 

《朱启钤“沟通儒匠”论探义——谨以此文纪念朱启钤先生诞辰150周年》一文对朱启钤提出的“沟通儒匠”之深刻思想内涵进行探析，将其概括为致力于打通经学与匠学、“一洗道器分涂”，并指出梁思成在《中国建筑史》（1943 年完稿于李庄）中提出的“结构技术+ 环境思想”之研究体系正是“沟通儒匠”思想的发展；文章同时提出对经学、匠学的认识，并反思了近代以来经学传统被中断的历史；作者进一步讨论了北宋李诫在《营造法式》中对经学、匠学的融会贯通，并总结了朱启钤试图融合经学、匠学以研究营造学乃至整个文化史的高屋建瓴的学术境界，重申其“沟通儒匠”思想对于中国建筑史暨营造学、以至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大意义。

朱启钤“沟通儒匠”论探义——谨以此文纪念朱启钤先生诞辰150周年

To Commemorate the 15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Zhu Qiqian

王军

WANG Jun

1 “沟通儒匠”之提出

1930年，中国营造学社（下称“中国营造学社”“营造学社”或“学社”）在北平正式成立，学社创始人朱启钤发表《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一文，开宗明义地指出：“中国之营造学，在历史上，在美术上，皆有历劫不磨之价值”，“非依科学之眼光，作为系统之研究，不能与世界学术名家，公开讨论。”

在朱启钤看来，对中国营造学之系统研究，须“一洗道器之分涂、重士轻工之固习”，“宜将李书读法用法，先事研穷，务使学者，融会贯通，再博采图籍，编成工科实用之书”。

所谓“李书”，即北宋将作监李诫于1100年编定之《营造法式》，这是一部中国古代罕见的贯通经学与匠学的建筑巨著（图1）。朱启钤1918年在南京发现此书，即将之石印出版，后又参校诸本，于1925年刊行陶湘仿宋刻本（下称陶本），广为流传。

图1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美术图书馆藏陶本《营造法式》

成立营造学社之前，朱启钤“研究中国营造学已二十余年”，其研究方法，在他1930年发表的《中国营造学社缘起》和《社事纪要》中有明确表达，即“沟通儒匠，浚发智巧”，所列研究计划包括：一、讲求李书读法、用法，加以演绎；二、纂辑营造辞汇；三、辑录古今中外营造图谱；四、编译古今东西营造论著，及其轶闻；五、访问大木匠师、各作名工，及工部老吏，样房、算房专家。

此后，梁思成、刘敦桢加入学社，以被日寇虎视眈眈的华北地区为重点，展开大规模古建筑测绘调查，取得了隋代石构赵县安济桥、唐代木构五台山佛光寺东大殿等一系列重要发现。在此基础之上，释读了《营造法式》大木作模数制度，将其溯源至唐辽建筑实物，指出此种制度与西方古典建筑之型范（即Order，今译为柱式，梁思成译为型范）原理一致（图2）。此乃东西方建筑史之重大发现，并为朱启钤1925年在陶本《营造法式》序中的宏论——“五洲万国营造之方式，乃由隔阂而沟通，由沟通而混一，气运所趋，不可遏也”，写下注脚。

图2 梁思成在《图像中国建筑史》英文版中所绘《中国建筑之（型范）“Order”

彼时，营造学社对古代建筑的研究，以结构技术为先导，盖因“先秦西汉传记所载建筑，率重其名称方位、布署规制，鲜涉殿堂之结构”。《营造法式》则广记结构技术，在中国古代匠学著作中独树一帜，如不率先结合建筑实测对此加以释读，则研求李书之读法、用法，无从置喙。

尽管把研究重点先放在了结构技术方面，但学社诸君，对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古代经学之景仰，未有稍懈。1943年，梁思成写竣《中国建筑史》，在绪论中将朱启钤之“沟通儒匠”发展为“结构技术+ 环境思想”，指出“建筑显著特征之所以形成，有两因素：有属于实物结构技术上之取法及发展者，有缘于环境思想之趋向者。对此种种特征，治建筑史者必先事把握，加以理解，始不至淆乱一系建筑自身之准绳，不惑于他时他族建筑与我之异同。治中国建筑史者对此着意，对中国建筑物始能有正确之观点，不作偏激之毁誉”。

基于这样的思考，梁思成对他所完成的《中国建筑史》并不满意。在他看来，这本书只是“明此结构系统之源流而已”，而“建筑之见于史籍者，多见于五行志及礼仪志中。记宫苑寺观亦皆详其平面布署制度，而略其立面形状及结构。均足以证明政治、宗法、风俗、礼仪、佛道、风水等中国思想精神之寄托于建筑平面之分布上者，固尤深于其他单位构成之因素也”。这些定义了建筑平面规划的环境思想因素，皆关涉中国古代经学的核心要义。

梁思成决意对此加以探索，可在20世纪50—60年代，复杂的人生境遇相继袭来，研究工作已无法展开。时至今日，在中国建筑史暨营造学研究领域，如何“一洗道器之分涂”，“沟通儒匠，浚发智巧”，仍是一道待解难题。

2 对经学与匠学的认识

中国古代经学，狭义而言，指儒家之经典著作，至宋代，定为十三经，包括《诗经》《周易》《尚书》《孝经》《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左传》《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尔雅》《论语》《孟子》。广义而言，则包含诸子百家经典著作，如道家之《道德经》、墨家之《墨经》、医家之《黄帝内经》、历算家之《周髀算经》《九章算经》、地理家之《山海经》《水经》、五行家之《葬经》等。这些经典著作，乃中国古代学术不可动摇之根系与主干。

中国古代匠学，乃工匠之学。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一《论画山水树石》记云：“国初，二阎擅美匠学。”许逸民《笺》：“‘二阎’谓阎立德、立本兄弟。‘匠学’，阎氏兄弟皆尝任将作大匠，职掌宫室、宗庙、路寝、陵囿之土木营建，其绘画盖工匠之事，故称匠学。”

匠学本为经学之一部，十三经《周礼》（亦称《周官》）之《考工记》即记匠人诸作法式。自兹以降，匠学与经学逐渐分离。对此，朱启钤有这样的分析：

窃我国营造之学，肇源远在三代，周官匠人营国经野，侪于六职，有世守之工，秦汉以还，迄于赵宋，将作匠监，代设专官，垂千余年，而明清工部算样二房述守相承，亦能世修其职，不坠家声，由是可知文质相因，道器同涂，民族文化所关，初不因贵儒贱匠，遂斩其绪。惟自来兴作大役，长吏综核簿书，仅总其成，实际事权，操诸工隶，于是士夫营造知识，日就湮塞，斯学衰微之因，盖非一朝一夕于此矣。

今据考古学资料，中国古代营造之学，已可溯源至新石器时代。一万年前，中国所在地区独立产生了种植农业，与农业生产力密切相关的知识与思想体系，不断累积、演进，蔚为大观，深刻定义了营造制度。

新石器时代生产力之发展，有两大现象不容小觑，一是产生了大规模农业剩余，以距今七千年的河姆渡遗址为代表，考古工作者在其地下发现约120 吨稻谷剩余（图3）。二是建造了大规模水利设施，以距今五千年的良渚遗址为代表，其受益面积100平方公里的水利设施，筑有高坝、低坝、长堤，是人类迄今发现的最早最完备的水利系统（图4）。

图3 河姆渡遗址第一期文化层出土的稻谷堆积

图4 良渚古城外围水利系统

这两大现象表明，早在文字诞生之前，先人对时间与空间的测定和管理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对时间的测定须以对空间的测定为基础，由此衍生的时间与空间密合之人文观念，奠定了中国古代知识与思想的基础。文字产生之后，这些知识与思想纷纷被记录于文籍之中。如成书于西汉初年的《周髀算经》所绘之圆方图、方圆图（图5），广见于距今五六千年的新石器时代器物之中（图6～图8）；又如《淮南子·天文训》所记之二绳、四钩、四维图式（图9），距今六千年的西安半坡陶盆的口沿上即可得见（图10）。这些图案所见证的中华先人对时间与空间的规划能力，与彼时生产力之发展水平相埒。今人若以为这些文籍所载之知识与思想，只是其成书时代的发明创造，则去事实远矣。

图5 宋嘉定六年（1213）本《周髀算经》刊印之“圆方图”“方圆图”

图6 江苏邳县新石器时代大墩子遗址出土的彩陶钵绘有“圆方方圆”图案

图7 兰州市博物馆藏马家窑文化马家窑类型（约公元前3000—前2700年）之三联杯

图8 良渚博物院藏良渚文化玉琮以方圆相切造型

图9 《淮南子·天文训》所记二绳、四钩、四维图

图10 西安半坡遗址（距今六千多年）出土陶盆口沿上绘有二绳、四钩、四维图案

农业生产关乎社稷安危、万民生养，与之相关的知识与思想一经产生，就有加以记录的必要。在未有文字之时，以物件记事之五行，以色彩记事之五色，以两手之数记事之洛书，应运而生。新石器时代之建筑遗址，每以平面比例、开间之数、色彩等表达特定的文化意义（图11）。此种原始记事方式，并不会因为文字的诞生而被遗弃，与文字相比，这是更加稳定的记录体系，匠人代代传习，塑造了极具美学价值与文化内涵的建筑形态，学者对此已有深刻揭示。

图11 甘肃秦安大地湾仰韶文化F901房屋基址平面分析

种植农业产生之后，一万年间，中国所在地区，未发现成熟文字的时代超过大半，对后世影响至深的思想与制度多于此期发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分工日益复杂，原本混为一气的知识与思想析为百家，以至于战国时期的庄子感伤：“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百家往而不反，不能重归混沌，但其根本思想同出一辙。如在创世观方面，道家之“道生一”与儒家之“易有太极”同义，皆言无中生有，再生天地、万物。对于此种文化现象，《易传》有言：“天下何思何虑？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王弼《注》：“夫少则得，多则感。涂虽殊，其归则同；虑虽百，其致不二。苟识其要，不在博求；一以贯之，不虑而尽矣。”

及至经学与匠学析别，则是涂虽殊，其归难矣，如前引朱启钤所言：“斯学衰微之因，盖非一朝一夕于此矣。”

所以，朱启钤特别重视《营造法式》之研究，因为“向者已云营造学之精要，几有不能求之书册，而必须求之口耳相传之技术者。然以历来文学，与技术相离之辽远，此两界殆终不能相接触。于是得其术者，不得其原，知其文字者，不知其形象。自李氏书出，吾人然后知尚有居乎两端之中，为之沟通媒介者在。然后知吾人平日，所得于工师，视为若可解若不可解者，固犹有书册可证。吾人幸获有此凭藉，则宜举今日口耳相传，不可长恃者，一一勒之于书，使如留声摄影之机，存其真状，以待后人之研索。非然者，今日灵光仅存之工师，类已踯躅穷途，沉沦暮景，人既不存，业将终坠，岂尚有公于世之一日哉！”

出于这样的省思，他于1925年创立营造学会，1930年创立中国营造学社，以《营造法式》的研究为中心，广募贤良，实地调查中国古代建筑遗存。中国建筑史研究之辉煌篇章，由此翻开。

3 《营造法式》之融会贯通

李诫编修之《营造法式》，乃北宋末年官定之建筑标准，其正文包括五个方面，一为总释，即名词解释；二为制度，即具体做法；三为工限，即用工定额；四为料例，即用料定额；五为图样，即具体图形。在正文之前，又有《看详》一卷，对全书涉及的基本概念予以说明、阐释。

朱启钤认为：“先生撰书旨趣体例， 见于看详之末。”李诫在《看详》末篇有言：

今编修到海行《营造法式》总释并总例共二卷，制度一十三卷，功限一十卷，料例并工作等第共三卷，图样六卷，目录一卷，总三十六卷，计三百五十七篇，共三千五百五十五条。内四十九篇、二百八十三条系于经史等群书中检寻考究到，或制度与经传相合，或一物而数名各异，已于前项逐门看详立文外，其三百八篇、三千二百七十二条系自来工作相传，并是经久可以行用之法。与诸作谙会经历造作工匠详悉讲究规矩，比较诸作利害，随物之大小有增减之法。各于逐项制度、功限、料例内创行修立，并不曾参考旧文，即别无开具看详，因依其逐作造作名件内或有须于画图可见规矩者，皆别立图样，以明制度。

遂知《营造法式》与经史群书相关的内容计49篇、283条，与工作相传相关的内容计308篇、3272条，前者关乎经学，后者关乎匠学，前者以篇计，约占全书之14%，以条计，约占全书之8%，占比虽小，却具有提纲挈领之意义。

《营造法式》首列《看详》，对方圜平直、取径围、定功、取正、定平、墙、举折、诸作异名予以解释。正文之《总释》分上下两卷，其中，上卷23篇，下卷含《总例》共26篇，合为李诫所云“内四十九篇”。其49之数，盖出自《周易·系辞上》所记“大衍之数五十，其用四十有九”，此乃揲蓍求卦之法，诸爻由此演绎推求。“内四十九篇”比附于此，诚可谓一法可道，变法万千，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看详》与《总释》奠定了《营造法式》之经学基础，所引文献不限于儒家经典，诸子百家悉入囊中，显示了李诫广博的经学修养与开阔的学术视野。

《看详》首篇为《方圜平直》，其中引述《周礼》《墨子》《周髀算经》《韩非子》的相关记载，对匠人规矩制度予以阐释、溯源，指出：

诸作制度皆以方圜平直为准，至如八稜之类及敧、斜、羡、陊，亦用规矩取法。今谨按《周官·考工记》等修立下条：

诸取圜者以规，方者以矩，直者抨绳取则，立者垂绳取正，横者定水取平。

对此，《营造法式》卷一《总释上》又据经文加以阐释，其《定平》篇引《周礼·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县。”其《取正》篇引《周礼·天官》：“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又引《周礼·考工记》：“置槷以县，视以景，为规，识日出之景与日入之景；夜考之极星，以正朝夕。”所引皆辨方正位之法，正位方可定时。对时间的测定，是天子承担的最为重要的公共服务，即所谓“为治莫大于明时，明时莫先于观象。《周礼》开篇即记“辨方正位”，已明此事关乎万事根本。

学者指出，《周礼·考工记》所记辨方正位所立之表杆（即“槷”），及以表杆之基点为圆心所画之圆（即“规”），乃汉字“中”所象之形（图12）。《营造法式》卷二十九《壕寨制度图样》所绘之《景表版》，对此有形象表现（图13）。同卷之《圜方方圜图》又对规矩制度加以图释（图14），该图原出《周髀算经》，《看详》将其解说引述如下：

图12 甲骨文的“中”字

图13 《营造法式》刊印之景表版、望筒

图14 《营造法式》刊印之“圜方方圜图”

昔者周公问于商高曰：数安从出？商高曰：数之法出于圜方。圜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万物周事而圜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规矩设焉。或毁方而为圜，或破圜而为方。方中为圜者谓之圜方，圜中为方者谓之方圜也。

这是将《周髀算经》所记之两条合为一条。其中，“昔者”至“九九八十一”一段，见载于《周髀算经》卷上之开篇部分，文字有所省略；“万物周事”至“谓之方圜也”一段，见载于同卷之中后部分。

《看详》和《总例》又对径围斜长的数理关系加以研求。其中，《看详》记云：

诸径围斜长依下项：

圜径七，其围二十有二。

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

八稜径六十，每面二十有五，其斜六十有五。

六稜径八十有七，每面五十，其斜一百。

圜径内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

方内取圜，径一得一。（八稜、六稜取圜准此。）

《总例》将此文重抄，陶本误刻“圜径七，其围二十有一”，与《看详》不合，其“二十有一”乃“二十有二”之误。

在《看详》《总例》所记诸数理关系中，“方一百，其斜一百四十有一”“圜径内取方，一百中得七十有一”，是中国古代最为经典的“天地之和” 比例，源出新石器时代，事关测天之圆与测地之方的勾股关系，以及古人对万物生养原因的一般性解释（图15）。学者对此已有深入研究（图16，图17）。

图15 牛河梁圜丘三环构图分析

图16 王贵祥绘宁波宋代保国寺大殿檐柱比例图

图17 王南绘蓟县独乐寺观音阁阁像设计分析图

在《圜方方圜》图中，斜方（方之对角线称斜，方之边长称方）之比值为（约等于1.414），匠人每以“方五斜七”（7/5=1.4）或“方七斜十”（10/7≈1.429）之天地数比例名之，十分方便记忆。而经学家必计其余数以明制度。故李诫以为其疏略颇多，遂依《九章算经》及约斜长等密率加以修正，将数值推演至1.41（一百中得四十有一，即141/100=1.41）和1.408（一百中得七十有一，即100/71≈1.408）。

《看详》引《墨子》，对方圜平直规矩之法的重要性加以强调，有谓：

子墨子言曰：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虽至百工从事者，亦皆有法。百工为方以矩，为圜以规，直以绳，衡以水，正以垂。无巧工不巧工皆以此五者为法。巧者能中之，不巧者虽不能中，依放以从事，犹愈于已。

遂知方圜平直规矩之法，是匠人必习的法则，依此行事，“犹愈于已”，只会使工作越做越好。其重要性，又见《看详》引《周髀算经》：“万物周事而圜方用焉，大匠造制而规矩设焉。”及《看详》引《韩非子》：“韩子曰，无规矩之法、绳墨之端，虽班尔不能成方圆。”

朱启钤评价道：“书数为六艺之一，取准定平，非有此例，不足穷其理而神其用。”诚不易之论。

推求方圜平直，是辨方正位定时之基础，农时由此确定，农业生产据此维系，关乎古人生存之道。这样的生产实践，为匠学与经学奠定了共同的知识与思想基础。

《营造法式》卷一、卷二为《总释》，朱启钤记之为“凡建筑上之通名，群书所恒用者，荟集而诠释之，以求其正确。附总例，则以说明算术定例，及当时功限格令等”。即以名例为先导，总摄大纲，以小学（古代文字学）、经学而入匠学。

此乃古人治学之通法，张之洞记之云：

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

小学乃经学基础，《营造法式》以“内四十九篇”穿凿小学与经学，再探入工程制度，乃经典的治学程序。这足以说明，经学之研究，乃中国建筑史暨营造学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

4 朱启钤的境界

朱启钤，字桂辛，晚号蠖园，贵州紫江（今开阳）人，1872年生于河南信阳。据他晚年的秘书刘宗汉回忆，他没有功名，甚至没有应过乡试，但从几位名师学过举业，而且经书很熟，年愈九十，还能背诵《仪礼》。

1903年，朱启钤任京师大学堂译学馆监督。1906年，任京师内城巡警厅厅丞，旋调外城巡警厅厅丞，创办京师警察市政，广涉土木工程事业。中华民国创立后，又任内务部总长、交通部总长、兼代国务总理等职，力推北京殿坛之开放、公园之设立、古物陈列所之布置、正阳门及其他市街之改造（图18）。

图18 1915年北洋政府内务部总长朱启钤（中作指示者）指挥正阳门改建工程

1930年，朱启钤在《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中，对自己的宦游生涯作此追述：

溯前清光绪末叶，创办京师警察，于宫殿苑囿城阙衙署，一切有形无形之故迹，一一周览而谨识之。于时学术风气未开，学士大夫所競競注意者，不过如《日下旧闻考》《春明梦余录》之所举，流连景物而已。启钤则以司隶之官，兼将作之役。所与往还者，颇有坊巷编氓、匠师耆宿。聆其所说，实有学士大夫所不屑闻，古今载籍所不经觏。而此辈口耳相传，转更足珍者，于是蓄志旁搜，零闻片语，残鳞断爪，皆宝若拱璧。即见于文字而不甚为时所重者，如工程则例之类，亦无不细读而审详之。启钤之学，不足以横览古今，然心知故书所存，尚有零坠晦蚀，待吾人之梳剔者，实自此始矣。民国又后，滥竽内部，兼督市政，稍稍有所凭借。则志欲举历朝建置，宏伟精丽之观，恢张而显示之。

他以“以司隶之官，兼将作之役”，广交“坊巷编氓、匠师耆宿”，“蓄志旁搜，零闻片语，残鳞断爪，皆宝若拱璧”，对营造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并认识到此种口耳相传的学问弥足珍贵，拯危继绝，当仁不让。

他独具慧眼地指出：“制器尚像由来久矣，凡物皆然，而于营造则尤要。我中华古国宫室之制，创自数千年以前，踵事增华，遞演遞进，蔚为大观。”

他对旧时礼仪制度有切身体会。1938年，他为北平中山公园（原中央公园）撰写《一息斋记》，回忆道：

甲寅（1914 年），乙卯（1915 年）之间经始斯园，余榜此事为“一息斋”，取吾宗文公“一息尚存，不容稍懈”之义，以自励也。

屋三楹，在坛壝南门外巽位，本为宿卫之所。光绪三十二年丙午（1906 年），余官巡警部内城厅丞时，夏至大雩，恭逢德宗圣驾亲行，夤夜率所属入坛，待漏于此。

1925年，他在《中央公园记》中对明清社稷坛制度加以阐释：

北京自明初改建皇城，置社稷坛于阙右，与太庙对。坛制正方，石阶三成，陛各四级；上成用五色土随方筑之，中埋社主。壝垣甃以琉璃，各如其方之色。四面开棂星门，门外北为祭殿，又北为拜殿。西南建神库、神厨。坛门四座。西门外为牲亭。有清因之。此实我国数千年来特重土地人民之表征。

他以十三经《周易》东南之经卦“巽”，记一息斋之方位；他曾守刻漏待命，护光绪帝行大雩之礼；他对古代方色制度，了然于心。这样的人生经历与学术修养，使他对中国营造学之精义洞若观火，并痛感“夫以数千年之专门绝学，乃至不能为外人道，不惟匠氏之羞，抑亦士夫之责也”。

在朱启钤发现《营造法式》之前，1905年，日本学者伊东忠太、大熊喜邦等人在奉天（今沈阳）已抄录文溯阁存《四库全书》本《营造法式》，并将抄本存于东京大学工学部建筑学教室。

伊东忠太在1931年出版的《支那建筑史》中，对《营造法式》作这样的评价：“中国人既不置重建筑，故此类书籍甚少。余所知者，仅宋代编有营造法式，明代著有天工开物及现行之数种书籍而已。此数种书，不独解释困难，且无科学的组织，故有隔靴搔痒之憾。”如此草率的断语，当属“解释困难”而导致的误判。

相比之下，朱启钤1918年“过南京，入图书馆，浏览所及，得睹宋本营造法式一书，于是始知吾国营造名家，尚有李诫其人者，留书以谂世”，“瞥见此书，惊异宝爱。亟以付之影印，传播始渐广”。

至营造学社成立之时，朱启钤对《营造法式》之研究，“几经寒暑，至今所未能疏证者，犹有十之一二。然其大体，已可句读，且触类旁通，可与它书相印证者，往往而有。自得李氏此书，而启钤治营造学之趣味乃愈增，希望乃愈大，发现亦渐多”。

彼时，他已能疏证《营造法式》十之八九，大体上已能句读，并触类旁通，与他书相互印证。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他创立营造学社，在研究计划中，遵从由小学入经学之路径，将营造辞汇之纂辑作为先行事项，再依匠学与经学之研究体系，设法式、文献二组，延揽梁思成、刘敦桢入社执掌，开启中国建筑史研究筚路蓝缕的征程。

他对《营造法式》的深入研究，为学社的学术水平提供了支撑。如学社在对蓟县（今天津市蓟州区）辽代木构独乐寺观音阁的初测中，未绘出生起，朱启钤据《营造法式》指出此问题，学社成员再去补测得以修正。

在朱启钤设定的营造学研究范畴之中，建筑史研究只是一端。对此，他有如下说明：

本社命名之初，本拟为中国建筑学社，顾以建筑本身，虽为吾人所欲研究者，最重要之一端。然若专限于建筑本身，则其于全部文化之关系，仍不能彰显。故打破此范围，而名以营造学社，则凡属实质的艺术，无不包括。由是以言，凡彩绘、雕塑、染织、髹漆、铸冶、抟埴，一切考工之事，皆本社所有之事。推而极之，凡信仰、传说、仪文、乐歌，一切无形之思想背景，属于民俗学家之事，亦皆本社所应旁搜远绍者。

为此，他整理出版《三几图》（燕几、蝶几、匡几），是为家具之研究；又搜求、整理、出版《髹饰录》，是为漆艺之研究；又校刊《梓人遗制》，是为机械之研究；又编印《存素堂丝绣录》《丝绣笔记》《女红传征略》，是为织绣之研究。他认为，“夫所以为研求营造学者，岂徒为材木之轮奂，足以炫耀耳目而已哉！吾民族之文化进展，其一部分寄之于建筑，建筑于吾人生活最密切。自有建筑，而后有社会组织，而后有声名文物。其相辅以彰者，在在可以觇其时代。由此而文化进展之痕迹显焉”，“循此以读群书，将于古代政教风俗、社会信仰、社会组织，左右逢原，豁然贯通，无不如示诸掌。岂惟古代，数千年来之政教风俗、社会信仰、社会组织，亦奚不由此，以得其源流，以明其变迁推移之故”，“总之，研求营造学，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而欲通文化史，非研求实之营造不可”。

这一“非通全部文化史不可”“研求实质之营造”的召唤，为中国建筑史暨营造学的研究，指明了方向。

5 “数典恐贻忘祖之羞”

1930年，朱启钤提出“沟通儒匠”之时，经学之不传，历十八载矣。辛亥革命之后，蔡元培任教育总长，在其任内，普通教育废止经学，大学废止经学科，将其分入文科之哲学、史学、文学三门。

1898年，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京师大学堂成立时，曾设仕学、师范两馆，后经改革，有八科之制，即经学、政法、文学、格致、造科、农科、工科、商科。中华民国肇建，1912年10月颁行《大学令》，取消了经学科，设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医科、农科、工科，共七科。

对此，蔡元培的解释是：“旧学自应保全。惟经学不另立为一科，如《诗经》应归入文科，《尚书》《左传》应归入史科也。”可在后来颁行的《大学令》中，史学未被列为独立一科。这样，中国传统学术之核心——经学与史学，在中国的大学体系中，皆沦为附庸与旁枝。

在蔡元培看来，中国古代学术之主干——经学，与欧洲中世纪之神学相似，有谓“在我中华，孔子之道，虽大异于加特力教，而往昔科举之制，含半宗教性质。废科举而设学校，且学校之中，初有读经一科，而后乃废去，亦自千九百年以来积渐实行，亦教育界进步之一端也”，“德国初立大学时，本以神学、法学、医学三科为主”，“十八世纪以后，学问家辈出，学理一方面逐渐发达。于是哲学一科，遂驾于其他三科之上，遂不设神学科矣”。

他笃定地认为，经书里面，有许多不合于现代事实的话，每一部中，总有后人不容易了解的内容，“《论语》是最平易近人的，然而‘凤凰不至’‘子见南子’‘色斯举矣’等章，古今成年人都解释不明白，要叫小孩子们硬读，不怕窒碍他们的脑力么？《易经》全部，都是吉凶悔吝等信仰卜筮的话，一展卷就说‘潜龙’‘飞龙’。《诗经》是‘国风好色’‘小雅怨诽’，在成人或可体会那不淫不乱的界限，怎样同儿童讲明呢？一开卷就是‘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牡丹亭》曲本里的杜丽娘，就因此而引起伤春病，虽是寓言，却实有可以注意的地方。所以我认为小学生读经，是有害的，中学生读整部的经，也是有害的。”

那么，大学生还能读整部的经吗？经学科被废止之后，以整部经传授之法在大学中已不复存在。彼时，救亡图存压倒一切，经历晚清一系列重大挫折之后，国人对己身文化普遍失去信心，社会精英多以为旧学必须废除，经学遂被视为糟粕，其结果是孩子和洗澡水被一块儿倒掉。

时至今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经学中一些看似神秘的内容渐被理解，如蔡元培所说的《易经》里的“潜龙”“飞龙”，实乃二十八宿之东宫苍龙的运行位置，古人据此测定节气，无任何迷信可言。可见，对经学之否定，有否定之否定的必要，对此须作客观的研究，以去除盲目的自卑与自大，以接续文化传统。

在这个意义上，重温朱启钤“沟通儒匠”论，于中国建筑史暨营造学之研究极为重要，于中国文化史之研究亦极为重要。

2001年，饶宗颐在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论坛上大声疾呼：“我们的哲学史，由子学时代进入经学时代，经学几乎贯彻了汉以后的整部历史。五四以来，把经学纳入史学，只作史料来看待，不免可惜！”“什么是‘经’，是否应考虑不限于《十三经》？问题相当复杂，我所预期的文艺复兴，不是一二人的事，而是整个民族的事，新材料引发古旧的问题，这是时代的赐予。我们不要辜负地下的宝物和考古学的恩惠”，“经书是我们的文化精华的宝库，是国民思维模式、知识涵蕴的基础；亦是先哲道德关怀与睿智的核心精义，不废江河的论著。重新认识经书的价值，在当前是有重要意义的”。

这样的呼吁与1925年朱启钤在《重刊营造法式后序》中的寄望形成呼应。朱启钤有谓：

我国历算绵邈，事物繁颐，数典恐贻忘祖之羞，问礼更滋求野之懼，正宜及时理董，刻意搜罗，庶俾文质之源流，秩然不紊，而营造之沿革，乃能阐扬发挥，前民而利用，明仲此书特其羔鴈而已。来轸方遒，此启钤所以有无穷之望也。

重拾“沟通儒匠”之学术传统，以科学之精神，发皇国粹，将中国建筑史暨营造学的研究导入正途，日益精进，此其时也。

原标题：《学术丨王军：朱启钤“沟通儒匠”论探义——谨以此文纪念朱启钤先生诞辰150周年》

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