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科学观｜王宁：冲突与共融，后人文主义时代的科学与人文

·我们无须担心科学技术的普及会消解传统的人文精神，因为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这二者是互补、互动并共融的。尤其是数字人文概念的提出，完全可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

王宁在美国人文中心演讲。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当前，在中国和世界语境下，谈论所谓“后人文主义”或“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已成为一种时髦。确实，“后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来自西方的理论思潮，近年来已经进入中国，对传统的人文主义和人文学科构成了挑战。实际上，熟悉中国现代史的人都知道，科学和人文作为两种重要的西方理论思潮，早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就登陆中国，它们的和谐相处和互动、互补及共融，为我们今天实现科学与人文的互动和共融奠定了基础。

诚然，后人文主义是伴随着人文主义的危机而来的，但是它也与后者有着某种延续性。它告诉我们，过高地估价人的作用的时代已经结束，人类的演化已使其进入一个“后人类”阶段。在这样一个阶段，人类再也不是地球上唯一具有理性的物种，他只不过是所有物种中的一种。但是人类可以发明创造出各种奇迹，有些创造出来的奇迹甚至连自己也无法掌控。虽然后人文主义的兴起对传统的人文主义和人文学科形成了挑战，但是用科学的方法来促进人文学术的教学和研究仍不失为一种适当的理念。尤其是数字人文概念的提出，完全可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并使这二者之间形成一种新的互动、互补和共融的关系。

以翻译为例，我们完全可以预言，在国际文化交流中，用人工智能进行文学创作和翻译将越来越普及。有鉴于此，人们或许会问，翻译还有何作用？但是另一方面，任何熟悉机器或人工智能翻译功能的人都不难发现，在翻译复杂的具有鲜明审美色彩和较高文学质量的文本时，机器翻译常常出错，有时甚至将意思译得使人不知所云，更不用说那些带有微妙的象征意义和丰富多彩的意象的文学杰作了。即使是人工翻译文学作品，有着不同审美品位和文学造诣的译者译出的文本也会大相径庭。这样便再一次证明，优秀的文学作品只能为那些有着深厚造诣、细腻的情感和娴熟的写作技巧的作家所创造出来，他们的劳动是不可能为其他任何再现和翻译手段所取代的，当然也包括机器或人工智能写作和翻译，因为只有那些具有聪明才智的人才能欣赏所有这些精致的文化产品，包括文学。而且只有那些具有广博的知识以及很高的文学和美学造诣的优秀翻译家才能将这些复杂多义的文学作品译成无与伦比的母语。因此后人文主义时代的机器或人工智能翻译倒是对传统的人工翻译提出更高的要求：不仅要准确地转达原文中蕴含的基本信息，还要再现原文作者的风格以及原文中蕴含的审美意蕴。

因此我认为，科学与人文并非总是呈对立状态的，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这二者的相通之处已日益彰显出来，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二者之间找到可以沟通和交流的地方，最终使得科学与人文取得双赢。

我们今天在“数字人文”这一人文学术的新范式中也可见出端倪，所谓“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ies）实际上已被一些人付诸实施并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它完全能够以科学的方法使人文学科摆脱危机，并建立一种新型的科学与人文共存和共赢的关系。但是一些保守的人文学者仍十分担心，这一新的学科领域的建立是否会摈弃传统的人文精神和正常的人际交流？它是否会导致人的进一步异化？因此他们试图通过坚守人文主义的立场来阻挡这一科学的或非人文主义的潮流。

王宁和学生畅谈学术人生。图片来源：作者供图。

那么我们作为人文学者将如何面对这种影响呢？我认为 “数字人文”也许可以部分地解决这个问题，或者说至少可以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起一座可以沟通和对话的桥梁，使科学的方法和手段服务于我们的人文学科教学、研究、出版以及成果的评价。

人们也许会进一步问到，数字人文的具体特征和长项体现在何处呢？应该说，这是一个跨越学科界限的崭新的领域。我们是否可以说，这只是科学与人文相结合的一个产物？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显然，数字人文，顾名思义，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它从人文学科的电脑化、电脑的人性化以及数字人文实践中发展而来，同时涉及多个学科领域。它融合了数字化和天然数字材料，以计算机和数字发表所提供的工具将由传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衍生而来的各种方法加以结合。这样看来，我们便可以很容易地发现，作为一个新的跨学科领域，数字人文的诞生，使我们得以使用当代计算机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来更新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方法，同时也可以使人文学科各分支学科领域的研究成果得以实现“数字化”。因此可以说，它带给人文学者的研究更多的便利和效率，使得人文学科的研究更接近科学研究。

数字人文的诞生使得传统的人文学科研究带有科学的方法论和科学的精神，同时它也可以促使科学研究变得更有人性化，因而标志着另一场新的革命性变革。它表明，使用科学的手段和计算机技术，人文学科的研究将变得越来越便利、精准和高效。它可以排除一些主观的人为的因素，加进一些客观的科学的因素。

也许有人会认为，数字人文是否有消解“人文”之意。我的看法是，在“数字人文”中，我们仍然没有放弃“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只是我们需要在传统的固化人文观中增添一些科学技术的含量和科学的精神。也就是说，作为人文学者，我们在人文学术研究中想要做的，只是引入一种新的学术范式，这种范式比哲学的思辨和推理更加科学，比注重人的主体性的传统的人文学术范式更带有数字化或技术化的元素。因此，我们在人文学术研究中突显技术手段并非意味着摒弃对文学研究尤为重要的人文情怀和人文精神。因为毕竟是人在从事文学创作和理论批评，是人在从事人文学术研究并且著书立说，因此在文学创作和人文学术研究中，人的作用始终是放在第一位的。

即使我们可以说，现在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在相当程度上已经由机器和人工智能所取代了，我们还需要那么多人文学者从事人文教育和学术研究吗？我的回答是，文学创作和人文学术研究是带有鲜明个人特色的一种创造性劳动和研究，不同的人做这项工作所取得的效果是截然不同的。优秀的人文学者的著作是建立在该学者长期的积累和认真的思考和研究之基础上的，而任何其才华和学识不如他们的作者，自然也包括人工智能，都无法取代他们的著作。因此，我们无须担心科学技术的普及会消解传统的人文精神，因为在一个更高的层次上，这二者是互补、互动并共融的。

（作者王宁，系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欧洲科学院外籍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