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与秦汉：从“大融合”到“初次大分流”

1.孪生帝国?

两千多年以前，恐怕有半数的人类族群受制于各占欧亚大陆一端的罗马帝国和汉帝国两大强权。两大统一体的面积大致相当。二者都由居住在巨型城市中的仿若神明的帝王统治，管辖着1500至2000个行政区划，且时常动用成千上万的士兵。两个大国都声称统御了世界(orbis terrarum 和“天下”)，但也都面临中央政府与地方精英对盈余的相似竞争，还面对着来自边界以外的次级政治组织的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蛮族渗透。两者以类似的方式终结：一半版图，即原有的政治核心——西欧和北方中国——先是受到军阀的削弱，进而为蛮族所取代；反之另一半则被传统势力所保留。

仅自6世纪以后，两个国家结构的发展轨迹开始趋于分裂，这个趋势一开始尚且缓和，转而就变得剧烈了。在东方，整个中国意义上的帝国出现周期性恢复；在西方，帝国和中央政府却趋于衰落，接着出现多中心的国家系统，这表现了对任何实施霸权的尝试的持续抵制，并且最终发展成现在的局面——为人们熟知的现代民族国家群。

就国家的面积、机能和国家机构而言，我们观察到一个长时期渐进的收聚过程，至少持续了数个世纪，但它最终被持续至20世纪早期的递增的分裂进程所取代。我认为这支撑我们谈论跨越整个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500年的“大融合”，它持续到“(首次)大分流”自公元6世纪开始出现。

2.环境

就所关注到的生态环境而言，两大帝制实体都有占据欧亚大陆温带的基础性需求。因为此处的气候、植物和动物便于社会的复杂性和大型政治的长期发展。两大帝国也都分为两大不同的生态区域：就罗马而言，包括地中海核心区和欧陆北缘；就中国论，分作黄土高原、黄河平原核心区和炎热潮湿的南方。在古代结束之后，罗马与中国发展的轨迹最终转至上述两分的前者。

不过，在环境上罗马和中国也有较大差异。最突出的是罗马帝国以温带海洋为中心，这非常有利于人和货物的交通，以及权力的覆盖；反观由河谷组成的中国，山脉隔断给地域整合造成很大的障碍——至少在公元6世纪后的运河系统建立前始终是如此。且与主要的西方河流，如罗讷河、多瑙河以及尼罗河衔接了内海核心不同，中国的河流大都向东流去，因此加剧了地域分隔。

鉴于这些差异，或许会有人猜测欧亚大陆西侧比其东侧更像是会导向政治性联合。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中国才是更为紧密(就其面积与边界长度之比而言)和自足的，它还处于山脉和海洋的天然屏障之下，只对中亚干旱的草原留有一条通路。与之相反，欧亚大陆西部的温带永久栖居区，东西向自大西洋至伊朗东部延展了两倍的宽度，并在东北方有易渗透的边境，便于农牧民族的迁移。

我们必须追问，这些相反相对的特质是否且何种程度上帮助解释以下的事实：当中国的“核心”区域在过往2220年的历史中有长达936年，或曰42%的时间统一，西方永久栖居区的相应数字，仅是公元14年奥古斯都死后大约三个半世纪，或曰仅仅其1998年历史中的18%。更重要的是，在过去16个世纪中，后者的统一几乎不存在。只有倭马亚王朝曾经努力掌控自大西洋至印度河的广阔地域，不过这也仅仅持续了40余年。

黄河

3.相似性

罗马与秦汉帝国都建筑在前期国家提供的模板之上，并使之扩张为更大范围的永久栖居区：在西方，从中东两河流域到地中海和欧洲大陆；在东方，从渭河流域、黄河河谷至中原，以及后来的南方。东方的基础形态源自殷商—西周政治(公元前1600—前771年)，它们的精英文化以及西周驻军城市，涵盖了整个中原。在地中海地区，这一角色由遍布地中海沿岸的希腊殖民地(自公元前8世纪始)和土生土长的希腊化的地方精英所扮演。

回溯至1994 年，克里斯蒂安·吉泽斯基(Christian Gizewski)提出了一个实用的秦汉和罗马政治九阶段并行发展模型。若在某些细节上作出调整，这个模型可用于阐明在大部分国家构造层面的程度惊人的并行演化。第一阶段(下至公元前500年)见证了更广泛的永久栖居区西部边陲的政治创制，定位于对军事能力的注重，罗马和秦都是如此。

第二阶段为公元前5至前4世纪，处于意大利中部的罗马和位于关中的秦这两大帝国都成长为自治的中型政权，并且卷入了与实力相当的竞争者的冲突。两个政权继续保留他们的独立性，因为他们有天然屏障隔绝与东部更发达地区的冲突。它们最大程度地利用“边疆国优势”，这使他们能够在没有与更具吞并能力的强大政权遭遇的情况下积聚军事力量。

第三阶段发生在公元前4至前3世纪，期间永久栖居区中一个范围巨大的霸主产生了：即涵括整个意大利半岛的罗马和延展至四川的秦国。这个增长又一次没有触发与他们各自的领导权力的大冲突，不过罗马人驱动的对意大利的希腊人的侵略和秦对魏国的施压也使得冲突迫近了。罗马和秦都从低成本的自我保护中受益，这得益于强大的自然屏障,如意大利的阿尔卑斯山脉及秦地和四川的大山脉。成功的扩张强化了罗马贵族的集体领导和秦的君主制(二者不同于下文将谈到的政体类型)。

第四阶段为公元前3至前1世纪的罗马和公元前3世纪结构更紧致的秦。两个帝国都借助一系列高风险的战争，将整个核心区域带入了霸权主义。两者都在直接统治前形成了霸权主义，而较之罗马寡头制有限的行政能力，秦的官僚制更好地促进了吞并和统一的进程。就二者而言，大规模的征伐更诱发了剧烈的调整：在东方，从“战争机器”之秦向汉初更加不明显的中央集权政体过渡；在西方，军事的君主制取代已有的寡头政治是一个旷日持久的过渡。由于后一转变影响更为深刻，随之而来的矛盾冲突长久存在于罗马，不过二者的结果还是相似的：建立了具有强大贵族参与的君主制，至少起初是这样的。

第五个阶段，包括公元1至2世纪的罗马和自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2世纪的汉，可被描述为扩张放缓和内部同质化加剧的时期。在二者中，我们都可见到地方精英权力的增强，他们纵然与政权合作，却也在限制政权的行动范围。

这一进程在第六阶段，即公元3世纪，被军阀政治和短期割据所打断。与三国的军阀割据相比较而言，罗马帝国所包含的职业军人已经使危机更为一触即发。尝试复辟的第七阶段历时很长，并且，与处于内部分裂的晋朝相比，罗马起码获得了短暂的成功。不过两者都止于蛮族的征服——中国北方从4世纪早期开始，而西罗马帝国则从5世纪初开始。

接下来的第八阶段出现了业已提到的罗马东部裂为残存国家(rump states),而中国南方与靠近北方边境的“蛮夷”继任者对峙的局面。两地均出现了征服者与地方精英的迅速融合，而且声称独立于政权自治的超越性的宗教——基督教和佛教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公元6世纪两地进行了重新统一的努力，在这方面中国较地中海地区为成功。

然而，到之后的第九阶段，在东方强大的唐王朝和摇摇欲坠的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政权之间，两地的统一成果开始急剧分化。在西欧，由于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以及之后伊斯兰和法兰克人继任者的政治分歧，统一的局面最终又陷入分裂，这一过程既长期又激烈。这些发展标志着“初次大分流”的开始，它导致了中国的宋、元、明、清各朝出现，直至今日的新中国。而在欧洲，则表现为逐步强化的多元中心主义国家形态。

4.趋同

国家形态的趋同并没有持久地受初期政体和国家机构组织的大量差异的阻碍。罗马和中国最显著的差异，在于中国战国时代激增的中央集权造就了比前现代欧洲任何一处都强大的国家结构。最一般地说，战国大都实施了自强型的改革，力图增加军事竞争力以面对相互之间的竞争。在公元前4至前3世纪，秦国通过一系列举措迅速实现了富国强兵。这些改革在某种程度上成就了国家领域内的均衡发展，其试图把国家控制扩展至整个社会的各个层面，使大权集中于一人之手，将国家实力和中央政府的治权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水准，并且据说使秦具有了动员和部署成千上万军队、丁役的能力。

秦国商鞅徙木立信

在公元前最后三个世纪中，罗马完成了与秦规模相似的征服事业，但并未出现类似的政府集权化。然而，罗马和秦朝都表明，成功的扩张使得农民大规模征兵制度成为可能。公元前4世纪，当罗马面对意大利半岛实力和军事组织规模相当的竞争对手，它引入了一系列自强化的改革。公元前295年起，特别是在前202年之后，罗马通常情况下不再面临具有相当动员潜力的国家级别的竞争者。这避免了对其他国家的旷日持久而没有结果的战争，因而大大降低了推动集中化和科层化以达到更深远的国内改革的需要。

此外，原始的官僚主义在逻辑上与罗马共和国政府设置并不相容。罗马共和国政府被为数很少的世袭贵族所掌控，他们仰仗社会资本、赞助关系并基于仪节操持维系权力，且更加现实地吸收他们的朋友、门客、奴隶和自由民来参与关键行政事务。组织紧密的大众政治参与提供了良性的仲裁机制。在此背景下，军队是仅有的达到一定专业化水平的机构。

依据迈克尔·曼(Michael Mann)对社会权力四种主要来源的划分，只要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权力紧密联系并被相同的贵族群体掌控，作为征服者的罗马的寡头制度即可长期存续。一旦军权从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中挣脱，集体的统治就会不可避免地转为军阀和君主统治。这些军阀和君王开始依赖完全职业化的军队，并通过传统的赞助和世袭制机制运作政治权力。与中国的主要差异在于，在中国，军队通常(虽然并非总是如此)被成功地控制并长时间地被政治—意识形态权力边缘化。汉代近乎完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的融合，是战国时代集权化改革和随后的儒法融合加强国家权力的结果。除了早期城邦阶段的政体，罗马政权从未从类似意义上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力量中获益。不妨说，战国的秦国和罗马共和国起步自全然相反的两个向度：秦集权化和官僚化。相反，罗马则被集团统治，且依赖于私人的行政资源。这些巨大的差异可能致使发展进程呈现不同的进程状态，但并不影响到最终的结果，也就是最终征服和统治整个永久栖居区。

一般而言，早期的中华帝国比罗马帝国具有更大程度的“科层化”。首先，高级职位的数量二者大致相当，各有几百个而已。其次，甚至在古代晚期的改革之前，罗马当局依赖数以千计的借调士兵，以及他们的奴隶和自由民来运转，此时行政事务者和皇帝世袭工作人员包含了数千的奴隶和准奴隶。到了公元4世纪，罗马当局录用了超过3万名文职官员，这大概是西汉的四倍之多。早期到晚期罗马君主制的主要转变在于从运用特设士兵和依靠奴隶和准奴隶的强烈家产式官僚主义，转向使用受薪的平民劳动力。罗马和中国之间最明显的差异存留于城市层面。

尽管如此，我们想要知道最终的差别是否巨大：罗马帝国中依靠地方精英充任资源保护者，及从外地调任的汉朝地方官，是否都妨碍了国家的税收征管? 将早期中国官场的择优程度作过高估计是不明智的：不少汉朝官员获得职位是通过举荐，这与罗马相似，乃是通过简单直接的赞助来买官。在数量上，帝国学院的教育是个边缘化的现象，它每年只产生相对来说非常少量的毕业者，即使在正式统计结果未知的罗马，特定类型的官员才从攻读法律中受益。甚至连号称军政、民政两分的中国，通过政治—意识形态力量牵制军权到最后也没能够免于失败。

与中国相比，罗马的军权长期处于更具自主性的状态。然而到了公元2世纪末期，中国迅速地赶上并很快超越了罗马，并且同样受困于军事冒险家和阴谋家们。并且，在两个帝国中，我们都可以见到“蛮族”殖民者的渗透，诸如中国的匈奴、鲜卑、羌，西方的哥特、勃艮第人等等，这些族群通常接受帝国的统治，但越来越多地进行政治自治。同样在二者中，此类成分的引入扰乱了地方精英与中央政府之间的平衡，侵蚀了国家在销售保护上的垄断，干扰税收征管，并最终在中央政府之外暗地里与地方精英交易。东西两方随后的继承国中，将异族的征服者和当地人隔离并将二者分别造册登记被视为首要任务，前者是战士，后者则作为被榨取剩余价值的生产者。在两者中，随着时间消磨，这个分隔受到了侵蚀，是故我们可以见证到异族和地方精英的融合。

古罗马庆祝胜利的游行

5.分流

国家机构的运行轨迹自公元6世纪以后开始了显著的分流。那时候，查士丁尼重新恢复最初罗马帝国统一状态的尝试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并且接下来的一个世纪见证了东罗马国家在波斯人、阿瓦尔人及最主要的阿拉伯人的影响下逐渐萎缩。由于被他们的地域性军队自治所拖累，阿拉伯征服者们并没有能够建立持久的世界帝国。在查理曼帝国复兴失败之后，整个西欧的政治破碎化在之后的公元第一个千年中愈演愈烈。此时西欧的各个国家丧失对人民的控制和征收赋税的能力，主权事实上变成由君主、领主、地方势力、半独立的城镇和神职人员所共享。

中央集权政治的(重新)产生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它主要出现在公元第二个千年的前半段。但在某些情况下耗时更长，这导致了一个政治集群，在其中平衡机制妨碍了一个泛核心帝国的产生。取而代之，激烈的国家间竞争、内部社会和知识的剧变、新式的海上帝国的产生，以及(最终的)技术进步导致了现代民族国家在18世纪(或者可能仅在19世纪)出现。与之相对，在公元6世纪的中国，帝国重新统一恢复了科层政治，尽管也有大量中断，仍旧在1911年之前维系了一个由汉族或异族领导的泛核心帝国。并且，其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

这些现象是如何发生的? 大体上，与各种各样的因素有关。举例来说，西方幅员辽阔的永久栖居区更有利于碎片化的发生。中国缺少像波斯人、阿拉伯人这样的国家级的竞争对手。公元第一个千年前半段的气象变化让中国北方较之欧洲受益更多。中国“蛮族”继任者的国家更善于草原的游牧生活,相反欧洲政权易受到阿瓦尔人、斯拉夫人、保加利亚人、马扎尔人和维京人的侵扰。中国逃过了蹂躏西方中世纪早期长达二百年之久的经常性瘟疫的侵袭。意识形态力量的贡献同样需要考虑。

汉学传统习惯性地强调儒家精英传统的长期影响(或者是类似于西汉时期创生的儒—法形态)，这种传统倾向于认为让学术性的文职官员运作国家有利于秩序井然。然而，观念力量的意义需要在比较性的背景上予以评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对后西罗马时期基督教统一体的思想的承诺缺乏实质性的政治影响，试图利用“永恒罗马”观念建构帝国(如查理曼帝国和奥托帝国时代)，以及伊斯兰的乌玛统一体理念等的权重给予适当的重视。此外，汉代以后的中国具有对抗性信仰系统竞争逐渐强化的特性，例如道教与佛教的竞争。僧侣制度的建立积累了巨大的资源，在人力资源使用能力上超越了国家政府，并且最终成为国家主权的分享者。尽管如此，儒家学者提供了一套合用的国家运转手段也是千真万确的。

相反，西方的基督教缺少能与之相对应的手段，使之更难支撑以后的罗马政权，或是重建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固有的自治和依派系分裂的基督教教廷向外部演化，并在某种程度上作为帝国政权的反对者，使之不能够如中国儒家那般为政权效力。在后罗马世界中政治与意识形态权力之间持久的摩擦，可能阻碍了国家职能的加强和帝国的建立。在“孱弱”的政权中，精英阶层更多地仰仗他们自己所掌控的资源，并且在统治者那里享有更多的自治权。缺乏中央集权的税收征敛和强制力，统治者的权力要维系稳固，很大程度上依赖与精英阶层协商而达成的合作。从公众的视角来看，地方精英比国家统治者和他们的代理人更加居于支配地位，而封建关系只是个象征性的结果。与此同时，缺乏那种作为“强有力”政权特质的跨区域的整合能力，精英阶层更少倾向于获得多得异乎寻常的财富。这种情况对于经济成就而言有着深远影响，它侵蚀了“孱弱”的国家内部及其之间的贸易往来。久而久之，就连相对“强有力”的后罗马继承者政权也经历了国家税收、军队薪酬的衰减。在这种国库减持和政治军事权力的去中心化的背景下，保持政权的控制力(特别是在军事领域)变得越发困难，而造就巨大而稳固的帝国的希望也随之变得越发渺茫。

就国家控制力而言，中国中古早期的发展情况较大多数西欧地区而言差异巨大。在5世纪后期和6世纪，特别是类似汉朝的政府机构的逐步复兴，包括使君主能够掌控增益人口并对之赋税，遏制精英自治，为军事行动调集更多资源，这最终导致了帝国的重新统一。对中央集权化的再度严重挑战，包括了游牧族群与为数众多的定居点要塞之间的激烈冲突，使得最终旨在保护(并强化地方控制力)农业人口定居点的防御工事以宗族或村为单位被当局所容忍。

从后果上看，这避免了从根本上而言不同的结果，诸如全中国范围内的封建制和长期分裂，若返回到公元前8世纪早期春秋战国时代来看，在前述情景中这些真实的反拟法，实际上早已成为现实。

这引发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外族征服精英在巩固国家控制力上获得了成功，而他们的西方同行则遭遇了失败? 前述的政府机构的属性和军事力量补偿的差异(最显著者是东方有国家掌控的物资配给与部分西方地区直接分派土地之间的差异)和他们的组织构成(骑兵或步兵的优势)均有可能在其中扮演了决定性的角色。所有这些问题都应在日后有所讨论。比较的视角对于辨识东西方长时段意义上的明显不同的后果的成因要素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中国著名的“朝代循环论”和中古、现代欧洲国家体系的弹性多中心主义，就是其例。

（摘自沃尔特·施德尔主编《罗马与中国：比较视野下的古代世界帝国》，李平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8年4月。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湖边观海”，澎湃新闻经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