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孝聪丨足迹经纬——地图上的中华书局

1911年，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清王朝，也催生了适应民主共和思想的民间印刷业，在商务印书馆任出版部主任的陆费逵与戴克敦、陈寅等，约请编辑人员私下编写新教科书。1912年1月1日，由陆费逵等筹资在上海创办了中华书局，自办印刷，以编印新式中小学教科书为主要业务，首先出版新编的《中华教科书》，迅速发展成为国内民间第二大出版机构。

中华书局初创时，仅在上海英租界福州路（即四马路）东首租3间店面，印刷所则设在福州路北的惠福里。

图1：1910年实测上海城厢租界图，福州路北有惠福里。

1910年实测的上海城厢租界图上仅在福州路、河南路十字路口西南，即棋盘街西标记“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惠福里位于福州路的北侧，届时还没有中华书局。

1913年，设中华书局编辑所，陆费逵任局长（后称经理）。随后，总公司迁至黄浦江北岸的美租界东百老汇路（今东大名路）AB29号，并租用其旁之民房，设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所。其后，编辑所又移至东百老汇路88号。

图2：1913年（美）Map of Shanghai ，标记“East Broadway”（东百老汇大街）。

图3：1913-1914（日）最新上海地图，标记“Broadway（百老汇大街）”。

1915年，上海中华书局改为股份有限公司，自办印刷所，并增设发行所，中华书局总店发行所设在英租界南京东路南侧礼拜堂对面的抛球场（今河南路、南京东路交叉路口）。

翌年上海中华书局资本增至160万元，职工达1000余人，继商务印书馆之后成为国内第二家集编辑、印刷、发行为一体的出版企业。两家出版社的发行所均选址于靠近上海售书业集中的福州路，虽然都在河南路上但是不在一处，时人有所谓“分庭抗礼”之说。

图4.1：1918年10月日本堂书店发行最近实测上海地图，河南路仅标商务印书馆。

从1916年前刊印的上海城市地图上可以发现福州路与河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西南隅尚有一块空地未被利用，中华书局购置此地新建5层楼的大厦，有店面10间。1916年，上海中华书局总发行所自南京路西南转角旧址南迁至棋盘街（今福州路、河南路十字路口西南）新建的5层楼大厦办公，始与商务印书馆相邻。

图5：上海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总店新址照片

同年，上海中华书局在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192号哈同路（今铜仁路）口建成印刷总厂，除印刷所外，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总厂占地面积40余亩，居当时上海各印刷厂之首。

可是，两家出版社在上海棋盘街上比翼齐飞的历史场景，持续数年并未表现在上海城市地图上。例如1918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实测上海市租界分图》，并没有在《英租界分图（公共租界中区）》标记中华书局，只是在《实测上海公共租界西区暨闸北分图》的哈同路西侧标记了“中华书局总厂”

图6：1918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实测上海公共租界西区暨闸北分图》，公共租界西区哈同路已经标记“中华书局总厂”。

图7：1918年10月商务印书馆出版《实测上海公共租界西区暨闸北分图》，公共租界西区哈同路已经标记“中华书局总厂”。

直至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订正袖珍上海新地图》，才首次在上海英法租界分图内的河南路棋盘街同时标记了中华书局和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位置。

图8：1922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订正袖珍上海新地图》上海英法租界分图，福州路河南路口即棋盘街仅有商务印书馆发行所。

而上海中华书局自己编绘的上海城市地图，迟至1925年2月才在刊印的第三版《最近上海全埠地图》内在福州路、河南路口的棋盘街同时标出了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同时，在静安寺哈同路西侧标记了“中华书局总厂”。

图9：1925年2月上海中华书局《最近上海全埠地图》第三版。福州路、河南路口的棋盘街并列标出“中华书局”“商务书馆”，在静安寺哈同路西侧标记“中华书局总厂”。

图10：1925年2月上海中华书局《最近上海全埠地图》第三版。福州路、河南路口的棋盘街并列标出“中华书局”“商务书馆”，在静安寺哈同路西侧标记“中华书局总厂”。

图11：1925年2月上海中华书局《最近上海全埠地图》第三版。福州路、河南路口的棋盘街并列标出“中华书局”“商务书馆”，在静安寺哈同路西侧标记“中华书局总厂”。

1925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新刊出《最新上海全埠地图》（初版），在英租界即公共租界中区标记“中华书局”发行所与“商务书馆”并列，同时在公共租界西区哈同路标记“中华书局总厂”，在地图上的标记更加清晰明确。

图12：1925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最新上海全埠地图》初版，同时标记位于福州路河南路口（棋盘街）的中华书局和哈同路的中华书局总厂。

图13：1925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最新上海全埠地图》初版，同时标记位于福州路河南路口（棋盘街）的中华书局和哈同路的中华书局总厂。

图14：1925年12月上海中华书局《最新上海全埠地图》初版，同时标记位于福州路河南路口（棋盘街）的中华书局和哈同路的中华书局总厂。

一般人们都晓得伴随着中华书局的诞生，中华书局刊印出版了一批带有爱国内容的新式教科书，令世人耳目一新，且立即风行全国，不仅迅速赢得了民国初年教科书的市场，而且中华书局从此奠定了在近代中国出版界的地位，中华书局版教科书为中国教育现代化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少为人知的是，民国初年，中华书局还发行印制了两部新版地图集，一部是《最新中华民国分省地图》，另一部是《世界改造分国地图》订正三版地图集全一册，收图32幅。两部图集均由丁詧盦编著。1921年，中华书局出版的这两部地图集都是在上海静安寺路192号的印刷所印制。

1921年2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由丁詧盦编著的《最新中华民国分省地图》图集。此图集表明东沙群岛、西沙群岛属于中国。

图16：1921年2月中华书局印制《最新中华民国分省地图》的版权页。

版权页明确记载：该图册由丁詧盦编著，经陆费逵、戴克敦审阅，印刷地点为上海静安寺路192号印刷所，即哈同路西侧的中华书局总厂；总发行所位于上海棋盘街，即福州路与河南路交叉的十字路口西南隅。届时陆费逵为中华书局经理、戴克敦任编辑所所长，故由此二人审阅核准发行。

在“中国全图”内，南海标绘了“东沙岛”，并在右下角专门附有“西沙群岛”图，绘出西沙群岛诸多岛礁，标记“特里屯岛”（今中建岛），图上同时绘出雷州半岛南端和海南岛，以表示西沙群岛在我国的方位。

在“广东省图”中，显示东沙群岛，标英文名称“Parata I.”，并用红字注记“东沙群岛西名布拉多斯岛”；另附专门的“西沙群岛”图，用中文标出名称“西沙群岛（旧名七洲洋）”，同时注记西文名称“Paracel Is.”，并红字注记“西名巴拉塞尔诸岛”；图上描绘21处岛礁、礁盘的形状，分别标出名称：“菲勒生特群岛”（今宣德群岛）、“福杜罗岛”（今甘泉岛）、“钱财岛”（今金银岛）、“坛坚岛”（今琛航岛）、“达可伦岛”（今东岛）、“觅出礁”（今华光礁）、“特里屯岛”（今中建岛）。以上地图设计表明东沙群岛、西沙群岛皆属于中国领有的岛群。当时南沙群岛（今中沙群岛）和团沙群岛（今南沙群岛）尚未由民国海军海道测量局完成实地测量，也尚未确定南海136个岛、礁、滩、沙的位置和名称，所以，民间出版机构刊印的地图还未明确表现南海的中沙群岛、南沙群岛。一直要到海军海道测量局完成南海实地测量并确定南海岛、礁、滩、沙的位置和名称，1935年4月，中国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将南海诸岛分成四部分，刊登在《中国南海各岛屿华英地名对照一览表》中，由中国水陆地图审查委员会公开出版地图，才为民间各出版单位编制表现南海诸岛的新地图提供了依据。

1921年11月，中华书局发行由丁詧盦编著的《世界改造分国地图》订正三版地图集全一册，收图32幅。第一版于民国九年（1920）2月印刷，3月发行。

图20：1921年11月中华书局印制《世界改造分国地图》之封面。

图21：1921年11月中华书局印制《世界改造分国地图》之版权页。

该图集由《世界改造大地图》和分国地图组成。1920年1月，曾经印制发行过第一版《世界改造大地图》，由徐煐编绘、丁詧盦校对，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在法国签订的《凡尔赛和约》所认定的世界形势，即按新兴国家、割让地区、国联托管地、协约国联军暂时占领地、民族自决地和争执未决地等政治地理空间格局编绘，同时附奥匈及巴尔干旧疆域图、新形势图、德比疆界图、萨尔流域图、德波新疆域图、阿拉伯半岛图，以地图的形式说明《凡尔赛和约》的主要内容。这次是经过订正后的第三版，由丁詧盦编著，包括世界各大洲图、中国分省地图、世界改造分国图，以及汉英、英汉地名检索表，颇便于读者阅览。民国初期，中华书局从适用于中等教育的出发点出版的这两种地图集，对提升当时中国国民的地理知识和对国家疆域领土的认知起到了良好的促进作用。

这一时期，中华书局还印制过其他专题地图。例如：1925年4月，由葛绥成、徐棫编绘，中华书局出版了比例尺1:15000的《杭州西湖全图》；1929年6月，中华书局又印制了彩色版《杭州西湖全图》及附孤山附近图，两版杭州西湖图的地形均采用等高线表示，在当时属于比晕滃法更科学的制图技术了。

1935年，中华书局在上海澳门路469号建成印刷总厂新厂，总办事处和编辑所也设于此。购置先进印刷设备，既印本版图书，也承印地图、邮票、香烟盒子以及政府的有价证券、钞票、公债券等，印刷业务更加发展。截止1937年底，各出版商印制的上海城市地图，在公共租界中区棋盘街从并列标注“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逐渐改变为仅仅标注“商务印书馆”一家，而在公共租界西区哈同路标注“中华书局总厂”，尚未区别哈同路老厂和澳门路新厂，说明编制地图赶不上现实局面的变化。

图23：1933年上海东方舆地学社《实测上海明细大地图》福州路河南路口（棋盘街）“中华书局”与“商务印书馆”并存。

图24：1934年武昌亚新地学社印制《新上海市实测详图》，棋盘街仅标记“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而没有中华书局。

1937年7月7日，全国性的抗日战争爆发，11月上海沦陷。陆费逵赴香港，在九龙成立中华书局驻港办事处，掌握全局重要事务；上海方面由常务董事舒新城等主持日常事务，静安寺老厂印钞部转移至香港分厂，设在公共租界澳门路的印刷总厂由美籍商人A.F.沃特生任经理，以“美商永宁公司”的名义维持营业。1941年7月9日，陆费逵在香港九龙病逝，李叔明继任总经理，上海方面由吴叔同任经理。随着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进占上海租界后，永宁公司被封。香港亦被日寇占领，中华书局的领导核心相继内迁，1942年2月在重庆设立总管理处。此间，仍然以印制教科书，编辑出版各种图书杂志为主要业务。从1937年至1945年间，中外各国出版商印制的上海市区地图上均不见标注“中华书局总厂”的字样了。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后，中华书局总管理处迁回上海，恢复了印制教科书、图书杂志和地图的出版业务。1946年11月，中华书局发行许仁生编绘、葛绥成校订的《最新上海地图》初版，在这幅上海城市地图内同时标记位于南京西路铜仁路的“中华书局老厂”和澳门路的“中华书局新厂”，这可能是新中国建立前中华书局在上海地图上留下的最后印记。

图25：1946年11月中华书局印制《最新上海地图》初版，同时标记老厂与新厂。

图26：1946年11月中华书局印制《最新上海地图》初版，同时标记老厂与新厂。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954年5月，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迁至北京，在北京东总布胡同10号办公（1957年春—1961年秋）。同时在上海留有中华书局上海办事处，1958年改组为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澳门路的“中华书局新厂”址改成中华印刷厂，今为“中华1912创意产业园”，厂房变成中华菁英公寓式酒店。同年，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成为整理出版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学、历史、哲学、语言文字图书及相关的学术著作、通俗读物的专业出版社，60多年来承担了国家级古籍整理的众多基本项目。

1980年代，中华书局办公机构位于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一座灰色带装饰的大楼内，与位于北京东四南大街路西的国家新闻出版署相距不远。说来也巧，中华书局又一度与商务印书馆同在一座楼里了。

图27：1994年北京市区地图标记灯市口王府大街中华书局位置。

1998年7月8日，成立中华书局有限公司，总部位于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2012年中华书局迎来百年华诞，举行了一系列庆祝活动。

2022年适逢中华书局创建百十周年华诞，特撰短文用地图记录中华书局的足迹经纬。

（文中部分图片未刊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