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森·摩尔｜廉价大自然与气候正义的政治

我们该如何理解经济与生态变迁的议题？譬如说，世界经济成长与急速增加的大气层温室效应，两者之间的关系究竟为何？要有效地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能只是把生态和经济相加起来。首先必须面对的，是去理解在人类活动与更庞大的生命网络（包括动植物、地质、气候等）之间相互渗透的密切关系，这涉及身体、国家，以及全球资本主义等层面。要理解这些关系，同时意味着我们必须认真地面对自然这个概念，对自然采取一个长远历史的理解，来去切入其间的种种问题。

显然，我们正身处在一个极为关键的转变时刻。地球系统科学家称这个转变为“型态转移”(state shift)——意即不可预期的，无法逆转的转变。我们正经历的，是全新世的终结时期。全新世是大约在一万两千年前开始的，一个气候稳定性相当不寻常的时期。在这个时期，气候变化对文明的兴衰，起着关键的作用。譬如罗马势力在西方的衰微，就出现在西元三百年间，这正巧是罗马暖气候时期(Roman Climate Optimum)的最后阶段；欧洲封建势力的式微，则与气候变迁、疾病爆发同时发生，还有西元1300年后大众抗争的兴起，这一系列历史里的完美风暴，彼此之间互相交织。

然而，这些过往的气候变化，要与今日我们面对的气候变迁相比，那是大巫见小巫。基本上，一个文明要能够存活过气候变迁的风暴，那是相当罕见。

当今对于环境保护的思考，大多将当下气候变迁问题的起源，追溯到英国的炭与煤气的使用。这个气候学上的断代，对我们目前所熟知的生态政治有着很大的影响。首先，这个论述是一个非常老的论述，可以追溯到一个世纪之前。这个论述根本上显示的，是环境与机械之间的紧密交涉。然而这种盎格鲁中心 (Anglo-centric)的资本主义分析，却很容易将奴隶制、殖民主义，以及性別变成次要的问题。换句话说，也就是回到了生产力这个论述上，即其关心的是，将大自然视为生产材料的历史观点。事实上，煤气机械是否真的是十八世纪末直至十九世纪初工业化的关键技术？这一点实仍有待商榷。难道轧棉机的发明，不是更为关键吗？

至少，对马克思来说，棉花产业的出现是更为关键的——特別是当他观察到棉花价格的下滑与大规模工业兴起间的关系。这个历史问题，牵涉到的并不只是史观诠释的差异，而是我们是否以生产力的角度来看待大自然的问题。这样的视角很容易陷入一种陷阱——忽视种族与性別，将这两者视其为次要问题。种族主义与性別主义，事实上一直是助长生态危机的关键要素。但以二元对立性来看待自然的想法，并非工业革命的产物；它事实上是先入地存在于工业革命时期人们在自然这个范畴上的基本认识。

假使我们不将资本主义的开端，定位在漫长十九世纪里的工业革命，那么我们要怎么理解资本主义体系的起源呢？我认为，资本主义事实上萌芽于漫长的十六世纪，也就是源于1450年后的两个世纪当中。简要地说，1492年是现代权力、种族屠灭，以及资本积累的起始元年。这个原点，更精确地说，是西元1492年的10月12号，也就是“廉价大自然”的诞生日。也就是说，哥伦布不仅仅是一个探险家和征服者，事实上，他就是“廉价大自然”的运筹者。在他第一次的航行日记中，大约有70处，哥伦布写明了他此行的强烈欲望并非在于企望黄金，而是在于去探察世界，并且进一步的去确认哪些生命模式是能够在当时的欧洲卖个好价钱的。哥伦布所带着的，不仅仅是枪炮、细菌和钢铁，而是一个运筹者的锐利眼光，而其眼光所及之处尽在于“新世界”里的潜在财富。自始，哥伦布便是“廉价大自然”这个基本逻辑的传播者。

资本主义常受到赞扬的一点，在于人们称其为一个有效率的系统，但这样的论点却与事实不符。假使我们不把人类和自然的幸福作为基础起点，那么资本主义则相对地，是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出来“最无效率”的系统。假使人们仍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关于市场和商业，而资本主义的历史却告诉我们，这个系统从来不仅仅只牵涉到市场和商业——资本主义一直是与所有商业活动的毁灭相关，自1492年来的新生世开始，便是如此。

从最开始，资本主义便寄生在国家、银行，以及暴力这三者的互动关系之间。如我与Raj Patel 在我们的新书《七种廉价物的世界史》当中所提及的，资本主义的起源于西班牙皇室的种族清洗运动。伴随这个种族清洗而来的，则是1492年哥伦布对北美洲的侵略。这些政治运动受到了热那亚（Genoese）银行家的资助，西班牙皇室则通过奴役被征服的人们来偿还欠下的债务。这个枪炮、金钱，以及奴隶的三位一体，提倡的是全球征服和经济生产的新逻辑。这个过程的核心则是种族主义。其后，种族主义更以一种与暴力分离的形式，继续在世界史上蔓延开来。也就是说，随着殖民扩张，在概念上，原住民与非洲人不再被视为“人”，而被归纳进大自然的一部分。这样的二元分离的结果是大自然成为某种外在于帝国和世界市场之外的东西。对帝国和资本家们来说，可以用越便宜的方法去取得大自然的资源，则越是理想之事。

这个廉价大自然的概念，直至今日仍持续地在形塑着我们的生活，其内涵的种族主义更衍伸出21世纪的气候变迁分野。特别在全球政经版图上的南方国家，性别主义更迫使女性必须背负气候变迁、失业，以及农村流离失所带来的代价。帝国主义正当化了全球政经版图上的北方国家的碳债务，这个模式还持续地摧毁自婆罗洲直到巴西的土地与生命。

《七种廉价物的世界史》

我们在这里所阐释的，是一个简明的道理：廉价的自然，其代价从来都不便宜。这样的系统里所出现的廉价，仰赖的是一个暴力的过程：根本上是枪炮弹药的产物。廉价自然，事实上是理性当中极端不理性的系统，它所需要的前提是希望能够免费地去动员所有的自然，包括人类在内。这个系统所尽可能地，希望能够完全无偿地去使用自然，或更进一步地，能够完全无偿地去使用那些被归类为自然的人。同时它更希望，任何的劳动，只要是被归类为是自然的范畴，便如同自然一般地任人予取予求，不需要为其付出任何的代价。理解到这一点，对于我们今日的气候政治非常重要。因为这意味着资本主义本身并非一个效率的系统。相反的，资本主义在生命与劳动力上的惊人浪费，才是这个系统的核心。当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的剥削足以把童工的劳动，如同吸取儿童的血一般地转换为资本，马克思正切中这整个资本积累体系的要害。这种“非效率”的资本积累所仰赖的、所需要的，正是暴力——而这个暴力的展现，可以同时体现在文化的，以及物质的层面上。也就是说，资本主义对廉价自然的追求，之所以会如此毫无节制，是因为资本主义的生态系统，其所希望掠夺的自然，在根本上一点也不廉价：资本主义的生态，是代价昂贵的东西。更糟糕地，随时序推进，我们付出的代价越高，因为资本主义对于无止尽资本积累的幻想，持续地逼使它寻求无止尽的生命和人体来沿用。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不只是一个廉价自然的系统，其要义，是要使人落入悲惨的生存状况：资本系统是一个有钱有势者完全不付钱的系统。在这个系统里，这些有钱有势者过于强势，以至于人们付出任何代价去保全它，而由此它更无瓦解的可能。即便说在世界史上，存在着许多例外于资本逻辑的生命形态，但这些不应该误导我们对世界历史基本模式的认识。资本主义意味着我们要付出昂贵的自然代价，而资本家永远会发明出新的方法去避免付出这些代价。资本家不愿意付出的，是抚养家庭的费用、延续社会的费用、延续稻田与森林的费用。资本家要怎么避免这些费用呢？他们的做法，就是向边疆前进。

我们所熟知的边疆，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向来就“在那儿”的空间。边疆仰赖的是国家与帝国，疆界是被创造出来的。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概念，大自然并非先验地存在。这样一个没有人力介入，毫无使用价值的“大自然”，纯粹的，自我证成的“大自然”，从来便不存在。自然的用途与工作潜能，势必是透过每一个阶段，被予以指定性质、划定疆界、确定用途，必且被予以正当化，确保“天然资源”可以转换成一个个成品。我们惯于把这些过程视为经济与技术的面相，而它们的确也是。然而这个将“自然”转化为加工过的、一个或多个成品，这样的过程，同时也仰赖文化性的力量。现代性的疆界不仅仅是土地，现代性的疆界同时包括文化性的和地域性的界限，生产出一系列的概念来有计划地建立起何为自然的范畴，以此来无偿地获取某些工作的成果（例如女性的家内劳动），和无偿的能源（例如矿产），然后将这些空间与人性拿来作为资本积累的沿用。这些也包括 M. Mies提及的“女人，自然，以及殖民地”。在这里我们面对面地遇上了韦伯(Max Weber)所说的“用以宰治世界的欧洲理性”。这个理性，如同殖民主义和性别主义，向来是生产的重要助力之一。

在气候变迁失控的当下，我们必须重新思考自然的政治。这将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然而在气候变迁如此极速的状态下，重新思考何为自然政治的核心问题，却应当为首要之事。环境主义者长期以来关注的议题是人口和消费，这的确是重要的问题，不过这些面向无法带领我们走向一个气候正义的有效政治。劳工运动当然是首要工作，长期以来，却只有部分的工作受到重视，而“女人的，自然的，以及殖民地的”劳工运动中被置于次要位置。如果我们想要对工作进行一个更广泛的定义，我们必须要把想象力打开，到有效的政治中去思考这个问题。资本主义的成功，所仰赖的就是对三种劳动的全面宰制——产生经济效益的工作、女性在家庭和社区的工作，以及整体在自然层面的工事。通常，我们并不认为这些劳动是有联系的，其实不然。任何重大工业革命所涉及的，不仅是经济生产的层面，工业革命所改变的还有社会生产的模式，影响所及更蔓延至生命网络的改变。

气候正义的政治以及人类的解放是同样的一件事。解放政治要求我们不再区别谁的工作或谁的生命更为重要。“工人”，不仅仅是那些获得薪酬的人，还有那些没有得到薪酬的人，甚至是人类之外的生命。在这个气候转变的当下，我们的口号应当为“终止置外于工作的自然政治；终止置外于自然的工作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