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好的朋友，至今仍是人间典范

公元805年是一个多事的年份。

这一年，大唐两度换了新主人。

正月，在位27年的唐德宗驾崩，太子李诵躺在床上（身体不好）当了皇帝，即唐顺宗。

八月，唐顺宗“内禅”为太上皇，他的儿子李纯即位，是为唐宪宗。

权力转移的背后，是朝廷精英的起起落落。

在这短短的几个月间，一场被称为“永贞革新”的新政旋起旋灭，却对参与其中的人施加了毕生的影响。

刘禹锡和柳宗元，这对当时政坛最有名的新星，似乎一夜之间，就从熠熠生辉、奋发有为的年纪，迈入了黯淡哀愁的中年。

他们的苦难，刚刚开始。

但是，对于中国历史而言，大唐坠落了两颗政坛新星，却升起了光耀千年的文坛双子星。

人们喜欢说，天才成群结队地出现。对于中唐来说，更显著的特征则是：CP成群结队地出现。

现在最著名的两对唐代CP——白居易和元稹，以及刘禹锡和柳宗元——他们都是八世纪的七零后。

刘禹锡生于772年，白居易也生在这一年。柳宗元比他们小一岁。元稹生于779年，后来人称“诗奴”的贾岛也生在这一年。

还有个韩愈，比他们稍大一些，生于768年，是个六零后。而更大的是五零后的孟郊，751年出生。

中唐是盛唐之后的又一个诗歌高峰，主要表现为流派纷呈。上面点到名的人物，就都是中唐诗坛的扛把子，在他们中间，至少形成了三个迥然有别的流派：元白一派，韩孟一派，刘柳也算一派。

单说刘禹锡和柳宗元，两人合称“刘柳”，是各种文学排行榜的常客：

刘禹锡的文学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他有一个霸气的名号，人称“诗豪”，此外他与韦应物、白居易并称“三杰”，与白居易合称“刘白”。

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则主要在文章方面，他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千古文章四大家”之一，与韩愈并称“韩柳”；他的诗其实也非常好，走陶渊明这一派的，与王维、孟浩然、韦应物并称“王孟韦柳”。

但赶上一个唐诗发展的新时代，刘禹锡和柳宗元，当然包括其他任何一个诗人，他们的初衷并不是要做一个好的文学家，而是梦想着做一个好的政治家。

对于古代读书人而言，诗人并不是一个职业，做官才是。

▲刘禹锡画像，图源/网络。

刘禹锡和柳宗元的经历太像了，以至于许多人读他们的传记，往往会把他们搞混。

像到什么程度呢？像到让人怀疑上帝有意在他们身上做一个实验：同一段人生，赋予不同性格，会开出怎样不同的花。

他们在同一年考中进士。

那一年，刘禹锡22岁，柳宗元21岁，两个意气风发的年轻人就像两块磁石互相吸引。此后他们虽然聚少离多，但心是粘在一起的。

他们都是家中的独子。

他们的父亲在大致相同的年份去世，他们分别返乡丁忧。

他们分别经过了朝廷的授官考试。

他们分别在京兆府下面的县做官。

他们一起进了御史台。

插播一句，在御史台时期，他们一起结识了比他们大四五岁的韩愈，三人过从甚密。

他们本有可能从两人CP，发展成三人天团，最终因为不同的选择，韩愈与刘、柳虽仍保持终生的友谊，但中间有过误会，人生也完全错开。

▲韩愈画像，图源/网络。

这次选择，实际上就是一次政治站队。

在唐德宗暮年，围绕在太子李诵身边，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东宫侍读王叔文、王伾（即史书所说的“二王”）为核心的政治集团，蓄势准备辅佐新君进行改革。

刘禹锡和柳宗元均加入了二王集团，备受赏识。在李诵（唐顺宗）继位后，两人一个被任命为屯田员外郎，一个被任命为礼部员外郎，成为“永贞革新”的核心成员。而韩愈并不反对政治革新，只是因为对王叔文这个人素无好感，或者早已预见到这个政治团体不可能成功，所以没有选择站队到二王集团这一边。

在唐顺宗继位前一年，韩愈由监察御史被贬为阳山县令。关于这次贬官的缘由，别人怎么说不重要，重要的是韩愈自己怎么看。

韩愈在诗中写过这样的话：

同官尽才俊，偏善柳与刘。

或虑语言泄，传之落冤仇。

二子不宜尔，将疑断还不。

也就是说，他严重怀疑，自己遭贬，是因为刘禹锡和柳宗元把自己平时非议王叔文的言论，泄露给了对方，从而引来了对方的报复。

后世史家认为，韩愈被贬时，王叔文并未掌权，这是韩愈对刘、柳二人的误会。但这次误会，显然在他与刘、柳二人中间制造了隔阂。

虽然多年后消除了误会，但韩愈与刘、柳已经不能站在同进退的阵营里。

当二王集团掌权的时候，刘、柳也没有把韩愈召回朝廷。

刘、柳最终建立起最铁的友情，是因为他们不仅共事过，还选择了相同的站队。他们有一样的政治理念，一样的政治遭遇，一样的政治目标。

他们的友情，是革命同志式的、牢不可破的友情。

▲柳宗元画像，图源/网络。

“永贞革新”是一场短命的政治改革，历时100多天即宣告失败，跟衰病缠身的唐顺宗的上台与退位相始终。

王叔文和王伾在领导改革之前并无丰富的政治实践背景，只是在各方势力斗争的空隙中找到了跻身要职的机会。唐顺宗身体每况愈下之时，二王集团在拥立太子问题上又出现了重大失误，他们并不拥护后来的唐宪宗李纯继承帝位。所以当永贞元年（805年）八月，唐宪宗继位后，这个革新集团的政治生命就彻底宣告终结了。

至于“永贞革新”的具体内容，反而不那么重要了，无非就是施仁政、发布赦免令、夺取宦官的禁军指挥权、打击藩镇势力等针对中唐政治困境的举措。这些事情，换了皇帝也依然会做下去。正如唐史大家黄永年所说，唐宪宗虽然收拾了王叔文集团，用人上“一朝天子一朝臣”，但在行政上有好些地方却是顺宗朝的延续。

由于“永贞革新”的失败来得太快，传统史书对两名主要领导者王叔文和王伾进行了污名化书写，讥讽他们为“小人”，导致后世绝大多数人对这场革新的成员并无好感。

而深陷其中的刘禹锡和柳宗元，得到了后世的叹息。王安石、苏轼等人都说，刘、柳二人是天下奇才，高才绝学，如果“不陷（王）叔文之党”，前途无量，一定是唐代名臣。

但放在现在，我们大可不必叹息刘禹锡和柳宗元的选择。

他们当时是三十出头的热血官员，怀着“致大康于民，垂不灭之声”（柳宗元语）的雄心壮志，满怀热情地投入到政治革新之中。事实虽然证明他们还是太理想主义了，但至少他们努力过，奋斗过。

我们的历史一直习惯于以成败论英雄，殊不知，行动比结果更宝贵。

“永贞革新”的失败，演变成唐史中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唐宪宗上台后，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次年被赐死；王伾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病死；刘禹锡、柳宗元等革新集团的八个核心成员，通通被贬为边远之州的司马。

他们开始了苦难的人生旅程。

柳宗元被贬到了偏远的永州，一个盛产蛇虫野兽的地方，那里再往西南就是广西了。

他是抱着痛苦赴任的，名义上是任司马之职，其实是作为朝廷官员的贬谪罪名，限定不能离境罢了。他天生是一个忧郁气质明显的诗人，心思细密，为人内向，常常想着自己的人生际遇就会落泪。

早年，他父亲柳镇得罪权臣被贬官，他去给父亲送行，父亲对他说：“吾目无涕。”虽然受了委屈，但父亲一滴泪也不流。父亲或许希望以自己刚直的精神，来影响自己的孩子。

长大后的柳宗元，改变不了自己的忧郁和悲观，但他学到了父亲的刚直和勇敢。

他是一个正直、有骨气、有胆气的人。“永贞革新”那几个月，他仕途通畅，想投靠他做官的人很多，但他从未利用手中的权力去做交易。

当王叔文失势后，大难临头，原先趋附革新集团的那些人巴不得赶紧作出切割。而柳宗元非常“不识时务”地站出来，借着替王叔文之母写墓志的机会，大胆地赞颂王叔文，讴歌革新。

人在顺境中，在有利可图的时候，我们是看不到他的真实品性的；但在逆境中，在大难降临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看清楚一个人的品性。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君子即使穷途末路，依然固守节操和本分，小人身处逆境，就容易想入非非，胡作非为。

柳宗元虽然忧郁和悲观，但他是一个真正的君子。

到了永州之后，他暂住在当地的龙兴寺。

他开始写一些寓言诗，在诗中塑造褪羽的苍鹰、跛脚的乌鸦、待烹的鹧鸪等形象，它们都在现实的压迫下陷入窘境。明眼人都知道他真正在表达什么。

凄风淅沥飞严霜，苍鹰上击翻曙光。

云披雾裂虹蜺断，霹雳掣电捎平冈。

砉然劲翮翦荆棘，下攫狐兔腾苍茫。

爪毛吻血百鸟逝，独立四顾时激昂。

炎风溽暑忽然至，羽翼脱落自摧藏。

草中狸鼠足为患，一夕十顾惊且伤。

但愿清商复为假，拔去万累云间翔。

——柳宗元《笼鹰词》

他有时候会反思自己在“永贞革新”中的站队到底对不对。他给友人写信，承认自己“年少气锐，不识几微，不知当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意思是自己年轻气盛太单纯了，才导致今天的下场。但他只是想不开的时候自责，从未责备当年一起践行政治理想的同志们。

在永州的第二年，他在一场罕见的大雪中匆匆赶回寄居的龙兴寺，提笔写下了一首千古名诗：

千山鸟飞绝，

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

独钓寒江雪。

——柳宗元《江雪》

这是一首越咀嚼越有味的小诗，很多人读出了柳宗元的清高，而我读出了他的孤独。

他太孤独了，理想破灭之后，只能偏居在远离帝都的小地方。或许只有来自朗州（今属湖南常德）的刘禹锡的书信，能给他带来一些慰藉和温暖。

很快，传来了他昔日的同志、“八司马”之一的凌准的死讯，加剧了柳宗元的愁苦。他写了一首很长的诗怀念凌准，最后坦诚地说“我歌诚自恸，非独为君悲”，我写这首诗不仅为你伤悲，也为自己伤悲：

恬死百忧尽，苟生万虑滋。

顾余九逝魂，与子各何之？

——柳宗元《哭连州凌员外司马》

他“乐死而哀生”，羡慕凌准一死而得到了解脱，自己则还要在人间被万千忧愁与孤独包围。

接下来的打击，是他的母亲和女儿在四五年内相继于永州病逝。他的女儿叫和娘，死时只有10岁，临死时抓着父亲的手，请求不要把她葬在山上，她害怕那里有蛇虫野兽。那一刻，柳宗元凄凉而绝望。

30多岁的年纪，柳宗元已经衰病缠身，老气横秋。这也埋下了他后来早逝的病根。

他常常半夜失眠，或被噩梦惊醒，只好起来走啊走啊，走到了天亮。

觉闻繁露坠，开户临西园。

寒月上东岭，泠泠疏竹根。

石泉远逾响，山鸟时一喧。

倚楹遂至旦，寂寞将何言。

——柳宗元《中夜起望西园值月上》

直到在永州待了5年后，他才放弃了返回长安的奢望。

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

风波一跌逝万里，壮心瓦解空缧囚。

缧囚终老无余事，愿卜湘西冉溪地。

却学寿张樊敬侯，种漆南园待成器。

——柳宗元《冉溪》

他开始流连于当地的山水。他从龙兴寺搬出来，在冉溪边筑室而居，有在此终了余生的意思。他将冉溪改名为“愚溪”，并用于自称。

也许是自嘲，也许是希望自己能做到大智若愚。

▲湖南永州柳子庙，为纪念柳宗元而建，图源/图虫创意。

当柳宗元来到永州的时候，刘禹锡被贬到了朗州，一个跟永州一样僻远蛮荒的地方。

如果说柳宗元是一个忧郁诗人，那么，刘禹锡就是一个豪迈诗人。

他的性格恰好与柳宗元形成了互补。

虽然都是遭遇政治前途的毁灭性打击，但在一样的苦难面前，柳宗元的悲观映衬出了刘禹锡的乐观。

这个“没心没肺”的刺头，在离开长安之前就写诗表达他的心情，哪怕政治革新失败了，他也不会向任何人低头：

骠骑非无势，少卿终不去。

世道剧颓波，我心如砥柱。

——刘禹锡《咏史二首·其一》

咏史以明志，他在诗里赞赏了汉代那位不愿抛弃旧主、趋附新主的任少卿，实际上是向世人昭示，他自己也是一个“心如砥柱”、绝不会趋炎附势的人。

跟柳宗元一样，身在贬谪地的刘禹锡写起了寓言诗。不同的是，柳宗元的寓言诗，处处在吐露和舔舐自己的伤痕，而刘禹锡的寓言诗，却像是一个永不言败的战士，依然举着长矛对准了他所厌恶的小人。

在他的笔下，革新集团的政敌变成了夏夜喧嚣的蚊子、飞扬跋扈的飞鸢、巧言善变的百舌鸟。

沉沉夏夜兰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

嘈然欻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

喧腾鼓舞喜昏黑，昧者不分听者惑。

露花滴沥月上天，利觜迎人著不得。

我躯七尺尔如芒，我孤尔众能我伤。

天生有时不可遏，为尔设幄潜匡床。

清商一来秋日晓，羞尔微形饲丹鸟。

——刘禹锡《聚蚊谣》

别看这些蚊子现在叮人吸血闹得欢，等到天气一凉，就要被象征光明火种的萤火虫（丹鸟）吃光光了。

其实，像柳宗元一样，刘禹锡在朗州的日子也不好过。清苦贫寒不说，他的妻子薛氏在到朗州的第八个年头病逝，他只能一个人吞咽生活的苦涩，照顾80多岁的老母亲和三个幼小的子女。

他只有在给妻子的悼亡诗中，卸下他的铠甲，流下他的眼泪。

悒悒何悒悒，长沙地卑湿。

楼上见春多，花前恨风急。

猿愁肠断叫，鹤病翘趾立。

牛衣独自眠，谁哀仲卿泣？

郁郁何郁郁，长安远如日。

终日念乡关，燕来鸿复还。

潘岳岁寒思，屈平憔悴颜。

殷勤望归路，无雨即登山。

——刘禹锡《谪居悼亡二首》

短暂的低落和悲哀，不会掩盖他豪情万丈的生命底色。

他又昂起了头。像苍鹰等待搏击长空，像孤桐撑起一方天地。

自古逢秋悲寂寥， 我言秋日胜春朝。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霄。

——刘禹锡《秋词二首·其一》

自古以来，世人眼中的秋天都是萧瑟寂寥的。但他刘禹锡的秋天不一样，是孤傲的，是倔强的，是比春天更美的，是诗情画意的。

这条不屈的灵魂，就这样在朗州撑了10年。

▲湖南常德司马楼刘禹锡塑像，图源/摄图网。

整整10年之后，刘禹锡和柳宗元相逢于返回帝都的路上。

元和十年（815年），在宰相韦贯之等人的争取下，朝廷解除了对“八司马”的严苛禁令，将刘禹锡、柳宗元等五人召回长安。

只用了一个月时间，他们就回到了魂牵梦萦的长安。

柳宗元写下了他一生中最欢快的诗之一：

十一年前南渡客，四千里外北归人。

诏书许逐阳和至，驿路开花处处新。

——柳宗元《诏追赴都二月至灞亭上》

然而，来不及庆祝，柳宗元和刘禹锡就遭遇了更为致命的打击。

他们回到长安正值春天，桃花盛开，遂相约赴长安城南的玄都观赏花。向来心高气傲的刘禹锡借赏桃花之事，写诗讽刺当朝权贵：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刘禹锡《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诗的表面是说，玄都观里这么多秾艳的桃树，都是我老刘离开长安的10年间新栽的。实际上，刘禹锡是把满朝新贵比作玄都观的桃花，讽刺他们是在排挤自己出朝的情况下才被提拔起来的。

这下捅了马蜂窝。

朝中大多权贵本来就竭力阻挠“八司马”还朝，便抓住刘诗“有怨愤”的把柄进行新一轮打击。

可怜刘禹锡、柳宗元等人回到长安还不到一个月，又同时被调任为边远之州的刺史，“官虽进而地益远”，实际上遭到了比10年前更为沉重的打击。

对于冲动惹祸的刘禹锡，柳宗元没有半句怨言，收拾行囊就准备前往柳州。

当他得知刘禹锡要去的播州（今贵州遵义）比自己的柳州更远、更蛮荒时，心思细密的他立即上奏，请求与刘禹锡对调任所，“以柳易播”。理由是，他不忍看到挚友带着80多岁的老母亲颠簸于西南绝域，希望能够稍移近处，让老人家少受点苦。

唐宪宗起初对柳宗元表现出来的朋友义气很生气。幸好御史中丞裴度从中斡旋，好说歹说，终于使皇帝同意改授刘禹锡为条件好一些、距离近一些的连州（今属广东清远）刺史。

而柳宗元为了挚友，“虽重得罪，死不恨”的精神，至今仍十分感人。数年后，韩愈为死于柳州的柳宗元写墓志铭时，专门提到这件事并无比感慨地说：

呜呼！士穷乃见节义。今夫平居里巷相慕悦，酒食游戏相征逐，诩诩强笑语以相取下，握手出肺肝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死不相背负，真若可信；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穽，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宜禽兽夷狄所不忍为，而其人自视以为得计。闻子厚之风，亦可以少愧矣。

——韩愈《柳子厚墓志铭》

有些朋友，平时吃喝玩乐，指日赌咒说绝不背弃对方，说得跟真的一样。一旦面临利害冲突，哪怕仅仅可能会损害自己的一点点小利益，便翻脸不认人，落井下石。为朋友两肋插刀，说说而已；为利益插朋友两刀，真的如此。这个世界都是这样的人啊。

韩愈感叹，这些人听到柳宗元的节操和义气，应该会感到一丝惭愧吧？

▲广西柳州柳侯祠，纪念柳宗元而建，图源/图虫创意。

患难朋友才是真正的朋友。

刘禹锡与柳宗元结伴离开了长安，奔赴各自的贬所。到衡阳分别时，两个饱经忧患的老友老泪纵横。

一般人临别，互相写一首赠别诗就算情深意重了。而刘、柳分别给对方写了三首赠别诗。

两人在诗里约定：如果有一天皇帝恩准咱们归田隐居，咱俩一定要成为邻居，白发相伴，共度晚年。

二十年来万事同，今朝岐路忽西东。

皇恩若许归田去，晚岁当为邻舍翁。

——柳宗元《重别梦得》

弱冠同怀长者忧，临岐回想尽悠悠。

耦耕若便遗身老，黄发相看万事休。

——刘禹锡《重答柳柳州》

时间最终残酷地剥夺了他们的约定，衡阳一别，竟成永诀。

4年后，元和十四年（819年），在柳州种柳树、行仁政、有口皆碑的柳宗元，再次等来了皇帝的大赦，但召他还京的诏书尚未到达柳州，他已经病逝了。

半生凄苦，年仅47岁。

同年，护送老母亲灵柩还乡的刘禹锡，在衡阳接到了柳宗元的讣告和遗书。他“惊号大哭，如得狂病”。这个一生刚强的人，彻底崩溃了。

余生，他有一大半的原因是为柳宗元而活着。

柳宗元在遗书中，将他最看重的两件事——他的子女和他的著作——都托付给了刘禹锡。

刘禹锡将柳宗元的子女视如己出，抚养成人，多年后，其中一个儿子考中进士。他将柳宗元的诗文编纂成集，让那些光芒万丈的文字得以流传千古。

完成这些的时候，刘禹锡也垂垂老矣。

53岁时，他写下了经典名篇《陋室铭》。56岁那年，他再次得到回京的圣旨。途经扬州，在一场宴席上，他与白居易不期而遇，顿时老泪纵横。

巴山楚水凄凉地，二十三年弃置身。

怀旧空吟闻笛赋，到乡翻似烂柯人。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

今日听君歌一曲，暂凭杯酒长精神。

——刘禹锡《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

人老了，泪点低了，但他的倔强和精气神还在。

或许他只是在热闹的场合，想起了死去多年的老友。

回到长安，刘禹锡又去了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刘禹锡《再游玄都观》

以前他不怕写讽刺诗，现在他更不怕了。若是再遭贬，他亦不后悔，不平则鸣，他依然是那个直来直去的刘禹锡。

他坚信，柳宗元若还在，也会毫无怨言地开始收拾行囊一起走。

又两年，刘禹锡第三次被排挤出朝廷，或者说，是他自请外任苏州刺史。

史书说，刘禹锡晚年“虽名位不达，公卿大僚多与之交”。他一辈子不得重用，却凭借诗名，与朝廷大僚唱和往来，率性自为。

他一直活到了71岁，熬过了唐宪宗，熬过了唐穆宗、唐敬宗、唐文宗，熬到了唐武宗会昌二年（842年）。

在临死前一年，他获得了检校礼部尚书的虚衔，但他还是常常念叨他的老友：

弥年不得意，新岁又如何？

念昔同游者，而今有几多？

以闲为自在，将寿补蹉跎。

春色无情故，幽居亦见过。

——刘禹锡《岁夜咏怀》

年轻的时候，他和他一生的挚友柳宗元，被认为是大唐最有前途的政治新星。然而很快就被残酷的政争，遮蔽了光芒。

尽管大半生颠沛流离，但他们都没有怂。

他们重新燃烧，用诗歌和文章，发出了更亮的光。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刘禹锡《西塞山怀古》

贤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贵于后。

——柳宗元《寄许京兆孟容书》

什么是永恒的，什么是速朽的，他们知道。

我们也知道。

参考文献：

[唐]柳宗元：《柳河东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唐]刘禹锡：《刘禹锡集笺证》，瞿蜕园笺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

黄永年：《唐史十二讲》，中华书局，2012年

孙昌武：《柳宗元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卞孝萱、卞敏：《刘禹锡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阎琦、张淑华：《永贞“革新”与中唐文人刘禹锡、柳宗元及韩愈》，《唐都学刊》，2013年第6期

原标题：《史上最好的朋友，至今仍是人间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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