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三角一体化正由经济进阶社会层面，专家称政府主导力应回归

“三十多年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走过一个从行政力量整合到市场自发催动，再到政府有意识推进的过程，当前正从经济一体化向社会一体化过渡，主要体现在城市功能和社会基础设施共享，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无差别供给，以及人才等高端要素的跨行政区域共享。其中最关键的是人才、劳动力的自由流动，达到这一目标才能真正体现一体化的目的——使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

3月16日，国家发改委长三角区域规划综合组成员、长三角城市经济协调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浙江大学区域与城市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陈建军教授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表示。

长三角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是“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汇点。据统计，上海、江苏、浙江、安徽三省一市地域面积35.9万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2亿，分别占全国的1/26和1/6；经济总量19.5万亿元，占全国的近1/4。在世界经济版图中，长三角地区也占有一席之地，长三角城市群已跻身六大世界级城市群。

据“上海发布”微信公众号消息，3月6日，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全体会议并对境内外媒体开放，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回答媒体提问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对长三角地区的发展非常关心和重视，要求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努力促进长三角地区率先发展、一体化发展。

他说，加快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既是大势所趋，也是内在要求，已经有很好基础，现在就是要顺势而为、乘势而进，以一体化的创新突破，更好地服务全国发展大局、参与全球合作竞争。

陈建军研究长三角一体化课题已二十余年，2007年被国家发改委邀请参加《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出台前的专家咨询会，后参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编制，并担任“产业发展定位与布局”项目负责人。

社会一体化最关键的是实现人才自由流动

长三角一体化最早可追溯至1980年代。陈建军认为，以企业、市场为动力的经济一体化多年来持续深化，表现为企业相互投资、产业转移和承接等要素流动的深度、广度不断加大。政府层面的区域合作升温，则始于被视为“长三角元年”的2003年。

当年3月下旬，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率领浙江省党政代表团对上海、江苏展开学习考察，拉开三地主要领导频繁互访的序幕。此行，浙江与上海、江苏分别签署进一步推进经济合作、技术交流等的协议，并就习近平提议的建立党政主要领导定期会晤机制达成共识。经过酝酿、筹备，首次长三角两省一市主要领导座谈会2005年在杭州召开。

2008年9月公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长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积极推进泛长江三角洲区域合作”，12月召开的长三角地区主要领导座谈会首次邀请安徽加入。

2010年6月，我国首个跨省级行政区的区域发展规划——《长江三角洲地区区域规划》出台；2016年6月发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提出，长三角城市群在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范围内，由以上海为核心、联系紧密的多个城市组成。

“区域一体化大致可分为区域合作、产业转移、经济一体化、社会制度一体化和完全一体化五个阶段，长三角正处于第三阶段向第四阶段过渡时期。”陈建军认为，“如果经济一体化主要体现在产业，那么社会一体化更多体现在城市功能和社会基础设施的共享，公共服务、公共产品的共享，包括科技、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的无差别供给，以及人才等高端要素的跨行政区域共享等。其中，最关键的是实现人才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只有达到这一目标，才能体现一体化的目的——使人民的生活更加美好。”

构建有层次结构、协同发展的世界大都市群

他表示，社会一体化是区域一体化发展内涵的提升，经济一体化主要是由于区域内部各要素流动增加而产生的整体化趋势增强，这个过程中，企业和民间力量是主要动力；社会一体化则需要政府主导力回归，进一步打破区域间行政壁垒。

“我个人认为，方式之一可以是在以上海为中心，包括杭州、嘉兴、苏州、南通等周边城市的范围内试点户籍制度改革，取消区域内户籍限制，率先实行同城化市民待遇。”陈建军说：“当然，在现有行政管理体制下，分层推进一体化可能是更现实的路径，即以现有上海大都市圈、江苏扬子江城市群、浙江大湾区的格局为基础，分别发挥高端服务业、先进制造业、互联网新经济的优势，构建有层次结构、协同发展的世界大都市群。”

他同时表示，一体化并非一样化，长三角一体化的动力机制应该是“动车组”型的，上海是第一传动力，各城市如同一节节车厢，也自带动力，与领头的上海朝同一方向前进。他以浙江为例：“有创新动力、能力的创业者资源，即企业家精神是浙江最大的优势，正好与上海的知识精英优势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