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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大学习 | 重温历次党代会精神（中共八大）

巫溪姐妹

2022-10-14 18:15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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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学习教育

传承历史精神坚守初心使命

中共八大

1956.9.15——1956.9.27

2022年，我们将迎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为推动党史学习教育常态化开展，切实增强历史自信、理论自觉，我们将收集整理历次党代会简况和重要的女性代表事迹，重温党在不同时期的革命精神，扎实推进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

召开背景

根据七大党章的规定，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每三年召开一次。七大是在1945年召开的，八大应当在1948年前后召开，但是八大是1956年9月召开的，时隔11年，主要原因是革命和建设形式迅猛发展。

党的七大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1945年到1949年，党领导人民打败国民党反动派，建立了新中国。在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全国性胜利的决胜阶段召开党的八大不太可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共产党成为在全国范围执政的党，担负起领导全国各族人民建设新国家的重任。1950年至1952年，新中国“一穷二白”，需要全力恢复国民经济，恢复和发展生产，保障人民生活；需要全力捍卫新生人民政权，镇压一切继续反抗的阶级敌人；还需要全力进行抗美援朝战争、土地制度改革和其他民主革命。从1953年开始，党的主要经历用于领导人民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至到1956年上半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一个崭新的社会主义制度从此在中国建立起来。与此同时，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已有确实把握提前完成。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路线、方针、政策，中共中央决定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从七大到八大，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经历了两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变：一是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民族独立、人民当家做主的新社会的历史转变；二是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性转变，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新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基础和制度基础。

从1956年2月起，毛泽东陆续听取了工业、农业、运输业、商业、财政等30多个部门的工作汇报。1956年4月25日，根据前一阶段的调查研究并结合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为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思想原则，从思想上、理论上为八大的召开作了重要的准备。同年8月30日至9月12日，在北京举行了八大预备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增强党的团结，继承党的传统》的讲话，指出八大召开的目的和宗旨是：总结七大以来的经验，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为建设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号召全党要继承优良传统，反对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

中共八大简介

中共八大于1956年9月15日至27日在北京政协礼堂召开。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1021人（有5人请假，正式代表首次超过1000人），候补代表107人，代表全国1073万名党员。59个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劳动党和人民革命党的代表团以及国内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应邀列席大会。

毛泽东致开幕词，刘少奇作政治报告，邓小平作《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的报告》，朱德、陈云等代表作大会发言，45位代表作书面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和《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建议》。大会选举了由97名委员和73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随后召开的八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及其常务委员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为副主席，邓小平为总书记；选举了由17名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大会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作出了科学的判断；确定了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工作的一系列方针；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强调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度，反对个人崇拜，发展党内民主，加强党和群众的联系。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体现了执政党的特点，强调贯彻执行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和群众路线，规定全国、省、县级代表大会实行常任制。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得很成功。”《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的八大根据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的形势，提出国内主要矛盾已经不再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党提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

中共八大轶事

（一）数易其稿的开幕词提出“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1956年9月15日下午2时5分，毛泽东致八大开幕词，总结了七大以来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成绩，分析了取得胜利的原因，指出了党在今后工作中必须坚持的基本方针，向全党提出了今后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任务，并且告诫全党：即使各项工作取得了极其伟大的成就，但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满的地方，一定要牢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这个真理。

毛泽东在中共八大上发表讲话

毛泽东在党的会议上所作的报告和发言稿，从来不让别人代笔，都是亲自动手。八大开幕词可能是唯一的例外。它是由别人起草、多方征求意见并经毛泽东本人加写了许多重要内容而形成的一个集体创作作品。

毛泽东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的修改稿

新中国建立伊始，百废待兴，毛泽东分身乏术。但八大开幕词的起草，是毛泽东十分重视的一项工作。他曾给稿子开过两次头，但由于工作太忙，都没有写完。后来，毛泽东要陈伯达代为起草。过了一阵子，陈伯达写完了。但毛泽东不满意，说写得太长，扯得太远，又要田家英起草，嘱咐说：“不要写得太长，有个稿子带在口袋里，我就放心了。"这时，离大会开幕只有几天了。当年34岁的田家英很快赶写出一篇初稿。毛泽东比较满意，亲笔作了多处重要修改和补充，并且加了几段话。我们耳熟能详的"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就出自八大的开幕词。毛泽东说，中国共产党人现在面临的任务，就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工作是很艰苦的，经验是很不够的。"。因此，必须善于学习。要善于向我们的先进者苏联学习，要善于向各人民民主国家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兄弟党学习，要善于向世界各国人民学习。我们决不可有傲慢的大国主义的态度，决不应当由于革命的胜利和在建设上有了一些成绩而自高自大。国无论大小，都各有长处和短处。即使我们的工作得到了极其伟大的成绩，也没有任何值得骄傲自大的理由。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应当永远记住这个真理。"毛泽东以充满激情的话语，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国家的雄心壮志，引起与会代表的强烈共鸣。这篇开幕词不足2500字，竟博得了34次热烈掌声。

（二）重新装饰的全国政协礼堂

全国政协礼堂会址

1956年，北京人民大会堂尚未筹建，在哪里召开八大呢？当时，作为新中国较早的重要建筑之一、刚刚竣工不久的全国政协礼堂，顺理成章成为八大主会场的首选。为了迎接八大召开，新建成的政协礼堂又做了重新装饰和调整。全国政协礼堂筹建于1954年春，属苏式建筑风格，建筑面积1万平方米，外观庄严大方，内部厅堂华丽，是新中国较早的重要建筑。根据最初的设计方案，政协礼堂会场为上下两层，一楼设5个会议室，楼上为800平方米的大厅，可容纳1300余人开会。但是，八大约有1500人参加，为此，工作人员把一楼所有桌椅都移动了位置，增加了两排桌椅。按照会议安排，八大主席台上需要坐270人，而且最好让坐在下面的代表能看到主席台上的所有人。但是，政协礼堂主席台只有16米宽，每排最多只能坐30人，需要安排9排座位。工作人员集思广益，最后决定，第一排座设在地面，从第二排起，每排高出20厘米，共做了8排高大地坪，每排都设有固定的栏板以保证安全，这样共设计制作了80多块栏板。在两侧和后排还留了过道。在八大上，时任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米高扬出席会议，为了给他安排一个休息室，工作人员也颇费了一番心思。第一会议室是毛泽东和主席台同志休息的地方，前厅原本是有几个会议室的，但须穿过代表的休息厅，不方便。最后的解决方案是：把主席台西侧的道具间装修一新，临时作为贵宾休息室。

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第一任部长——钱瑛

钱瑛（1903.5—1973.7）原名钱秀英，曾化名彭友姑、陈萍等。祖籍湖北咸宁咸县马桥区力家稼庄。是中共八大4位女委员之一。她是红色电影《洪湖赤卫队》中赤卫队队长韩英的原型和著名谍战片《风筝》中共产党高级干部钱重文的原型，是周恩来口中铁面无私的女包公，更是南方局和八办工作人员交口称赞的好大姐，她还是新中国首任监察部部长。

抗婚求学

钱瑛幼年天资聪颖，端庄秀丽，勤劳朴实。小小年纪，除帮助母亲做家务和田间劳动外，还会绣花。闲时常在母亲和哥哥的教导下，识字、吟诗。她写的诗词在乡间广为传颂，被群众誉为活着的“钱六姐"（钱六姐为当地明朝才媛）。

钱瑛长到十岁，便随父亲到潜江读书，后进职业女校补习。其间由父母包办将她许配了人家，钱瑛执意不从，曾数度奋起抗争。在依然得不到家中的同情时，她竟用剪刀刺喉自杀，幸被人发觉，抢救及时，才幸免一死。母亲见她秉性如此刚烈，难移其志，只好将其婚事放下，允许她到省城求学。

钱瑛终于以其强烈的叛逆精神冲破封建思想的束缚，第一次走出了处于封闭状态下的农村。

女师入党

钱瑛来到省会武汉，在族叔钱亦石（中国共产党早期著名理论家、国际问题专家、社会活动家、教育家，1938年在上海病逝）的支持下，她满怀信心地投考省立女师。经考试，成绩优异。按女师当时情况，即使择优录取也不成问题。但校方节外生枝，竟以钱瑛缠过足不便体操为由，不予录取。求学若渴的钱瑛怎经得起这种意外的打击！她得知这一消息时，感到非常失望，几乎痛不欲生，意欲投井自尽，幸得姐夫极力劝阻。族叔钱亦石一方面对她进行开导、鼓励，另一方面又亲自向学校交涉，并指出钱瑛的全部考试成绩均属优异，学校这样拒招，既影响女子学业前途，更影响省立女师的声誉。经钱亦石据理力争，钱瑛终于被录取到省立女师就读。

1923年冬，共产党员恽代英等主编的《中国青年》刊物问世。该刊常用马列主义理论教导青年投身革命，树立正确的革命人生观。钱瑛阅读该刊后如同在黑夜中见到了启明星，加上平时钱亦石、李汉俊等一批进步人士的影响，她决心献身崇高而伟大的革命事业，1927 年初，虽然当时革命处于低潮，但是24岁的钱瑛，在省立女师毅然加入青年团。同年5月转入共产党。

机智脱险

入党后，党组织把钱瑛送到汉口劳动训练班受训，派往江西九江总工会任组织干事。这时，国民党叛变革命。“七·一五”后，白色恐怖笼罩九江，党组织指示她迅速离开岗位。钱瑛难以舍弃刚开辟的工作，直到敌人从前门闯进，她才机智的从后窗逃脱。党组织派她参加南昌“八·一”起义，因起义受挫又转赴广州，在叶剑英、恽代英领导下搞兵运。广州起义失败后，形势更加险恶，钱瑛与部队失去联系。虽孤身一人，但她感到共产党人肩负的重任，决心逃出广州。

正当她身无分文的时候，幸在广九站偶遇几位湖南籍士兵，念她是单身女子，他们便凑了一些钱，开了路条，劝她回家。钱瑛决心继续寻找党组织。情急之下，见有民船，便匆忙跳了上去。上船后她才发现船舱里竟都是女人，一个个愁眉苦脸。钱瑛不解何故，经暗地询问，方知这是一艘贩卖人口的黑船。钱瑛不甘苟活，她急中生智，不顾一切地跳入水中，幸被一渔民救起，她又继续往前赶路。当晚投宿小客店，不料隔壁房中有两个坏女人，见她是一个单身弱女子，暗暗打她的坏主意，后又疑她是共产党，意欲拿她报官请赏。

钱瑛面对敌人，身处险境，决心智斗。于是，她连夜在手帕上写了一首仿《木兰辞》。大意是：未婚夫亡，立志守节，和父外出投亲，路遇土匪，父被打死，财物被劫，虽处绝境，其志不移。她把自已扮成节孝女子。第二天乘车，那两个坏蛋果然跟踪着她。在车上她被乘警查票搜身，除发现她的那首《木兰辞》外，一无所有。他们将她带回车站，不料这车站站长和税务局长见了，还颇为赞赏她的《木兰辞》。他们认为，像这样一位立志于“节孝” 双全的女子，不会是共产党，便把她放了。

钱瑛就是这样凭着自己对党的忠心和智慧，处处逢凶化吉，逃出广州后，她辗转跋涉，历尽艰辛，到了香港，终于又找到了党组织，开始在广东省委恽代英领导下工作。不久，党又派钱瑛去上海。

结成伉俪

钱瑛和谭寿林在革命征途上相遇相识，又从相知到相爱，最后终于结成伉俪。

钱瑛到沪后，被分配到全国总工会秘书处工作。在这里，她结识了全总秘书长谭寿林。谭系广西贵县人，早年毕业于北大文学系，人品高洁，学识渊博。1923 年入党，后任广西梧州特委书记，1928年到上海。钱瑛和谭寿林在革命征途上相遇相识，又从相知到相爱，最后终于结成伉俪。他们俩志同道合，决心共同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生。

刚刚度过新婚蜜月，钱瑛被派往苏联莫斯科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学习。这期间，钱瑛因反对党内错误倾向而受到不公正的处分，被罚到工厂农村劳动。尽管如此，倔强的钱瑛毫不气馁，仍然满怀信心地抓紧学习。有时还夜以继日，打着电简在被子里看书。她如饥似渴地学习革命导师列宁的《进一步，退两步》等经典著作，其中主要章节内容她都能背诵下来。在苏联，钱瑛就是这样顽强地坚持学习，努力获取革命知识的。

化悲痛为力量

1931年春，钱瑛学成回国，和谭寿林久别重逢。不久，组织派他俩到湖北洪湖苏区工作。正待启程，不料总工会遭敌人破坏，谭寿林决定留下来处理善后事宜，让钱瑛先期赶赴洪湖。情况紧急，钱瑛刚走，谭寿林突然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在狱中，受尽酷刑，坚贞不屈。同年5月30日谭寿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

噩耗传来，正在湘鄂西根据地的钱瑛万分悲恸。她决心化悲痛为力量，加倍努力工作。不久，她加入根据地领导班子，任潜江县委书记，领导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反渔霸、抗洪水”，建立游击队，保卫革命胜利果实。

1932年5月，红三军向襄河北岸出动，川军范绍曾部企图向我洪湖中心地区进犯。当时，我军只有一个警卫团留守，形势十分危急。在这紧要关头，钱瑛亲率数百游击健儿，绕到敌后，发起突然袭击，大挫敌军。此时，我红三军趁势赶回，将敌全歼。著名歌剧《洪湖赤卫队》所描写的历史背景，便是这一辉煌战绩。

传奇求生

1932年秋，洪湖苏区大部失守。钱瑛被派去做荆(州)潜(江)失败后的恢复工作。钱瑛受命后连夜赶到，不料那里已准备撤退。撤退时，钱瑛和大家几度冲过敌人的封锁线。由于情况复杂，原同行的人大部分走散，钱瑛又成孤单一人，多次遇险，被一白军抓住。钱瑛心想，此番身陷绝境，料难脱身。她暗自思量后，先将身上携带的谭寿林留给她做纪念的一块怀表，忍痛埋掉了，然后编出口供，称是由汉口投亲到此，偶遇战乱，与亲人失散。之后无论敌人如何盘问，钱瑛皆不改口。敌人又向汉口询问，结果如钱瑛所说相符，敌人只好将她放了。

钱瑛再次脱离虎口，绝处逢生。为了安全，她又化装成一个残疾跛足的中年农妇，手提一个破蓝子，沿途卖唱乞讨到汉口。她在汉口不敢久留，只稍事休息后，便赶赴上海寻找党组织。

狱中斗争

1933年初，党派钱瑛到江苏省妇委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告密，被国民党逮捕。钱瑛痛斥叛徒的无耻和特务的暴行，愤怒痛打叛徒的耳光，遭到特务的毒打，但她毫不屈服。在狱中，她化名彭友姑，始终没有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在伪法庭上，钱瑛以大无畏的革命英雄气概，针锋相对地驳斥敌人丧权辱国的行径和诬蔑共产党“杀人放火”的无耻言论，弄得伪法官张口结舌，无言以对。不久，被押解到“南京模范监狱”。在这里，钱瑛利用一切机会，组织难友学文化、学外文、学政治。并形成以她和帅孟奇、夏之栩、薛迅等为核心的领导组织。她们先后和敌人进行了四次绝食斗争，都取得了胜利，从而保护了同牢难友和革命同志，挫败了敌人的各种迫害阴谋。

1936年春，监狱当局得知这些斗争的为首者是钱瑛等人时，又将她等人转押到“南京反省院”。已经具有丰富斗争经验的钱瑛，一眼便识破这是敌人耍弄的新花招，企图以此手段软化革命者的斗争意志。钱瑛哪肯吃这一套，她依然团结难友，拒绝反省。这期间，爆发了绥远抗战。钱瑛等借此机会提出了“释放政治犯，支援抗日”的要求。院方找她训话，认为钱瑛（彭友姑）“思想顽固，言行不良”。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党中央派周恩来等到南京向国民党交涉，点名要求释放共产党“政治犯”。钱瑛因化名彭友姑，初未认出，直到最后才获释，重新回到党的怀抱。

黎明曙光

钱瑛出狱后，即赴湖北，先任湖北组织部长，后代理书记。此间曾和方毅等同志在七里坪举办党训班，培养了一批优秀干部。武汉失守后，她先后任鄂中区党委、湘鄂西区党委书记。1940年后调中共中央南方局，任驻川东特委代表、西南工委书记。以后又相继任中共中央重庆局、上海局、南京局组织部长，以协助周恩来、董必武领导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党的地下工作。

为了迎接全国解放，1948年4月，党派钱瑛专程去香港培训干部。她亲自制定计划，亲自授课，仔细摸清每个人的具体情况及其社会背景，然后逐个谈话，分别派往各地。这些同志为党在解放战争后期及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作出了重要贡献，其中不少同志还担任了党政机关的重要领导职务。

第一位女部长

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周恩来亲自主持召开南下领导干部会议，部署南下任务。时年46岁的钱瑛被任命为华中局组织部第一副部长。干部南下后，华中局改为中南局，钱瑛任中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并兼任中南妇委书记、妇联主任、纪委副书记、军政委员、人事部长等要职。

这位新中国建立后的第一位女部长，集多种要职于一身，可谓大权在握，但她从不摆官架子，十分平易近人。她既是湖北本土人，又在武汉(当时中南局机关驻汉口)和湖北地区长期领导革命斗争，亲朋故旧很多。但不论是谁找她，不论什么问题，她都按照党的政策和原则秉公处理，不讲私人情面。

钱瑛担任诸多公职，这不仅是个权力象征，更重要的是党和人民对她的信任和期望，也是她肩负的一种责任。她虽然历经失去丈夫和女儿(从小夭折)的人生悲痛，但她没有丝毫消沉气馁，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为革命事业奋力拼搏。她经常自己动手作记录整理材料，起草文件、报告。有时生病发高烧、吐血，被迫住进医院，仍放不下工作。她要求自己工作不仅仅是八小时，而是“包干制”。

“三反”、“五反”是建国后的一场伟大政治运动。久经考验的钱瑛同志始终以冷静的态度，提醒各级干部不要迷信随风长的“战绩”数字，不要仅仅满足大哄大嗡抓“大老虎”，务必实事求是，做到既稳又准，坚决按党的政策办事，切不可忘记当年“抢救运动”的教训。

铁面无私

1953年初，钱瑛奉调到中央工作。先后担任中共中央纪检副书记兼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监察委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部长、党组书记，内务部部长、党组书记，并兼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直到“文革”开始。此间，钱瑛已被选为中共“八大代表"、中央委员，全国人大第一、二届代表，第三届常务委员等。钱瑛身居高位要职，当官为民。她为维护党纪和政纪的尊严而呕心沥血，并为党纪政纪的整顿和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她不仅关心爱护干部，而且时时牢记基层群众的疾苦。

1958年以后，中央监委对风靡一时的瞎指挥、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高征购等“左”的错误进行坚决抵制。作为监委副书记的钱瑛亲自下去调研，向中央如实反映情况。在甄别平反反“右”倾斗争案件的工作中，钱瑛和监委的同志作出了很大的努力，采取加速甄别平反措施，在短短几个月内使很多同志得到平反。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提出反对翻案风之后，钱瑛提出善始善终做好甄别工作的意见，指出凡是处理错了的案件，就要平反。她在安徽省，经过深入调查，反复核实，查清几位省级领导同志受处分确属冤案、错案，坚决予以平反，不到两年使安徽省的工作形势大大好转。周恩来赞扬钱瑛“铁面无私”。

钱瑛有一句口头禅：“不怕鬼!"在任何情况下，她都不趋炎附势，而是一如既往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打击坏人，保护好人。在“文革”初期，江青、康生一伙心怀鬼胎，要为刘结挺、张西挺翻案，责难中央监委，甚至大骂监委“监到老子头上来了”。面对江青、康生的淫威，钱瑛依然威武不屈，刚正不阿，从不改口，直至被迫害致死，也没拿党的原则做交易。

故乡之行

作为职业革命家，钱瑛在外数十年，很少回家。1959年仲夏，她从南方回北京路过武汉，顺便回到了久别的家乡咸宁看了看。

听说久别的亲人回来了，父老乡亲都迎上来欢迎。钱瑛同他们一一握手问候，亲切交谈。从乡亲们的谈话中，钱瑛发现大家对本区一位曹副区长有意见。乡亲们说他作风恶劣，态度专横，爱搞形式。在水利工地上，男人脱赤膊挖土方，他要妇女向男人学习。群众送他个外号叫“曹大炮!”

从家里返回的时候，钱瑛让小车直奔区公所。钱瑛本想找那位曹副区长面谈一下，顺便转告乡亲们对他的意见，不料让她吃了一回闭门羹。

当她来到区公所时，门前有位30多岁的汉子翘着腿悠闲地在看报纸。钱瑛上前问道:“大哥，请问曹副区长在吗？”汉子连头也未抬。钱瑛又问，那汉子极不耐烦，见是一位穿着土气的老太太，便没好气地喝斥道:“找曹区长做么事，他不在。”“我有急事，请帮忙找找好不好？”“跟你说了，曹区长不在，还啰嗦什么，明天再来。”说完再也不理了。

钱瑛看到汉子如此无礼，心里已经猜到几分。出来一打听，果然刚才那看报纸的汉子正是远近闻名的“曹大炮”。钱瑛带着难言的心情回到县城。在和县委座谈故乡行所见所闻所感时，钱英对部分干部的素质和作风问题表示不满。她说：“我看到马桥那个曹副区长，简直不像人民公仆，群众对他反映不好。你们要认真同他谈谈心，指出他的错误，帮助他转变思想和工作作风。”她指出“我们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决不能因为我们的作风不好，败坏共产党的名声！”

事后，县委遵照钱瑛的指示，除对曹副区长进行调查批评教育和必要的处分外，还举一反三作出决定，要求全县各级组织部门认真抓好干部教育，切实转变作风，密切联系群众，争做人民满意的公仆。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至今钱瑛的故乡之行，仍被家乡人民传为佳话。

最后的岁月

1967年，64岁的钱瑛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莫须有"的罪名“隔离反省”，第二年又被监护审查。一个为新中国的诞生奋斗了整整半个世纪、功勋卓著的新中国第一位女部长，就这样从一个革命者一夜之间突然变成了“敌人”，从此完全失去了自由。

1972年4月12日，69岁的钱瑛住进了日坛医院。经医生诊断，她患的是晚期肺癌。此时的钱瑛，身体已极度虚弱，但态度镇定，目光坚毅，仪表整洁。她身穿褪色的灰布衣，脚穿一双旧解放鞋。可就是这样一位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太太，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仍如临大敌，竟派身强力壮的六条大汉轮番看守。病房窗户被订死，不准钱瑛凭窗眺望，就连入厕更衣也不准关门回避。

1973年7月26日深夜，钱瑛在没有任何一个亲人在身边的情况下，含冤去世，终年70岁。

钱瑛逝世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不准将她的骨灰放进革命公墓，并将她的所有财产全部交公。粉碎“四人帮”后，1978年3月23日，党中央为钱瑛彻底平反昭雪，重新举行骨灰安放仪式。她的骨灰移至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盒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安放骨灰仪式由邓颖超同志主持，廖承志讲话。他说：“钱瑛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对党忠诚，立场坚定，爱憎分明，作风正派，光明磊落，严肃认真，坚持原则，顾全大局，谦虚谨慎，团结同志，密切联系群众，艰苦朴素，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共产主义事业，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钱瑛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是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是我党一位有威望的女干部。”这是党和人民对钱瑛一生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