宽容：一种可能增进友谊、减少敌意的品质

原创 吴胜涛 定量群学

原文链接：张春妹，张安琪，朱小玲，杜丽虹.(2021).宽容对小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友谊质量、敌意归因的中介作用。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21，62-80。

导言

冲突是友谊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若选择宽容，就可能让友谊更加深厚，至少不会滑入敌意、攻击的陷阱。研究发现，小学阶段是友谊发展的关键期，也是宽容品质培养的重要时间窗口。那么,小学生的宽容品质是否有助于抑制攻击、伤害等外化行为问题呢？在本期推送的文章中，来自武汉大学哲学学院心理系的张春妹副教授课题组试图用大样本的小学生问卷调查回答这一问题。

该研究以童年中期的小学生为研究对象，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了武汉市两所小学三至六年级学生的1020份问卷，探讨了宽容品质在抑制小学生外化问题行为方面的道德功能和影响路径。结果发现，宽容既可以直接负向预测外化问题行为, 也可以通过友谊质量、 敌意归因这两条中介路径间接负向预测外化问题行为。研究不仅证实了小学生的宽容品质对外化问题行为的抑制作用及其在教育实践中的德育价值，更对人类社会如何建立和维持高质量的友谊关系具有重要启发。

宽容对小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 友谊质量、 敌意归因的中介作用

张春妹 张安琪 朱小玲 杜丽虹

摘要

为探讨宽容品质在约束小学生外化问题行为方面的道德功能, 探讨友谊质量和敌意归因在小学生宽容品质对外化问题行为影响过程中的中介作用。本研究采用 《 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量表》 《小学生宽容量表》 《友谊质量问卷》 《敌意归因偏向问卷》, 对武汉市两所小学三年级至六年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有效问卷共计 1020 份。 利用 SPSS 软件中 Process 插件 Bootstrap 方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结果发现: 宽容、 友谊质量、 敌意归因以及外化问题行为四者均呈显著相关; 宽容既可以直接减弱外化问题行为, 也可以分别通过友谊质量、 敌意归因这两条中介路径间接减弱外化问题行为。研究证实了宽容作为积极道德品质对于小学生外化问题行为这一消极道德行为的抑制作用，也说明宽容品质的培养对于小学生发展具有重要的德育价值。

关键词: 宽容 外化问题行为 友谊质量 敌意归因

一 问题提出

（一）宽容作为道德品质的概念

“ 宽容” 一词出自 《庄子·天下》“ 常宽容于物, 不削于人, 可谓至极”。在 《现代汉语词典 ( 第 7 版)》中, 宽容指的是宽大有气量与不计较。有研究者通过对宽容的日常语、词典、词源的分析, 将宽容定义为: 主体在有能力干涉的情况下, 选择容忍和宽恕他人给自己思想和权益带来消极影响的言行(高政, 2014)。宽容与宽恕的含义相近, 都包含着主体对客体在认知、情感、行为方面的积极转变, 但是二者也有所区别, 通过对宽容和宽恕在含义、对象、文化背景等方面差异的辨析, 钱锦昕和余嘉元 (2014) 指出, 在中国文化背景下, 宽容实际上是一种含义更广的稳定人格结构, 且宽恕是宽容的一种(钱锦昕、余嘉元,2014)。

宽容还包含着道德属性, 属于道德人格。道德人格指的是一种具有社会道德评价意义的内在心理品质(焦丽颖等, 2019), 是能够以道德或不道德的方式进行思考、感受和做出行为的个人特质(Cohen & Morse, 2014), 其意义在于平衡个人与他人的利益(Frimer, Schaefer, & Oakes, 2014)。而宽容就是中国人的一种核心道德品质。中国人历来重视道德修养, 对中华文化影响最深远的儒家文化讲求 “ 修身, 齐家, 治国, 平天下”, 意味着修身为本, 即培养提高自身道德品质, 修身成仁是个体为人处事的根基。《论语·里仁》曰 “ 夫子之道, 忠恕而已矣”,《礼记·儒行》曰“ 宽裕者, 仁之作也”, 阐述了儒家的基本思想以及如何成仁的问题。儒家的基本思想—— “ 忠恕之道” 蕴含着尊重、宽容的伦理精神(董爱琳, 2019 ), 且 “ 恕道” 指的就是个体在人际交往中, 能够推己及人, 体谅他人(董卫国, 2013)。我国研究者也认为, “ 仁” 是中国核心文化的心理基础, 且这种善良的文化精髓刻入了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形成了中国人的基本人格结构(李红、陈安涛, 2003); “ 勤劳善良” 是中国人核心品质的社会表征, 而宽容和善是善良人格的四个重要因子结构之一(张和云、赵欢欢、许燕, 2018)。

中国人重视道德修养源于其对人际关系的重视, 故 “ 仁” 作为可以维持良好人际关系进而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根本性个人道德要求被儒家文化所提倡, 并在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成为中国人的道德品质。因此, 宽容作为中国人的一种核心道德品质, 具有有效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的道德功能,对中国人的日常健康、社会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中小学时期是一个人积极道德品质形成的关键时期。但是, 目前心理学界对道德品质研究较少, 对宽容品质的发展及其对人们社会行为的影响研究更少。我国教育工作者孟万金及其团队基于积极道德品质教育的角度, 编制了《小学生积极道德品质测评量表》, 其中尊重维度的含义就包含宽容接纳, 即能以非暴力的形式对待他人的不友好(刘玉娟、孟万金, 2011), 而且研究发现, 小学生在宽容品质上得分较低, 宽容品质是小学高年级需要重点培养的积极道德品质之一 (马艳云, 2010)。

作为我国核心的积极道德品质之一的宽容品质, 是否会影响人际交往和社会行为? 这种影响是否在小学阶段就开始发挥作用? 本研究基于我国道德品质对于社会关系、社会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实践基础, 基于人格特质对社会行为的主导作用的理论, 拟从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关系的角度出发, 考察小学生宽容品质与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 旨在检验我国传统文化关于德育对于社会生活的作用的朴素实践理论, 拓展道德品质的理论研究, 并通过探讨小学生宽容品质的德育价值, 探明其作用机制, 为制定切实可行的教育策略和教育实践进行理论铺垫。

（二）宽容品质与外化问题行为的关系

外化问题行为(externalizing problematic behavior) 包括攻击行为、叛逆与犯罪(田菲菲、 田录梅, 2014; Brook et al, 2011)。作为一种破坏重要的社会或道德规范而伤害他人的行为(Helmond et al. , 2015), 外化问题行为属于消极道德行为(杨韵刚、基伦、斯梅塔娜, 2011), 对个体自身发展、家庭、同伴、社会都有直接且长期的不利影响 (Janssens et al. , 2015)。例如, 降低儿童的学校参与度(Olivier et al. ,2020), 影响青少年的同一性发展(Crocetti et al. ,2013), 并且也是导致个体后续犯罪、 暴力的重要风险因素之一 (White & Renk, 2012)。而且, 童年中期是干预青少年外化问题行为、促进社会适应的理想节点。Racz 等 (2017) 针对 4 岁、10 岁、14 岁儿童的认知能力、社会适应以及外化问题行为之间跨发展的特定级联效应 (specific cascade effects across development) 的研究发现, 在三条显著的级联路径中有两条的中介变量都是儿童 10 岁时的外化问题行为, 即它是儿童 4 岁时的社会适应水平影响 14 岁时的外化问题行为, 以及儿童 4 岁时的外化问题行为影响 14 岁时的社会适应水平的重要中介变量。因此, 研究儿童中期外化问题行为的影响因素特别是抑制因素具有重要意义。

根据外化问题行为的社会心理模型(Jessor, 1987), 问题行为产生的原因既有个体外部环境因素也有个体内部因素(张永欣等, 2018)。目前, 心理学界对影响外化问题行为的外部环境和个人内部因素进行了较多研究。外部环境因素包括父母身体攻击、心理控制、家庭暴力与虐待, 以及社区暴力暴露与结交越轨同伴等危险因素(Xing et al. ,2011; 陈云祥、李若璇、 刘翔平, 2018; Moylan et al. ,2010; 张一波等, 2017), 还包括父母自主支持的教养方式、良好的亲子依恋 ( 陈云祥等, 2018; 李菁菁、窦凯、 聂衍刚, 2018) 等直接或间接的保护因素。个人内部因素则主要包括儿童学龄前的冷酷无情特质、心理理论、气质性恐惧、认知扭曲等 ( Song et al. , 2016; Helmond et al. , 2015)。 同时, 研究者也开始基于生态系统论视角对外化问题行为的外部环境因素和个体内部因素进行综合考察, 例如, White 和 Renk (2012) 考察了平均年龄为 12 岁的青少年的个人 (能力)、家庭 ( 父母温暖与支持)、社区 ( 邻里支持、学校支持) 以及文化适应等多层面的影响因素, 发现母亲温暖度、父母整体情感支持、 整体邻里支持是外化问题行为的预测因子(White & Renk, 2012)。我国研究者常淑敏等 (2019) 也从青少年的生态系统特征和个人态度特征、技能特征着手, 探讨例如支持、授权、规范与期望等八种发展资源对减少个体当前和一年后的外化问题行为的累积效应, 并指出个体当前感受到的发展资源对其外化问题行为的减少具有更充分的保护作用。

但是综观已有的研究, 均未能从个体道德品质的角度出发, 将外化问题行为作为一种消极道德行为, 考察道德品质对于道德行为的影响。这与我国非常重视儿童的社会规范和道德行为的社会现实是不相符的。我们通常将违规、破坏等外化问题行为视为消极道德行为, 尤其在小学阶段就非常重视培养和塑造积极道德品质。而小学阶段, 小学儿童品德发展在认识与行为上具有一定协调性, 一般个体的道德意识水平越高, 其道德行为的表现水平也越高(林崇德, 2015)。有关预防校园欺凌的研究发现, 通过提倡和谐、 宽容等价值观, 发展学生人际能力, 宽容个体差异, 教育学生尊重自我和他人, 营造和谐的学校环境是促进学生健康发展, 预防学校欺凌的最有效的措施之一(Hui, Tsang, & Law, 2011)。因此, 宽容作为一种积极道德品质可能会抑制外化问题这种消极道德行为。本研究提出假设H1 : 小学儿童的宽容品质可以减少外化问题行为。

（三）友谊质量和敌意归因的中介作用

道德的本质在于社会价值的判断, 源于社会关系(Cohen & Morse,2014) , 它要解决的是平衡人与人之间的利益问题(Frimer et al. ,2014) 。前已述及, 中国人重视道德修养即在于中国人特别重视维系人际关系。宽容作为积极道德品质, 具有有效促进人际关系和谐的道德功能。因此, 宽容品质除了直接调节道德行为, 也会通过影响对于儿童特别重要的同伴关系和面对关系冲突时的心理状态, 间接调节外化问题行为。

对中国人人格的研究发现, 宽容属于中国人人格七维度中的人际关系维度, 反映的是人际交往中待人温和宽厚的基本态度 (王登峰、崔红, 2008)。一项有关人际宽恕的元分析指出宽恕不仅仅影响个体如何对待冒犯者, 而是能够全面影响关系质量 (Riek & Mania, 2012), 针对大学生的实验研究也发现宽恕能够促进个体后期合作意向、牺牲意愿等亲关系回应( Karremans & Van, 2004)。 由此可见, 宽恕作为一种积极修复友谊的策略能够显著提升个体的关系质量。在小学阶段, 随着与同伴相处的时间增多(Gaertner, Fite, & Colder, 2010), 儿童对于人际亲密的需要上升, 同伴间友谊的重要性也逐渐提高 (LaFontana & Cillessen, 2010 )。 友谊质量作为衡量同伴关系好坏的指标之一, 指的是个体所知觉到的与朋友之间友谊关系的质量特征 ( 莫书亮等, 2010)。研究表明, 具有良好友谊质量的青少年, 会表现出更少的外化问题行为、攻击破坏行为(Gaertner et al. , 2010)。通过干预提升儿童的友谊质量能够促进儿童解决与好友之间的人际冲突问题, 降低采取攻击性行为的可能性(Salvas et al , 2016)。因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H2 : 小学生的宽容品质可以提高其友谊质量, 从而减少外化问题行为。

宽恕干预的研究表明, 宽恕能够带来个体认知层面敌对性的改变。针对韩国女性青少年攻击性受害者进行 12 周的宽恕干预, 能够显著降低被试的敌意归因水平(Park et al. , 2013); 通过启动大学生的宽容信念, 能够有效改善被试受到死亡、人际威胁后的敌对认知及行为(胡霜, 2016)。此外, 敌意归因是指个体在模糊情境中, 把别人的意图归因于敌意的内在认知状态(Dodge & Coie, 1987 ), 它与个体的反应性攻击行为关系密切( 周广东、 冯丽姝, 2014)。一项有关认知扭曲与外化问题行为的元分析指出, 作为认知扭曲的次级形式之一的 “ 设想最坏的情况”, 即毫无理由的将敌意归咎于他人, 能够正向预测反社会行为(Helmond et al. , 2015)。由此, 本研究提出假设 H3 : 小学生的宽容品质可以通过降低个体的敌意归因水平减少外化问题行为。

此外, 友谊质量与敌意归因可能具有负向预测关系。已有研究发现,社交不良的儿童往往具有较高的敌意归因(Gomez & Gomez, 2000)。积极的人际关系能够降低儿童出现敌意归因的可能性。例如, 针对幼儿敌意归因偏差的纵向研究发现, 幼儿早期母亲的敏感性是幼儿后期敌意归因的保护性因素 (Wong, Chen, & McElwain, 2019)。由此可以推测, 对正处于童年中期的儿童来说重要的人际关系——友谊质量, 可能也可以起到降低敌意归因水平的保护性作用。因此, 提出假设 H4 : 小学生的宽容品质可以通过提高友谊质量, 进而降低敌意归因水平的链式中介作用, 而减少外化问题行为。

二 研究方法

（一）被试

整群抽样武汉市市区一所流动儿童占比较高的小学 (55%)和流动儿童占比较低的小学 (10%), 对 3 ～ 6 年级的小学生进行调查。剔除19份无效、重复问卷后, 有效问卷共1020份, 回收率 98. 17% 。其中, 流动儿童比例低的学校414人, 流动儿童比例高的学校606人; 女生435名, 男生585名; 三年级252人, 四年级299人, 五年级193人, 六年级276人;被试年龄为 8～13岁 (M=9. 54, SD=1.107)。

( 二) 研究程序与工具

由心理学专业学生和心理健康教师担任主试, 指导学生以班级为单位在学校计算机教室通过问卷星链接进行作答。问卷皆采用自陈报告的形式。

1. 基本信息问卷

包含性别、年龄、年级、班级、是否出生在武汉、老家在城市还是农村等基本人口统计学变量。

2. 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量表

由李晓巍等 (2009) 在辛自强2003年简缩版《Achenbach儿童青少年问题行为量表》 基础上进一步修订的, 由40个项目组成, 采用4点计分, 分数越高表明问题行为越多(池丽萍、辛自强, 2003)。包括内化问题行为和外化问题行为两个维度, 本研究采用的外化问题行为部分由24个项目组成, 外化问题行为子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39。

3. 小学生宽容量表

采用自编《小学生宽容量表》, 共27个条目, 采用5点计分, 分数越高表明小学生的宽容水平越高, 量表包含四个维度: a. 体谅他人; b. 敌意预期; c. 冒犯容忍; d. 行为报复。Amos 验证性因素分析显示该量表χ2 / df = 1.636; RMSEA = 0.041; RMR = 0.083; CFI = 0.941, 具有良好的结构效度。与罗森伯格 《自尊量表》《人际反应指针量表》的效标关联效度分别为显著的0.321、 0.292。本研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03。

4. 友谊质量问卷

采用《友谊质量问卷》(Parker & Asher, 1993) 简表, 共18个项目。包括肯定与关心、帮助与指导、陪伴与娱乐、亲密袒露与交流、冲突解决策略、冲突与背叛六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 要求被试按照和最好朋友之间的实际情况作答, 对冲突与背叛维度反向计分后, 加上其他维度的分数得到友谊质量的总分, 分数越高, 友谊质量水平越高。本研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 0.899。

5. 敌意归因偏向问卷

采用《敌意归因偏向问卷》Bailey 于 2008 年修编版本的中文版本 (李静华、申田、郑涌, 2012)。由10种模棱两可的假想情境组成, 每个情境都有 2个问题需要回答, 敌意性与非敌意性的答案各半, 敌意性的答案计1分, 非敌意性的答案不计分, 其中8种是挑衅情境, 2种是亲社会性情境, 不予计分, 得分越高, 说明被试的敌意归因偏向水平越高。本研究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69。

6.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26. 0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首先, 对问卷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进行检验; 其次, 对相关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 方差分析及 Pearson 相关分析; 最后, 用 Process 插件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三 结果

（一)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本研究中所用数据均为同一批被试采用自我报告方法测查得出, 为了防止出现共同方法偏差, 利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法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周浩、龙立荣, 2004)。结果表明, 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旋转后为 23. 785% , 小于 40% 的临界标准, 说明共同方法偏差不显著。

( 二) 方差分析和相关分析

以性别、年级、所在学校流动儿童比例等人口学变量为分组变量, 以各研究变量为因变量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 结果显示, 在宽容、友谊质量、外化问题行为方面性别效应显著, 效应值 η2 分别为 0.4% 、2.3% 、2.5% , 具体表现为女生的宽容、友谊质量得分显著高于男生 (F = 4. 184, p < 0. 05; F = 24. 461, p < 0. 001), 外化问题行为得分显著低于男生 (F = 26. 573, p < 0. 001 ); 宽容 (F = 2. 805, p < 0. 05 )、 友谊质量 (F = 12. 388, p < 0. 001 )、 敌意归因 (F = 14. 700, p < 0. 001 ) 的年级效应显著, 效应值 η2 分别为 4. 2% 、3. 5% 、0. 8% , 总体上表现为高年级同学比低年级同学有更高的宽容水平、更高的友谊质量、更低的敌意归因水平; 在学校类型上, 只有在友谊质量上有显著差异 ( F = 7. 101, p < 0. 05), 效应值 η2 为 0. 7% , 具体表现为低流动儿童比例学校比高流动儿童比例学校的友谊质量更高 ( 见表 1)。

将各研究变量进行Pearson 相关分析。变量两两之间具有显著的相关性, 具体表现为宽容与友谊质量呈显著正相关 ( r = 0. 431, p < 0. 01), 外化问题行为与敌意归因之间呈现显著正相关 ( r = 0. 305, p < 0. 01); 宽容与敌意归因呈显著负相关 ( r = - 0. 515, p < 0. 01 ); 宽容与外化问题行为 ( r =- 0. 351, p < 0. 01)、 友谊质量与敌意归因 (r = - 0. 122, p < 0. 01), 以及外化问题行为与友谊质量 (r = - 0. 339, p < 0. 01) 之间均呈显著负相关 (见表2)。

（三） 回归分析

采用 Process 中的模型 6 进行中介效应检验, 以外化问题行为作为因变量, 宽容作为自变量, 友谊质量和敌意归因作为中介变量, 由于性别因素对因变量外化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 故将性别作为控制变量, 在 95% 置信区间进行回归分析和中介效应检验。

由表 3 可知, 所有路径的系数均显著 ( p < 0. 001 ), 宽容影响友谊质量的路径系数为 0. 279 ( p < 0. 001 ); 宽容影响敌意归因的路径系数为- 0. 105 ( p < 0. 001); 友谊质量影响敌意归因的路径系数为 0. 036 ( p <0. 001); 友谊质量影响外化问题行为的路径系数为 - 0. 162 ( p < 0. 001 );敌意归因影响外化问题行为的路径系数为 0. 391 ( p < 0. 001); 宽容影响外化问题行为的路径系数为 - 0. 190 ( p < 0. 001)。

（四）中介效应检验

两个中介变量共同发挥的中介作用显著, 置信区间 ( - 0. 113,-0.052) 不包括 0, 总中介效应的大小为 - 0. 082。由此, 可以初步判断中介效应确实存在。各中介路径的效应值和中介效果量如表 4 所示, 在两条中介路径中, 友谊质量 ( - 0. 066, - 0. 027 ) 和敌意归因 ( - 0. 067,- 0. 017) 均发挥了显著的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大小分别为 0. 045 和- 0. 041。第三条中介路径, 友谊质量和敌意归因共同的中介效应为0. 004, 置信区间 (0. 001, 0. 008)。

此外, 在中介效应检验的结果中, 宽容对外化问题行为的直接效应同样显著, 置信区间 ( - 0. 232, - 0. 148) 不包括 0, 这说明友谊质量和敌意归因在宽容和外化问题行为之间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 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 30. 184% 。

四 讨论

（一）小学生宽容、 友谊质量、 外化问题行为、 敌意归因的特点

本研究发现, 小学生宽容、友谊质量、外化问题行为均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这与以往研究发现一致, 相对于男生, 女生会表现出更高的宽容水平 ( 张海霞、谷传华, 2009 ), 更高的友谊质量 ( Bowker & Rubin, 2009) 和更少的外化问题行为(李丹、宗利娟、刘俊升, 2013; 何珍、陈昱翀、 黎月清, 2017)。在宽容水平上的性别差异可通过社会期望的性别差异来解释, 因为相较于男性, 女性被更多的期待表现出宽容 ( 张海霞、谷传华, 2009)。在友谊质量上的性别差异主要与社交技能以及交往模式的性别差异有关, 一方面, 3 ～ 5 年级女生的社交技能水平显著优于男生,而良好的社交技能可以帮助个体获得更高质量的友谊 ( 莫书亮等, 2010);另一方面, 男生传统的 “ 帮” 式友谊, 虽然可能会在友谊数量上占据优势, 但是研究表明, 相对于更多数量的朋友, 较小的朋友圈子更能够增加关系亲密度 ( Poulin & Chan, 2010), 女生 “ 小而精” 的 “ 对” 式友谊质量更高。男生更高的外化问题行为水平与社会对男性孔武有力的传统性别角色期待以及男生在自我控制能力上显著低于女生有关 (张萍等, 2012)。同时, 宽容、 友谊质量、敌意归因总体上均展现出随年级升高逐渐变得更好的发展趋势。宽容、友谊质量的年级效应与前人研究的结果相符( 张海霞、谷传华, 2009; 徐敏、杨丽珠, 2013)。而很少有研究提及敌意归因的年龄发展性特征。宽容、友谊质量、敌意归因的发展均与个体的共情能力有关。研究发现个体共情准确性, 即正确感知他人情绪的能力在青春期迅速发展, 青年时期达到顶峰, 中年期开始下降(Kunzmann, Wieck, & Dietzel, 2018); 且根据塞尔曼的儿童观点采择发展阶段理论, 小学 3 年级至 6 年级学生的观点采择能力已从自我反省式发展阶段过渡到相互性角色采择阶段 ( 徐敏、杨丽珠, 2013)。因此, 小学生更加能够从一个旁观角度客观的解释模糊情境中他人行为的原因, 降低做出自我服务性认知扭曲的可能性, 即减少敌意归因。

另外, 本研究还发现, 低流动儿童比例学校的学生比高流动儿童比例学校的学生有更高的友谊质量。以往研究也发现流动儿童的同伴接纳和友谊质量水平低于城市儿童 ( 胡冰、张春妹、韩晓, 2013 )。这可能与流动儿童在城市适应过程中遇到的消极因素有关, 例如抑郁、社交焦虑 ( 袁晓娇等, 2012), 从而使流动儿童难以收获到稳定健康的友谊关系。

(二) 宽容对小学生外化问题行为具有抑制作用

本研究发现小学生的宽容对其外化问题行为具有显著的负向预测作用, 假设 1 得到验证。宽容水平较高的儿童, 一方面推己及人、理解他人的能力更高, 更愿意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抑制自己可能给他人带来消极后果的不道德行为; 另一方面也与宽容带来的积极心理状态有关, 例如, 李亮等 (2017) 针对 5～11 岁儿童良心水平与攻击性的研究发现小学生的宽容心能够显著负向预测外显攻击行为, 因为宽容心能够帮助个体排解消极情绪, 恢复心态平和。本研究对小学生宽容品质的关注, 响应了积极青少年发展观 (positive youth development, PYD) 中关于关注青少年发展轨迹可塑性的呼吁 (Damon, 2004), 着重关注在青少年发展过程中道德品格的积极作用, 并发现了小学生的宽容品质对于外化问题行为这一消极道德行为的抑制作用, 证实了个体稳定的道德品质对于道德行为具有调节作用。

(三) 友谊质量、 敌意归因在宽容与小学生外化问题行为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 小学生的宽容品质对外化问题行为不仅具有直接的影响作用, 而且通过影响个体的外部人际因素 ( 友谊质量) 和个体内部因素( 敌意归因) 间接影响小学生的外化问题行为, 研究假设 2、 假设 3 均得到验证。

宽容影响友谊质量进而抑制外化问题行为, 证实了宽容对小学生重要人际关系具有促进作用, 进而对外化问题行为具有间接抑制作用。宽容水平较高的个体更倾向于做出宽恕行为, 在友谊关系遇到冲突时, 采用宽容作为一种解决冲突的积极策略, 从而有利于友谊的修复与维持 (Riek & Mania, 2012), 同时, 宽容也会因其表现出的理解他人、容忍冒犯等稳定的亲社会取向, 更易于建立高质的友谊, 因此, 宽容对友谊质量具有明显促进作用。根据社会支持理论, 较高的友谊质量及其带来的亲密感、 陪伴体验等支持感能够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支持资源减少压力给个体带来的不 良体验, 进行积极的情绪调节, 减少不良的适应性行为(傅王倩、张磊、王达, 2016; 何珍等, 2017), 从而减少外化问题行为。因此, 宽容水平较高的个体能够收获到更高质量的友谊, 从而在积极的人际关系中减少外化问题行为发生的可能性。

本研究发现, 宽容作为一种道德品质还能降低个体的敌意归因水平, 进而减少外化问题行为。这与利用归因理论解释宽恕与外化问题行为水平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一致, 即宽恕他人会通过建立对他人意图的外部归因, 减少对他人行为的负面反应, 从而减少自身的外化问题行为(Van Rensburg & Raubenheimer, 2015)。有研究者通过实验的方式比较大学生采用报复和宽恕对被冒犯后愤怒感的降低作用, 结果发现, 相比于报复, 宽恕能够更好地降低个体被冒犯后的愤怒感(陈晓、高辛、周晖, 2017)。故宽容作为一种道德品质, 能够缓解个体被冒犯后的愤怒情绪, 从而能够更加客观地对他人的意图做出判断, 降低敌意意图的可能性。依据社会信息加工理论, 个体对信息(尤其是原因) 的编码、 解释会影响他们的行为, 而在敌意归因的影响下, 儿童会对敌意信息有更多的选择注意偏向( 周广东、冯丽姝, 2014), 从而产生更多的反应性攻击行为。由此可见, 宽容作为一种道德品质, 能够促进个体降低敌意预期, 将自身从敌对认知中分离出来, 从而降低如行为报复这样的外化问题行为的可能性。

有关友谊质量、敌意归因在小学生宽容与外化问题行为之间的中介作用, 拓展了社会支持和发展资源理论。这说明不仅外在的友谊质量作为小学生重要的人际关系, 可作为社会支持的来源, 成为其发展的资源, 起到社会适应的保护作用; 而且小学生内在的宽容品质也可以是个体内在的发展资源, 并且是更为重要的发展资源, 能够有效提升个体的人际关系水平, 建构积极的社会认知, 促进适应性的社会行为。这验证了我国关于道德修养是良好人际关系和社会行为的根基的实践观点, 凸显了对小学生进行宽容品质培育的教育价值。

此外, 本研究还发现, 宽容还可以通过影响友谊质量, 进而对敌意归因产生影响, 对外化问题行为起到链式中介作用。但是与假设 4 不相符的是, 友谊质量的提高, 却会提升小学生的敌意归因水平(预测关系比较弱)。这与前人发现的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通过改变个体的认知情绪评价, 帮助个体采用积极认知情绪调节方式, 从而调控个体的攻击性行为(何珍等, 2017) 的研究结论不一致。已有研究也发现良好的友谊质量会促进儿童的自尊发展(Antonopoulou, Chaidemenou, & Kouvava, 2019), 而自尊的提高又会降低个体出现敌意归因的可能性 (李婕, 2012), 故从理论层面上来说, 友谊质量应该会降低敌意归因。而在本研究中, 友谊质量与敌意归因存在显著的负相关性, 宽容会显著负向预测敌意归因, 但在同时考虑宽容、友谊质量、敌意归因的关系时, 宽容能够提升友谊质量, 但友谊质量却能够微弱提升敌意归因水平, 从而增加外化问题行为。原因可能在于, 虽然目前普遍认为友谊对儿童积极心理适应具有保护作用, 但这种积极作用可能也是存在边界的。已有少量研究发现, 一方面, 高质量友谊也会增加青少年的内化问题, 如对于社交拒绝的愤怒和社交退缩的焦虑(Bowker & Rubin, 2009), 而诸如愤怒焦虑这样的消极情绪会加剧个体的认知偏差, 使个体更难进行全面的信息搜集和编码, 从而提高出现敌意归因的可能性; 另一方面, 研究表明, 过高程度的朋友保护会给青少年带来即时的伤害和继时的抑郁症状, 会干扰青少年调节情绪的能力, 进而可能导致情绪的外化, 即攻击他人 (Etkin & Bowker, 2018)。因此, 可能宽容品质提升了友谊质量, 同时也提升了人际敏感性, 增加了对社交拒绝的焦虑, 从而会一定程度的提高敌意归因水平。尤其是中国背景下的宽容与西方背景下的宽恕在本质上的一点不同在于, 宽容不仅是对伤害行为的原谅, 而且还包括了容忍的内涵, 这虽然有利于人际和谐, 但同时也可能不利于个体消极情绪的化解。这也启示我们友谊质量与敌意归因之间或许还存在一些重要的调节机制, 而我国宽容的独特作用也需要进一步研究。

( 四) 启示与不足

本研究从道德品质与消极道德行为关系的角度出发, 研究了小学生宽容品质对外化问题行为的抑制作用, 证实了宽容作为一种积极道德品质, 一方面会直接减少个体的消极道德行为; 另一方面也会提高人际关系水平, 或者减少个体内部消极认知, 进而帮助个体调整约束消极道德行为, 从而验证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品质对于个体道德行为的调节和人际关系 的维系具有重要作用的观点, 拓展了道德人格的道德功能理论。

而且, 童年期是儿童健康成长及问题行为矫治的关键时期, 童年中期的外化问题行为对儿童自身及他人的社会适应具有即时且继时的负面影响 (Janssens et al. , 2015), 对我国小学儿童来说, 外化问题行为更是具有道德品性的负面意义, 不仅被看作 “ 问题” 行为, 而且可能被家长和老师看作 “ 坏的” 行为, 因此, 本研究关于宽容的道德功能的结论提示, 从德育的角度出发, 进行宽容品质的积极培养, 对消极道德行为具有内源性抑制作用, 从而为小学生宽容品质的德育实践奠定了理论基础。

本研究也对普通小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干预以及未成年人犯罪的预防和矫治具有一定的启示性。首先, 针对小学生外化问题行为的干预可以从培育积极道德品质出发, 秉持积极青少发展观, 并充分相信青少年的能动性, 让个体具有稳定内在的道德要求, 从而对自己的道德行为做出规范性调节, 而不仅仅是完全依靠社会环境的外源性约束。其次, 在抑制消极道德行为的德育教育中, 我们也要注意对儿童人际关系和认知的调节, 帮助儿童获得良好的同伴关系和友谊体验, 对儿童进行冲突教育, 在教育过程中对儿童进行正确积极的归因训练, 减少其对于模糊他人行为的敌意归因。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足。首先, 本研究对象主要为童年中期的个体, 未来的研究可以进一步选取青少年考察宽容是否对外化问题行为具有抑制作用; 此外, 本研究所有的数据均采用自我报告的形式, 虽然各量表都被证实信效度良好, 但是并不能排除社会期许效应对结果精确性的影响。特别是在外化问题行为的测量上, 可能会存在多主体报告的一致性不高而单一主体的报告形式皆存在局限性的问题: 自我报告会有社会期许效应; 教师、父母报告会受到社会文化评判标准的影响; 同伴评定的解释率和准确性相比自我、教师、父母报告较高, 但存在耗时费力的缺点 ( 陈光辉、张文新、王姝琼, 2009)。因此, 未来的研究应该在测量形式上进一步改进, 保证测量结果的准确率和测量过程的效率。最后, 本研究仅考察了宽容品质对消极道德行为的约束作用, 未涉及宽容道德品质对积极道德行为的促进作用, 未来的研究可以从促进亲社会行为的角度出发, 进一步考察宽容品质的道德功能以及促进亲社会行为与抑制不道德行为两者的关系。

主要参考文献

杨韵刚、基伦、斯梅塔娜, 2011,《道德发展手册》,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第631 ～ 632 页。

White, R. , & Renk,K.(2012). Externalizing behavior problems during adolescence: An ecological perspective.Journal of Child & Family Studies, 21 (1), 158 - 171.

Racz, S. , Putnick, D. , Suwalsky, J. , Hendricks, C. , & Bornstein, M. ( 2017 ). Cognitive abilities, social adaptation，and externalizing bahavior problems in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 : Specific cascade effects across development. Journal of Youth & Adolescence, 46 (8), 1688 - 1701.

导读人 | 吴胜涛 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副教授

原标题：《宽容：一种可能增进友谊、减少敌意的品质》

（题图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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