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俄罗斯的远东冰原上寻找猫头鹰

乔纳森·斯拉特

乔纳森·斯拉特在还是个观鸟新手时，偶然遇到了地球上颇为神秘的一种鸟类，它比他所知的任何一只猫头鹰都大，看上去就像一只长着羽毛的小熊。他拍下一张照片，并分享给专家，才得知这便是世界上体形硕大的猫头鹰——毛腿渔鸮。随后，斯拉特开始了为期五年的调研之旅，在俄罗斯东部茂密偏远的森林中寻找这种巨大而神秘的生物，并写下了本书《远东平原上的猫头鹰》。如今，他已经是世界上研究毛腿渔鸮的重要专家之一。

【美】乔纳森·斯拉特/著；任晴/译；光启书局；2022-10

尽管毛腿渔鸮的翼展长度达6英尺，身高也超过2英尺，但它们总是神出鬼没，人类对其所知甚少，可供参考的资料也极为有限。它们在冬天最容易被发现，因为它们在觅食过程中会在雪域河岸上留下大而独特的足迹。毛腿渔鸮同时也是濒危物种。因此，斯拉特和他的团队开始着手捕获这种猫头鹰以做研究，并尝试据此制定出一个保护计划，以帮助这一物种存活下去。为了完成任务，他们不得不应对各种挑战：在冰冷的帐篷里通宵监测，疯狂地驶过将融的冰河，毫无防护地爬上朽烂的树木以检查巢穴中珍贵的渔鸮卵。为捕捉和追踪渔鸮，他们使用尖端的定位设备，亦即兴设计巧妙的陷阱，还必须始终警惕与熊或东北虎发生冲突。在斯拉特异常生动、精确，同时不失幽默的叙述下，毛腿渔鸮渐渐展露真容：它们是狡猾的猎人，忠诚的父母，怪异的“二重唱夫妇”，是不擅记仇且相对温顺的猛禽，也是在条件严酷、面积不断缩小的栖息地上顽强生存的珍稀物种。

除此之外，斯拉特还以令人捧腹的笔调描写了生活在俄罗斯边疆区域的各色人物：有似乎永远也不清醒、以伏特加为粮的嗜酒村民，有与黑帮交易失败后逃命至荒野的古怪隐居者，有为了可以卖10美元的貂皮而猎杀毛腿渔鸮作肉饵的无知少年……对于沿途经过或停驻的大小城市、村庄，斯拉特亦不吝啬笔墨，关注这些地方的历史，以及它们在苏联集体经济时期的发展和如今的没落。

斯拉特以这样一份惊心动魄的田野笔记，向读者全面展现了这片远东冰原上的生灵、人类、居住地、自然景观及文化风貌。

经出版社授权，澎湃新闻私家地理选摘了其中“一座名为‘地狱’的村庄”一节。

乔纳森·斯莱特在俄罗斯沙米河附近放飞了这只2008年捕获的毛腿渔鸮。这只鸟在2012年被一辆汽车撞死。

离开捷尔涅伊约三个小时后，米-8降落了，机身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透过直升机吹起的雪涡，我看到一些散乱停放的雪地摩托围聚在阿格祖机场周围。这机场只不过是一个棚屋和一块空地。乘客下机后，机组人员开始忙着卸货，为返程航班腾空机舱。

一个十四岁上下的乌德盖族男孩一脸严肃地向我走来，满头黑发拢在兔毛帽下。我显得与众不同，与环境格格不入。我二十八岁，留着胡子，一看就不是本地人——和我同龄的俄罗斯人大多胡子刮得很干净，这是当时的流行风格。我那蓬松的红夹克在俄罗斯男人低调的黑灰色衣着中格外显眼。男孩好奇我来阿格祖干什么。

“你听说过渔鸮吗？”我用俄语回答。这次考察和开展渔鸮研究期间，我基本都只说俄语。

“渔鸮。是说，那种鸟？”男孩回答。

“我是来找渔鸮的。”

“你来找鸟。”他语气平淡，带着一丝迷惑，好像怀疑自己是否误解了我的话。

他问我在阿格祖有没有熟人。我说，没有。他扬起眉毛，问有没有人接我。我回答说，希望有。他眉头微蹙，然后在一张报纸的空白处潦草地写下自己的名字，盯着我的眼睛，递给了我。

“阿格祖可不是那种你想去就去的地方，”他说，“如果要借宿，或者需要帮忙，就去城里打听找我。”

像海岸的栎树一样，这男孩也被粗粝的环境塑造，看上去年纪轻轻，却已历经风霜。我对阿格祖了解不多，但知道那是个严酷的地方。去年冬天，驻扎在那里的一名俄罗斯气象学家（仍算是外地人）和我在捷尔涅伊一个熟人的儿子被殴打昏厥，在雪地里冻死了。凶手的身份一直未明，在阿格祖这样关系紧密的小镇上，是谁干的，大约每个人心里都有数，但没人对查案的警察透一句口风。无论是什么样的惩罚审判，都只会在内部处理。

乔纳森·斯莱特拍摄的毛腿渔鸮，它的翼展可达1.8～2米

很快，我看到野外团队的负责人谢尔盖·阿夫德约克从人群中走来。他开着雪地摩托来接我了。我俩凭着彼此惹眼的厚夹克一眼就认出了对方，但没人会把谢尔盖误认成外国人——他留着短发，一排镶金的上牙永远叼着香烟， 一副在熟悉的环境中大摇大摆的做派。他和我差不多高，一米八三，晒黑的方脸满是胡茬，戴着太阳镜，以免双眼被炫目的雪地反光灼伤。考察萨马尔加河是我与苏尔马赫一起计划的项目的第一阶段，但阿夫德约克毋庸置疑是此地的项目负责人。他熟悉渔鸮和密林探险，这次考察中，我需要仰仗他的经验。几周前，阿夫德约克和另外两名队员顺风搭上了一艘伐木船，从南面距此三百五十公里的港口村普拉斯通前往萨马尔加河流域。他们带了两辆雪地摩托，载满装备的自制雪橇，还有几桶汽油，很快就从海岸抵达了一百多公里开外的河流上游，沿途抛弃食物和燃料，然后掉头，有条不紊地向着海岸返回。他们在阿格祖停下接我，本计划只待一两天，但和我一样，被暴风雪耽搁了。

阿格祖是滨海边疆区最靠北的人类居住地，也最偏远遗世。村庄紧临萨马尔加河的一条支流，约有一百五十名居民，大部分是乌德盖人，显出一片旧时景象。苏联时代，该村曾是野味集散地，当地人都是领公家工资的职业猎人。直升机飞来收毛皮和肉，以现金换购。1991 年苏联解体后，有组织的野味产业很快也随之瓦解。直升机不来了，苏联解体后通货膨胀严重，于是猎人手里的苏联卢布变得一文不值。想走的人也走不了，连离开的本钱都没有。别无选择，他们又重操旧业，开始为着生计狩猎。某种程度上，阿格祖的贸易已退回到了以物易物的方式，新鲜的肉可以在村里的商店换到从捷尔涅伊空运来的货品。

萨马尔加河流域的乌德盖人直到近代前都住在河岸边零散分布的营地。但在20世纪30年代，苏联实施集体化，这些营地都被毁了，乌德盖人被集中到四个村庄，大多数人最终搬到了阿格祖。民族被迫集体化的无奈和苦痛，体现在了他们的村名上—阿格祖，这个名称大约是源于乌德盖语的“Ogzo”，意为“地狱”。

冰河边的毛腿渔鸮

谢尔盖驾驶雪地摩托，顺着压实的雪道穿过镇子， 停在了一间无人居住的小屋前。小屋的主人长期在森林里狩猎，准许我们住在这里。像阿格祖的其他住宅一样，小屋是传统的俄罗斯风格——单层木结构，人字形坡屋顶，双层玻璃窗，四周围着雕刻精美的宽阔窗框。小屋前正在卸货的两个人停下来迎接我们。他们穿着新潮的棉围兜和冬靴，明显能看出是我们团队的成员。谢尔盖又点了一支烟，然后给我做了介绍。第一位是托利亚·雷佐夫，矮胖黝黑，圆脸上最突出的是厚厚的胡子和温和的双眼。托利亚是摄影师兼摄像师。俄罗斯几乎没有渔鸮的视频，如果我们找到渔鸮，苏尔马赫想要看到证据。第二个人是舒里克·波波夫，矮小健壮，棕色头发像谢尔盖一样剪得很短，一张细长的脸，在野外的几个星期令他的皮肤晒出了小麦色。他脸上有些许柔软的胡须，是很难长出络腮胡的体质。舒里克是小组里的实干家。需要干活的时候，不管是攀爬腐木，调查可能有渔鸮的巢址，还是清洗处理十几条晚饭要吃的鱼，舒里克都会迅速完成，毫无怨言。

我们扫开积雪好让大门打开，进了院子，然后走进屋内。穿过黑暗的小前厅，打开通往第一个房间的门，里面是厨房。我呼吸着寒冷、闷浊的空气，其中弥漫着木柴和香烟的熏臭。自从主人进了森林，房屋一直门窗紧闭，室内没有暖气，冰冷的温度略微让屋内的味道显得不那么刺鼻。地板上散落着开裂墙面掉落的石膏碎片，夹杂着柴炉周围的碎烟头和泡过的旧茶包。

我穿过厨房和一间偏房，进了最后一间屋子。两间屋是用肮脏的花床单隔开的，单子歪歪扭扭地挂在门框上。后面屋里的地上，碎石膏多到在脚下不停嘎吱作响。窗下墙根倚着一小块什么东西，像是带着皮毛的冻肉。

谢尔盖从棚子里搬出一大堆柴火，点燃了柴炉。他得先用报纸扇扇风，因为屋内的寒冷和外面相对较高的温度造成的压力会把烟囱封住。如果起火太快，送风不够及时，屋内就会烟熏火燎。和俄罗斯远东的大多数小屋一样，这里的柴炉是用砖砌的，上面有一块厚厚的铁板，可以烤成串的食物和烧开水。炉子建在厨房一角，和墙壁砌为一体，温暖的烟雾顺着砖墙迂回上升，最后从烟囱逸去。这种样式叫“Russkaya pechka”（字面意思就是“俄罗斯炉子”），砖墙在熄火之后还可以长时间保存热量，给厨房和对面相邻的房间供暖。小屋神秘的主人那不爱操心的懒散个性也体现到了炉子上。尽管谢尔盖小心翼翼地操作，烟雾还是从无数裂缝中渗出，把屋内搞得灰烟弥漫。

把所有行李都搬到屋内和前厅之后，谢尔盖和我坐下来，摊开萨马尔加河的地图讨论起行动策略。他指给我看主河上游的五十公里处还有一些支流，他和团队已经在这些地点调查搜寻过渔鸮了。他们发现了大约十对有领域的渔鸮，他说对这个物种来说，这已经是很高的种群密度了。我们仍然需要调查最后的六十五公里，下至萨马尔加村和海岸，还有阿格祖周围的一些林区。任务很重，时间很紧。当时已是3月下旬，因为天气误了些日子，我们的时间很有限。正在融化的河冰是我们在阿格祖之外唯一能走的通路。这种情况对雪地摩托来说很危险。如果春天来得太快，我们有可能会被困在阿格祖和萨马尔加村之间的河岸。谢尔盖建议我们在阿格祖继续调查至少一周的时间，同时密切关注春季融冰的情况。他觉得我们可以每天往下游多走一段，大概十到十五公里，每晚开雪地摩托回阿格祖休息。在这种偏远的环境中，保证有温暖的夜宿地点是不容忽视的。要不是在阿格祖，我们就得住帐篷。约一周后，我们将收拾行李，搬到一个叫沃斯涅塞诺夫卡的狩猎营地去，那里在阿格祖下游约四十公里处，距离海岸二十五公里。

第一顿晚餐是牛肉罐头和意大利面，几个来串门的村民中途打断了我们，粗莽地把一瓶四升的95%乙醇、一桶生驼鹿肉和几只黄洋葱撂到了厨房的桌子上。这是他们贡献给当晚娱乐活动的物资，想要聊些趣闻作为回报。20 世纪90 年代的滨海边疆区还与世隔绝，身为外国人，我已经习惯被视为新奇事物了。人们喜欢听我讲真实版的电视剧《圣巴巴拉》，想知道我是否关注芝加哥公牛队，这是90年代俄罗斯流行的两个美国文化符号。他们也喜欢听我赞美他们所栖身的偏远世界角落。不过在阿格祖，任何访客都会被当作小明星。我来自美国，谢尔盖来自达利涅戈尔斯克，但他们根本不在乎。这两个地方都像是异国他乡，我们俩同样具有娱乐价值，都是可以一起喝酒的新鲜人物。

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人们来来去去，驼鹿块被煮熟、吃掉，乙醇也以稳定速度减少。烟草和筛子一样的柴炉搞得整个房间烟雾缭绕。我吞下几杯乙醇，吃着肉和生洋葱，听着男人们互相夸耀他们的狩猎事迹，与熊、老虎和河流的正面交锋。有人问我怎么不在美国研究渔鸮——不远万里跑到萨马尔加也过于大费周章了。当听说北美没有渔鸮，他们都很惊讶。这些猎人都很珍视荒野，但他们也许并不明白自己的森林是多么奇妙独特。

最后我点头道了晚安，走到后屋，把床单拉过门框，想挡一挡持续到深夜的烟雾和喧闹的笑声。借着头灯，我翻阅了在俄罗斯科学期刊上找到的渔鸮论文的影印本，这是明天“考试”前最后的突击复习，再多看也只会是徒劳。20世纪40年代，一位名叫叶甫盖尼·斯潘根伯格的鸟类学家是最早研究渔鸮的欧洲人之一。他的文章为搜寻渔鸮提供了粗略的指引：有交错汊道和充足鲑鱼的冷水河流。后来在70年代，另一位名叫尤里·普金斯基的鸟类学家写了几篇论文，是关于他在滨海边疆区西北部的比金河畔与渔鸮接触的经验。在那里，他收集了关于筑巢和鸣声的生态学信息。谢尔盖·苏尔马赫也写了几篇论文，他研究的重点是渔鸮在滨海边疆区的分布模式。

末了，我脱到只剩秋衣裤，塞了耳塞，爬进了睡袋。我的脑袋里像是在过电，期待着明天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