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授重新定义富人阶层：有志阶级

一个路易威登的手袋差不多12000元，一个最新款的苹果手机不到9000元，一瓶奢侈品牌的香水1000多元，一支大牌口红不到300元。

300元无法让一个人跻身上流阶层，却能让一个人和上流社会用到同样品牌的东西。这似乎是一个奢侈品的门槛越来越低的时代。

但是，一个中高端健身房的私教课可能需要600元一节，年卡至少10000元起步；买一架钢琴至少几万元，每年请钢琴老师的钱也得上万；一所一流的国际高中一年的学费在十万元左右，三年下来的学费就要几十万。更何况，这些投资都是需要经年累月地持续投资。跟这些数字比起来，买一个LV包花掉的钱似乎也不算什么。

所以，真的是奢侈品变得大众化了吗？或者，其实“奢侈品”需要被重新定义。美国南加州大学教授伊丽莎白·科瑞德-霍尔基特（Elizabeth Currid-Halkett）在她的新作《昂贵的小幸福：关于有志阶级的理论》（The Sum of Small Things:A Theory of the Aspirational Class）中就分析了美国当代社会富人阶级消费观念和行为的变化：相比于中产阶级把大量的钱花在购买传统的奢侈品上，现代的高收入群体更愿意把钱花在教育、医疗、食品等看不见的方方面面。

告别炫耀性消费

“整个夏天的夜晚都有音乐声从我邻居家传过来。”在出版于1925年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作者菲茨杰拉德这样描述着盖茨比家晚宴的奢华，“下午涨潮的时候，我看着他的客人从他的木筏跳台上跳水，或是躺在他私人海滩的热沙上晒太阳，同时他的两艘小汽艇破浪前进，拖着滑水板驶过翻腾的浪花。每逢周末，他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就成了公共汽车，从早晨九点到深更半夜往来城里接送客人。”

这是美国“咆哮的二十年代”中富人们的样子。这种对于觥筹交错的上流社会的刻画时至今日仍然塑造着我们对于财富的想象。金钱一词和豪宅、晚宴、丝绸、烛光、红酒之间存在着一种暧昧的联系，而今天，这些传统的象征财富的符号则现代化为了高档腕表、名牌包、高定时装、最新的数码产品、七星酒店和米其林餐厅。

消费不只是一种购物选择，它反映着“品味”，彰显着我们的身份，塑造着我们是谁。盖茨比的游艇豪车，成群结队的仆人，和一叠叠昂贵的高档衬衫，都是他奢侈生活的冰山一角。这样的消费选择不仅是为了让他的生活质量变得更高（丝绸的衬衫并不一定比纯棉舒适），更重要的是告诉所有人“我很有钱”。奢侈和铺张是富有的证词。

这种富人阶级的消费习惯被19世纪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索尔斯坦·凡布伦在《有闲阶级论》中概括为“炫耀性消费”（Conspicuous Consumption）：“想赢得及维持人们的尊重，光靠拥有财富或权力是不够的。财富或权力必须提出证据，因为唯有取得证据才享有尊荣。”凡布伦在著作中分析了工业革命下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财富积累和随之而来的消费与浪费，提出了一个用来描述富人阶层的概念“有闲阶级”（the Leisure Class）。这些“有闲阶级”掌握大笔财富，远离劳动，用大量奢侈而无用的物品虚荣地点缀自己的社会地位和阶级。

手工打制的银勺性能未必好于机器生产的银勺，但是价格却是后者的十倍，并且广受富人们欢迎。这就是因为昂贵的手工银勺具有符号价值，象征着生活品质和社会声望。在过去，上流社会在有电灯的情况下选择蜡烛，在门厅里的玻璃柜中展示着各种药物（暗示着自己请得起医生），在喝茶的时候先倒茶再加奶而非先加奶再加茶（因为平民负担不起优质茶具，如果先加热茶，杯子就会裂开，所以只能先加奶）。诸如此类的行为在阶级之间划出了一条物质界限。

在《有闲阶级论》的两个世纪之后，“炫耀性消费”仍然存在，但是社会的高速发展将曾经的有闲阶级变成了一个英才教育下通过文化和知识、而不完全是通过财富定义自我的新精英阶层，即科瑞德-霍尔基特所定义的“有志阶级”（the Aspirational Class），同时也催生了新的隐形低调地展示自己社会地位的方式。

从有闲阶级到有志阶级

资本主义工业革命不是“炫耀性消费”存在的原因，但它们却是“炫耀性消费”主流化、平民化的原因。

一方面，富人们生活方式在大众媒体上的曝光度越来越高，比如帕丽斯·希尔顿在英国真人秀节目上展示自己的豪宅，还有BBC拍摄的《亿万富翁的饕餮盛宴》（Feeding the Super Rich），让有钱人的生活方式更加可见，也给中产阶级注入了对奢侈的羡慕和渴望。

另一方面，工业革命让曾经昂贵的东西，比如私家汽车、电视和空调等等越来越廉价，互联网购物更是让在大城市的专卖店才能买到的名牌随处可及，季末的时候人们能以很低的价格买到旧款，还能在促销季半价拿下一件可能原价两万美元的手包（更别说网上那些物美价廉以假乱真的高仿）。面对这种趋势，上流社会的“炫耀性消费”不再是针对某类物品，而是向同类物品中的高定版和限量版转移。

与此同时，上流社会本身的性质也在变化。当今，富人阶级的主流不再依靠贵族头衔和家产继承，而是那些拥有自己事业的社会精英。这些社会精英不再“有闲”。“比你有钱的人比你还努力”，可能真的是当代的成功学鸡汤：根据胡润研究员走访了500名千万富翁的报告，发现他们平均每天只睡6.6小时，三成亿万富翁每天睡不够六小时。

除了更加努力之外，工业社会向依靠科技、创新的知识社会的转变也使得文化变成了向上阶级流动的重要资本。科瑞德-霍尔基特总结了美国社会中新的社会精英的共同点：受过高等教育，平日阅读文化评论（比如《纽约客》），关注时事新闻（尤其是《纽约时报》、《金融时报》），逛Whole Foods，吃健康的有机食物，去健身房，参加音乐会，关注环保，关注育儿等等。

科瑞德-霍尔基特把这群用教育、文化和知识自我定义的精英阶层称为“有志阶级”。“有志阶级”中的银行家、律师、工程师等等依靠高级的专业知识向上爬升，但从广义来说，那些在耶鲁读创意写作的人，那些默默无闻的剧作家和音乐家，那些上着常春藤名校的学生，诸如此类受过高等教育的人都属于正在形成的“有志阶级”的后备军。这些有志阶级共享着许多文化实践和社会规范。这并不是说进入“有志阶级”俱乐部不需要物质门槛，而是“有志阶级”的成员“有志”于成为他们心目中更好的自己，变成精英文化群体的一员。

因此，有志阶级不再把大部分的财富花在毫无用处的奢侈品上，而是花钱让生活更高效、让投资更有回报、消费更充满意义，比如雇佣保姆和园丁来减少自己的体力劳动，出国旅游来丰富自己的人生经历、增加茶余饭后的谈资，还有把钱花在孩子和自己的教育、健康和保险上，以期未来的回报。科瑞德-霍尔基特把这些行为总结为“隐形消费”，这些消费看不见摸不着，但是无处不体现着自己更懂得如何更好地生活。

更大的阶级鸿沟

资本主义推动了消费社会的发展，使得物质上的不平等成为阶级之间的巨壑。在此背景下，新的“有志阶级”似乎另辟蹊径。但是，物质并没有缺场，只是隐形。

富人阶级从注重炫耀性消费到注重隐形消费的转变已经发生。数据显示，在教育、育儿、SAT补课班、政治和其他诸如此类的隐性消费上，美国的富人阶级比其他阶级更舍得花钱，尤其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之后，隐性消费的比例开始明显上升。根据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的观察，由于贫富差距的增大，美国的富人阶级开始把消费方向从可见的奢侈品转移到圈内人才知道的不可见消费，比如家政人员和去迈阿密海滩的私人飞机。

虽然远没有富人阶级有钱，中产阶级反而比富人阶级投入更大比例的收入去追求奢侈品。美国家庭平均在非炫耀性消费的支出比例占总支出的10%，但是对于那些收入排名前1%、5%和10%的富人来说，隐形消费的比例分别高达22.9%、19.7%和17.4%，而中产和低收入阶层的非炫耀性消费比例则是9-9.5%。在金融危机之后，年均收入为47000美元的中产阶级反而减少了他们的各种隐形消费开支，把炫耀性消费的开支又提高到了经济危机之前的水平。

对知识、艺术、体育、生活方式的大量投资，也使得种种“隐形消费”更具有道德感，它让社会精英看起来“有趣”、“有品位”、“有教养”，而不是简单的“有钱”，因此更能合理化精英阶层的成功。申请名校需要一封精彩的个人陈述，但是，想要成为一个多次出国交流、做过联合国志愿者、会拉小提琴、喜欢摇滚和音乐剧、会说多国语言、让面试官感到“Interesting”的申请人，需要投入多少的财力？虽然一份《纽约时报》只要2.5美元，但是想要读懂它可能需要价值至少4万美元的大学教育。中产阶级和精英阶层之间的差距，是物质带来的，却不是仅靠物质就能弥补的。

就像我们常常无法分清“美”和“贵”一样，“优秀”和“有钱”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当Facebook的首席运营官谢丽尔·桑德伯格在《向前一步》中鼓励女性勇敢地追求事业和家庭生活的完美平衡的时候，读者也不能忘记她请得起保姆，而且恰恰越顶尖的职位和公司越能保障母亲的带薪产假，反倒是低收入的女性会害怕因为产假失去收入甚至工作。

但是，难道一个学生不想多才多艺，一个母亲不想带薪休产假吗？现实是工薪家庭根本付不起高昂的学费和家政等隐形消费的开销。“一个开着小轿车、家里摆着液晶电视和电脑的家庭算贫穷吗？”2016年，微博上戏传着“北美吐槽君”这一以留美学生为主要受众的微博账号的“官方家庭标准”：年收入200万以下为特困家庭，年收入2000万到2亿为小康。但是，在教育、健康、医疗费用水涨船高的今天，也许真的要重新定义富有和贫穷之间的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