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营造｜三年，老宅里修出一个青年空间

2012年，正在攻读岭南建筑研究生的我回莞考察家乡的建筑遗产，那是我第一次与善馀堂见面。善馀堂是莞籍华侨谭云轩的私宅，清末始建，民国初落成，随即成为莞城赫赫有名的大宅子。历经百年沧桑，当时善馀堂败相虽浓，但目之所及格局完整。

不料，两年后再次见面，它已经伤及骨骼，房梁塌落，屋脊断裂，阁楼连带美轮美奂的天花已遭拆除。那时我已是东莞理工学院建筑系的老师，正带队做莞城的建筑遗产调研，见善馀堂如此颓态，便起意修葺。不料从起心动念到竣工，竟足足三年。

善馀堂写意。本文图片除特殊说明外均由善馀营造提供

善馀营造

于我而言，修缮善馀堂最重要的背景不是它百年的历史，而是莞城老城区的衰败。我们历时一年半的莞城建筑遗产调研数据也清楚地显示，从2005年开始，历史城区内进行了较大规模的拆迁，拆迁面积约0.28平方公里，约占历史城区的11.7% ，历史肌理短时间内被大面积破坏。随之而来的不是新生，而是停滞与人口流失，拆迁区的颓败景象向周边区域不断蔓延。在这样的背景下而论，善馀堂的修缮计划当然不是企图螳臂当车般的“肌理修复”，而是形成“城市触媒”（Urban Catalysts），所以我们把计划命名为“善馀营造”。所谓“触媒”、“营造”，是希望把在地经营的理念贯彻到修缮的全生命周期，藉此鼓励、促发一种“慢慢来”的城市有机更新策略。

2003年（左）与2017年（右） 莞城历史城区（局部）卫星图，可见红圈范围内的肌理变化

经过长期磨合，我们的团队以东莞理工学院建筑学与文化产业管理专业的师生为主，另有少数社会不同领域的朋友，和仍然住在善馀堂里的居民。善馀堂大宅内分为独立的五户，我们主要介入的是其中一户。业主迁居广州多年，我们与之取得联系，在获得对方信任后，以“修屋代替租金”的形式签约租用十年，作社区空间和青年空间之用。

而修缮和后期运营所需的启动资金，一方面我们尝试申报各种社会基金和学校项目，可惜不是失败告终，便是资金太少；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发起众筹，设计善馀堂系列文创产品，将“莞城文物径”导赏活动产品化，并持续举办沙龙、工作坊等，引起不同社群关注，最后得到众多热心朋友和企业支持，终筹得不算充足但尚能把项目推动下去的资金。而众筹的另一大意义是，第一次大规模地把我们的计划推向大众，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审视项目本身的立足点，保证计划的自主性。

搞关系

我们直接介入的只是善馀堂的五分之一，其余部分仍有两户居民居住，他们是名副其实的原住民——谭家后人。对大多数以商业为目的或动机只在“物”本身的建筑保护项目来说，这种状况是巨大障碍，会使人望而却步。但对于我们这个以“营造”为理念的团队，“与原住民共住”是一个关键亮点。与香港蓝屋的“留屋留人”类似，我们力图使新介入的力量成为原住民日常生活的良性因素。

但就算是“留屋留人”的香港蓝屋故事馆，也是利用建筑底层展开活动，不至于干扰楼上住户日常生活，以免产生公私的矛盾。而我们最大的困难在于，善馀堂本是家族大宅，是一个对内私密的日常生活空间，而善馀营造的定位却是社区和青年空间，所带来的公共性将直接介入原住民的私人生活领域：共享的大门、天井、入户楼梯，甚至是洗手间。这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那么善馀堂的公共性何来？无论是我们在法理上拥有了部分使用权，还是从谭家祖上谭云轩的遗嘱上找到“但求有益于公，无私于己便是”的遗训，抑或整个项目的公益性质，都无法构成公共介入原住民私人空间的正当理由。

唯一可行的是，沟通。

经过与原住户长达数年、贯穿整个项目的沟通与相处，我们“公益”的价值立场得到了业主支持，达成“以修免租”的协议；在修缮和运营空间的过程中，了解邻居们的意见和需求，尽量协助他们。当然，事情并非总是那么顺利，例如，一个初衷在于改善邻里关系的新建厕所，却激发了多方矛盾，工程一度停摆，经过不断的沟通与协调，磨破嘴皮，最后才不至于前功尽弃。但恰恰因为此事，我们更多地了解了他们心底的想法，他们也开始理解我们不遗余力于这个破房子的目的，渐渐将缠于心底的结解开。只有让居民感受到我们的善意和尊重，并且认为在让出部分私人空间的同时能够在精神或实际上受益，公共介入的正当性才能慢慢建立。

修房子

2017年10月，善馀堂修缮工程竣工，其后定期开放参观与举办活动，我们会向到访者介绍善馀堂的历史和善馀营造的情况。修缮过程作为某种理念的表达也会被重点介绍。修房子本身其实不难，有诸多的规范可供参详。但将此时此刻的修缮行为与善馀堂过去的历史和未来的活动作为一个整体考虑，再反思每一个细节，其实均有无限可能。修缮不只是简单一句“修旧如旧”就能概括，正如城市不是“大拆大建”就能脱胎换骨。

需要强调的是，在法理上，善馀堂并非文物保护单位，而是级别次之的“历史建筑”，前者修缮规范严格，而后者除对正立面的要求近乎文物外，其余部分相对灵活。

善馀堂的正立面是其建筑遗产价值最高的部分，两侧简洁的中式清水青砖墙与琉璃花格窗烘托出中间精美的西式折衷主义风格立面，可惜其装饰灰塑已局部风化，抹灰也脱落不少。我们没有权限，也没有足够的资金对其进行复原翻新。不过这也不错，这些风化现象并无结构隐患，且已风化的部分，我们也没有十足把握知道其原貌。所以我们只是细心清洗掉其表面青苔，拔掉杂草，用灰沙调补裂缝，减缓其表面剥落风化的速度。此处遵照的是“最少干预”原则，即以最少的措施防止遗产价值灭减，而不祈求原貌复原。

善馀堂 2014年（左，修缮前）、 2017年（右，修缮后）

可识别的回忆

从西式立面的罗马券柱式大门洞进入善馀堂后，是一个建筑学意义上的灰空间，即既非室内亦非室外、有顶但开敞的空间。这是一个重要的过渡。此处以往是谭家各户小孩玩耍、大人纳凉的重要场所，也是临时避雨之处，类似骑楼，谭家称之为“无底楼”。但无底楼在2014年遭遇致命一击，因漏水严重，屋主担心坍塌危及下面行人，无奈将之连顶带底拆除，随之拆除的还有无底楼底部精致的天花。我2012年第一次目睹被拆前的无底楼天花，是继西式正立面后第二个印象深刻之处。

依据2012年照片重绘的善馀堂无底楼及大天井速写。杨静 图

无底楼被拆除后，不仅少了一处停留休憩、躲雨的地方，连建筑的空间序列和精致的天花所带来的回忆也消失了。我们相信这是谭屋居民重要的集体回忆，决意将无底楼连同其下天花一并恢复。但由于天花的雕花工艺所费不菲，故此部分工作由我与学生自行制作，先依原样绘图，再利用学校的激光切割机分段雕刻。为了表明此非原物，不混淆历史信息，我们将花纹的前、后中间两处，改绘成标明年份的“2017”，和表明作者的“善馀营造”标志。这是历史建筑修缮中“可识别性”的体现，我们既要复原原物以重温集体回忆，但仍须清晰诚实地告诉后人，这是后来复原的，并非原物。（《威尼斯宪章》第十二条：缺失部分的修补必须与整体保持和谐，但同时须区别于原作，以使修复不歪曲其艺术或历史见证）

另外，作为重要的出入口，此处长期缺乏照明，于是我们在天花雕花后的暗槽加装了一圈灯带，晚间点亮，无底楼下通道便被赋予光明，闪亮的雕花带也成了此处未曾有过的新气象。

整个谭屋最为特殊的空间大概是无底楼。

可叙事的痕迹

被拆除前的无底楼屋顶为双坡瓦顶，最为正常且“正确”的做法是依据前者原貌复建，但综合考虑后，我们并不倾向原貌复建。理由有：一，无底楼将成为日后青年活动的重要场所，复建后的空间应为此提供新的氛围，故即使恢复双坡形式以符合原有形制，也未必需要采用原来的传统工艺；二，复原双坡屋顶形式虽然可以符合旧有的形制，但平屋顶却可以增加使用面积，而且是一高处的露台，对日后使用大有好处。一座百年老宅，面对新生，究竟原貌的形制和新的需求孰重孰轻，其实极难取舍。在判断难下之际，一个萦绕已久的疑惑再次浮现：屋面初建时的原貌真的是坡顶吗？

无底楼屋顶 2011年（左 谭学斌摄）与2014年（右）

岭南地区传统建筑的屋顶最大的学问是防水和排水。为了让雨水尽快排走，也避免雨水冲刷墙体，一般坡屋顶的檐口不会直接撞到山花后墙上，而是在檐口与山花之间另有平屋顶（常作为露台），以便排水。所以，我们所知的2014年前直撞山花的坡屋顶，是否为后改之物而并非原状？带着这个猜测，我们对无底楼进行了细致的“考古发掘”：凿开墙壁高处的批灰，露出了一排整齐有序且被杂砖封堵住的圆形梁洞，而梁洞上方更露出了只会用于平屋顶的粘土大阶砖断砖痕迹，三面墙体均有相应印记，唯独后墙由于是后期重建的墙体，所以并无痕迹。

这无疑印证了我们的猜测，始建之时无底楼确为平屋顶形式。而我们发现，梁洞里偶尔留有焦黑的木屑，洞壁亦发黑，也许平屋顶毁于一场火灾，其后主人将之改建为坡顶（平顶工艺比坡顶复杂）。屋顶是平是坡，或许对于大部分人无关痛痒，但对于善馀堂本身的历史却是一个重要信息，而且它可能隐藏着更多其他信息，例如，火灾、为什么会火灾、屋顶上会发生什么活动，等等。而且，这一“考古”发现也支持了复原平屋顶方案的“正当性”。果然，善馀堂的设计者和我们，都觉得这里需要一块平屋顶的露台。

无底楼历年变迁

由于新发现的平屋顶痕迹具有很重要的叙事价值，故设法保护是必然所需。恢复标高相同的平屋顶必然会掩盖掉原有痕迹，我们并不希望楼板标高发生变化，所以在复建的楼板与正立面之间留出一条宽150mm的空隙，露出原有平屋顶的痕迹，其上下重新批荡，以突显裸露的痕迹作为展示对象的地位。其上在砖缝处嵌入钢化玻璃，不致破坏墙面的青砖。而这种后加结构离开原有墙面的做法，也最大限度减少了对正立面的影响，因为楼板外面的墙，正是整座建筑的装饰精华所在——正立面的山花。所以，这种作为痕迹展示的构造，同时具有充分的“可逆性”，即一旦未来有更好的保护方式，此次修缮所施加的构件可以被完整、轻易地拆除，且不损害古迹原物。

被保留下来的不只是各个年代的人类痕迹，就连数年前侵蚀善馀堂的祸首——长在屋顶的榕树的根也被留下。当年榕树长在已无人居住的一户楼顶，迅速生长蔓延，强大的根系往下穿透两层楼板和一层地板，直插入地。我们进场时，榕树主体已被砍掉，剩下一楼房间里攀爬在墙角的树根，仍可让人联想到当年榕树对建筑破坏力之惊人。于是我们将之保留，外喷白漆使之融入墙体背景，成为一组有趣的展品，意在向参观者展示善馀堂被植物破坏的历史，使人不至于再浪漫地认为屋顶长树是一幅具有“沧桑感”的和谐画面。

对“始建风貌”的执迷所导致的“风格式修复”（即强调恢复单一历史时期的状态与风貌的修缮手法）往往会抹去历史复合的痕迹，假装时间没有推进过一样。在善馀堂的修缮过程中，我们特别强调历史痕迹的叙事性，精心筛选具有叙事价值的历史痕迹予以保存甚至处理后再现，使参观者可以清楚读到建筑承载的历史故事。

权衡取舍

然而不可能什么都保留下来，总有某些痕迹在权衡后被去掉。例如约上世纪九十年代由出租用户在小天井加建的厕所和炉灶。我们并非想抹去这段历史，而是相较日后的使用需求和空间感受而言，留下加建物的意义相对较小。当两者不能共存，我们只好将之拆除。事实上，拆除后仍可见到相关痕迹。

释放出的空间承担着一个重要的新使命——加建一条通往二楼的楼梯。这种无中生有的做法在历史建筑保护中须慎之又慎。之所以要执意为之，是因原来一二楼的垂直交通仅靠一条两户共用的“百年老木梯”，考虑到日后时有外来参观者，若全由旧木梯接待，不仅产生安全隐患，还会严重损害对面住户的清静与隐私。

经过仔细勘察，最适合增加新梯的位置是小天井，为此必须部分拆除的二楼走廊实质已是后期改造的水泥地面。所以，新增的楼梯不会拆毁任何“原物”。新加的楼梯采用钢木结构，一方面形态和材质区分于原物，即体现“可识别性”，二来未来万一被拆除，不会像水泥制品一样产生过多废料和对建筑本体的不可逆伤害，此为“可逆原则”。

而其中最棘手的问题是，在如此狭窄的地方，如何设计一条既能舒适上下又不破坏天井空间氛围的梯子。多种尝试后，仍难觅两全其美的方案，最后考虑到日后参观者以青年人为主，故稍稍舍弃爬梯时的舒适度，坡度比正常的楼梯陡，以保护天井的空间氛围。而老人、小孩或其他行动不便的人士，即可利用原有木梯上下。

天井新增楼梯

梯子投入使用后，许多人直呼太陡，但大多数还是能顺利上下，只是要倍加小心。他们知道梯子设计背后的取舍后，一般都比较理解，且更明白我们对维护邻里关系的用心。

然而，作为设计者，每每看到使用者步履蹒跚走在梯子上，或不得不走旧楼梯而干扰到邻居，我总暗下决心要在下一期工程找到更好的方案将梯子加以改良。

古迹的当代价值

登上复建后的平屋顶露台，人们终于可以在此亲手触摸到那个在地面仰望遥不可及的山花（的背面）。如果是夜晚，室内灯光又会穿过透光带映射到山花背面，一抹淡黄，可作为楼顶适宜的照明。重新批荡后的山花后墙虽然少了些古朴味儿，但新批荡给山花带来新保护的同时，可作为极佳的投影幕。晚上在此放映电影，山花的意义由正面的装饰反转为背面的观影，观众在楼顶席地而坐，新的活动由此发生，正面是静态的、古典的装饰之美，背面则是流动的、现代的启蒙之光。

改建后的无底楼天台夜景

20世纪70年代末的《巴拉宪章》提出，“文化意义”（Cultural Significance）作为保护实践的核心目的，何为“文化”？正如美国学者兰德尔·梅森所说：文化是一个过程，而非一连串的事物（Culture is a process，not a set of things）。在这样的语境下，古迹文化意义的重要一环便是作为过程的“当代价值”，而非只是单纯的物质整体性。它引导出一种“以价值为中心的历史保护”（Values-Centered Preservation）策略。此策略下的保护行为，既需保护历史建筑所有有助于形成历史场所感的“遗产价值”，正如前文遵照《威尼斯宪章》提出的“最少干预”、“可识别”、“可逆”等原则所进行的修缮行为，也强调发掘并激发历史空间所具有“当代价值”潜力，如小至修复邻里关系、孕育青年活动，大至“城市触媒”、有机更新。

历史保护是当代社会极其审慎地进行文化塑形的方式之一，因此任何保护理论都必须从“文化何为”以及“文化为何”的思考模式出发。我们将善馀堂定位为青年空间，即意在引导青年力量进入历史空间，既为历史空间注入新血液，即“城市触媒”的本意，也为青年提供一种历史视野，定位身份认同。我们不希望善馀堂只是一个消费怀旧情怀的背景，而是希望能让到访者多一些思考与交流，衍生更多当代的价值，让这里成为一个有趣而深刻的地方。

（原文发表于善馀营造微信公众号，经授权转载，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