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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60年︱拉丁化新文字，人人争做仓颉的激情年代

徐春伟

2018-04-01 10:04

来源：澎湃新闻

今年的2月11日，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批准颁布《汉语拼音方案》60周年的纪念日（1958年2月1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批准颁布）。自汉语拼音推行以来，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在国内，它成为识读汉字、消灭文盲和学习普通话的重要工具；在国际上，它成为汉字拉丁化的转写标准。汉语拼音方案的诞生，和上世纪30年代以来拉丁化新文字在民众的中推行密不可分，拉丁化新文字的一些特点被吸收在汉语拼音方案中。拉丁化新文字运动也是我国语言文字史上浓墨重彩的篇章，它是一个人人设计拼音争做仓颉，以期实现教育救国的激情年代。

1935年上海发行的《拉丁化课本》

起源：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的诞生

拉丁化新文字是从20世纪30年代初到1958年汉语拼音方案公布前在群众中推行的汉语拼音文字方案。它在中国文字改革运动中起过重要作用，是汉语拼音的前身。与先前其他拼音方案，如威妥玛-翟理斯式拼音（可见《澎湃新闻·翻书党》2017年4月28日《20世纪上半叶最有名的汉英字典，收录了12种方言的读音》一文）、国语罗马字（可见《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8年1月12日《国语罗马字，精英阶层再造文明的失败尝试》一文）不同，它不是指单独的拼音方案，它是数个方案的总称。另一重大区别是，前两者是西洋来华领事馆汉学家、国内语言学家等精英阶层设计的；而拉丁化新文字却是左翼知识分子发明，并吸引社会大众参与的拼音方案。

瞿秋白

1928年4月，瞿秋白前往莫斯科主持即将在那里召开的中共六大。此时正是苏联扫除文盲运动的高潮期，扫盲对象还包括了苏联远东地区的10万华工；而国内的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教育部一度改名为大学院）于1928年9月正式公布了“数人会”拟订的《国语罗马字拼音法式》。同鲁迅一样，瞿秋白认为国语罗马字是读书人在书房里制订的方案，脱离现实；当时在苏联的中国人还认为，拉丁字母扫盲应该会比汉字教育来得快。于是，他决心创造出一套更适合大众的拼音方案来。

1929年2月，瞿秋白在苏联汉学家郭质生（C·B·Колокопов）的帮助下，借鉴之前的其他方案，拟订出了《中国拉丁式字母草案》；10月，方案确定，并最终定名为《中国拉丁化的字母》。1930年春，《中国拉丁化的字母》署名瞿维托先在莫斯科《中国问题》杂志第2期上发表，然后又由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个单行小册子，引起了很大反响。小册子由汉字、拉丁化新文字和俄文排印，其内容有三方面：一是谈汉字难学及中国文字拼音化的可能性；二是谈声调是否有必要注出来；三是方案和拼写法。

《中国拉丁化的字母》

1931年9月，海参崴召开了中国文字拉丁化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了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不过因海参崴华工基本是北方人，实际上大会通过的方案只有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一种。它的语音标准接近1913年“读音统一会”确立的老国音（可见《澎湃新闻·私家历史》2017年6月25日《没有被继承的汉字标音尝试：注音符号的历史》一文）。北拉作为汉语拼音的前身，两者相似度很高。主要差别为：

一、区分尖团音，而且见系字处理类邮政式拼音，即使腭化也按不腭化拼写。示例：giu（九）、ziu（酒）。

二、不写出空韵（舌尖元音），i只标示元音[i]。示例：z(字)。

三、汉语拼音的ü[y]，在新文字中写作y；而汉语拼音用作前缀的y[j]在新文字中规定为j，但只在词中间做分隔音节之用。

四、汉语拼音的er，在新文字中写作r。

五、不标示声调，将声调视为汉语应当去除的元素。只保存极必要的和极易混同的很少数一些，通过改变拼写区分，示例：jou（有）、ju（又）、maai（买）、mai（卖）、Shansi（山西）、Shaansi（陕西）；

六、外来语直接拼写，示例：Latinxua（拉丁化）。

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方案

大会还制定了拉丁化新文字的十三原则，总的来说就是汉语拼音文字必须走向现代化、国际化、大众化、方言化。大会从当时的国情出发，主张在字母设计上尽量覆盖中国所有方言，各个方言可以自拼自写。大众化和方言化是新文字与国罗最大的不同点，而国罗有明确的语音标准，就如鲁迅后来所言：“现在的中国，本来还不是一种语言所能统一，所以必须另照各地方的言语来拼，待将来再图沟通。”（鲁迅《关于新文字》）此外，受时代限制，大会和国罗派一样，认为应当废除汉字。

1950年3月16日《宁波人报》转载的《中国新文字十三原则》

方案确定后，在很短的时间内，拉丁化新文字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到了1933年11月，远东已经出版新文字书籍47种，累计刊印10万多册。

星火：宁波话拉丁化新文字的实践

30年代初，境外虽然已经如火如荼地开展新文字教育；而在国内，由于国民党封锁消息，大众起初还不知道新文字。世界语学家方善境（笔名焦风，浙江镇海人）最先将拉丁化新文字介绍到国内。1933年，他在世界语机关刊物《新阶段》看到萧三的《中国语书法之拉丁化》后，将它翻译成中文，才引起了国内文化界的注意。同年10月，方善境发表《中国语书法拉丁化问题》，呼吁大力推行新文字。

方善境

上海是拉丁化新文字运动的中心。1934年，上海文化界开始了大众语论战，鲁迅等人对汪懋祖等旧文人当时提出的“废止白话”“恢复文言”“提倡尊孔读经”等倒行逆施主张给予抨击，也对拉丁化新文字的运动，起了推进作用。文字改革家叶籁士（原名包叔元，江苏吴县人，建国后历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秘书长、副主任、顾问）在《大众语、土语、拉丁化》中指出：“‘土话文字’（用方言写成的拼音文字）是消灭文盲的利器”。它与大众语运动是相互促进，密切结合的，是大众语发展的重要阶段，因此积极倡导把各地方言区都拉丁化。10月13日，鲁迅发表文章，说新文字是扫盲的利器：“但我们中国，识字的却大概只占全人口的十分之二，能作文的当然还要少……待到拉丁化的提议出现，这才抓住了解决问题的紧要关键。”（鲁迅《且介亭杂文·中国语文的新生》）

叶籁士

当年8月，叶籁士等人就在上海成立中文拉丁化研究会，开始着手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工作。研究会第一件事就是出版了介绍新文字的小册子《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11月，上海世界语协会会刊《言语科学》发表了方善境的《宁波话拉丁化草案》，证明了新文字可以实现大众化和方言化。这一激奋人心的实践举措，大大拓展了拉丁化新文字的影响范围。

《中国话写法拉丁化——理论•原则•方案》

鲁迅支持新文字的最大理由，是简单易学，“只要认识28个字母，学一点拼法和写法，除懒虫和低能外就谁都能写得出，看得懂了。而且它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写得快。”（鲁迅《且介亭杂文·门外文谈》）1935年3月，茅盾也发表《关于新文字》，阐释了自己的明确拥护立场。

1935年12月，拉丁化新文字迎来了运动史上最辉煌的节点。陶行知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新文字研究会，作为全国新文字研究团体的总会，这对全国各地协会和工作者起到了巨大的协调作用。研究会通过了由蔡元培（他本来是国罗最主要的支持者，现在转而支持新文字了）、孙科、鲁迅、陶行知、陈望道等688位国内各界知名人士联名签署的《我们对于推行新文字的意见》。意见称：“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是年日本开始蚕食华北，成立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我们必须教育大众……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新文字是拼音的新文字。” 意见书中还提出了推行新文字的六项具体建议。

拉丁化中国字读物“大家结成一条心”

燎原：大众语拉丁化新文字的传播

“读音统一会”会长吴稚晖曾回忆，1913年开会时征集到的拼音方案多式多样，使他有了“人人想做仓颉”的感慨。而这时期设计方案的热情与拉丁化新文字传播时期相比，显然是望尘莫及了。注音符号设计者需要有很高的传统小学（小学是研究中国古代汉语语言、文字的学科，包括释音的音韵学、释形的文字学、释义的训诂学等学科）造诣，读音统一会的80代表也个个都是语言学精英；而拉丁化新文字方案的设计者，只要有识字水平即可。在鲁迅等国内知名人士的推动下，方善境等核心学者的影响下，拉丁化新文字出现了N种方案，中国出现了人人争做仓颉的时代。这其实也是大众语运动在文字方面上的延伸和实践。

从1934年到1937年，继北拉之后，中国拉丁化新文字先后又设计出了宁波话、上海话（后改名为江南话）、苏州话、无锡话、温州话、福州话、厦门话、客家话、广州话、潮州话、广西话、湖北话、四川话等13种等方言方案。不仅如此，不少大方言甚至还出现了县级方言方案，如方善境的家乡宁波还诞生过镇海话拉丁化新文字（设计者李长来）、定海话新文字（设计者杨良济）。这一时代大众设计拼音的热闹程度，可能只有呈现万“码”奔腾场面、发明上千种汉字输入法的80年代可比。

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发展极其迅猛的另一表现是，大量民间研究团体的出现。作为当事人的语言学家倪海曙（原名倪伟良，上海人，建国后曾任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副主任）统计：“拉丁化中国字被提出以后，先后在上海、北平、天津、太原、开封、西安、重庆、昆明、汉口、长沙、南京、扬州、苏州、无锡、宁波、贵州独山、广东、普宁、河南沁阳、卢氏和国外的曼谷、东京、巴黎、柏林等地成立‘新文字研究会’‘新文字推行社’‘新文字促进会’等团体。从1934年8月到1937年8月，三年中各地所成立的拉丁化团体，有成立年月可查考的，至少有70个以上。”（倪海曙《中国拼音文字运动史简编》）

自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开展以来，南京国民政府却是一直处于反对状态，认为会影响注音符号的地位。1936年1月1日起，国民党开始查禁新文字，下令禁止报纸刊登关于新文字的文章，“接着在上海、北平等地也开始抓人，抓到都作为共产党办”。（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始末和编年纪事》）10月，上海工人夜校新文字班学员因写北方话和上海话拉丁化新文字横幅送别鲁迅，也被抓去。

1938年，蒋介石败退汉口。5月，为了应对残酷的抗日战争，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不得不宣布解禁令，“中国字拉丁化运动如不妨碍或分散国人抗战之力量，在纯学术之立场加以研究，或视为社会运动之一种工具，未尝不可。”（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始末和编年纪事》）新文字终于等到了国民政府的承认。撤退到汉口的新文字运动核心人物方善境、叶籁士，也与曾经数度论战的对手——国罗派王玉川在经过面谈后达成和解共识。9月，作为国民党战时指挥中心的汉口也出现了《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这类新文字书籍。

新文字版《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

不同于国民党，共产党一直积极支持拉丁化新文字运动。陕甘宁边区、各根据地（解放区）成立了新文字研究会。1940年2月，苏北抗日根据地成立拉丁化播种队；1940年11月，延安筹建陕甘宁边区新文字协会；1942年6月，苏皖边区成立淮南新文字促进会。当时解放区都发行了有新文字的邮票或教材，正是新文字应用的史证。2017年12月23日保利秋拍，一枚1943年“淮南（XUAI NAN）”五角星图20分邮票以3105000元人民币成交；同时拍卖的还有1945年苏中（SHU ZHUNG）区发行的1角邮票。

1949年解放区辽西省人民政府教材《新文字九日通》

抗战全面爆发后，与几乎销声匿迹的国语罗马字相比，拉丁化新文字也显示出了极强的生命力。1937年11月至1938年11月，倪海曙等人在上海40所难民收容所、3万难民中进行扫盲实验，取得了显著成绩。在解放区，人们借助北拉扫盲，也效果明显。

难民收容所新文字班授课情形

解放后到《汉语拼音方案》公布这段时间中，我国人民对新文字的研究热情依旧。上海在1949年9月成立了上海新文字工作者协会，主席陈望道，副主席倪海曙。该会出版的《语文知识》印数每期达15万册之多。全国各大城市如杭州、宁波、青岛，甚至海外的日本、新加坡华人华侨也有新文字教育活动。

1949年8月，吴玉章致信毛泽东主席，提出为了有效的扫除文盲，需要迅速进行文字改革。10月10日，中国文字改革协会正式成立，任务是研究汉语拼音方案的制定。1951年12月，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下设中国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马叙伦任主任委员，吴玉章任副主任委员，成员主要有原来参加注音符号的人、参加国语罗马字的人（前两者如黎锦熙）、参加拉丁化新文字的人（如叶籁士、倪海曙）。至1955年，全国各地和海外华侨共633人寄来了655个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文字改革研究委员会从中选择了264种编撰成《各地人士寄来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汇编》，作为研制汉语拼音方案的参考资料。此番现象级情景，和新文字运动密不可分。

《各地人士寄来汉语拼音文字方案汇编》

1955年10月14日，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拼音方案委员会提交给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的《汉语拼音文字（拉丁字母式）方案草案初稿》也颇似北拉，亦分尖团。1958年，正式颁布的《汉语拼音方案》也吸收了注音符号、国语罗马字和拉丁化新文字的特点。

1958年2月3日吴玉章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五次会议上做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

1986年1月，晚年叶籁士深情地回忆道：“拉丁化新文字是解放前中国历史上推行最广、影响最为深远的一次文字改革运动……它跟当时的救亡运动紧密结合，深入到工人、农民、部队、难民以及海外华侨之中，并且得到许多进步的、爱国的人士，如蔡元培、张一麟、鲁迅……等人的极其热情的支持……它是一次极为有益的探索，它的经验，包括它的不足，都值得今天的我们记取。”（倪海曙《拉丁化新文字运动始末和编年纪事》序言）老人这一论断是对新文字运动最好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