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中军评《顾维钧传》｜顾维钧的外交生涯

《以公理争强权：顾维钧传》，金光耀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2月出版，652页，89.00元

2022年2月，外交史、当代史学者金光耀教授的《顾维钧传》增订再版。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这本厚达六百四十四页的巨著，再次将“民国外交第一人”推到社会各界的聚光灯下。顾维钧，这位从上海黄浦江畔启蒙的少年、在纽约晨边高地求学的青年，经历了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国际政治风云后，最终退隐哈德逊河畔。在纽约，晚年的顾维钧完成了长达一万一千页的口述记录稿，其中所记，正是他留给中国和世界的一份“不应忘却的遗产”。

正如学界已经所指出的那样，较为完整地研究顾维钧，必须清理出两条基本线索：其一，顾维钧的主要外交思想和外交实践；其二，顾维钧在民国政局中的基本立场及其转变。哥伦比亚大学藏顾维钧档案引入国内后，经过数年的沉淀和积累，两大线索均已经有了明显的进展，而《顾维钧传》无疑当为其中的集大成者。对顾维钧外交生涯的回顾，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北洋时期为第一阶段，抗战时期属于第二阶段，国民党失去大陆后系第三阶段，退休后寓居哈德逊河畔为第四个阶段。

拒签对德和约、修约成就与派系纠葛

自哥大回国担任总统袁世凯的英文秘书时，顾维钧开启了自己的外交和政治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给了顾维钧等中国外交官以发挥自身特长的机遇。巴黎和会关于山东问题的辩论成为顾维钧外交生涯的顶点之一，事实上，这也是中国外交的转折点之一，一举改变了近代以来“始争终让”的惯性格局。《顾维钧传》将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时刻概括为“国际舞台上的中国声音”，可谓入木三分。在华盛顿会议上，顾维钧等外交官为中国挽回了国家权益，他们的努力得到国内舆论的广泛认可。

华盛顿会议后，顾维钧回到国内，这段时期正是民国历史上政局最为动荡的时期，后人所熟悉的北洋军阀的混战，在这个时期达到顶峰。“民众将国内政治的希望寄予本应在国际舞台上折冲樽俎的外交官，实在是出于外交与内政不堪之现状。”（224页）北京大学日刊称赞顾维钧“此青年外交大家，实我国大学学生之模范人物也”。出于对时局的忧虑，蔡元培、胡适等发表了《我们的政治主张》，鼓吹“要做奋斗的好人”，提倡好人政府。顾维钧等外交官被认为是“好人”。在上述背景之下，在派系林立的北京政坛，出现了一股“外交系”政治势力，开始对中国政局施加影响，除顾维钧外，还有颜惠庆、王宠惠、罗文干、施肇基等人。这一派系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直系、奉系、“政学系”及“研究系”等等，并无一个相对明确的领袖，稳定的成员，亦无固定的活动场所，他们特点就在于：这一派系都是职业外交官出身。

外交系成员主导了中国此时期的对外交往，可以认为是“影响了内政，主导了外交”。顾维钧为何要卷入国内政治旋涡，这是一个可能会被问及的问题，需要给出一个解释。一般认为，顾维钧留学时选择外交和国际法为自己的专业，就是要立志在外交方面为国效力，此时介入国内政治，除了政局演变的客观因素，还在于顾维钧对外交与内政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228页）。顾维钧在对外交涉中倍感艰辛，华盛顿会议通过有关中国的决议后，顾维钧希望国内有一个稳定政局和一致的民意。1922年8月5日，顾维钧“最终并非毫不情愿地入阁担任外交总长”，王宠惠内阁组成后，舆论称“奔走有功者，厥惟顾维钧”。随着黎元洪去职，曹锟当选总统，顾维钧在频繁变动的政局中，深受直系器重。在当时的中外关系格局下，北京政府为了维持生存，必须与列强驻华使馆保持联络，因此离不开顾维钧等外交官员。

1924年7月，孙宝琦辞去总理职务，按照规定顾维钧顺位代理总理，总统曹锟任命顾维钧代理国务总理。这是顾维钧首次代理国务总理一职。 此后，第二次直奉战争打响，由于冯玉祥倒戈，直系战败，曹锟下台，顾维钧被迫离开了外交部，离开了政坛。离开北京后的顾维钧，暂居天津，随后回到了上海。

1926年奉直联合赶走了控制北京的冯玉祥，在吴佩孚的邀请下，顾维钧再次出山，担任了颜惠庆内阁的财政总长。在国民革命军北伐的压力下，由于奉直矛盾，顾维钧最终成为能够获得两派军阀同时信任的人。1926年10月5日，顾维钧出任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作为摄政内阁，顾维钧也同时行使总统的权力。这是他步入政坛后的高光时刻。但此时的顾维钧并未为此感到满意，坦陈，“十五年至今战乱，杜代阁维持数月，煞费苦心，因病告倦，弟勉承乏，自惭亦无建树，惟外交案不易解决，国际地位日堕，不得不勉为支撑一时”。事实上，他的组阁是一个“由依附于张作霖和吴佩孚的人士组成的联合内阁”（252页）。在复杂的派系纠葛中，顾维钧处事“十分稳重、圆滑”，此时期，顾维钧在外交上做出了终止中比条约和罢免安格联的决定，这对大革命时期的中外关系而言，是两件大事，在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中值得留下一笔。

在北京政府时期的任职经历，并非全是苦涩的记忆，传记中对此有比较客观且符合人情世故的叙述。顾维钧一度出任摄政内阁的总理，这与一般的外交总长是不同的，法国维希政府为此曾于1941年6月授予他一级十字勋章，此勋章一般授予外国国家元首级别的人。顾维钧起初拒绝这一勋章，认为不妥，但法国的答复让顾维钧非常认可，法国认为顾维钧曾以总理身份摄行总统权力，完全够资格接受此勋章。对法国方面的答复，顾维钧在其回忆录中认为“法国确实在处理有关礼宾方面的问题上经验丰富，十分在行”。

如果说历史在北洋时期留给了顾维钧一纸重量级的“证明”，那就是南京国民政府发出的通缉令。1928年7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通缉王揖唐、曾毓雋、吴光新、姚震、汤漪、章士钊、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顾维钧、汤芗铭、王印川等十人，顾维钧名列其中。而这并非他唯一一次被通缉。顾维钧遂游历欧洲，在1929年的上半年，他携夫人黄蕙兰一起徘徊于湖光山色之中。顾维钧人在欧洲，但内心一直在关注中国的外交形势，随着东北局势的紧张，顾维钧很快将步入其外交生涯的第二个阶段。

战时外交的执行者与最高外交决策的互动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因不满中国日益觉醒的民族主义运动，日本军国主义策划了皇姑屯事件，炸死了张作霖，中日外交比重开始超过修约外交。“九·一八”事变爆发前，人在欧洲的顾维钧因对中苏关系的建言而受到张学良的重视，遂应邀回国，担任张学良的外交高参。在政治上，顾维钧与张学良事实上处于同一阵营，随着张政治上与蒋介石结成联盟，顾维钧自然也成为蒋阵营中的一员。

出于对外交的极度敏锐，顾维钧在回忆录中曾谈及，自“中村事件”“万宝山事件”后，他已经预感到“九·一八”事变，但张学良等并未予以足够重视。事变突发，无论张学良还是蒋介石，均无一个成熟的应对方案，他们需要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尤其是来自外交专业人士的建议。顾维钧寻求通过国联解决，并主张中日直接交涉。在处理“九·一八”事变时，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虽然都有各自的考虑，但事实证明顾维钧的建议有效可行。鉴于顾维钧对“九·一八”后中国外交局势所具有的重要性，他再一次被提名出任外交部长。在接受外交部长任命之前，熟悉中国国内政治的顾维钧提出了三个条件：一、为有效执行外交部长职权，对外使领馆定期发放经费；二、外长全权决定外交人员的选任；三、外交决策权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但外长有事先知情权。前两个条件显示了顾维钧对外交的透彻理解，第三个条件则显示了他对政治的洞悟，“表明他明白出任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与担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的不同”（279页）。自此以后，顾维钧由主导外交决策开始向执行外交决策转变。执行外交决策的过程中，如何纠正外交方针的失误，最大化地影响外交决策，成为其外交生涯的另一重任务。

1931年11月30日，国民政府举行顾维钧就任外交部长仪式。蒋介石发表演说词，称“今顾署部长就职于危难之秋，受命于存亡之交”。顾维钧亦向外交部同仁表示，“因国难当前”，“奉令代理外交部长”，“对事当负全责，对人毫无问题”。顾维钧所主张的对日直接交涉及锦州中立化提议遭到舆论的批评，虽然从外交策略而言，这些方针可以缓和局势，但这些妥协方案事实上无法阻挡日本的侵华野心。“由于国民政府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应对总体上为放弃军事抵抗，只依赖外交交涉，使得外交无所凭借。”总体而言，顾维钧“对于局势的分析和应对的策略尚属得体”，可谓客观之论。

面对中国的上诉，经过三次决议后，国联最终决定同意派遣调查团赴东北，调查中日冲突的现状。依据国联决议，中日两个当事国可以派出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团，中方最终选派顾维钧作为代表。接受参加代表团的任务后，顾维钧即组织了一个对东北问题素有研究的专家团队，先行研究代表团来华后可能提出的各种问题。顾维钧对外交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已经习惯于从历史和法理出发，先做学术探讨，然后做出相应的分析。

冒着个人安危，顾维钧在东北尽力揭露日本的谎言，“每到一地，他总要向调查团开出一张应访人员的名单”，这个名单是他反复精心考虑过的。在李顿调查团为期一个半月的考察期内，顾维钧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工作，“对调查团了解东北的真相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调查团返回北平起草报告书期间，顾维钧与各代表保持接触，“力图使他们接受中国的观点，揭露日本侵华的真相”（299页）。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外交格局突变，随着中日矛盾的上升，如何联合其他大国抵抗日本侵华成为中国外交的主攻方向。除国联机制和九国公约机制外，此时的苏联是一个单独的存在。作为一个紧邻的大国，东北问题与苏联有密切的关系，尽快实现中苏复交，有利于中国抵制日本的侵略。还在东北陪同调查团期间，顾维钧已经着手与苏联相关代表接触，表达了恢复中苏两国国交的愿望。顾维钧向苏联领事齐那门斯基指出，东北问题关乎中苏关系及世界和平，如果中苏合作和平解决东北问题，双方可以实现共赢：中国解决了日本的威胁，而苏联可以实现与美国改善关系，与其他列强保持同一立场，达到孤立日本，实现远东和平的目的。中国朝野此时也出现了恢复中苏邦交的呼声，并准备以缔结互不侵犯条约为复交的先决条件，然而事实上苏联并不同意先订约再建交的方式。顾维钧提议，为解决东北危局，收国际协力对日的效果，发展对苏关系宜先取得谅解，然后订约复交。通过何士（Harry Hussey）渠道，顾维钧做了最大的努力。中苏复交最终采取了苏方无条件复交的建议，国民政府先缔约再复交的方针被迫放弃，顾维钧的建议实际上被采纳了。

国联调查团调查任务完成后，开始撰写报告并启程返回欧洲。此时，顾维钧成为驻法公使，除继续主持中国在国际联盟的工作之外，联络包括法国在内的欧洲各国同情中国抗日成为顾维钧日常性的外交工作。在国联舞台上，顾维钧发挥外交优长，为中国争取国际同情和支持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1933年3月14日，国联报告书获得国联特别大会的通过，不承认伪满，支持中日在国联框架内谈判，“这是中国在道义上和外交上的胜利，而日本则完全被孤立了”。日本罔顾国联报告书，继续向长城以内扩大侵略。顾维钧建议，中国亦无必要继续倾注全力在国联与日周旋，中国应该“军事上全力抵抗，外交上对日绝交”，“以抵抗为外交后盾，以外交助军事抵抗”。对日绝交与否成为国民政府高层讨论的重大决策，但最终认为立即对日绝交于中国不利。顾维钧以其职业外交官的本职，凭借自己的经验和才干，向决策层建议“他认为最有利于中国的外交方针”。此次建议被拒绝后，顾维钧认为决策层的考虑并非只有外交一项任务，国民党不仅害怕绝交后需要面临的宣战，更主要的是正组织力量进攻中国共产党建立的根据地。此次顾维钧的绝交建议并未被纳入国民政府外交政策之内。

“七·七”事变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已经升格为驻法大使的顾维钧全力投入揭露日本侵华以及呼吁各国援华的外交工作之中。从外交机制而言，中国所能做的除继续向国联申诉外，还可以申请启动九国公约机制。顾维钧一直重视美国的作用，事实上，在局部抗战时期，英法主导的国联亦将美国的参与视为能否解决东北问题的关键。在此情形下，当国联机制无法有效制裁日本时，启动九国公约机制的布鲁塞尔会议举行了。中国在外交上做的这些努力，都是希望能够联络大国，希望这些大国可以支援中国而孤立日本。顾维钧认为，此时中国外交的任务在于争取国际社会在道义上的支持和物资上的援助，而不是与日本交涉停战。对于苦撑待变时期的中国而言，这一方针可谓理智。

法国沦陷后，鉴于对英外交的重要性，国民政府提名顾维钧为驻英大使，召回郭泰祺。以往学界对这一任命关注不多，一般认为是中国重视对英外交的结果。《顾维钧传》通过顾档向我们揭示了这一任命背后的小波折。英国此时曾希望由留学英国出身的杭立武出任大使，杭本人对此亦表示了热情。英国对于国民政府的任命提议迟迟未予回复。但由于国民政府的坚持，英国最终同意了任命。出任驻英大使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急剧变化。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德日意对美宣战，中国对德意日宣战，中英美成为战时盟国。战时中英关系之间既有合作也有分歧，中英关系在顾维钧的具体推动下摇晃前行。战时废约是中国抗战时期最为重要的外交成就之一，中英新约的订立即为其中之一。到1942年，外国在华不平等条约已经存在了一百年，久为国人所痛恨。顾维钧自参加巴黎和会起就把废除不平等条约视为一项重要的外交目标，经过北洋修约交涉后，刚刚启动的废约进程被“九·一八”事变打断，废约的事情一直耽搁了下来。英美承诺战时废约后，顾维钧积极参与中英新约谈判的交涉，由于英国不愿讨论殖民地问题，因此拒绝一并归还九龙。九龙问题成为影响战时中英废约的关键。顾维钧亦希望收回九龙，但认为相较于废约大局，九龙问题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解决。蒋介石坚持在新约中放入九龙条款，幕僚人员都不敢于去直接劝说蒋介石，顾维钧从大局出发，向蒋陈明利害得失，蒋介石最终采纳了顾维钧的建议。中英新约的缔结，顾维钧虽非签字者，但显然发挥了关键作用。

参与创建联合国及战后的急流勇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就开始期待战后世界能够建立一个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国际组织，以便代替已经失去功能的国际联盟。在1942年6月，国防最高委员会已经由下属机构拟定了一份“国际集团会公约草案”，这一草案集中了当时若干国际事务专家的意见。在国际和平组织方案筹备的早期阶段，顾维钧正忙于战时外交的其他紧急事务，并未充分参与国内的讨论，但早已做过一个详细计划，并不时加以修订。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前，国民政府对中国出席会议的方案已经几经定稿，并最后征求驻外各使的建议。1944年8月6日，蒋介石亲自致电顾维钧，询问“我国应取之立场及注意事项”“以研究所得电告为盼”。《顾维钧传》详细介绍了顾维钧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并分析了顾维钧的意见在国民政府最后决策中发挥的作用。蒋介石指示代表团，会议系初步商谈，中国希望会议成功，“对于若干困难问题，我方不必坚持”，“对于苏联，虽不共同会议，但仍宜设法联络”，这显然是采纳了顾维钧的意见。“顾维钧以会议成功为首要目标，最主要的考虑是要确保中国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442页）

作为旧金山会议的发起国，顾维钧在中国代表团的组建及参会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顾维钧坚持中国出席会议的代表团必须能真正代表全中国，尤其是应该能够吸收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参加，“一个多党多派的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最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445页）。在罗斯福的直接过问下，中国代表团最终吸纳了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董必武。顾维钧详细制定了代表团的分工，使每位代表都有事可做。虽然总体上支持美国立场，但顾维钧并非完全迁就美方，而是尽可能表达中国的主张。在托管制度的讨论中，美英两国各有其算盘，顾维钧在讨论该议题的会议上四次起立发言，“态度异常坚决”“会场空气异常紧张，形成中国与英美尖锐之对立”。美国代表为此专门拜访顾维钧，表示只要顾维钧同意美英建议，“可以在托管理事会中给中国一个永久性席位”，顾维钧称“中国在此问题上并无特殊利益，也无意为自己谋求特殊好处，只是希望将民族独立这一点包括在联合国的基本目标之中”。在顾维钧坚持下，“独立”一词最终列入了《联合国宪章》（460-461页）。

顾维钧抗战外交生涯的巅峰时刻出现在1945年的6月26日。这一天，在旧金山联合国制宪会议现场，顾维钧代表中国第一个签字于《联合国宪章》之上。《顾维钧传》对此中国百年外交的标志性时刻进行了详尽阐述，并客观论述了顾维钧个人在其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自此中国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奠定了中国的大国地位。在旧金山会议期间，顾维钧在国民党六全大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执委。

抗战胜利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主要是国共两党围绕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斗争，顾维钧赞成联合政府，认为应该让共产党加入政府。国民党大势已去，顾维钧自称为“一匹精疲力竭的老马”。1956年5月顾维钧从国民党驻华盛顿代表的职位上退休，此后又担任了两届国际法院法官，最终去纽约定居。“人间重晚晴”的顾维钧始终眷顾故土，心怀祖国大陆，称自己的“根”在中国。《顾维钧传》以详实的独家史料向人们讲述了这位历经民国外交风云的老人退休后的生活。中国恢复在联大的合法席位后，中国共产党没有忘记顾维钧为近代中国外交所做的贡献，毛泽东主席指示章含之在纽约出席联大会议时去看望顾维钧。其长达一万一千页的英文回忆录也最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组织翻译成中文出版。

结语

《顾维钧传》以“以公理争强权”作为全书的尾章标题，这一提法来自求学时期顾维钧的一篇文章，“当今日之世虽曰有强权无公理，然国际交涉之时诚能以公理争强权，则强权者亦不能以一手掩天下之目，而抹杀公理也”。“以公理争强权”恰如其分地阐释了顾维钧所经历的中国近代外交的历程，画龙点睛地浓缩了这位外交家的一生。正如与顾维钧同时代的外交家群体一样，在中国处于弱国时代背景之下，外交家所能凭借的正是国际社会的“公理”，以“公理”与“强权”相争。中国外交的得失与外交家个人的努力正体现在这相争的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