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枕书：傅增湘旧藏在日本

一

1928年7月，傅增湘元配凌夫人（名万鑨，字序珊，四川宜宾人）去世，自己也病痢三日，困苦不堪。他在给老友张元济的信中叹息道：“目前不过悲伤，此后家政无人主持，痛苦之日正长。”不久，傅增湘次子嘉谟又因肺疾辞世。事实上，从前两年开始，他就频遭叔、伯、弟、侄、长女之丧，复遭亡妻亡儿之痛，哀惨已极，同时更遭遇了严重的经济危机。此年九月三日回复张元济信中云：

从前家事皆内人主持，侍乃一切不问，第规定每月费若干而已。目下小妾来归已逾十年，寻常日用差可经理，其略重要者非侍躬亲不可。此后绝不能如前时之随意出游、毫无挂念矣。至于经济情状，则大非昔比。各种股票收入锐减，而支出加多，益以家事迭有丧亡，用款更不能预度。先叔先兄两房及川中家族皆须贴补，每年总在三千元以上。以此五年以来积欠至三万余元，每年付息须四千元，长此拖欠，终非了局。

为筹补亏空，他想到卖去京中住宅，但无买主，接下来：

于是不得不出于卖书一途，若能售出一小部分，得三万元，则一面收小局面，方有支持之法。第目下安得有嗜书如我辈者而语之乎。若售之外人，则全部同去，未始不可得善价（刻下东方、北海两馆无意购大批古书）。然数十年精力所聚，而举以委之外人，私心固所不欲，清议亦殊可畏也。

可知傅增湘的目标筹款金额在三万元，且理想的方式是一举售出，但东方图书馆、北海图书馆在当时无意购入大批古书。卖给外国人，虽可得善价，但于公于私又多顾虑。而其时日本的书商、学者、图书馆机构正在购买欲高涨、购买力强盛的时期，傅增湘所畏之“清议”，应指将书售与日方之后可能发生的情形。

近代以来，敦煌经卷、皕宋楼藏书等珍籍大量外流，每令知识界痛心，并开始有意识地保存本国图籍，防止被外人觊觎。傅增湘与张元济在书信中就时常共享书讯，譬如傅增湘曾建议张元济收入若干钞本宋元人集，因为“公处不收，则恐归日本矣”。中日两国之间图书交流自古密切，原多佳话，但在1928年济南事变发生的节点，两国关系已极恶劣。为抗议日本出兵山东，三年前刚成立的北京人文科学研究所总委员会会长柯劭忞辞职，中国方面的委员也集体辞职抗议。而傅增湘时任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图书筹备委员，虽远离政界，但以其社会地位及声望，值此非常时期，自然不可不谨慎行事。因此，他想到的是拜托张元济留意买主，分散出售亦可接受：

特敬以告公，祈为留意，如有销售之法，则无论宋元钞校及明刊精本均可割爱。若馆中能为销去一部分（每一批能得一万或八九千方合算），亦可稍解目下之围，大约能觅得三四处受主，则三万之数方可凑齐。若以期之一处一人，恐决难办到也。公能为划策出奇否。

张元济随后覆信云：

售书诚不得已之下策，然此时诚不容易。谋诸馆中，亦非其时。孝先之书售与南京大学院，问尚得价，兄知之否。可否将拟斥去之书先开一目，存于敝处，或有创设图书馆者，当为介绍。

孝先售书事，即1927年邓邦述经蔡元培斡旋、将藏书售与中央研究院史语所之事，据云价值五万金。伦明咏其事曰“半生仕宦为书穷，可奈书随债俱空”。

1929年2月16日，张元济致书傅增湘，探讨海源阁藏书保存一事，希望傅能出资加入。而傅于清明节覆信拒绝云：

然精力赀用，实已竭尽无余，此后更当从事省啬，并专心卖书，以弥债窟。但此一年中非得三万元不能济事。故无论宋元抄校精善普通各本，苟能得价，即陆续去之，更无余力收入矣。

言辞间足知此时傅增湘财政危机困厄之剧，而在售书之前，他也想到援引涵芬楼秘笈之例，影印自藏的珍善本，毕竟“数十年精力所聚，若一旦散去，亦殊可惜”。同年六月一日，他在给张元济信中开出欲售书目九种，“乞相机为之，但非得万元以上之价，侍不愿售也”。他认为，当时有能力购入大宗善本者，惟潘明训，但对方迁延不肯出价。

1929年秋，傅增湘携长子傅忠谟先于上海访张元济、白坚、罗振常、陈乃乾等人，仍偷闲买书。之后东游访书，白坚亦同行。据高田时雄考证，1920年代至1930年代之间，白坚经常来日本，主要目的在于倒卖文物，充当掮客。此番东行也不例外，忙于私事的白坚抛下语言不通的傅氏父子，令傅增湘大为烦闷（高田时雄《李滂与白坚——李盛铎旧藏敦煌写本流入日本之背景》）。幸好之后访恭仁山庄、东福寺，见诸多善本。又游览清水寺、岚山、南禅寺、银阁寺、金戒光明寺、奈良等地，心情渐舒。之后在东京访各公私图书馆，有田中庆太郎、长泽规矩也等友人周到安排、悉心作陪，更是畅快无比。可注意者，是他与田中庆太郎的接触。因为我们很快知道，在接下来的一年，他将欲售之藏书托付给了田中。

傅增湘到东京，是在11月9日，即访旧友田中。同月15日，至静嘉堂观书，检《册府元龟》阙文各卷，“随行者有田中子隆君与长男忠谟，于是三人竭半日之力，合写六千余字，尽补其脱文错简以归。十余年来隔海相望，神游目想，悬此宏愿而不能得者，一旦幸而见偿，东行快心之事，当以此为第一矣”。（《静嘉堂文库观书记》）17日，至逗子，访田中家。19日，与田中同至东洋文库观书。当晚离开东京，往京都，又作数日之游，访书、逛博物馆、游览寺庙、流连书肆，于月底尽兴归国。

田中与傅增湘的交游早始于清末民初，傅增湘的《藏园群书经眼录》（下简称《经眼录》）、田中的《羽陵余蟫》均对彼此的藏书状况了如指掌。据说文求堂入口处悬挂的牌匾也由傅氏所书（中山久四郎《赞文求堂》）。此番东行，傅增湘是否与田中谈及售书事？是年十二月十九日，傅增湘致张元济信云：“侍售书事若何，盼代为留意。明训不肯出价，恐难成也。”可知至少在此年年末，傅增湘依然不曾放弃请张元济留意售书之事。

1930年1月29日，张元济致傅增湘书云：

潘明训称白六帖、龙龛手鉴均愿购藏，百衲通鉴要看全书，其他各书亦须看书，方能定价。又问宋刊陆放翁集有无割爱之意。又乞双鉴楼善本书目。此君财力充足，亦甚好书，但不肯出价耳。

2月18日，傅增湘应潘氏之意寄出双鉴楼善本书目，请张元济转交，答书云：

明训购书恐不出大价，难以言成。百衲通鉴印本可证，但其中有明钞二卷耳。陆放翁集原值在二千外，因为海内孤本，又有黄跋，看价稍高，若得三千元可以奉让。各书如要看，非有妥便不敢寄。近有人议价一单，尚未成。各书多半在内，稍缓何如。若潘能出四万元之值，则所藏宋本可令其选购，但其中有十数种不售耳。

显然，在傅增湘看来，潘明训并非理想买家，此处议价一单的某人是谁，连张元济都不知道，固为秘事。而以此前屡屡急求张氏寻找买家，到“稍缓何如”，并对潘氏提出较高的价格，其间态度之转变，不难看出他感情上对这位新买家的偏向。

3月1日，张元济覆信云：

售书事已函告潘君，趸购四万元可以选择之说亦已告知，斟酌再复。来示属少缓，故未催促。

5月18日，傅增湘书云：

前所托各书已有受主。罗子经昨来函为潘公谐价，已略告知，惟通鉴尚未去，然此书非得善价不愿舍去。告以万元，恐此公必骇讶而退耳。侍拟再售万余元之书，及可尽清宿负，仍希为留意及之。凡目中元明钞校皆可指索，宋本则有十数种须留以自娱耳。

同月29日又去信云：

近略卖书籍，得万余元，悉数还债，只了三分之一耳。

6月3日张元济覆信云：

承示前拟售之书已有受主，不审可得善贾否。斥去者为何书，尚祈见示。潘君处遵即转达，如有回音，当即奉告。

以上数函可知如下几点：刊于1929年的《双鉴楼善本书目》充当了购书指南的功能；在1930年五月中，傅增湘已售出部分藏书，得万余元之价；而潘明训因买书多费踌躇，又请罗振常居中议价，已被傅增湘排除在目标买家之外，以致要故意标高价目，令其自觉退出，并希望张元济继续物色更理想的买主；很快，双鉴楼部分藏书已有受主，正是文求堂主人田中庆太郎。

2009年，桥本秀美在为“傅增湘先生逝世六十周年纪念展”所撰纪事一文中，详考了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藏傅增湘旧藏书的情况。通过此文我们知晓，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东大东文研前身）在1930年从文求堂购入一批重量级善本，当中可称“顶级善本”者，为宋板《仪礼经传通解》（已由桥本先生整理影印出版，收入“重归文献”系列）、宋板《礼记释文》，此二书登记入库的时间，在1930年6月23日。同年10月28日，又登记了文求堂购入的傅氏旧藏宋板《礼书》、明陈凤梧刊《仪礼注疏》。同年5月26日，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京大人文研前身）也从文求堂购入傅氏旧藏《三朝北盟会编》、《广东通志》、《广西通志》。而这一批书籍，包括同年东方文化学院东京研究所12月18日由文求堂购入的另外15部傅氏旧藏在内，均未出现在田中庆太郎编辑的文求堂书目中。从张、傅二人通信来看，傅增湘此番交易至迟在四五月间已谈定。而从东西两京东方文化学院的购书记录来看，五月末至六月末，书已归藏两地馆中，效率甚高。期间各方往来的文书虽暂不知所踪，但可以想象交易进行之隐蔽、迅捷。不妨推测，这批图书一开始就被两京东方文化学院看中，通过田中文求堂居中交易。作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图书筹备委员的傅增湘，与东方文化学院的学者素有交谊，而田中与傅增湘也早相友善，这都是交易顺利进行的保障。

三

1920年代，是中日两国书籍交流史很重要的时期，有几种现象颇值记录。其一，两国公私图书馆都日渐完善，名门旧家散出的珍本善本，很多都收入图书馆，并以影印出版的方式化身千百；其二，1923年关东大地震，日本图书损失惨重，促使日本公私机构、学者、旧书店主更积极地搜书、复制图书，随后也带来了昭和初年日本旧书市场的高潮；其三，1929年，东京、京都成立了东方文化学院研究所，购书方针以一举购入某藏书家旧藏为主。从1928年开始，日方就有意购入叶德辉观古堂、康有为万木草堂藏书，但并未实现。后来又拟收入海源阁藏书，亦未成功。1929年，仓石武四郎、松浦嘉三郎以三万元为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购入陶湘藏书，凡五百九十一种。同年，东京研究所也以三万四千美元购入了徐则恂的东海藏书楼藏书。

1930年10月，田中庆太郎出版《文求堂善本书目》。列出书目121种，并37种书影，其中不乏傅增湘旧藏。至此，傅增湘售书之事暂告段落。据高田时雄、刘玉才整理出版的《文求堂书目》可知，现存最早一期在1901年，名《文求堂发兑唐刻书目》，之后每年出版一期或两期，题作《文求堂书目》、《文求堂输入唐本目录》、《文求堂新古唐本书目》、《文求堂唐本目录》等等。称作“善本书目”者，仅此一期，堪称文求堂书目之最，也是田中庆太郎收书生涯中最光辉得意的一页。除双鉴楼旧藏之外，还有很多名家旧藏，如该目录经部著录的《吕氏家塾读诗记》三十二卷十六册，据顾永新考证，此当为丁氏持静斋藏本，并推测是书归文求堂所得后，又归莫伯骥插架，现为国图藏本。据高桥智云，双鉴楼这批旧藏多未抵达日本，而是存在文求堂设在北京的书店，然而具体地址亦不可考。不过据仁井田陞回忆，1933年之前，为撰写《唐令拾遗》一书，曾向田中借阅双鉴楼旧藏，田中也慷慨地将文求堂图书室开放给他，当中就包括宋本《通典》、宋本《白氏六帖事类集》等，《唐令拾遗》还收入了后者的一叶书影（仁井田陞《文求堂和我》）。而仁井田当时在东京，这里说的文求堂图书室自然也在东京。这则细节告诉我们，1930年代初期，双鉴楼旧藏中，至少宋本《通典》、宋本《白氏六帖事类集》已经来到日本。

对比《文求堂善本书目》与《双鉴楼善本书目》，并参照《经眼录》，可以确定，前者所列121种书目，约有26种出自傅氏旧藏，多属经史二部，版本信息几乎照录后者。有些沿袭了一些明显错误，譬如《大戴礼记》十三卷，两本都作“明袁褧覆宋刊本、九行十八字、篇中宋讳均缺笔”，检图录可知，应为“十行十八字”，可知九行乃十行之误，这在《经眼录》中已然更正。有些条目略作补充，如《双鉴楼善本书目》中有《辽史》一百十六卷，曰“元刊本，十行二十二字，黑口，四周双栏”。在《文求堂善本书目》中，添加了“卷百十一至卷百十五共五卷抄补”一句。“《舆地广记》十二卷”一条，《文求堂善本书目》特地指出为“宋代糊粘装”（即蝴蝶装）。也许是傅增湘不欲张扬售书之事的缘故，《文求堂善本书目》解题丝毫未提及其名，不过书影中并未掩饰傅氏的各种藏印。

1930年7月10日，刚刚卖完一批书的傅增湘又以二千一百二十元之价收入徐坊旧藏宋刊元修明印《魏书》，在致张元济书中云：“第侍方以卖书了债，又忽增此巨款，亦竭蹶也。”张元济覆信中认为，价格虽不贵，但考虑到傅增湘刚刚卖书了债，又有此支出，难免竭蹶。因有一策：“现时由商务印书馆付价。异时兄有余赀，可以原价将此书取去。”傅增湘深爱此书，乃以其与已藏《南齐书》同属眉山七史，又同为礼部官书旧藏，森然双璧，一旦归于架藏，自无出让之理。故而回信谢绝云：

魏书价值已付讫，不过在银行多透支二千余元耳。近以售书稍得补益，虽不能扫清宿逋，然统计只欠一万余元，尚可逐渐设法，盛情心领可耳。

又因听罗振常说市上有宋本《陆士龙文集》（现藏国家图书馆），请张元济代为鉴定，并表示“近日若能售去普通之书，亦拟收之”。足见其“借债以买书，鬻书以偿债”的状态。

四

再来看《文求堂善本书目》，当中26种双鉴楼旧藏，后来去向如何？图书检索系统为我们指明若干线索。如元刊明修本《纂图互注老子道德经》二卷、《纂图互注南华真经》十卷、《冲虚至德真经》八卷，后经实业家户川滨男收藏，今归庆应义塾大学图书馆所有。著名的宋版《通典》、《白氏六帖事类集》、《豫章黄先生文集》三种，由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购得，均为重要文化财，可见同馆所刊《善本图录》。说来天理大学与傅增湘缘分甚深，此番经文求堂购入的图书，可检索者还有明刊《辽史》、宋刊《乐书》等。而傅氏1929年访日期间持赠内藤湖南的朱印本《龙川略志》六卷、《龙川别志》四卷，今也藏于天理大学。1938年傅增湘赠送平冈武夫的金刊本《尚书注疏》残卷，亦归天理大学插架。

吉川幸次郎留学北京期间，曾拜访过傅增湘，晚年回忆云：

傅先生与天理图书馆颇有缘。因为馆内最顶级的汉籍——宋版《通典》和《白氏六帖事类集》，二者都是傅氏旧藏，经田中庆太郎中介，入藏馆中……1931年春，我留学结束，归国前夕，偷闲与桥川时雄拜访了傅增湘在西城的宅邸。这是我与他第二次见面，第一次是在哪里见、具体情况如何，我已经不记得了。那是与大官僚身份相符的深宅大院，有壮大的紫檀家具，还有成列的书橱。很瘦，长脸，胡须，眼镜，与其说悠扬，更是尖锐。他刚从南方旅游回来，展示了此行新收获：宋版《欧阳文忠公集》。隐约记得和天理大学所藏伊藤仁斋旧藏宋版相似。张元济先生很想影印此书，不过傅先生好像说要等调查一下和其他宋板有什么关系，再作答复。他又打开一个书橱，取出四部丛刊中的几册，朱墨灿然，是与新得宋版的校勘内容。只是我已不记得是什么书了。只记得那朱色质量极好。先生问，你回去会做教师吗。我答，不做。其间大概休息了十分钟，前后叨扰了一个多小时。而先生身旁一直侍立的，是他的公子。（吉川幸次郎《旧梦数片——两大藏书家的回忆》，天理大学附属天理图书馆馆刊《ビブリア》第68号。）

而双鉴楼这批旧藏，除了流向日本，也有一些留在了国内。1933年初，周叔弢也见到了这册《文求堂善本书目》，当中最感兴趣的是北宋本《通典》及绍兴本《东观余论》，最终斥资购回后者，不使其沦于异域。有题跋详述此事云：

癸酉正月，获见日本《文求堂书目》，著录宋元明本凡百余种，其中多沅丈旧藏，余尝于双鉴楼中得摩挲者，尤以北宋本《通典》、绍兴本《东观余论》最为罕秘，盖海内孤本也。《通典》索价一万五千元，余力不能赎，乃以日金一千元购此书归国，聊慰我抱残守缺之心。独念今者边氛益亟，日蹙地奚止百里，当国者且漠然视之而无动于中，余乃惜此故纸，不使沦于异域，书生之见亦浅矣，恐人将笑我痴绝而无以自解也。噫！二月十二日弢翁记。

在查考双鉴楼旧藏书目流向时，还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即列于《文求堂善本书目》的藏书，并非都流向了市场。二战末期，东京日比谷图书馆为保护图书计，收购大量学者、藏书家的藏书，进行文物转移工作。1945年5月空袭中，日比谷图书馆被焚，馆内藏书也化为灰烬，幸而转移到别处的藏书安然无恙，成为战后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的核心部分。文求堂的部分藏书也在转移对象中，即现在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的“救堂特别收购文库”。当中是否有双鉴楼旧藏？可留意者，是救堂文库目录著录的“《南史》八十卷，元大德刊，明嘉靖十年修，南监”。

《经眼录》卷三元大德十年刊“南史八十卷”条：“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双阑，版心上方间记字数，下记刊工姓名。补板则大黑口，字体潦草。每卷首行小题在上，大题在下。钤有恩福堂藏书记一印。（海源阁遗籍，庚午岁收得）”，《藏园群书题记》史部一收入此本跋文，“虽有补刊，要是元修元印，固远胜之。全书完整，闻为海源阁所庋，第无印记可证，秪存恩福堂藏书记一印”云云。《文求堂善本书目》“南史八十卷”条云：“元刊明修本，十行二十二字，有云轮阁、艺风堂藏书印。”

此三种是否有关联？今调查救堂文库藏本可知，此本钤有“双鉴楼藏书印”、“藏园”、“傅沅叔藏书记”、“龙龛精舍”、“江安傅沅叔藏善本”等印，及“东京都立日比谷图书馆藏书”、“日比谷图书馆”等图书馆藏印，的确是傅氏旧藏，但显非海源阁或缪荃孙旧藏。此本为明嘉靖十年递修本，十行二十二字，白口，四周双阑，版心上记篇目卷数，下记页数，卷首大德丙午刊书序阙第三叶。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指出，日本所存元大德十年广德路儒学刊本《南史》，均为嘉靖十年前后修补的南监本，救堂文库旧藏本之外，内阁文库、书陵部、东洋文库、静嘉堂、蓬左文库、杏雨书屋均有收藏。据郭立暄的研究可知，今上海图书馆藏有明洪武间翻刻元大德十年本《南史》一种，为明初补版印本，原为海源阁旧藏，后亦归傅增湘。

由此我们可知，傅氏曾经至少藏有三种《南史》。那么，救堂文库本何时来到田中手中，是否在傅增湘1930年售出的这批书当中？暂不可考。但至少可以揭示，傅增湘藏书之丰富，大大超出目录记载的范畴。他与田中的书籍往来，也超出了文求堂书目的记载。

另有可疑惑者，是救堂文库本首页还钤有“山田文库”墨印，函套内记“山田朝一文库”字样，何以目录又将其归于救堂文库？询诸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善本室工作人员，称墨印和函套字样应该有误。这批图书当年躲过战火，从外地搬回东京时，状况极其混乱，钤错印章的现象十分常见。在收购图书时，馆内曾有非常详尽的记录，某书从某处购来，花费几许，但该记录也毁于战火。不过，据馆员代代相传的经验，此书属于文求堂旧藏，应毫无疑问，只是混乱中钤错了文库的图章。这也说明完全信赖图书馆印记，甚或目录，有时难免有风险，一些信息，非亲自查验原本而不可得。

而田中的另一部分藏书，直到他1951年去世之后，才以文求堂旧藏的形式，被图书馆收藏。譬如1964年京都大学文学部图书馆买下的“十砚山房旧藏书”，凡1060册，即属此列。当中元刊明修《尔雅注疏》十一卷、宋刊《古史》六十卷，均为双鉴楼旧藏，见诸《文求堂善本目录》及《双鉴楼善本书目》等等。且举宋刊《古史》为例，《经眼录》记云：

宋刊本，半叶十一行，每行二十二字，注双行同，白口，左右双阑。版心上记字数，下记刊工姓名，版心题“古史本纪几”，或“世家几”，每卷以数目记数，全书更以千字文一字通记于上方。宋讳避至桓字止，慎字不避。当是绍兴时刊本。间有补版，在明正德以前。首自序，不题名氏，次总目，计本纪七，世家十六，列传三十七。本书小题在上，大题在下。

收藏钤有“陆沆字冰篁”、“陆僎字树兰”、“吴中陆敬字俨若号爽泉所藏”、“平原敬印”、“思原斋收藏”、“陆沆之印”、“靖伯氏”等印。（丁巳岁收得）

今此书作乾坤二帙，凡十四册，棉纸镶衬，间有补钞叶。函套签题作“古史 宋刊明修本”，乾帙下钤朱文“庆”字印，坤帙下钤朱文“子祥”印。除《经眼录》所列藏印外，还钤有“双鉴楼收藏宋本”、“藏园”、“藏园居士”、“沅叔审定”、“沅叔”、“傅增湘印”、“长春室主”、“莱娱室”、“龙龛精舍”、“双鉴楼主人”、“傅沅叔藏书记”、“沅叔藏宋本”、“双鉴楼藏书记”等印，足见其颇受傅增湘重视。

这批藏书，应该是田中最钟爱的部分，有的卷首钤自用名章，曰“子祥”、“庆”；有的函套统一样式，并在函套签条的书名下方钤“子祥”、“庆”印。而这些印鉴暂未见于东京都立中央图书馆的救堂文库藏本，不妨推测，1945年被政府图书馆征购的书籍，尚属于文求堂的“商品”。而田中直到去世，一直留在身边、珍重宝爱的书籍，已属其个人收藏。贩书而藏书，足见田中对书籍爱之深切，非一般旧书店主人可比。

双鉴楼藏书的珍善本今日多藏于各大图书馆，可以通过各种书目、图录寻得踪迹，素来受到人们的关注。此外，应该还有不少未曾发掘的“普通本”，遗漏在检索系统及书目之外，等待我们的查考与邂逅。对书籍流转命运的兴趣，不仅是因为对书籍本身怀有探索的欲望，还出于对书籍所关联的人物、机构、学术风气、历史背景等问题的关心。

（本文原载《掌故》第三辑，中华书局，2018年1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