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成：匿名评审，请来点透明和阳光

不同于聘任、升等、基金、奖项等学术评价，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发表或出版，缘自一个被称作“观念集市”（marketplace of ideas）的思想隐喻。它先由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在一六四四年出版的《论出版自由》中提出，再由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一八五九年出版的《论自由》发扬光大。该理念认为真理不时与谬误结伴而行，只有通过在学术共同体内（“集市”）的自由表达，经过充分竞争、碰撞，知识方能增殖而让真理呈现出来。重要的是，进入“集市”的每种物品，由消费者根据自己的需要、品味和爱好，比较、权衡而决定购买与否；然匿名评审却像“守门人”（gatekeepers）那样，仅凭两、三位同行评审者的喜欢/不喜欢，认可/不认可，就决定了学术共同体（“集市”）对之的开放或封闭。（David Shatz, Peer Review: A Critical Inquir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4,pp.10-17）

约翰•弥尔顿

我们或可由此追问匿名评审制度的合理性、合法性在哪里？追溯历史，匿名评审没有多长的学术传统。在十九世纪中叶学术尚未充分体制化、制度化之前，学者自我认同是悠闲自得、温文尔雅的绅士，而非某一专业研究领域里心无旁骛的“科学家”（scientist）。他们（没有女性）崇尚不让庸俗的虚誉浮名，扰乱静谧学术世界的“明智学术原则”（the Principle of Sound Learning）。按此原则行事的“明智学者”（sound scholars），学识渊博而不求于扬名校外。万一按捺不住，想写一本书（最好不要写），那就写得让大数人无法卒读；否则，一旦出了名，书卖得畅销，“别人就会讽刺你 ‘光辉耀目’，且不会再有人尊敬你了”。（ [英]G• R•埃文斯：《剑桥大学新史》，丁振琴、米春霞译，商务印书馆，2017年，第12页）

作为具体案例，可以佐证那个时代的学者不会在意学术发表。一六八四年八月，当年仅二十二岁就成为英国皇家学院的院士的爱德蒙•哈雷(Edmond Halley ,1656-1742)前往剑桥，拜访时任三一学院卢卡斯数学（Lucasian Chair of Mathematics）教授的牛顿，谈及自己对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产生的疑问。牛顿告诉这位比其小十四岁的求教者，说他几年前就已经知道答案，还撰写了文稿。“明智”的牛顿极不情愿发表观察和研究所得，只是经不住哈雷反复游说，且人家还愿意慷慨解囊，承担所有印刷费用，方才应允这部划时代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于一六八七年刊行。再至二十世纪初年，索绪尔虽先后三次在日内瓦大学讲授“普通语言学”，但很少写作，从不发表。就像《普通语言学教程》这样一个划时代的研究，也是在他身后由两位学生根据课堂笔记整理而出版的。

尽管同行间的匿名评审，被认为在一六六五年英国皇家学会创办《哲学汇刊》（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时就已采行，然作为制度而在学术界被普遍接受，奉为通行法则，则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首先，在技术上这已经没有多大问题。就如一九五九年美国施乐公司制成了世界首台落地式办公用全自动复印机，商业化后而迅速普及到最基本的办公场所；再以一九八0年代个人电脑、互联网等技术的快速发展，使得作者和编辑很容易就能制作相对精美的论文副本，并以最快速度发送给匿名评审人。这就大大不同于当年英国皇家学会首任秘书亨利•奥顿伯格（Henry Oldenburg,1619-1677）用鹅毛笔，以及再到二十世纪前期的编辑用打字机，书写一封封编辑信函，通过邮政马车及后来的汽车投递，发送至散布在欧洲各地的学者。

更重要的，是此时学术投入的大幅增加，设立了许多新的研究机构，并同时增加了很多专业研究人员，致使论文数量出现了井喷式的爆发；接着又有专业化深入发展，学术分工愈来愈精细，而隔行如隔山，编辑不能也不敢轻易判断那些专业性很强的文章，是否适合刊发或应当被拒稿。作为比较，此前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多期刊最大焦虑莫过于稿源匮乏。通常情况是设立一个人数众多的编辑委员会。在没有稿件的情况下，主编只能恳求编委们慷慨提供而为应急。直到一九三0年代末，《科学》（Science）杂志的编辑，日常工作还是通过个人关系向学界同僚延揽稿件。今非昔比，到了一九六七年，当《自然》（Nature）采行了匿名评审制度之时，拒稿率已经是百分之九十二。与之相应而形成的一个新迷思（myth），是拒稿率越高、愈难发表，刊物的学术水准就愈高。

没有随风跟进，至今尚未采行匿名评审，仍由编辑（由很多人组成的）审稿的，至少有两份被学术界高度认可的人文期刊——《哲学杂志》（Journal of Philosophy）、《哲学评论》（Philosophical Review ）。（ David Shatz, Peer Review: A Critical Inquiry,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2004,p.8）因为事实表明匿名评审的最短之板，不要说提升学术质量，就连最基本的学术规则和公信恐怕都难保。被批评者最多拿来作为例证的，是德国物理学家舍恩（Jan Hendrik Schoen）的升降沉浮。此人出生于一九七0年，一九九八年在德国巴登符腾堡邦的康斯坦茨（Konstanz）大学取得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后服务于美国贝尔（Bell）实验室。在二00年至二00一年，舍恩最得意之时平均每八天发表一篇论文，相当数量还是刊发在拒稿率最高的《自然》（七篇）、《科学》（八篇）和《物理评论》（Physical Review）（六篇）。不过，很快舍恩被人举报数据造假，接着包括上述三份被认为是顶级大牛在内的所有刊发其论文的刊物，纷纷做出将之稿件予以撤销（retracted）的决定。

如果进一步展开，我们还可列举出近年来更长一串在诸如《自然》、《科学》等顶级期刊及其子刊，已经曝光的学术欺诈名单。自然学科（包括医学）发表的论文，通常多有实验室数据作为支撑，为何匿名评审未能有效地发现和阻止这种学术不轨行为？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主要原因在于没有多少匿名评审人愿意花太多时间、精力乃至金钱，检验这些论文提供的证据。现任波士顿大学公共卫生学院（Bos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Public Health）的副教授卢多维克•特林夸（Ludovic Trinquart），谈及巴黎第五大学的研究者们就生物医药研究领域里的匿名评审的数据，称：“在实际参与同行评审的研究者中，百分之七十贡献了百分之一或者更少的工作时间，百分之五贡献了百分之十三或者更多的工作时间。”曾任《英国医学杂志》（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编辑的理查德•史密斯（Richard Smith）说得更为直接：“我们几乎没有证据说明同行评审有用，却有大量证据说明它的缺陷（https://www.vox.com/science-and-health/2016/11/23/13713324/why-peer-review-in-science-often-fails）。”

这里不必渲染“同行是冤家”的古训，片面夸大评审人与被评审人之间的冷酷竞争关系；因为实际上更多发生还是在“新旧”研究范式的冲突意义上，越是重大学术突破、越可能超越时代的新发现和新发明，就越不容易被同时代的同行欣然接受而顺利通过匿名评审。一个在自然科学研究中被经常提及的案例，是发明了放射性免疫分析法，于一九七七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美国学者罗莎琳•雅洛（Rosalyn S. Yalow）的不幸境遇。当年，她与同事将其发现，投寄给《临床研究期刊》（Journal of Clinical Investigation）杂志而被同行排斥。为了呼吁改善现行评审制度，获奖之后的雅洛将当年退稿信交由《科学》杂志发表。在这封写于一九五五年九月二十九日的信中，时任该刊主编的布拉德利 （Stanley E. Bradly）教授，为不能接收这篇文稿而表示了歉意，理由是：“这一领域内的专家们强烈反对您的肯定性结论。”（the experts in this field have been particularly emphatic in rejecting your positive statement）

开放同行评审

总体说来，难以通过数据或实际运用来证实或证伪的人文学术，可能更容易遇到上述尴尬。令人警醒的一项最新发展，是为了弥补匿名评审的内在缺陷，重返自由表达的“观念集市”之初心，相当多自然科学（包括医学）专业期刊开始尝试推进“开放同行评审”（Open Peer Review）。这最早在一九九0年代后期，由被认为是世界顶级的《英国医学杂志》、《美国医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JAMA)率先采行，接着有相当多自然科学专业学术期刊迅速跟进。引人瞩目还有二00六年六月一日，《自然》杂志进行了为期四个月的相关的实验。该刊的结论是目前虽不会采行，编辑部却将继续探索这一开放的同行评审模式。（“Overview: Nature's peer review trial,” Taken from http://www.nature.com/nature/peerreview/debate/nature05535.html, accessed 1 Feb 2016)

经过这么多年的尝试，在这项制度中目前走得最远的，是欧洲地球科学联盟(EGU)在德国刊发的《大气化学与物理学》（Atmospheric Chemistry and Physics）。该刊允许审稿人署名或匿名提交审稿意见，将之与作者的反馈和回应一并刊发在网络评论版上（Discussions (ACPD) website），经过公众在线实名评议之后，再由编辑汇总各种意见和评论而做出录用与否的决定。令人吃惊的，该刊自二00一年创办后，影响因子从二00二年的0.714、二00五年的3.495、二00八年的4.927一路飙升至二0一六年的5.318，远远超过气象界的一些老牌名刊，“成为众多大气科学刊物中的一匹黑马，引起全世界 大气科学（气象学）界学者的高度关注”。（伊兰、王春乙：《“交互式开放存取”办刊模式之探究》，《中国科技期刊发展论坛》 , 2011）

值得反思的是当年人文学术追随自然科学而采行了匿名评审制，然在此次“开放同行评审”中却很少看到其参与的踪影。原因之一或许在于自然科学（尤其是医学）极为看重原创性。就如奥林匹克体育大赛中还有第一名、第二名，而在自然科学中却永远只铭记首位发现和发明者——紧随其后之人总被忽略不计。自然科学如果省去拖沓的匿名评审时间，必定有助于将研究在第一时间内公之于众。人文学科则没有这种“抢先”的紧迫感，写好后放一段时间可能还会更加成熟。除此之外，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人文学科缺乏自然科学那种较高的“准入”门槛。进入所谓人文学术“观念集市”之人，不一定都是受过严格专业训练，或长时间不间断地从事相关研究的“理性人”。就如爱因斯坦有年过生日，弗洛伊德在贺信中表示羡慕其“幸运”——即在爱因斯坦的研究领域，不懂物理学的人无法说三道四；而在自己的研究领域，所有不懂的人都想指手划脚。

鉴于此，人文学术目前似不太可能骤然效法自然科学期刊的“开放同行评审”，将文稿、审稿人意见、公众评论及作者反馈意见一并刊发在网络预览版上。因为这很可能会引来太多喧嚣嘈杂而致使理性探讨被完全淹没的风险。设置犹如过滤网那样的同行评审机制，自然可将数量不少的陈词滥调和应景逢迎之作阻挡在“观念集市”之外；否则，任凭垃圾充斥，思想交流的通道会被堵塞而不畅。不过，面对自然科学期刊的这样一种发展，人文学术也须回答那个著名的拉丁之问：“监管之人，谁人监管？”（Quis custodiet ipsos custodes? Who guards the guardians?）

对人文学术期刊匿名评审的建议

首先，人文学术期刊可否让匿名评审适当透明？一个当下可采行的具体举措，是在征得作者和评审人同意之后，将评审意见及作者的修改回应刊发出来。通常情况下，评审意见及作者的修改回应不会特别冗长。如果说纸质印刷考虑到成本和篇幅，那么当下互联网以及未来更为便捷的发展趋势，以在线方式进行刊发则不应当有太多技术上或资金上的制掣。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自然有助于约束评审人，让其从暗处走向明处，不至于无所顾忌地随意应付，或心不在焉地信口开河；另一方面，评审本是一次围绕着具体研究而展开的创造性对话，如果其中不乏建设性的睿智意见，那么仅在评审人、作者和编辑这样一个很小范围内的阅读，不啻是一种颇为奢侈的学术浪费。尤其学术从来都是一项公共事务，而非私人活动；在以探索真理为旨归的学术共同体中，不能有太多不可公开讨论的秘密。总之，这是将原有就文稿质量讨论的私下互动（作者-评审人-编辑），尽可能地呈现给更多对此感兴趣的公众，意在增加一个分享知识和研究经验的对话平台。

其次，评审人可否稍微谦虚一些，更加平等待人？虽说负责任的期刊聘请的匿名评审人，一般都是本领域卓有成就的专家；但在学术专业化发展日趋精密的今天，作为同行的评审人在某些特定议题的研究上，可能不一定比作者更精通、更深入。再说“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评审人似不应自认为高人一等，当恪守清儒钱大昕当年提出学术批评原则：“袪其疑，乃能坚其信；指其瑕，益以见其美”。（《廿一史考异•序》，方诗铭、周殿杰校，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页）具体言之，这或可伸展为以下可供实际操作的三点：一、以材料为基础，以事实为准绳——尽量让关键性批评能够被方便查证和核实； 二、避免将自己的关注点、兴趣点强加给被评审人——除非愿意提供较为完整材料和研究文献的链接信息，否则不要轻易说：“怎么研究这个，为何不研究那个”；三、细心拿捏“应该批评的”与“不喜欢、不了解，却值得尊敬的研究取向”之间的分寸。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因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期望自己将来投稿之时，也能够遇到同样金针度人、诲人不倦，颇具君子美德和风范的匿名评审人。

再次，作者可否更虚怀若谷、豁达大度？毋庸讳言，几乎每位学者都收到过匿名评审的拒稿意见，在失落、沮丧之余难免一些愤愤不平。一九三六年六月，爱因斯坦投稿于《物理评论》，两个月后收到附有匿名评审意见的拒稿信。在给负责编辑的回复中，表示不屑回应这位评审专家的“错误评论”（erroneous comments）。就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爱因斯坦的文章并非无瑕可击，这样回复确也带有某些意气用事。况且真理愈辩愈明，论文写作实际上就是同行间的一种学术对话，即使是非常负面的评审意见，只要不过于“任性”和“随意”，通常也能让作者发现自己文章的弱点和不足，多多少少增加其文章的沟通性和交流性。陈垣先生就此强调：“文成必须有不客气之诤友指摘之”（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650-651页）。实际上，如果以平常心待之，即使不幸一而再、再而三地遭逢退稿，在当下通信技术已十分便捷，作者也可通过电子邮件、网络平台、会议报告、同仁分享等多种方式予以发送和传播，故不至于被完全阻挡在学术共同体的“观念集市”之外。由此说来，“神州之外，更有九州；今世之后，更有来世”，关键还在于只要这篇文稿是真正的金子，那就一定会发光！

（本文原题为《匿名评审与人文学术的发表》，首发于《随笔》2018年第1期，第89-99页。澎湃新闻经作者授权发布，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