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思想周报|妇女节性别问题大讨论；电子竞技登上北大课堂

妇女节性别问题大讨论

在今年的3月8日，“妇女”与“女神”、“女王”之争再次打响：当各大电商纷纷以“女王节”“闺蜜节”“蝴蝶节”等标语替换“妇女”概念，并推出叫人眼花缭乱的折扣和促销优惠时，另一批人则坚持捍卫“妇女”与“国际劳动妇女节”的本义。而综观本周与“妇女”“性别”联系的种种争论，我们看到了身处不同背景和立场的发声者对中国女性角色、历史与未来解放道路的多样思考。

性别意识重不重要：“我”能替代“我们”吗？

“我对集体概念毫无兴趣，因此也没什么强烈的性别意识。喜欢做饭做家务，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不觉愤怒，也没有被奴役感。……我希望自己警惕权力、热爱自由、并永远为之奋斗，这和我是不是女人一点关系都没有。”3月8日，微博用户“李静睿的北方大道”的一则发言引发争论。这段有关“性别不是障碍，却也不是借口”的主张表达出两方面值得重视的诉求：强调培养脱离群体的独立人格，以及对“去性别化”前景的追求——个人生活选择原本就与性别、种族等身份因素毫无关系。无论阅读者对这段发言第一感受如何，它确实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必须首先澄清的问题：我们为何一定要把自己同“女性”这一大身份联系起来？谈论“妇女”、强调树立性别意识真的重要吗？

公众号“林三土”从个体、集体与权力角度回应了这一观点，作者指出，预设了“集体”的性别意识概念同上述言论对个体自由与发展的强调并不违拗。事实上，即使是看重个体独立的自由主义者，在试图分析现实政治生活时，也应当且必须正面地使用集体概念。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理解和刻画不同个体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经历与体验，从中归纳提炼出不公与压迫在特定时空的具体表现形式。“女性”的身份为何重要？因为它将成为我们捕捉发生在“单个”个体与“单个”事件背后的联系，从而觉察、理解和应对特定情境中权力和压迫的钥匙。我们无法抛开“女性”这个集体概念来理解性别压迫和父权文化，就像我们无法抛开“黑人”这个概念来理解种族隔离一样。它并未否定个体经验的特殊性，但更要求我们看到个体遭遇的共通之处，并意识到现实中不同个体在追求自由时面临的形态各异的障碍——倘若只注意到自身自由面临的障碍，而未曾看到同一身份其他个体遭遇的困境，这实则蒙蔽了自己的双眼，对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的权力关系选择视而不见。

微博用户“伊凡枫叶的大型考古遗址”的反驳与该话题的后续讨论则表现出人们在性别意识重要性上的几点共识：主观地不将自身与“女性”身份联系，并不能消解性别身份带来的客观压迫。换言之，即使感到“不被奴役”“和我的性别无关”，也并不意味着克服了女性自由、发展和自主受到的真实伤害；我们当然可以将“去性别化”视为一种理想的愿景，但在两性权力存在结构性不公的大背景下，“去性别化”往往存在为现实不公背书的危险，“我们现在要做的，应该是对积弊已久的不公正进行纠偏、进行补救，这就是为什么要着重谈论女性权益的原因。”

家庭与事业的夹缝之中：妇女解放路在何方？

“妇女节”话题下讨论的另一焦点，在于探讨“妇女节”形成背景与近代妇女解放道路，从而旗帜鲜明地反对在消费与市场的逻辑下以“女王”“女神”等词汇来“粉饰”妇女。公众号“土逗公社”推送的《妇女节过成玛丽苏，女权先辈的棺材怕是压不住了》，便通过追溯国际劳动妇女节的诞生和近代女权运动的发展，强调“妇女节”在反对资本主义，肯定女性劳动价值上的重要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在“妇女节”诞生与妇女解放的过程中，“性别”与“阶级”的交叉，“社会”与“家庭”的碰撞贯穿始终。董丽敏在《为“妇女”正名：妇女解放的延安道路》中便以抗战时期延安地区婚姻家庭纠纷为例探讨了该问题。作者指出，延安妇女解放历程向我们展现了稳定与革命、个人与家庭、民间伦理与妇女自由之间的紧张关系：“旧制度”下的家庭伦理和家庭问题与新政策新法规激烈冲突，公共领域的政策法规未必能推动家庭问题的妥善解决，甚至会使原本处在受压迫境遇中的妇女处境更为尴尬和艰难；另一方面，如果立足于新式个体的诉求，“家庭”无疑会被看作一种束缚和包袱，由此瓦解甚至抛弃家庭就成为一种必然的趋势，而“家庭”又恰恰是战争那一特殊时期革命政权必须依靠的基本单位。

怎么办？延安妇女解放的经验给出了解放方式：让妇女参与生产！妇女通过参与“生产”这一社会化的方式，既在家庭内部取得了可以与父权制进行性别协商的机会与空间，又在为家庭经济/社会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建构了自己作为历史实践主体的位置。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性别议题与阶级议题密切联合，它让妇女解放始终与阶级和国家解放并肩。在其中，性别的平等不仅仅意味着个体与个体之间的简单对等，而是寻求在“阶级”整合下让不同代际（婆媳关系）、不同性别（两性关系）之间的平等问题可以在结构化的视野中敞开，通过两性双方的“自我改造”来缩短差距和彼此靠拢。

但曾经依靠生产“走出家庭”的妇女，如今似乎仍然身处家庭与社会需求、家庭与个体发展的冲突中。天猫于3月6日在微博上曾发布一则“3.8女王节”宣传视频，视频讨论了女性在家庭和事业间的困惑，而最终回到了“孩子需要母亲陪伴”的主题。视频本身招来几乎一边倒的批评：为何只强调女性对家庭的责任？为何在“国际劳动妇女”的节日却宣扬女性回归家庭？可在口诛笔伐下，我们却不得不直面这个偏颇的视频侧面反映的现实问题：在女性对经济权利和个体独立日益上升的追求下，一面是传统家庭对女性生养角色的要求，一面是社会和职业中的结构性歧视；而在同时，随着生育率下降的焦虑和二胎政策的开放，国家越来越强调“家庭”的功能，也越来越强调女性在生育和养育上的责任。——女性要再次回家了吗？界面记者林子人发出如此疑问。

我们看到，相比起抗战时期在新旧制度转换间承担解放任务的延安妇女，当代妇女面临更复杂的状况：

其一是国家退出私人领域与生养责任转移下家庭负担的加重。如林子人的文章指出，在国有企业时期，作为一个“单位”的国有企业往往肩负起职工的育儿、教育、住房、医疗、计划生育、社会保障等社会福利和家庭事宜，为女性大规模投入劳动力解除了后顾之忧。而在市场经济时代，育儿责任被主要转移到家庭，且国家和社会对养育子女为女性带来的隐忧（如事业中断、就业歧视、育儿成本上升、医疗教育和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鲜有应对之策，在性别关系和家庭关系处理上同样缺乏适时介入制止侵害并采取足够的预防性措施。相比起延安时期基层政府和外部组织对妇女的支持，如今的女性往往更多面临“孤军奋战”的困境。

其二是与资本、市场、新自由主义暧昧的敌友关系。与“妇女节”创设之初鲜明的左翼背景和对资本主义的坚定反对不同，随着资本主义新形态的出现，第二波女性运动开始面对一个难题：是否应该支持自由市场的逻辑，以提升经济上的平等？我们看到，主流的女性主义选择放弃对社会保障的依赖，而开始大声疾呼个体主义和自由意志，并追求“男人般的自立与成就”。而正如界面记者张之琪在总结澎湃编译文章《第二波女性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共谋吗？》时所说，新路线尽管延展了原本“性别平等即阶级流动”的政治议题，却也分化了社会抗争的动能，而个人认同与消费主义的结合正中了新自由主义的下怀——“当越来越多的女权主义者将女性的自由等同于‘购买口红的自由’和‘买房的自由’，市场对女性的结构性歧视也正在以‘自由选择’之名使更多女性退出竞争，回归家庭。”

妇女解放该往何处去？这仍是一个需要不断探究的问题。

进击的电子竞技

一篇《北大开设电竞课程现场火爆》在近日走红。文章指出，随着电子竞技产业的整体进步，电竞赛事的影响力日益提升，人们也逐渐发现电竞接近传统竞技体育的面貌，其正面因素也越来越多地被了解。课程教师陈江随后澄清，其所开设的《电子游戏通论》更多旨在综合性地讨论电子游戏的研发、技术、行业、媒体和心理问题，“不是培训学生玩电竞的，也没有要任何人一分钱以上的赞助”。

不过，无论该报道是否有为“王者荣耀”等电竞游戏背书之嫌，它确实成功地激起了那数次牵动人们神经的“电竞正名”问题。当2017年10月28日国际奥委会代表在瑞士洛桑承认“具有竞技性的电子游戏项目，可以被认为是一种体育运动”后，人们对电竞未来的想象越发旺盛：它是否可以摆脱“不务正业”“危害身心”的指责，成为一项能进入校园，得到严肃讨论和系统培训的事业？它是否可能获得与传统体育项目对等的地位，甚至进入奥运并获得普遍承认？本周思想周报将试图回顾围绕电竞进入奥运和进入学校展开的种种争论，以探讨“电竞”定位及其未来的可能。

电竞究竟有多受欢迎？

去年11月4日，2017《英雄联盟》全球总决赛在北京国家体育场“鸟巢”拉开战幕。而在一周之前中国战队RNG与韩国战队SKT的半决赛中，在线观看人数达到了近一亿人次。对局外人来说，这些数据令人惊叹——电竞行业究竟发展到了何种规模，它究竟有多少受众？为此，澎湃新闻曾试图从数据比较电子竞技和传统运动项目。这篇《被考虑“入奥”的电竞，能挑战顶级体育项目的地位吗？》的文章指出，电竞项目的产业收益、观众人数、赛事奖金及顶级选手收入等方面，与世界最知名最流行的体育项目相比，仍然稍显“根基薄弱”，但其在年轻人中的受欢迎程度势头喜人——在中国，25岁以下的电竞赛事观看者占整体电竞观看总人数的64%，而预计到2020年，全球“经常观看电竞比赛”的观众将达到2.86亿人次。无论如何，电竞产业已经在经济维度上证明了存在感，其发展势头迅猛且拥有极多的年轻关注者。

电竞进入奥运？

“国际奥委会已就电子竞技进入2024年巴黎奥运会展开可行性探讨”——这条消息曾在电竞圈内引发极大的振奋感。不可否认，“入奥”成功对电竞“正名”的意义将是不可估量的：它将带来极强的舆论引导作用，洗刷数十年来“打游戏=玩物丧志”的负面影响。然而电竞真的有可能“入奥”吗？我们看到，不少评论者抱以怀疑态度：

其一是入奥资质问题：奥运会宪章规定，入奥项目必须具有公认的国际基础，如夏季奥运会项目应至少在75个国家和4大洲的男子、以及至少在40个国家和3大洲女子中广泛开展。而目前唯一一个国际电竞联盟仅15个成员国家和地区，且尚不存在权威性的全球性的仲裁、组织、制定规则的组织。

其二是赛事性质问题：电竞赛事的主导方和获益方是厂商，究竟哪些项目进入奥运，赛事的制作质量如何把控，对于游戏之间竞品的关系和营销成效如何把控，这些都将在奥运会和厂商间产生难以调解的矛盾。与此同时，与其它规则相对稳定的体育赛事相比，电竞游戏往往拥有极高的更新换代速度，这也将为比赛项目设置带来困难。

电竞进入学校？

尽管有诸多困难，电竞“入奥”的呼声和期望似乎从未衰减，而另一方面，电竞教育则在近年崛起。2016年9月，“电子竞技运动与管理”专业成为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公布的2016年度的13个增补专业之一，培养科班出身的电竞人才成为可能。

正如“芥末堆”刊发的《巨头入局、资本下注，电竞拥抱教育的正确姿势是什么？》所言，市场需求+政策红利，电竞教育成为风口并不意外。而截至2017年11月份，全国已经有18所高职类院校开设该专业，3所本科院校开设了电竞方向。

“星星之火”下是现实的困境：我们知道，电竞教育主要分为学历教育与职业教育，其中职业教育包括以培养职业选手为目标的青训营和以培养电竞从业者为目标的短期培训班；学历教育则以“校企合作”共建专业为主要方式。然而，电竞专业教材、教师队伍、课程体系、学科理论都是空白，如何搭建电竞专业教育体系是最大的难题。

事实上，无论是进入学校还是冲击奥运，在一路进击并不断为自己正名的电子竞技背后，我们看到的都是资本的强大力量。立于浪潮之巅的电竞似乎春光正盛，它与资本的纠缠到底会为体育、教育与青年未来生活图景带来何种冲击？仍需时间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