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像 | 王雅梦：流动的年代：关于零件、机器与城市的记忆

流动的年代：关于零件、机器与城市的记忆

作者 | 王雅梦

“找个厂子上班吧”，或“找个厂子拧螺丝”是最近互联网上的热梗之一，用于调侃、自嘲甚至讽刺那些整日无所事事、或没有做好本职工作的人。而若时间闪回到几十年前，这句话却代表了无数人美好而朴素的向往。当“工厂”两个字与“深圳”这个城市相遇，背后千千万万个相似却又相异的故事将就此展开，四哥的故事便是其中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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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点：童年、少年和故乡

四哥出生于20世纪70年代初的川渝农村，是家里的老四，有一个大姐和两个哥哥。他拥有的童年记忆是一顿顿的红薯饭、一年才可能吃得上一次的肥肉，以及无尽的烈日和土地。改革开放开始时的1978年，四哥不过四五岁的年纪。他不知道这是什么，只隐隐约约记得以前曾忠实地提醒着大家结束劳作、聚在一起吃大锅饭的钟声逐渐消失了，每家每户分到了自己的土地、可以自行安排劳动。

后来，四哥开始上学，一直到初中。他很聪明，数理化的成绩都非常不错，但文科尤其是英语特别差，满分一百分曾考出过二十的成绩。不过他知道，即使自己英语再好一些，也没办法继续再读高中，因为家里难以负担学费。课余时间，除了帮助干农活儿以外，四哥和兄弟伙伴们也会通过一些市场化的“新门路”赚点钱：将各家各户的柑橘收到一起统一运到附近的镇上售卖，自己收点辛苦费和差价。虽然钱不多，但他很开心，甚至通过这个赚钱的方式拥有了提要求的底气：要一辆自行车。路途遥远，每次坐别人的三轮车运柑橘都要按筐收费，有个自行车会方便许多。四哥的父亲也明白，但当时的自行车实在是太贵，一个乡里也只有两三辆。经过一番商量，四哥父亲还是和另一户人家一起凑钱买了辆二手的自行车。骑上车，四哥觉得有些骄傲。日子虽然还是在清贫中度过，但他对一切都充满了希望。

初中毕业，四哥开始着手找一门吃饭的手艺。当时乡镇企业刚刚兴起，当地有三个厂：一个配件厂，一个纸箱厂，还有一个印刷厂。四哥父亲是乡村老师，字写得好，常常被邀请到乡里做板报，认识了配件厂的老板。有了这层关系，1991年，四哥顺利进入了这家配件厂学习和工作。当时的厂里只有不到十个人，三台设备。四哥在这儿学手艺、学图纸、学习了车床的基础操作。

不过他知道，自己不会一直待在这里。那时外出到沿海打工是件流行事，当地人去得最多的地方就是广东，四哥的两个哥哥也都已经去了深圳。通过与同乡外出打工的人交流，他发现，如果在沿海干跟现在一样的工作，工资是老家的两三倍。于是前往深圳成为了一个极为自然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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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到深圳：城市与工厂的二重性

1994年春节后，四哥与同乡的近十个伙伴一同踏上了去广州的火车，然后再转车去深圳投奔哥哥们。大家的行囊大包小包，有换洗衣物、有煮好的鸡蛋，还有被子等。火车上大部分人都没有座位，甚至连座位下面都有人栖身。他们就在这样拥挤的环境中度过了二三十个小时。到达广州已经很晚，大部分准备转车去深圳的人都会在广场上将就睡一觉。可这里小偷猖獗——等大家醒来，很多人的裤子都被划破，四哥的新裤子也不例外。他觉得又气又好笑，又庆幸还好自己不多的钱没被发现。

来到深圳之前，四哥对这个充满可能性的地方有诸多想象。外出打工回来过年的人穿着时髦，还分享了深圳的照片，照片上是四哥从来没有见过的高楼大厦。他相信深圳的生活是光鲜的，不过也一定要通过努力才能得到。他来到的地方叫做大鹏，是一个偏远的小地方，并非其想象中的深圳的样子。一个大房间里全是上下铺，满满当当住了约7、8家人，之间只用帘子隔断，有些拥挤和混乱。即便如此，四哥还是觉得很新奇。

而且，他知道自己比早些来到这里的前辈们幸运多了。为了管理外来务工人员，当时的深圳有一种名为“暂住证”的制度，来深务工的人找到正规工作后才能够办理。街上等地常常有治安办的人随机检查证件，没有的人就要交罚款或被遣返回乡。为了躲避检查，大家绞尽脑汁，甚至有人藏到山上，居无定所。而自己现在至少还有一个能够安稳落脚的地方。

四哥很快去到了一家香港人开的塑料制品厂工作，主要是在车间中操作注塑机进行生产。有了之前在配件厂和机器打交道的经历，他上手得很快。能赚钱、有新朋友，四哥觉得厂里的生活还不错。

然而，工厂背后粗犷的管理却给平静的岁月掩上了一层阴霾。所有注塑机都拥有一个安全门设计，打开安全门时机器无法运转，防止有人因为误开门而受伤。但是为了提升效率也出于侥幸心理，工厂卸下了安全门上用于观察的玻璃窗口，以便让员工在机器运转时也能进行模具的调整。四哥曾目睹一个来自江西的工友在调整时没有及时反应，于是整个手掌都被压在了模具之上，血肉模糊。工友随后被送往医院，但落下了终身残疾，而四哥也再没见过他。类似的事情时有发生，可安全管理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得到小工厂足够的重视。大家能做的，也只有谨慎谨慎、再谨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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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特区进发：扎根、学习、生长

实际上，四哥所在的大鹏虽然属于深圳，但却被认为是“关外”，真正的深圳特区才是“关内”之地，两地以“二线关”相隔。“二线关”与深圳和香港交界的“一线关”对应，在经济上是为了区分特区与非特区以便进行经济改革试点，在政治上是为了防止特区改革对内地的冲击。而对于许多外来务工人员来说，这却成了一道难以跨越的鸿沟。人员从关外到关内必须持有“边防证”，而边防证的办理比较繁琐，还必须回一趟户口所在地。于是很多人只能从边界筑起的铁丝网处悄悄进关。

即使这样，怀揣着对深圳最初的想象，四哥仍然想要去关内看看、去特区发展。四哥的三哥那时已经在市区内工作，于是他决定投奔三哥、并不断地打听着市区的工作机会。1996年春节过后，在三哥的带领下，他终于来到了“真正的深圳”，去到了地王大厦、荔枝公园，像以前初至此处的人一样用胶片相机留了影。他也像他们中的许多人一样，坚信自己能够用奋斗创造出更美好的明天。

在荔枝公园的四哥（右一）和哥哥们（受访者供图）

四哥的第一份工作在一家规模一千多人的中日合办工厂，工厂主营生产办公设备如复印机、打印机的五金零件。由于拥有看图纸的技能，他成为了一名检验员，检查产品是否符合图纸标准。当时厂里的生产设备都是日本公司淘汰的设备，但是对于国内来说仍然比较先进。四哥在本职工作之余，经常会向技术员学习这些设备和机器的运转原理和实际操作。后来出于自我提升的愿望，1997年6月，他跳槽到了韩国三星旗下一家制作电视机显像管、规模约2000人的公司，进入其中设备技术部的模具车间工作。到公司第二年，他就拿到了一年只颁发一次、只有一个名额的“提案王奖”。他的提案是对国内员工进行培训，让其掌握改变显像管核心元件模具的曲率的技术。避免当显示屏换代、模具不适用时都要将其运往韩国进行改造的繁琐。这正好契合了公司缩短生产周期、降低成本的需求。

除了学习和实践机器运转、零件与模具制造的知识外，四哥还在这里接触了许多只有在大企业才能学习到的新的管理制度和思想，比如绩效考核和末位淘汰制、工厂的5s、6s现场管理法则等。时至今日，他仍然对这些内容如数家珍。四哥在这家工厂待了八年。八年里，他完成了结婚生子等人生大事，也一直保持着不断学习新技能与新知识的姿态——他仍然在寻求着人生更多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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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落有时：“老天爱笨小孩”

2005年，即使在领导的强烈挽留下，四哥还是从公司离职。一方面，行业发展得太快了，液晶显示屏的出现极大地冲击了显像管生产，产品出厂单价从90年代的1400元降到了21世纪的200元，也许很快就会被市场淘汰。另一方面，四哥已经准备和几个同事一起创业开机械设备加工厂。他们雄心勃勃，相信只要肯干就能成功。然而，现实的工厂与业务经营却比他们想象的更复杂。成为老板后需要面临太多事情：租厂房、招工、拉业务、发工资、产品验收、账期、合同等，样样都需要管理，稍有不慎就会给这家刚起步的小工厂造成极大的打击。而结果也确实如此，工厂由于经营状况不佳，在2007年被关闭。

这件事对于四哥来说是个不小的挫折。“听说那个时候的创业成功率也只有7%左右。”四哥这样安慰自己。不过经过了这么久的在外打拼，看过那么多成功和失败，他慢慢也将这件事情放下了，重新投入到寻找新事业的征程中。就像他常常听的《笨小孩》一样：“哎哟往着胸口拍一拍呀勇敢站起来，不用心情太坏……老天自有安排，老天爱笨小孩。”挫折时常有，但他深知，遭遇挫折后继续前行的韧性才是“笨小孩”最宝贵的品质。

2008年，四哥找到了自己感兴趣的新领域——现场机加工。在深圳仅仅工作几个月后他便因表现突出被调到了上海总部。与传统工厂车间生产的规模化不同，现场机加工流动性与灵活性更强，是为了给顾客提供个性化的解决方案服务。他们会根据不同的问题进行设备与硬件的定制和研发，并到现场切身解决问题。这对工作人员的思考能力、专业能力和操作技巧等要求更高，同时报酬也更加丰厚，有时一个小小的定制螺栓就可能价值几万元。

随着公司业务的增多与扩大，四哥常常需要到各地出差。他去过非洲的坦桑尼亚、去过全国各地多个核电站，在很多城市都留下了自己的足迹。他的能力也在解决各式各样的难题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与锻炼，一些成果甚至还申请了专利。慢慢地，四哥从普通的一线员工一路升职到技术部经理。但他仍然很享受在一线为他人解决棘手的问题的过程，因此时至今日，他也还是常常行驶在路上，准备奔赴下一个目的地。

四哥热爱他过去近三十年生活的流动性，但也怀有对故乡的深刻眷恋。他认为二者并不冲突：流动性给了他更广阔的发展可能性和更开阔的视野，而故乡让他无论走到哪里都有枝可依。正因如此，四哥似乎也从来没有刻意寻求过作为异乡人的身份认同。虽然当“深圳”这个词与“工厂”、与“打工人”联系起来，总会让人联想起理性又冷漠的机器、繁忙的流水线、枯燥重复的体力劳动等要素，但四哥很庆幸自己是这样成长起来的。从最初的配件厂小学徒，到能够独当一面的技术经理，机器与零件已经成为其生命中重要的伙伴，贯穿在他重要的、为之骄傲的人生轨迹之中。它们见证他的成长、乐观和韧性——从现在到未来，这些品质以及机器和零件承载的记忆也将继续伴随着他奔走和徜徉在生命的流动之中。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2年《专题片及纪录片创作》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原标题：《群像 | 王雅梦：流动的年代：关于零件、机器与城市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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