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风不相识︱战争与和平（二）：大国的算计与情怀

建设欧洲安全空间出力最大的是法德。欧洲一体化是战后法德和解的直接产物，是法国战略与德国实力的结合。但是，这种机缘又得益于美苏对峙的冷战结构。

二战结束后，法国各界心心念念提防德国重新崛起。但随着冷战的降临，法国战略精英很快意识到两个问题：

一是和平的问题。欧洲国家都害怕冷战，英国日益向美国靠拢，德国重新武装势在必行，“德国虽然不会成为战争的起因，却会成为战争的赌注”，“这种形势发展下去，必将导致法国的灭亡”。法国作为一个差点被德国灭国的战胜国，最有资格、也最有必要针对这种状况提出办法。

二是发展的问题。随着战胜国放松对德国经济的监督和控制，“与法国经济生命攸关的煤炭供应（特别是焦炭），又回到了毫无保证的时代，法国的钢铁工业又将重新处于强大竞争者的从属地位”。

让·莫内关于法德煤钢联营的提议，正好可以解决法国的这两个困惑——既防止德国利用煤钢作为战争物资，又能保证德国对法国的煤炭供应、协调法德钢产业的发展。

而德国也有自己的困扰，即如何摆脱战败国的束缚，更大而言之，就是如何摆脱自己的地缘政治宿命。1950年3月，时任德国总理阿登纳在和美国记者谈话时，曾建议德法两国全面联合，即合并两国的经济，合并两国的议会，合并两个民族。毫无疑问，法国外长舒曼5月9日提出的法德煤钢联营的建议，受到了德国真诚的欢迎。

但是，如果仅仅是权宜之计，法德煤钢联营就不会走得这么远。让·莫内认为歧视他人、试图统治他人的思想是欧洲战乱的根源，因此欧洲需要通过密切的合作来消除这种思想。

此外，让·莫内也认为，欧洲只有联合起来，才能抗衡美苏。他曾对法国总理普利文和德国总理阿登纳说：“如果我们只采取守势，我们就有可能被困死。我们的立场应该是既不对美国的要求百依百顺，也不为莫斯科的恫吓而心惊胆战。我们的立场应该是建设性的……即建立统一的欧洲的立场。”

那么美国为什么支持欧洲联合呢？

首先当然是应对苏联的需要，其次也是为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共同繁荣。美国在1947年提出援助欧洲的马歇尔计划，促进了欧洲联合。杜鲁门的继任者艾森豪威尔也毫无保留地支持欧洲联合。他说：

“只要欧洲长期处于分裂状态，各国居民便无法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取得应有的成就。各国间的国界对于他们的利益和合理的分工造成了极大的损害，影响了财富的沟通，助长了不信任心理，维护了既得利益。然而，满足于目前而对未来的美好前景毫无向往的人们，是无法确保他们自己的安全的。只有以联邦的形式实现欧洲的统一，才能获得欧洲的安全，才能继续对西方的文明与进步作出贡献。”

美国其实希望英国能够出面促进欧洲联合，但是英国不愿挑这个头，最后等于是由法国挑头。英国战后初期的外交定位是“三环外交”——即同时与美国、英联邦、欧洲发展关系，从而维持自己的全球大国地位。

让·莫内力邀英国加入欧洲一体化，但英国人告诉他：“我们英国是个战胜国，在全世界都负有重任，我们不准备同欧洲大陆建立什么极特殊的关系。”此外，让·莫内还观察到了英国人“头脑中有一种更为深刻的但又不便言明的忧虑”，即英国人不相信欧陆国家能够阻挡苏联的进攻，认为最终保卫欧洲还得靠美英，因此英国不愿受到欧陆的干扰。

英国虽然后来审时度势，在1970年代加入了蒸蒸日上的欧洲一体化，但对欧陆若即若离的心态、对自己“全球大国”的定位一直没有完全改变。欧洲一体化因欧债危机、难民危机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后，英国在2016年通过公投，成为第一个脱离欧洲一体化的国家。

从以上战后初年的历史回顾中能看出欧洲安全的几个特点，而这几个特点直到今天都没有改变。

第一，欧洲安全源于各大国的务实算计，但是理想情怀在其中也发挥了重大作用。如同人类的任何进步一样，只有同时顾及利益和精神，才有可能真正实现。

第二，欧洲安全不单单是军事防御的结果，而是军事加上经济、认同、意识形态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三，欧洲安全与全球安全有明显的互动关系。与殖民时代欧洲安全主宰全球安全不同，欧洲安全开始明显受到全球安全结构的重大影响。

言归正传，英国脱离欧盟之际，正是欧洲一体化面临一些前所未有的变化之时。如果我们考察2008年以来的欧洲和世界，就会发现，不独英国，而是与欧洲安全有关的所有重要玩家都处于重大的“转型”中。这个转型与西方冷战后全面胜利的终结有很大关系——自2008年底美国爆发次贷危机以来，市场经济、全球化、民主人权、西方霸权，纷纷开始动摇。

先说德国。

2009年爆发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使“金主”德国成为欧洲当之无愧的领导者。德国政治学者明克勒（HerfriedMünkler）风靡一时的小书《执中之权》描述的就是这个德国重回欧洲中心的现象。但是，德国没有感到扬眉吐气，反而惴惴不安。欧洲的领导角色，并非德国所追求的。

在二战之后，德国为了恢复主权，只要是能进的国际机构，都积极地进。这导致德国把自己的未来与欧盟、北约紧紧地绑定在一起，德国人的认同也迅速地“国际化”了。当然，在德国也有声音认为德国应该成为“正常国家”——否则德国就不会争当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了。但德国人更习惯于“路径依赖”，即通过融入欧洲、通过韬光养晦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如果非说德国人有什么民族主义，那么最多也就是体现在德国人对自己的货币、自己的经济政策、自己的发展模式的骄傲上。

欧债危机给德国带来了两点不适，除了突如其来的领导地位，还有国内经济民族主义的抬头。一群经济学家、教授、记者、工程师、产业界人士于2013年成立了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德国选择党”，表达的主要意思是：南欧人不行，德国别带他们玩欧元了。

在“黄袍加身”和“急流勇退”的撕扯中，德国在2020年终于作出了自己的抉择。这一年，在新冠疫情肆虐之际，德法倡议推出5000亿欧元的欧盟复苏基金（而法方仅在最后时刻才得知德方的想法）。这意味着德国要为其他国家掏出真金白银，意味着欧盟向财政转移支付、超主权预算迈进，实现即便欧债危机之后也未能实现的重大突破。

德国作出这个抉择后，欧洲一体化的经济底盘，算是基本稳固了。

然后说法国。

法国是欧洲一体化的总设计师。但和德国一样，法国在欧债危机后也有两点不适，而且处于更大的尴尬当中。第一点不适，是经济实力下滑，几乎无法再与德国平起平坐。第二点不适，则是无法再给欧洲一体化提供思想、指明方向。

法国的“国民阵线”（后改名“国民联盟”）成为欧洲风头最劲的极右党。“国民阵线”可不像“德国选择党”那样仅仅质疑欧元，而是认为法国就不该搞欧洲一体化。其他国家只是欧洲一体化的手足，而法国却是欧洲一体化的心脏，如果心脏决定停止跳动，则一体化可休矣！

在这种情况下，2017年大选“哲人王”马克龙的横空出世，意义绝对不可低估。马克龙胜选，不但中止了国内民粹主义的上升势头，而且使法国得以延续欧洲一体化总设计师的角色。

马克龙的政策带有明显的“重启”色彩。在国内，重启公民辩论和改革。对德国，重启法德轴心，以2019年的《亚琛条约》替代1963年的《爱丽舍宫条约》。在国际上，大力推进“主权的欧洲”，调整欧洲与各大国的关系。

法国历届领导人都以法国为中心来看欧洲，或视欧洲为法国的行动舞台（如戴高乐）、或视欧洲为根据法国理念和任务所建设的大法国（如密特朗），或视欧洲为乔装的法国保护层（如德斯坦）。马克龙与他们一脉相承。他把国内的政党变革推广到欧洲议会，把法国的“保护主义”变成欧盟的政策，在对美英澳同盟（AUKUS）不满时不惜威胁停止欧盟与美国的技术与贸易理事会（TTC）对话。

马克龙招致了很多不满，但可以说，有了马克龙，欧洲一体化才重新有了灵魂。

再说美国。

美国人的离去给了欧洲巨大的震撼。奥巴马总统把2014年的乌克兰危机留给了欧洲人自己去处理。这一年的国际大事还有伊斯兰国的崛起，但奥巴马同样没有过多理会。这都表明了奥巴马“转向亚洲”的决心。

而奥巴马的继任者、与英国脱欧同一年胜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则表示北约已经过时，还呼吁欧洲国家学习英国脱欧。缄默寡言的德国总理默克尔在2017年的七国集团峰会结束次日，终于忍不住表示美国“靠不住”，称欧洲人“必须真正掌握自身命运”。马克龙则在两年后用了更为激烈的字眼，称北约已经“脑死亡”。

而美国离去的背后是中国的崛起。美国需要对付新的全球层面的对手。对欧洲而言，一个新的时代正在到来，而它已不再是全球安全格局的中心。

最后说俄罗斯。

西方给俄罗斯设计的主要安全平台是欧洲安全组织。美欧的想法是用这个平台把俄罗斯变成一个内重人权、外尊主权的普世均质国家。但这不是俄罗斯追求的东西，俄罗斯追求大国应享的尊重。

自由主义改革并未换来进入西方的门票，随之而来的经济混乱和社会生活的堕落令俄罗斯人痛心。在俄罗斯周边国家，自由主义的繁荣幻象还造成了强大的吸引力，撕裂了经济、社会、政治、认同，使为数众多的“讲俄语的人”挣扎在空间和历史的夹缝当中。

俄罗斯重新审视自己的国家认同、发展模式以及与西方的关系。斯拉夫、蒙古、东正教、苏联，经由强人普京，得到了新的综合与提炼。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希望能够基于自身特色，整合周边区域，恢复全球影响，从而与西方建立平等的关系。

有意思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仍然借鉴西方、面向西方、试图进入和改变西方。

欧亚经济共同体和俄白哈关税同盟借鉴了欧盟经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是个像北约一样有集体安全功能的组织。“现代化战略”主要面向欧洲。一年一度的“瓦尔代论坛”成为展示俄罗斯开放的窗口。

俄罗斯一度希望与西方共同建设一个安全大空间。普京曾试探加入北约，没有得到回应。俄罗斯提出的《欧洲安全条约草案》只有法国感兴趣。 “欧盟-俄罗斯政治和安全委员会”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俄罗斯反复强调的安全不可分割的原则，被西方解读为俄要维护势力范围。处于优势地位的西方，对此不感兴趣。

俄罗斯的反击几乎与西方的危机同时发生。以保护境外俄人为由，俄罗斯急进急出，分别于2008年和2014年出兵格鲁吉亚和乌克兰。

西方认为这标志着俄罗斯转向“普世均质国家”的彻底失败。

而俄罗斯认为“普世均质”只是西方势力范围的伪装。俄罗斯扛住了西方的制裁，并从中增长了信心。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也让俄罗斯转向了东方大国。

就这样，俄罗斯没能在欧洲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欧洲当然也给俄罗斯留了一个位置，但是这个位置与俄罗斯人内心的自我期许是不相符的。

2022年2月24日，俄罗斯宣布对乌克兰发起“特别军事行动”，震惊了全世界。各大国对新时代都已有所准备，但没想到，缺口以这样的方式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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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境，系“澎湃”特约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