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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姆斯特丹,自由职业的开始
文 | 阿乐
我在阿姆斯特丹住了3年半。
19年,我先生小刘拿了荷兰工作签证,作为配偶我也可以在荷兰工作、生活,便双双从互联网大厂辞职,一起搬来了阿姆斯特丹。彼时我们都将近30岁,都说大龄出国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于没有留过学的我们来说,更是充满未知和挑战。幸运的是,我们是两个人一起面对,第二,我们的第一站是阿姆斯特丹。
1624 年纽约还是荷兰殖民者建立的另一个海上贸易要塞,被取名为“新阿姆斯特丹”,也是希望“纽约”能跟阿姆斯特丹一样,成为一个自由、开放、富饶的贸易站。而今,纽约代表了自由,阿姆斯特丹则成了红灯区、大麻、LGBTQ的代名词。
而我在阿姆斯特丹的生活,就像我们买的老旧公寓一样:坐落在被称为文青潮人聚集地的附近,靠近运河,步行能找到很多精致小资的餐厅酒吧;享受着主城区的繁华与便利,又远离了挤满游客的市中心的喧闹与骚乱。
但另一面,建筑本身已经快100年了,窗台上长满了青苔,在红砖的衬托下格外绿油油;木质结构的地基总发出咿咿呀呀的声响,做个瑜伽都陪着我拉伸;大多数二手店淘来的家具摆件,长势旺盛的绿植。
自然、老派、守旧,一点也不像程序员的家,却很符合我的个性。
我一直定义自己“旅居荷兰”,即使买了房也不认为是一种“安定”下来。安定、融入、归属感,对我来说都是一种束缚,是自由的对立面。
所以从蚂蚁金服裸辞后,我就有打算不上班,成为一名自由职业者,蠢蠢欲动但一直没有想好具体做什么。突如其来的疫情推了我一把——荷兰封城期间我上传了第一个视频——不管愿不愿意接纳,我已经自由职业2年多了。
遇到天晴晒太阳的小成员们
但从高薪程序员,到收入不稳定的自由职业,我一直怀疑自己。
的确,收入给我安全感,收入让我肯定自己,收入证明自我价值。虽然理智并不认同这种评价体系,但情绪依然无法摆脱其中寻找各种方式证明自己。比如3年前从大厂裸辞出国生活,是很好的故事;比如去年操着一口蹩脚英文找了一份本地的软件工程师的工作,也是很好的故事。当然不是因为我英文多好,而是对方英文有够好,只要我敢讲出口,就多少能被理解。
但我问自己,我喜欢这份工作吗?享受用英文讲着无关痛痒的话题,维系着无关紧要的人际关系吗?还是只是为了证明我能够做到这件事?
不得不承认,像我这样农村出生、小镇走出来的人,没有被教育过怎么样才算认可自己,怎么样才算实现自我价值。一辈子都在证明自己,不断地鞭笞自己,拼搏、奋斗,但永远无法满足对自我的期待:她总是不断地向我提出更高的要求,别人满意了,她依然不满意。
所以,我又裸辞了。
领导说,我们才刚熟悉起来,你很棒,新的项目也很需要你。如果你改变主意的话,记得来找我,我会帮你的。
她是一位黑人女士,在美国亚特兰大,说话很美式热情。我们从来没有见过面,除了视频会议,即使像素不好也能看到她雪白而突出的牙齿。她是工作狂,我们7小时时差,但也常常在她凌晨两点四点看到她在线回复客户。其他团队成员大多数也都在美国,除非工作签证有问题才会被暂时派来荷兰分部过度,直到拿到签证回去。这里是他们的 Plan B,也将成为我的 Plan B。
我一直在家远程办公,除了第一天去阿姆斯特丹办公室拍工牌照领电脑,就再没见过其他同事的面。直到辞职那天跟 HR 约见面归还办公器材。
HR 是个中年荷兰男子,光头,个子非常高。他住在北部,一听说我也住在城里,我们就约在了火车南站附近的咖啡馆,我骑车过去20分钟。
他的电话来得跟我们约的时间一样准时,我手忙脚乱地停下自行车接起来:实在是太抱歉了!我还有5分钟就到了。没想到今天的风超级大,我骑车遇到了点困难。抱歉抱歉。
等我赶到时,只看到一位光头的背影正在喝咖啡。旁边放着他的巨型公文包,但正如我所预料的,装不下这些笨重的电脑、鼠标、键盘等。我特意拿了个不用了的超市购物袋。
我说,东西都在这里了,你看一下吧。这个袋子你留着,我不需要了。
他接过袋子清点物品。
我问,我可以留着工牌吗?做纪念,我挺喜欢这张照片的。
他说,没问题!我只需要这个门禁卡,其他你都可以留着。边说边把工牌拆开,取走中间一张卡片,又装好递给我。
你知道,它可以开厂里任意一扇门,供应商那边可不希望出什么问题,他解释道。
我说,懂的,理解。
来之前我还看了他的日程表,他设置了30分钟的议程,也就是说我们还得闲聊一会儿。我们从天气、公共交通,聊到同事、工作。
他说,很可惜,期待有机会合作。
我说,当然,我会一直在阿姆斯特丹。也许有机会还会见面。
希望到时脸盲的我还能认得出你来,我心里想着。
我们正式道别,出门时才发现飘起了小雨。我这一路上都没心思理会天气对于今天的特殊含义,只觉得如释重负。不仅是放下沉重的电脑,也是放下一份没有必要的工作。
该开心还是得开心。荷兰天气就是这样,随时随地地大风大雨,不被天气影响是我要在这里学会的第一课。
我开心地跨上自行车,冒着小雨和小刘汇合。为了庆祝,他预约了附近一家日本餐厅。在雨下大之前我们就进到了店里。
离职后,我每天的日常就是:散步、思考、阅读、写稿、拍视频。
还不到一年,我已经经历过好几个阶段:开心、焦虑、迷茫、自我怀疑。
重建信心是艰难的,前几十年的人生经验只教会我怎么努力、奋斗,不知道怎么慢下来,怎么在慢生活中实现自我价值。随着城市和新冠病毒的抗争中慢慢找到共生的方式,我也慢慢寻找到接纳自由职业的方式。
今年2月起,荷兰的新冠防疫政策陆续解除,餐馆、商店、夜店正常开放:营业时间不受限,也不需要提前预约、查疫苗证件;到最后,连公共场所的口罩需求也交给民众自由选择,想带就带,不想带就自己承担后果。
公司也开始陆续要求员工返回办公室,小刘团队也建议每周2-3天到办公室。他很不爱去办公室,但也尽量每周或每两周抽一天去办公室跟同事见面。
今天照例是小刘去办公室的日子,通常我就会去图书馆看书、写稿。
在疫情之前,荷兰远程办公的比例就已经是欧盟最高的了,疫情加速了荷兰的数字智能化经济的发展。根据欧盟发布的《2022年数字经济与社会指数》荷兰超越瑞典排名第三。
7月也通过一项提议,将居家办公作为员工的合法权益,也就是说,不管这家公司是不是支持远程办公,你“有权”向公司申请居家办公,公司也需要配合员工的要求。员工有更多自由选择居家办公还是去办公室。
比起被 covid 感染,人们更烦恼欧元贬值、能源危机、物价上涨。随着天气慢慢变冷,回办公室、或去公共咖啡馆、图书馆可以节约一大笔暖气费。
我们住的街区附近就有一家阿姆斯特丹公共图书馆 oba,步行15分钟左右;1公里内也有三五家适合办公的咖啡馆,也总是满满当当的,大家都很有默契地间隔着坐,不仅是物理安全距离,也是心理距离。我很享受这种边界感。
我随手拿了个帆布袋,塞进笔记本和咖啡卡,想了想又丢了一把伞进去。
我顶着强风走在路上,正后悔忘戴一顶帽子,突然一辆呼啸而过的女士自行车跟我打招呼,我一下没想起来是谁,但也出于礼貌回应道:
嗨,也祝你今天过得开心。
窗外的樱花树开了
我很诧异。虽然搬到这个街区一年半了,我并没有跟邻居有过多的交流。除了装修给左右邻居投了信:可能会太吵希望大家多包涵之类的客套话。平常也很少见到,没有矛盾也没有多亲近。都不如底楼老太散养的“鸽子宠物”频繁。
老太一个人住,没有养宠物,她的女儿也大概几个月才见到一次,帮她除草什么的。还别说,从阳台上望下去,她家的花园比别家整齐、井井有条的,还搭了一个小小的塑料大棚种些蔬菜。她不大会说英语,我不大会说荷兰语,我们就像猫和狗在交流。
我只能猜她的意思大概是,这只鸽子两只脚都残疾了,跛脚,抢不过别的同伴,没得食物吃,每天会来这里等她投喂。
“elke dag(每天)”她强调着,一边丢了一把硬面包边边。
所以如果看到一只跛脚的鸽子徘徊,就大概知道时间是几点。我会绕过老太家门口,给鸽子空出安全距离。但显然我们之间还没有默契和信任,它会警惕地朝马路上走,避免自己被堵死在墙边。
行吧,我们的确不熟。
入秋了,叶黄了
我不禁怀疑,刚才自行车上的女士是不是认错人了。完全不记得我有如此熟络的邻居,她甚至大概都没看清我脸,怎么知道我是谁?也不可能是被观众认出来了。
哦,想起来了,难道是两个月前扔垃圾时偶然碰到对面楼的Irene吗?
她长得像《艾米丽在巴黎》里的敏迪,只是皮肤更黑一些,金棕色的长发盘在脑后。我看着挺像东南亚人,但她说 Irene 是典型的荷兰名字。我学了 3 遍也发不出 Irene 的颤舌音,她小孩在一边笑着轻松地给我做示范。
对了,她指了指面前留着比她还长发的小孩,解释说:别看他留了一头长发,但他是男孩,不是女孩。他要求我不能因为他留长发,就丢了对他男孩的尊重。为了支持他鼓励他,我们都会为他向别人解释一番。
我看向小男孩,跟他打了个招呼,他一边回应,一边继续交替蹬腿来缓解被谈及。
我说:哦,当然,尊重他的选择。那他留长发是,为了帮助癌症的人吗?你知道,有些人是这么做的。
她说,是的,他也是,留长了以后捐给他们。
我说,哇,那很酷诶,很值得尊敬。小男孩,你真棒!
我没有放太多焦点在孩子身上,她主动地在找话题,从垃圾分类聊到社区活动,她说社区氛围不太好,人们不常走动,可能也是经常搬家人来了又走了。我说我们买的房子,估计未来5年都会在这里,有机会一起喝咖啡吧。
我当时很庆幸她没有问起我的职业,我还很不习惯跟别人解释。但如果下次她问起,就说:我是一位创作者;以前是前端工程师,写代码的,但我更喜欢写作,所以现在有在拍视频、写文章。你可以关注我的 YouTube 频道,对,阿乐杂货铺,有6K订阅了呢。虽然是中文的,但还是有一些视频加了英文字幕。赚钱吗?现在不赚,但以后可能吧,谁知道呢。但你知道,生活可以简单点,但做喜欢的事情不简单。
我这样想着,继续散步去我的目的地。
骑车进城都会路过的一栋房子
原标题:《阿姆斯特丹,自由职业的开始?| My City in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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