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和海边真的有我们向往的生活吗？

《小森林夏秋篇》剧照

从几年前的逃离北上广，到李子柒等乡村博主在城市中广受追捧，到“二舅治好精神内耗”的淳朴励志故事被广泛转发，城市居民对乡村的想象和向往从来没有停止过。在这样的想象中，城市与乡村之间：一边是自然，一边是俗世；一边是纯真，一边是道德败坏。如作家雷蒙·威廉斯所观察到的，城市与乡村之间的修辞对比是有其传统的。

但是雷蒙·威廉斯认为，事实上并不存在一个生活惬意、人心淳朴、道德高尚的乡村：乡村与城市的功能相互连接，城市里发生的邪恶勾当可能是由乡村统治阶级的需要所引发的，而被歌颂的道德主要存在于那些被剥削、被损害的人身上。

雷蒙·威廉斯也指出：如果我们厌恶城市的生活，那是因为促成我们生活的决定性关系令人反感。沉湎于美好的乡村幻想或歌颂乡村人的道德并不能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只有改变社会关系和核心价值观念才行。不然只是宣扬表面的对比，掩盖真正的对立。

今天的推送摘自《乡村与城市》，“第五章 城镇和乡村”。

不过，最终的情感结构并不仅仅是建立在快乐往昔的概念之上的。它还基于另一个相关概念，也即纯真：田园诗、新田园诗和反思性诗歌所表现的乡村纯真。要对此进行分析，关键在于乡村和城市以及宫廷之间的对比：这边是自然，那边是俗世。这一对比常常就依赖于对乡村劳作和这种劳作通过其得以组织起来的那些财产关系的掩藏，对此我们已经有所评论。但在这一对比中还存在其他元素。农业生产的方法——农田、树林、成长的庄稼、牲畜——对观察者来说很有吸引力，而且在许多方面，在好的时令，对那些在其中劳作的人也很有吸引力。因此这些东西可以有效地同商业主义的交易所和会计室形成对比，或者同工业生产的矿井、采石场、磨坊和工厂形成对比。在许多方面，这种对比在现实经验中仍然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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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自始至终，在农业开发的过程——这事实上已经化作一种风景——和这种开发在法庭、金融市场、政治权力和明显的城市支出等方面的反映之间都存在着一种意识形态分裂。

城镇和乡村生活之间的修辞对比确实是很有传统的：昆体良将其作为一个主干论题的第一个例子，1而在后来的希腊和拉丁文学中，贪婪和单纯在这些典型区域所形成的传统对比也很常见。不过，主要是在涉及罗马帝国之处，当城市开始可以被视为一种独立的机体时，这一对比被固定了下来。在尤维纳利斯粗鲁的讽刺诗中，2我们就发现了再传统不过的这种格调：一份连续而清晰的腐败现象的清单。

1 昆体良（Quintilian，35？—96？）：古罗马修辞学家、教师，著有《雄辩术原理》共12卷。——译者注

2 尤维纳利斯（Juvenal，60？—140？）：古罗马讽刺诗人。——译者注

我在罗马又能做什么？我从来就没有学会如何撒谎。3

这种热闹的生活，充斥着奉承和贿赂，有组织的教唆，喧哗噪声和川流车辆，加上因有人抢劫而显得不安全的街道，拥挤破旧的房屋和时常面临的火灾危险，这就是城市本身：以它自己的方式存在着。于是，从这个地狱退回乡村或者海边，比起仅仅把乡村和城市生活方式相对立来，就是一种不同的幻象。当然，这是一个食利者的幻象：他所寻找的凉爽的乡村并不是劳动农民的乡村，而是幸运居民的乡村。那里有乡村美德，不过只是作为一种记忆，正如《讽刺诗》第十四首所表现的那样：

年迈的山区农夫

常会告诉他们的儿子们……

要对简陋的茅舍感到知足……4

在城市中，这些美德则常常是骗人的怀旧感伤：

罗马的那个小集团假装拥有

古老的农民美德，作为他们放荡生活的托词。5

因为这个幻象是典型的城市式的，即便当它进行否定之时也是如此。

在那些日子里，当世界

还很年轻，天空仍然崭新，人们的生活完全不一样。6

3 Juvenal: the Sixteen Satires; tr. P. Green; London, 1967; 88.

4 同上书，269。

5 同上书，75。

6 同上书，127。

但在讽刺诗第六首中，这一对往昔的传统指涉指的却是这样的一个时代：

那时，冷风飕飕的

洞穴是人们唯一的住所，唯一的家宅

神、家人和牲畜全都一起关在黑暗之中7

让-弗朗索瓦·米勒 《拾穗者》

而且那时妇女“比她们打着橡果味饱嗝的丈夫还要邋遢粗鄙”。被美化的不是乡村经济，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的，而是在乡下购买的一幢可终身拥有的住宅，或者“一处迷人的海边别墅”，或者甚至是“海面上一个贫瘠的岛屿”。因此，这并不是一个有关乡村的梦想，而是一个有关城市郊区或者郊外住宅区的梦想。而且它是对城市内部腐败——律师、商人、将军、皮条客的兴起；趋炎附势和唯利是图；拥挤不堪的生活状态所产生的噪音和危险——的直接反应。事实上，在讽刺诗第十五首中，受到赞美的是有关城市的理想：

主权国家的理性，彼此帮助的冲动，

把我们分散的群体聚集成民族，放弃

我们祖先曾以之为家的

森林；

群体一起修建房屋，因为邻居在周围的

存在

使我们更安详地入睡，学会集体安全……8

然后那个精确的注释被加了上去：

但如今甚至连蛇与蛇之间都比人之间相处得更好。9

7 Juvenal: the Sixteen Satires; tr. P. Green; London, 1967; 127.

8 同上书，87。

9 同上书，286—287。

这种对腐败的城市生活强有力的讽刺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特殊的影响；而许多它影响不到的地区和后世的人们则又都重新体验到了这种讽刺。不过，重要的是它是如何被吸纳进城镇和乡村生活方式这种更为温和的传统对比的。毕竟，罗马是个特例；一个帝国首都，一个大城市。本可以追溯到其源头的：它是建立在对一百个民族的剥削之上的。但当罗马被吸纳进有关任何城市秩序和任何乡村秩序之间关系的描述时，作为肯定后者的一种方式，它独特而壮观的腐败生活就变得非常不同了。毫无疑问，这就是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时刻。

至于城镇的增长、中世纪晚期的新城市运动以及后封建时代的定居活动，导致这些现象的社会和经济原因现在仍然没有定论。有些城镇是通过诸如贸易扩展这样的方式独立发展起来的（例如皮雷纳）。有的城镇的发展则是通过与寺院和军营之间的联系。独立手工生产也有了重大发展，出现了集中的趋势和城市式的控制形式。但直接或间接的，多数城镇似乎都是作为农业秩序本身的一个方面发展起来的：在简单的层面上是作为市场；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则是作为金融、行政管理和二次生产的中心，这反映了真正的社会秩序。因此出现了各种相互作用和张力，有些城镇则发展出了一定程度的自治。但就我们所谈论的时期而言，也即意识形态发生转变的16和17世纪，社会的有效根基仍然是土地财产和随之而来的农业生产，而城镇，甚至包括首都，都与此主导秩序有功能上的联系。而新的基础之一，也即商业利润，事实上是对此直接的关系造成了烦扰。传统上的抱怨大多都是对这种烦扰的表达。但当我们读到乡村美德和城市贪婪之间的抽象对比时，我们一定不能忘记社会和道德秩序之间存在的固定的、必要的和功能上的联系，而传统上这两种秩序很容易被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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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琼森写给罗斯的诗中，我们能够感觉到乡村绅士和城市俗人之间的对比。但如果不是忙于替人打官司证明土地所有权的话，那么那些律师们的大部分时间又花在了什么上面？交易所里进行的交易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国内被忽视的劳工的剩余价值，而随着贸易的发展，还包括国外劳工的。随着城市金融秩序的重要性的提高，新资本中的很大一部分流向哪里了呢？难道不是流回了乡村，进一步加强农业剥削的力度吗？被轻易限定在城市之内遭到谴责的那种贪婪和算计，清楚明白地转回到了坐落在农田和农民中间的乡村宅邸里。这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乡村中进行的对人和自然的剥削，在城市里被集中变成了利润。但同时，其他一些剥削形式带来的收益——商人、律师、宫廷宠臣积累的财富——又渗入进了乡村，似乎，但也仅仅似乎，这是一种新的社会现象似的。正如1577年有人对商人的描述所显示的那样：

他们常会变成绅士，正如绅士们也常会转变成商人一样；这两类人彼此互相转化。10

这种互相转换正是关键之处。人们通常把这一时期的社会进程视为来自城市的传染：

从那里（就像源自一处肥沃丰裕的苗床一般），廷臣、律师和商人被持续不断地移植。

当然了，移植得相当成功；潘舍斯特就是一个例子。但在那些安居在乡间的人和那些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之间存在着一种真正的冲突，这种冲突不断地在当时变化着的经济中进行自我定义，它可以被看作一种意识形态的基础，该意识形态认为一种纯真的、传统的制度正在遭受一种新的、更残酷的秩序的侵袭和毁坏。

在封建制度解体的整个过程中，所有权的复杂变动无疑变得明显了。商人和律师是最易于辨认和最容易隔离出来的新人。16世纪中期，罗伯特·克罗尔非常明确地通过对封建秩序的指涉对该过程进行了批评，而在封建秩序中，每个人都被认为应当安心从事他生来就被安排从事的职业：

10 Descriptions of England; William Harrison; ed. F. Furnivall; London, 1887; 131.

如果商人只管

商品的事儿，

把农庄留给那些

必须生活靠田地为生的人

那么他们就是最高尚的人。11

但是，这种对于产业和职业的严格划分至少在两个世纪前就已经消失了，不论是否和田地有关。正如克罗尔接下去所言，认为只有商人：

买进农庄

然后又将其租

给那些必须种地的人，

尽管这样会给他们带来痛苦：

重重地征收贡金

或者过度收取租金。

这是一种令人愉悦的看法，但最终却不过是种幻觉。这种事情到处都在发生。并不需要商人来教地主们这么做，正如我们已经在托马斯·莫尔的作品中看到的那样。或者，又如琼森的《魔鬼是只驴子》中的人物所言：

我们天天都看到这些变化：委托人的

良田沃土现在成了律师的财产；

泰勒先生富裕的庄园里

堆积的木材曾经多过贮木场

但如今却也被丈量后做最后的拍卖。

世事变迁，全由天定。12

11 Select Works of Robert Crowley (Crole); ed. J. M. Cowper; London, 1871.

12 The Devil is Ass; Act II, sc i.

产业易手无疑是由于诉讼造成的，律师们也从中获益。但如果把土地所有权转换的整个过程等同于这类“外来者”的到来的话，那就是简单的臆测了。其实，这种等同是建立在具有神秘化功能的回忆之上的。“泰勒先生”和他“富裕的庄园”是种吸引人的形象，但我们并不能就此设想他的所有权始自伊甸园，正如潘舍斯特的例子一样。这就是“传统的”秩序这一概念最有效的误导人之处。因为无论何时，在地位稳固的业主们的身上都不存在纯真，除非我们选择把纯真硬加给他们。在由武力征服、坑蒙偷窃、政治阴谋、宫廷谄媚、敲诈勒索和金钱权力构成的漫长过程中，很少有什么财产所有权能经得起人道主义调查。认为时间的流逝使这些熟悉的获取财产的过程带上了纯真的特质，从而与那些同样由这些重要欲望驱动的后续阶段所表现出的残酷形成了对比，这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经久不衰的幻想。定居的业主和新的野心家之间，或者土地资本的持有者和新的商业资本持有者之间的利益冲突是毋庸否认的，而且在“乡村”、“宫廷”和“城市”群体的形成过程中，这些冲突当然会有政治体现。但对于20世纪的观察者，或者具有人性的普通人而言，却很难像任何一个群体的成员那样，完全体会到那个不断变动的、相对的历史过程所带来的复杂的嫉妒和苦痛之情。无论何时，只要我们面对地主们——无论旧与新——的行动细节时，就会发现，用一位现代农业历史学家的话来描述他们很合适：“无情的一伙儿。”那些我们满怀感情地提及的“古老的家族”，其实不过是一些压榨和剥削邻居时间更久的人家而已。而那些“入侵者”，那些新人，不过是正在进入并强化一个业已建立的体系罢了，而这一体系由于自身内部压力的原因正在发展出新的掠夺形式。如果我们有多余的博爱需要释放的话，还不如施与那些被忽视了的农民呢，他们不管怎样，无论是在旧地主还是新地主的手下，都在开垦和耕种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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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乡村和城市之间的那个暂时的对比只具有间接的重要性。不过，在整个对比中还有另外一个需要强调的方面。一个城市当然要以其乡村邻居种植的东西为食。城市之所以可以这么做，是因为它通过政治权威为那些掌控农业生产的人提供了法律和贸易，两者被相互的利益和权力需要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但是后来，在一些临界点上，当城市的运作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对外征服和贸易上变得具有自生性时，一种“秩序”和另一种“秩序”之间的对立就有了一个新的基础。可以说，权力和利益的代理者变得疏离了，在某些政治形势下甚至占有了支配地位。我们可以认为，在连锁的剥削之上，作为整体的城市在剥削作为整体的乡村。

这仅仅是因为城市通常集中了整个社会真正的社会和经济运作过程，甚至可以达到这样一个地步，也即不仅城市的秩序和宏伟，而且它的虚假和它的奢侈都看起来几乎是自我供养的，就像罗马那样；人们住在城市里，在那里繁衍生息，似乎全靠他们自己一样。于是寄生虫们聚集在真正的服务性工作周围，就像17世纪伦敦的法律界底层和下流社会的情况那样。在垄断市场的律师的身边，聚集着骗子和职业赌棍。在发财的商人的身边，聚集着小贩、托儿、公然行骗者。在政客的身边，聚集着告密者、掮客、调解人和（在宫廷和其他地方都一样存在的）妓女；有些人来自所谓的贵族，有些人则正在变成贵族。

由于继承法发生了变化，城市还越来越多地提供另一种服务。它为那些相对分散的乡村地主们提供了一个必要的婚姻市场（后来被称作“社交季节”）。同样，在此市场周围，也聚集了皮条客和淫媒，还有职业陪护、沙龙经营者、浪荡子和妓女。当这些种类繁多的下流社会形成气候之后，就很容易投射出一种来自乡村的单纯的人的形象，他带着乡村特有的纯真来到城里这些令人惊奇的人群当中。这无疑也反映了部分实情。在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喜剧——马辛杰的《偿还旧债的新方法》或米德尔顿13的《妙计捉鬼》——中，下流社会的活力是显而易见的，而人们耍尽阴谋诡计所谋求的，正是财产所有权和抵押文件。因此，我们很容易欣赏欧夫里奇、卢克、豪德或维特古德之类人物的粗俗下流，然后在某个特定的情节点认同那些“合法的业主们”，那些善良的、纯真的人，他们通过城市社会的这些堕落的陋巷，找到通向他们的产业，他们所继承的乡村财产的路。但这其实是一种意识形态，因为他们所来自其中的那个“稳固的”、“合法的”乡村秩序真正的前世今生从未受到过探究。

13 托马斯·米德尔顿（Thomas Middleton，1570？—1627）：英国剧作家，主要作品还有政治讽刺剧《一局棋》，悲剧《妇女互相提防》等。——译者注

在复辟时代的喜剧中， “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对立一般也同样存在，不过明显又有些含混。这些戏剧是城里上流社会的作家写的，针对的观众也是上流社会，因此常反映那些显而易见的焦虑情感，对乡村生活的粗陋，或仅仅对它的单调进行抵制，或者做出一种必要的抵制表象。某些固定的乡村人物类型被建立起来：黑田、假小子或酒桶肚；就像后来出现的傻大个儿以及整个玛迈赛特世系和乡巴佬村那样。14在上流社会人士的闲聊中，这些人物类型很容易引发笑声。城镇上流社会的成员们脱离了乡村宅邸，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依赖乡村宅邸的供养；他们构成了任何人所能想象出的最尖酸刻薄的反乡村者。从这个特殊的角度，现在能够看到的是：

一处布局凌乱的大房子，看上去就像无人居住似的，家里的人少得可怜。在那里，先生，你会看到我的母亲，我跛足的姑母和我自己坐在一间大客厅的椅子里，彼此离得很远，闷闷不乐，就像空荡荡的鸟舍里的三四只忧郁的小鸟一样。15

不过，这种单调的安稳生活仍然和稳固的人际关系联系在一起。以同样的模式，一种忠诚的爱被视为：

比乡村更悲哀！可怜可怜我吧，艾米丽亚，我将去往那个悲哀之地。我想我已经听到乌鸦那可恶的叫声了——嘎，嘎，嘎！16

但最后，乌鸦啼叫的正是世人所喊叫的：不得不安定下来，获得一份产业，缔结一门亲事。而这就是那种含混的感情的根源。伦敦上流社会的人们通过炫耀、拜访和诡计所做到，不过就是为了找寻婚姻对象，而婚姻也是必要的财产交易手段。当这个游戏正在进行之时，人们不可能不对之抱有玩世不恭的态度，但同样的，这种玩世不恭从不会到达促使他们放弃该游戏将为他们带来的好处的地步；这也正是为什么是玩世不恭，而不是真正反对的原因。

14 玛迈赛特（Mummerset）：一个由演员们虚构的英国西部乡村。——译者注

15 The Man of Mode; George Etherege; London, 1676; Act V, sc ii, 217—218行。

16 同上书，492—493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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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尚：那么，罗利，这就是我们的财产，如果我们能够获得继承权的话。不过我认为我们家的房子看起来就像诺亚方舟一样，它的主要部分似乎是被用来容纳天上的飞禽和地上的野兽的。

罗利：拜托，先生，别让你的脑袋只关注这里房屋的布局；只管俘虏那个女继承人，让魔鬼搞房子的事吧。

年轻时尚：只管弄到房子，让魔鬼搞那个女继承人吧，我说。17

于是，毫不奇怪，这次预备“求婚”——可以很恰当地这么称呼——所表现的明显的玩世不恭态度被延续进了婚姻之中。而当婚姻是建立在财产交易之上时，这种求婚也就并不比那些城里男子更有道德。因为这些乏味而贪婪的诡计——也即粗俗的占有和俘获，把当事人缩减成物体间的相互关系——所体现的玩世不恭，不过是种更深层的玩世不恭的浮渣而已。而作为有序社会，这种更深层的玩世不恭已经把男人和女人变成产业和收入的有形的交易载体。

智者将会发现我们命运的不同,

你娶了一个女人，我则娶了一份殷实的产业。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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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婚姻变成这个样子的时候，再把它用作道德对比物，来反衬妓女和靠有钱老婆为生的男人的那些伎俩就不大合适了。任何体制，如果将这种社会利益或便利放置于个人爱情或忠贞观念之上，都必然在其可见的中心区域滋养这些如今被方便地冠以复辟时期戏剧的“道德败坏”之名的习惯和风气。不论这个词语向我们展示的东西值得赞赏还是招人鄙夷，它都不过是种微不足道的、肤浅的道德败坏；是清醒意识到该体制的实际优先权的归属后做出的一种疲惫的、脆弱的、极其快速而机警的反应。

17 The Relapse; John Vanbrugh（约翰·范布勒）; London, 1696; Act III, sc ii, 1—10行。

18 The Man of Mode; Act IV, sc ii, 217—218行。

所以，邪恶的城市和纯真的乡村之间存在的并不是一种简单的对比，因为城镇里发生的一切都是由乡村统治阶级的需要所引发的。这种戏剧在道德所肯定的不是用婚姻来反对诡计或风流韵事（这么称呼还是很恰当），也不是用智慧来反对愚蠢，或者用美德来反抗邪恶。它的目的是要把产业归于正确的人的手中：

一份将寡妇阿拉贝拉·朗格里士的全部房产转由爱德华·米拉贝尔保管的契约。19

的确，如果你驻足倾听的话，城里人的欢快谈话从未真正偏离过他内心对财产和收入的关注。甚至连此模式的明显例外者——纯真者、朴实者和忠诚者——也通常会在最后表明自己拥有财产。在《平凡商人》的结尾，当城里人的贪婪诡计败露并受到谴责后，费德丽亚不仅把自己的纯真交付与了爱人，而且还送给他：

这样一份礼物，父亲去世后传到了我的手中。我父亲是位北方的绅士，血统高贵，我是他唯一的孩子；因此我现在继承了每年两千英镑的遗产。20

在最真实的意义上，这就是世道常情。

因此，从詹姆士一世时期的对立——贵人和骗子之间——到复辟时期的统一——酒桶肚和年轻时尚之间——的感情转变既是坦率程度的增加，同时也表明了真正的和明显的标准的丧失。的确，对于获得土地的真正过程的态度变得更加冷漠了。理想正在消失，正如神秘化正在消失一样。不过，在任何阶段，我们都不必接受这种“城镇——乡村”对比的表面价值。因为在真正关键的交易中，到底谁来自乡村？不是雇工或佃农；忍饥挨饿的家人迫使他们留在农田里。只有地主和他那拥有继承权的儿子，地主的妻子和她那满怀期待的女儿来城里处理他们必要的事务。他们由于不合时尚而上当受骗或者遭到嘲弄，然后作为一种报复，他们返家之时又进一步提升了他们有关朴素和单纯的诚实的标准。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和感觉到形式背后的人们，不过现在既然骨头已经化作尘土了，我们看到的必然是形式。他们带来的东西，以及他们试图促进的东西，都是建立在那些永受蒙蔽的人们短暂而痛苦的生命之上的：那些我们永远也看不见的田间农民；那些流离失所者和遭到驱逐者；所有那些用土地和劳作为他们提供食物和零花钱的男人和女人们。“上帝创造了乡村，人创造了城镇”这句话毫无道德可言。年复一年，英国乡村由人所创造和再创造，而英国城镇既是乡村的映象，又是乡村的代理者（诚实与否，要视利益而定）。如果城镇里的景象差强人意，因为它使人们真正靠之生活的那些决定性关系变得明显而令人反感，那么补救的方法从来就不是某个到访者的朴素生活和高尚思想所体现的道德，也不是绿色田野的喃喃细语声。只有改变社会关系和核心价值观念才行。而正是在这个时刻，“城镇和乡村”的谎言发挥了作用：宣扬表面上的对比，掩盖真正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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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The Way of the World; William Congreve, London, 1700; Act V, sc i, 550—552行。

20 The Plain Dealer; William Wycherley; London, 1676; Act V, sc iii, 183—186行。

本文作者 雷蒙·威廉斯，20世纪中叶英语世界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化批评家，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人之一，出生于威尔士乡间的工人阶级家庭，毕业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二战”后至1961年，任教于牛津大学的成人教育班；1974年起，在 剑桥大学耶稣学院担任戏剧教授，直至去世。

雷蒙·威廉斯被誉为“战后英国最重要的社会主义思想家、知识分子和文化行动主义者”，其研究架通了美学与社会经济探讨、马克思主义与主流文学思想以及现代与后现代世界。其著作宏富，主要有：《文化与社会：1780—1950》《漫长的革命》《乡村与城市》《电视：科技与文化形式》《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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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 雷蒙·威廉斯 著 韩子满 / 刘戈 / 徐珊珊 译

出版： 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本书通过梳理英国文学中有关乡村与城市的种种论断和描述，对当代文学及文化研究中一些错误的乡村观念和城市观念进行了剖析，指出其谬误。作者集中驳斥了部分学者所坚持的“消逝的农村经济”、“快乐的英格兰”、“黄金时代”等缅怀旧日农村的错误观念，指出这些观念只是作者的想象，无论是历史事实，还是部分作家的作品，都显示出昔日的英国农村充满了苦难，相对于城市而言，农村既不等同于落后和愚昧，也不是充满欢乐的故园；同理，城市虽然是在新的生产方式确立后兴盛起来的，但城市并不必然代表了进步，城市也面临太多的问题。简言之，城市无法拯救乡村，乡村也拯救不了城市。城市与乡村的这种矛盾与张力反映了资本主义发展模式遇到的一场全面而重的危机，要化解这场不断加深的危机，人类必须抵抗资本主义。

全书共二十五章。第一章具有前言的性质，概括了历史上人们围绕“乡村”和“城市”所形成的各种观念，指出英国经验对于研究“乡村”和“城市”关系所具有的重要意义。第二十五章为全书的总结。主体部分二十三章以英国文学中根深蒂固的乡村怀旧为起点，回顾了十六至二十世纪多部英国文学作品（包括诗歌、戏剧、小说、散文、随笔等）中对于“乡村”和“城市”的描写以及有关“乡村”和“城市”观点的发展变化，并将之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发展过程联系起来，揭示出“乡村”和“城市”对立的实质及其所反映的现代大都市和工业化生活方式的危机。

[英] 雷蒙·威廉斯 著 高晓玲 译

出版： 三辉图书｜商务印书馆

文化研究领域的必读经典

英国新左翼的奠基之作

《文化与社会》是雷蒙•威廉斯的成名作，1958年首次出版后已多次再版并被译为多国文字，被誉为英国新左翼的开创性之作，文化研究领域的必读经典。

本书以“文化”以及围绕其展开的“工业”“民主”“阶级”“艺术”四个关键词为主题，分析了四十位活跃于18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中叶英国的著名作家和思想家。从伯克到休姆，从柯勒律治到奥威尔，通过分析他们对工业革命以及文化问题的不同论述，威廉斯梳理了文化观念的变迁，以及由此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结构的变革，勾勒出了影响20世纪文化思潮的重要传统。

编辑｜艾珊珊

原标题：《乡村和海边真的有我们向往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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