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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煜：定位、事件与宇宙技术

文／许煜译／周芷晴

2018-03-24 16:39

来源：澎湃新闻

技术理论家许煜是法国哲学家斯蒂格勒的弟子，和斯蒂格勒一起合作了约十年。许煜在今年年初出版了英文版《论中国的技术问题》（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China），提议想象一种中国的技术哲学，它可以回应海德格尔的挑战，同时质疑技术和科技在人类学上的普遍性。本文整理自2018年1月11-12日荷兰奈梅亨拉德伯德大学的“技术哲学再次处于交叉路——唐·伊德和贝尔纳·斯蒂格勒专家工作坊”。

许煜

“于埃癸娜暂住期间的某天下午，我突然感应到雷电猛然一闪，其后回复平静。我的念头随即一闪：宙斯。”

——海德格尔 (GA 75， 15)

我希望回到工作坊的论题“技术哲学的交叉路”。两名哲学家唐·伊德和贝尔纳·斯蒂格勒的思路对峙并相交，促成多条新思路的形成。如果非要选择其中一条思路，不如尝试于交叉的思路中寻找定位（Erörterung）。海德格尔在他对格奥尔格·特拉克尔（Georg Trakl）的评论 (Die Sprach im Gedichte)里写道：定位（Erörterung）的意思是，“点出适当的位置(das Weisen in den Ort)”，并留意其位置(das Beachten des Ortes)。我们需要多次定位，每次定位更须根据其背景与前设（hermeneutically）找到自身的位址。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先是为交叉路及技术问题定位，然后将第一次的定位再次定位。如海德格尔在评论特拉克尔的诗歌时说道，特氏的诗的定位是 “离别” 或“分别” （Abgeschiedenheit），而它对应的位置是西方（Abendland），也就是 “夜的国度” 。

一、交叉路的定位

这个定位必须以对海德格技术哲学的部分否定或偏离作为起点。一方面，这个起步将引领我们前往后现象学技术哲学的探索。另一方面，它将引领我们重建胡塞尔和海德格对科技的现象学研究（phenomeno-technical investigation ）。两个途径皆挪用海德格尔的分析来重拟技术哲学未来的议程。只有通过重建本体差异（ontologische Differenz）的内部动态以回应海德格分析，我们才可以偏离于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在这儿，我们必须对自己做出以下的提醒：否认是居有的事件 (Ereignis)的前提。

唐·伊德

唐·伊德对海德格尔的否定出于他对海德格尔的怀旧情怀及将古希腊词 technē 浪漫化的反感。他认为海德格尔的取态过分简单化了现代技术。海德格尔于1949年发表的演讲《论技术的问题》（Die Frage nach der Technik）首先建构并描写了技术的本质 Poesis 到 Gestell 的历史性范式转移。这个转移标志了前现代和现代科技的分界。海德格尔的分析可以被有系统地理解为存在（Sein）和存在物（Seiendes）之间的本体差异。这个本体差异早在1927年的《存在与时间》中被勾画出来，更在三十年代的 “转向” (die Kehre) 其后进一步显现，他将“存在的遗忘”（Seinsvergessenheit）视为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或完成。控制论（cybernetics）标志了这个形而上学的终结，同时如海德格尔1967年接受《镜报》访问时所指出的，控制论继承了哲学的位置。控制论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生产主义形而上学（ productionist metaphysics）的最新产物。它标志着存在的遗忘的最新体现。其中，所有的存在物皆被视为储备物（Bestand）或者原料（如Günther Anders所言）。

伊德认同海德格尔对大规模工业化的批评。但是，附和荷兰哲学家 Hans Achterhuis 的论说，他质疑晚期的技术（或 “电子和知性技术” ）超出了海德格尔对 “现代技术”（moderne Technik）的理解。伊德认为它们并不可以被简化为海德格尔所指的同质性工业技术。因此，他间接地否认海德格尔对现代技术的本体论和存在论的批评，并以此开启对海德格尔的批判。根据伊德，他（对海德格尔）的否认引往 “实证的转向” (empirical turn)或 “后现象学探索” —— 一种所谓的后海德格尔技术哲学。这个转向也是重新回到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上半部中所描述的工具性（Zeuglichkeit）或日常生活的实践。

斯蒂格勒

贝尔纳·斯蒂格勒亦挑战了海德格尔的本体差异，他的论点除了 “存在的遗忘”建基于另外一种忘记——长期对技术的遗忘。技术在斯蒂格勒的用语亦名为“第三记忆”（tertiary memory）。根据斯蒂格勒，“第三记忆”是对于此在（Dasein）的 “持存有限性” （retentional finitude）的增补（按照德里达所理解的 supplement)。如此，持存经济（ retentional economy）也透过技术被开启。同时，器官学或药学的批判也因此而变得可能。概念如“此在”（Dasein）、文化、历史性、世界历史等，必须并只能够根据第一，第二和第三持存和预存来被重新表述。海德格尔在本体论的角度对现代技术的贬低，间接地暗示了存在者（Ontisch）的优先。这两种理论探讨了多种技术物件不同的存在模式，而并不能被简化为海德格尔所刻划现代技术的理解。根据斯蒂格勒的理解，第三持存于海德格尔的 “存在的问题”（Seinsfrage）总处于 “未被思考到之物”（unthought）。尽管如此，海德格尔于荷尔德林的诗中所识别出的救赎力量与技术有着的密切关系，就如他对后者的引用： “虽然处危险的所在地，救赎力量却仍然得到生长。”伊德也能辨认出这一点。如果我没有误会他的话，对他来说，救赎的力量并不是真实的问题。他的看法跟格雷姆·哈曼(Graham Harman)有更多雷同之处（伊德在他的文章曾引述哈曼的论点），亦即是回到技术物件本身并赋予它们本体的尊严，然后随即转移向一款更新的杜威或洛蒂的实用主义或兰登·温纳的器物政治。

海德格尔

上述对两名思想家简短的介绍是对后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的定位。但针对海德格尔在上世纪视美国主义和控制论作为西方形而上学终结的分析，仍需要根据现时的技术及政治状况被再次定位。第二次定位涉及重新将技术设置于这个世界或宇宙（Kosmos）之中。而这便是我希望将宇宙技术（cosmotechnics）的概念定为探索第二次定位的导向。

二、地基的定位

第二次定位是理解无蔽（unconcealment）这个概念的关键，所以这第二次定位是必须的。换而言之，“无蔽”对理解海德格尔的存在的问题具基本的重要性。我将需要重新阐释海德格尔所说的无蔽，也即是古希腊真理的概念“A-letheia”。我的问题如下：继后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我们还可否重新阐释海德格尔“无蔽”的概念吗？而这个任务应该如何进行？

虽然海德格尔的修辞仿佛为存在投下了一个神秘的光环，于所有技术活动中无所不在的“无蔽”却并不是海德格尔浪漫化或加诸神秘主义的结果。比如说，海德格尔经常引用 “未知者 ”（Unbekannte），“最后的神” （ letzter Gott) 等富有神秘况味的词汇。他更引用神秘主义者Angelus Silesius所说的 “玫瑰没有为何”( Die Rose ist ohne Warum) 来批判科学无止境 “为甚么”的询问。伊德毫无保留地批评了海德格浪漫和怀旧的语调。他嘲讽海德格尔对希腊古庙的浪漫化和他对古庙作为 “搜集” （Versammlung）的位置。他将海德格的希腊古庙奇怪地比拟为核电厂并质问核电厂是否“搜集位址”：

在长岛海湾游船的时候，遥望天际，便可见到核电厂的超级筒仓浅绿色的屋顶。核电厂屹立于天际，让看似毫无特征的沙丘对映着天空，也使海和岸之间的产生明显对比。如果缺少了核电厂的存在，海岸线将会成为于天际边毫无特征的线条。

我对他对海德格尔的批判很有保留。我觉得我们应该将海德格尔对存在的阐述（elaboration of Being）理解为神之死以后，存在的理性化（rationalisation of Being）。以理性化这词，我指的并不是要将存在(Being) 变为“在手之物”（Vorhanden），反而是将存在阐释为此在的 “存在理由”（ratio essendi）而不是“认识理由”（ratio cognoscendi）。根据海德格尔的感知，一股强大的形而上力量正于这个时代将地球演变成一个巨型的超级控制论机器（cybernetic machine）。在如此的一个时代，这便是思的任务。根据海德格尔，“夜的国度”当时正处于美国和苏联的威胁底下——或更确切地说，应该是美国主义，因为对他而言布尔什维克与美国主义是同根的。海德格尔面对的并不只是形而上学的问题，更是关乎地缘政治的问题。这个角度将会助我们以崭新的方法以重新思量技术的本质。思考这个问题的前提是——哲学必须是无神的 (a-theistic)：

哲学在自我提问中，必须基本地具有无神论的（a-theistisch）性质。正是因为这个根本的倾向，它必须不能妄想要拥抱或者断定神 (GA 67, 197)。

于海德格尔，特拉克尔诗词的定位里， “夜晚的角度”可被它的“分别性”或“超验的蓝”被识别出来。它能感知到迫切来临的终结和未来世代的艰巨，如特拉克尔在他的诗歌 Grodek 里描述的：

今天，一股巨大的疼痛喂养着精神炽热的火焰

孙子们仍未被分娩

Die heiße Flamme des Geistes nährt heute ein gewaltiger Schmerz，

Die ungebornen Enkel。

海德格尔质问：为甚么特拉克尔说的是 “孙子们”，而并非 “儿子们”？他自己回答说：“未被分娩的应被称作为孙子们，因为他们不可能是儿子们。他们不可能是被已被糟蹋的一代的直系后代。” 地球是一个让灵魂觉得自己是陌生人的一个地方。这是海德格尔在文章中不断地重复特拉克尔《灵魂的春天》一诗的这一句：

Es ist die Seele ein Fremdes auf Erden

灵魂是在地球上的一个陌生人

自柏拉图以来，灵魂在西方形而上学被认为是超感知的，而且并非栖局于大地上。虽然灵魂觉得自己是大地上的陌生人，却不逃离大地，反而尝试去寻找大地。蓝色对诺瓦利斯来说是理想的颜色；它亦是火焰的色彩，而火焰代表着灵性（Geistlich）。西方是充满灵性的土地，是夜的国度。而这片土地如若千变万化，它的形象和意义将会经历多重的演变。这不是回到伊德所批判的浪漫化吗？这种浪漫情怀曾与纳粹主义时代钢铁工业的党派宣传携手而来，并更早被反动主义者如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rd Spengler）等等倡导。没有可疑，他们之间的关系藕断丝连，如我的友人，知名的海德格尔研究者，迈克‧司马迈（Michael Zimmerman）已在他的书中《 Heidegger's confrontation with modernity 》所详细阐述的。但当然，还有许多细节值得我们详细琢磨。海德格尔于特拉克尔诗词定位的结尾提出了跟伊德相同的问题：

这个梦幻的浪漫主义——它是否处于技术和经济主导的现代集体存在的边缘？又或者，它能否是“疯子”透彻清楚的知识，这能看见并感知记录最新消息和当前发生的记者不知道的事情，其未来永远不会超越今天的事件的延伸，一个永远无际，缺乏命运的到来，一个使我们回望人类存在的泉源的关键性一刻？

这便是觉醒的一刻，而这刻发生的前提是一个突破，如于脱离对上手物（Zuhanden）的沉溺(besorgen)之后，手中物变成了离手物（Vorhanden）。这刻的觉醒揭示了一个允许重新设置现代技术的另类现实。我们在这里借用 “格式塔心理学”的词汇，我们必须认清图形（figure）和背景（Ground）之间的本体差异，“背景”“图形”之间的不可简约性。德语词 Grund 可被翻译为“地基”或“理由”，如海德格的讨论课Der Satz vom Grund，在法语中被译为 Le Principe de Raison，以及英语的 The Principle of Reason。在Der Satz vom Grund中，海德格尔旨在阐释莱布尼茨的 “没有甚么是没有源由的"(nihil est sine ratione)。海德格尔的阐释同时也是对莱布尼茨主义的批判，后者是纳贝特‧维纳（Norbert Wiener）控制论的基础。与法国学者路易‧库图哈（Louis Couturat）的论据（他认为莱布尼茨的哲学核心是逻辑）背道而驰，海德格尔希望揭示莱布尼茨的哲学并不只是关乎逻辑。“地基”在这个根据这里的上下文有什么作用呢？如我的暗示，海德格尔并没有尝试将技术浪漫化，反而是希望将科技重置于一个新的现实，并赋予它导向心得方向，和引领他走向另一个开始。但是，如果我们寻找“地基”，我我们便无法避免达到一个深渊（Abgrund），如谢林（Schelling）所说的原地基（Urgrund）其实是无地基（Ungrund），这个地基并没有底。问题是，这个没有底的地基（或没有根据的原因）可以被理性化，作为技术和存在的新开始吗？

在大胆列举出会激怒海德格尔主义者的核电厂例子之后，伊德不是没有意识到这个范例也许太过讽刺或者甚至过于讽刺。正因如此，他于温纳（Langdon Winner）的器物政治中或拉图尔的准物体政治中尝试将自己的立场合理化。我对他的立场有很大的保留。虽然他的立场与他的经验转向兼容，但他随即放弃了研究存在(Being)的问题并忽略了不可被知的理性化。我刚列举的这两点不但于海德格尔的技术哲学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更在他总体的哲学中占有巨大的重要性。我认为这个地面的揭示，或疏明（Lichtung，意为林中空地，但Licht也是光的意思，故译为疏明）的可能；而如果遮蔽可被去除，这并非佛教禅宗所说的顿悟，却反而是重新将技术现术（technical reality）重新设置于一个宇宙现实之中。如在格式塔心理学一般，图形必须被设置于背景以内：换一种说法，图形只可能是背景的形象；同样，背景只可能是图形的背景。这并不是将科技隶属于古代宇宙论（ancient cosmology），反而是重新将技术重新构思为宇宙技术。

三、事件(Ereignis)、宇宙技术

宇宙(Kosmos)，亦于古希腊语即秩序，被海德格尔翻译为宇宙和世界（Welt）。宇宙所指的不只限于我们在天空可以观望到的星星月亮太阳，而是控制所有存在的力量。如赫拉克利特在《残篇》第六十四节所说，“闪电治理着所有（τα δε παντα οιακιζει κεραυνος）。我将会用宇宙技术这个概念来形容所有技术和宇宙之间必需存在的关系；宇宙技术可被初步定义为维系宇宙和道德统一所需的技术性活动。这统化所需的动态、宇宙及道德的概念随不同文化可具多种定义。如果存在对海德格尔来说对西方思想具基本的重要性，它于东方(比如东亚)却有截然不同的意义。日本京都学派的西田几多郎建议：相对于西方的 “存在”，“虚无”的概念位于东方思想中心。在这里，我们的任务并不是要端详西田几多郎的分析，反而是提出技术的问题必须被重开并重新被表述为多种宇宙技术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可以被简约为希腊语的 technē 或现代技术。如此类推，我们亦不可以将技术的研究简化为历史范例的比较。

我们可以问，难道海德格尔返回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以从新寻找另一个开始不是重开宇宙问题的尝试，并将宇宙技术构思为解除蒙蔽的可能性？这种居有称之为“事件”（Ereignis），或居有发生的一刻，ereignen - 发生；eignen - 去居有；定位是发生的预备。在这里因为篇幅原因，我不直接引用海德格尔对事件较系统性的分析《 Beiträge zur Philosophie》来解释我的论点，而是海德格尔在他八十岁大寿和Richard Wisser的最后访问：

我在技术里——亦即在它的本质里——可以看见的，是我在技术里——亦即在它的本质里——可以看见的，是人类正被一股力量（Macht）控制。这股力量正在改变他。面对著这股力量，他丧失了自由——一种关系开始变得明显，亦即人于存在的关系——这个本来藏于技术本质里的关系可能解除隐蔽并得到照明。我不知道这是否能发生！然而，在技术本质里，一个深沉的秘密（Geheimnis）正在兑现。我将把这个深沉的秘密称之为“发生”（Ereignis）——你可以从而推论，这里没有对技术什么的抵抗或谴责，取而代之的是对技术本质与技术世界里解的渴望。

现代技术也是一种揭示，尽管它拥有可将地球变成一个超级控制论机器的危险力量，正如现正在发生的人类纪一样。这种危险的景况亦可以被形容为技术全球化或全球超级网络化。它存在于每一个技术性活动。在每一个技术活动里，我们都可以发现揭示的可能性，前提是它容许 “事件”(Ereignis)发生；定位是必须的，就好像特拉克尔诗中超验的蓝，它是一种分离；分离揭示了超越了贫乏的夜之外的存在，在这夜中，存在的抽离(withdrawal of Being)导致“疼痛，死亡和爱的去蔽”的缺乏（见海德格尔对里尔克的评论）。当技术变成宇宙技术，当宇宙无法被简化为天文物理(astral physics)的时候，存在的呈现便可得实现。意大利哲学家Renato Cristin在他的《海德格尔与莱布尼茨》一书中准确地描述了这种事件的本质：

居有的事件属于存在的呈现的领域：它回到典型早希腊思想中的宇宙结构并导构成存在的拓朴学，而这存在的拓朴学便是绝对和初始的定义。

若要使这宇宙技术思考得到兑现，我们必须将海德格尔的思想重新定位，并偏离 “夜的国度”的狭隘的空间，或者说将 “夜的国度” 重新定位。“定位”在我们这残酷的时代会被如何演绎呢？“夜的国度”不再被美国和苏联压迫着，但却受到亚洲，或称之为“中华未来主义”的力量威胁。“中华未来主义”对无限制的技术加速发展持开放的态度。这给我们在交叉路上再次思考的机会，而我们在思考过程中必须偏离宙斯的宇宙。这不只是技术哲学的问题，而且是哲学自身的问题。海德格于1936年命题《欧洲与德国哲学》的演讲中提出两个拯救欧洲的方案：1)防治欧洲人亚洲人的接触；2)征服欧洲人的无根性并防止共同体的瓦解。我将他保守思想的言论交给读者自己衡量。

对于欧洲哲学的未来，又或者更准确地说法欧哲学，我希望在这里应用斯蒂格勒地一篇在德里达去世后撰写的文章。在这篇称为《驴皮记，或德里达后哲学的法欧意外事件》，斯蒂格勒阐述了欧洲哲学的本质具技术逻各斯（techno-logos），而后者必然是偶然的。因此，欧洲哲学的未来，便是将技术的偶然性变成全球性的必然性：

欧洲和它的哲学必须成为全球性的 (也就是说在全球的尺度来谈论)—若非如此的话，它将死去—为达到这目的，它必须 “去欧化”。换言说，除非它能将自己的哲学全球化，将它思想必然的偶然印刻于思想之上，并且将非欧洲的本质印刻于欧洲的未来，它将不会在未来的世界存在，它将不会再拥有未来。

问题是，欧洲技术不是已经全球化了吗？欧洲哲学经过几百年的殖民及其后的全球化后不是已经散落世界每个角落了吗？斯蒂格勒最近经常谈论本土和宇宙这些概念——一些我们仍须探讨的问题。作为一名非欧洲人，我深信非欧群体们必须重新开启“本土”这题目，而这重开必须偏离于 “防治亚洲人与欧洲人的接触”这类法西斯的论述。反而，我们必须肯定宇宙技术的多样性，并主动地寻找区别于同质化工业技术的新方向。就如希望透过阅读前苏格拉底哲学家以现代技术重置于宇宙架构内的海德格；我认为非欧洲文化必须肯定他们自己宇宙技术的历史，如笔者尝试针对道器建立有系统和具历史性的论述，以疏理及肯定中国的宇宙技术。我们也许可以有理由地说，终极的问题是：如何重新居有现代技术并将它转化为 “宇宙技术”、为 “事件”？欧洲哲学将会被全球化。它必须通过与其他宇宙技术沟通实行重开技术问题这个二十一世纪人类主要的使命。这便是我的建议的方案：这个对技术哲学的定位也是对这个交叉路的回应。

责任编辑：伍勤

校对：刘威

澎湃新闻报料：021-9628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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