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块广告牌》：撕掉商业诡计的面具，人生并不如梦

 【编者按】：

王斌，作家、评论家、编剧。策划过电影《活着》、《满城尽带黄金甲》、《摇啊摇，摇到外婆桥》、《有话好好说》、《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千里走单骑》等；编剧过电影《英雄》、《十面埋伏》、《霍元甲》、《青春爱人事件》与《美人依旧》；出版了小说《六六年》、《遇》、《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与长篇报告文学《活着·张艺谋》等。

这几类人物形象几乎不可能成为中国电影的主角：复仇心切并所向披靡的母亲，癌症晚期、内心充满自责并自杀的警长，品行不当而被免职的“妈宝”警员。他们的存在形态，显然与我们习惯的银幕之“梦”有所龃龌。但在本届奥斯卡热门影片《三块广告牌》中，观者会在观影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剔除“梦”之色彩，还原其显现的人生残酷的真实所向。

《三块广告牌》以一桩屏幕影像中并未“在场”的奸杀案作为引子，点燃了诸多情节爆发点，让渴望复仇的母亲与对凶案真相追查无果一筹莫展的警长、性格暴戾的警员发生了激烈冲突。角色呈现出丝毫不加粉饰以至于面目可憎的人性，足以颠覆和瓦解我们在流俗作品中常见的关于好人和坏人的既定概念。该如何评价他／她们呢？母亲“无理”取闹乃至纵火焚烧警局，警长对未侦破的凶案看似无所作为，以及那位歧视黑人的警员流氓地痞式的自暴自弃；然而每个人又都有各自的难处、绝望和努力——这些都导致观众难以简单地用好坏来界定角色。

尽管《三块广告牌》的编导最终为剧中主要人物找到了一个“人性复归”的节点——我认为这是影片的败笔，因为这样一来就削弱了对日常中真实人性的揭示——但即便如此，影片主要情节已足以刺激我们的习常“观念”。

如今，观众已然被驯化得在潜意识中认定了在大银幕上应该出现什么人、不该出现什么人，好人与坏人的定义也潜在地被一套规训的观念所框定。长久以来，我们都习惯以单调的标准模式作为观影的前提条件，来“鉴赏”和评判一部作品，毫无反思地投入其中。我们会随着剧情的起伏跌宕而兴奋、激动、喜悦、感动、担忧、痛苦，但却忽略了这一切反应早已被“我”在不知不觉中接受的一套“社会法则”所规范。

这套从不显形的规范，早已预先备好了一套供我们解读作品的语义修辞。经过社会塑造的大众观看一部经过编码的电影作品时，情感反应模式早已像电脑程序一般被预先设定。换句话说，你的观影反应貌似纯粹出自于你，但其实是先在别处设计好的，在此过程中，你已然丧失了纯粹的“自我”。

这也是为什么，在今天这个信息与消费双峰并举的时代，我们需要对貌似讨好我们（在这里，我们已先在地被设定为一名消费者）、哄我们“快乐”的商业机制———商业电影是这一机制的一部分，一个零件——保持高度警觉，防止被它塑形乃至彻底改造，在不知不觉中被无形之手塑造为一个没有了个性的人。当千人一面、千人一腔成为现实，且对某个“实在之物”———比如一种流行商品：服装、汽车、电影等等——作出整齐划一的反应时，独立自主的、有个性的人，其实已然消影无踪了。

抹去个性差异，动因各异，最有代表性的乃是商品经济下的商业诡计，它不惜动用各种有形与无形的手段、工具，对个体的人实施重塑与修理之术。最显著的即来自广告、媒介与影视作品肆无忌惮的狂轰滥炸，在它们的默契合力之下，我们最终以“适应”的方式被重塑与改造了。所谓“适应”指的是被严丝合缝地嵌入了商业诡计所设计的模式之中，我们仿佛心悦诚服地接受了没有个性的“面具”，久而久之，竟将“面具”之“我”误认为真我。

君不见，当下这一代人的言谈举止、购物方式、生活趣味几近整齐划一吗？人们乐此不疲、津津乐道的事情也总与他人一般无二吗？如此一来，真实的人生之况味、体验、感悟、理性，乃至独立的思考能力都被裭夺了，我们成为了在社会中沉沦的“常人”，徒具干瘪的、躯壳式的由商品经济所赋予的人形符号，一个可以随时被他人替换的“复制的人”。

抽象地说，艺术存在的唯一理由乃是为了唤醒人们被虚伪的社会大潮所掩埋或湮没的自我。艺术可能会刺疼你，摇撼你，让你不舒服、甚至感到茫然与震惊，因为蓦然呈现在眼前的“现象”（艺术之映象）让你熟悉的那个世界突然变得陌生化了，你过去所接受的那套在主流教化下诞生的阐释系统瞬息之间失效了，失语之叹油然而生。

与此同时，你又分明真切地感受到你置身其间的这个时代、社会乃至世界，与此时进入眼帘的映象仿若异曲同工。由此，你会陷入沉思与追忆，让这个扑面而至的映象与你被唤醒的感受无从逃遁地彼此“照面”——这些最初陌生而后熟悉、明朗起来的映象，渐渐地剥离掉那些被商业诡计所遮蔽的伪装与矫饰，真实的、赤裸的以至于冷酷的人生、社会开始一点点从你沉睡的心灵深渊醒转过来。惟在此时，蛰伏在你的心灵世界里从未须臾与你分离的那个“真我”，在梦中受到召唤，从而觉醒。

所谓艺术，便应当责无旁贷地充当了这一唤醒与去蔽的功能。

《三块广告牌》毋庸置疑地属于此类艺术。当你按照国人熟悉的心理惯性预测情节发展时，它总会猝不及防地转弯，把你甩出观影“舒适区”。所以有些观众可能会感到不适，甚至一时间找不到读解的钥匙。至于奥斯卡之评委们，这个信奉商业主义的财富和利益集团之所以让此片“错失”最佳影片大奖，并非因其眼拙，而是出自他们回避人生本质的价值观。

在此，我无意过多剧透这部影片，一切留待观者自己去体味和思考。我只是藉由这部电影，发出一点借题发挥的一孔之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