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不相信眼泪》：人以自我为前提

大风裹挟着冬天的气息，把北京吹得七零八落，耳边响着《乌兰巴托的夜》“穿越旷野的风啊，慢些走，我用沉默告诉你，我醉了酒。”黄叶裹着银杏在地上被踩成酱，风中的味道让人不自觉的穿越回每一个记忆中曾经留下的回味。

十八年前，我坐在公交车上，看着窗外昏黄，伴着纷飞的雪花，憧憬着一个新的生活。带着刚面试完的轻松，感慨着北京真的很大，大到从西边到东边，雪都停了。至今还觉得，那个情境下的北京非常的美，大气沉稳的迎接着每一个奔向她的人，并给予他们新奇和希望。

在一个婴儿成年的时间段之后，再来看这座城市，渐渐的她的样子不在如当时那么鲜明，就像相处已久的老朋友，如果不是刻意的去体会，都不能发掘她的存在。她成了我生活的全部，而我成为了她的一部分，成了她诸多传奇下的一段小小的故事。

看着她，总有一些激动，但也同时伴随着很多遗憾。其中有一种遗憾，就是这个城市的精彩，被快速的社会卷积之后，碾压消散在时间的洪流当中。百年之后，谁又会知道这里真正发生过什么？谁在记录和讲述这一段时间内的真实故事呢？

关于城市的故事里，有一个标题带有一些年代感，却又让人记忆深刻，那就是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的前苏联电影《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这部上映于1980年的影片，讲述的是1958年以及16年后的两个时间点上，生活在莫斯科几位年轻人的成长故事。之所以间隔了16年，也是横跨了一个婴儿成长到懵懂青年的时间，也从这个角度，带出了一代人成长起来的背景下，莫斯科的变化。

《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的故事并不复杂：一个工厂的女工卡捷琳娜，假装知识分子跟一个电视台的员工谈恋爱，谎言被戳穿后，男人离开了他，而女人则坚持生下了孩子，努力考上了大学，十六年后，成为了工厂负责人，以一个新时代精英的身份，遇到了一份新的爱情。

故事的意义，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环境下，会有着不同的呈现。放在当下任何一个开放的社会中，卡捷琳娜的故事都不会被当成一个故事来看待，人们理所当然的认为，生活的核心，就该如此，人为了自己负责，社会提供人发展的可能性，最终的未来由人自己来实现。

但在曾经的某个时代，某些体制之下，人们会把如今看起来稀松平常的行为，如选择自己的生活，当作是一种勇敢。卡捷琳娜时代英雄式的故事，如果早十几年，不仅不会实现，还可能被当作某种社会的不稳定份子被处置。而再晚十几年，就会成为千千万个普通的生存故事当中的一个而已。

而这种生存故事，被哲人编译成一种观念，称作“存在主义”，强调的是存在先于本质——人并不是以某种共通的本质、以社会的某一种模板为前提的，人只是以自己为前提，人就是各种可能性的创造者，是开拓生存的探索主体，而不只是某种必然结论的承担者。

如果说存在主义破除的是人被设计成或预先就能安排应该怎么样的那种目的论的话，那么在此之外《莫斯科不相信眼泪》还提供了另一种感悟生活的视角。即生存本身并不像说起来一个词那样的完整，跟一滴水中隐含着沧海不同，人生当中没有一瞬间能够代表他全部的生活，也没有任何一个跨度能够被赋予全部生活的意义，即便是我们定义从出生到死亡这个过程，也无法简单清晰的将生存概括出来。

生命就是一场复杂的、混乱的、不可概括也不可重复的历程，任何一时的经历，都不能代表人生的全部。正因如此，无论我们处于高峰，还是低谷，不论是幸福，还是痛苦，也不论是憧憬，或是绝望，只要我们将眼光放的更远，拉长到生命可以承载的最大限度内，一切似乎都会变得可以接受，甚至获得了其或好或坏的特殊的意义。

当然，这一切都已经逐渐成为人类愿意付出努力保护的一种公式，人的自主性和社会的可能性、人生的片段与整篇之间的关系，都变得越来越清晰。但是这也并不意味着如今的人生存的就会更轻松，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