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历史，女人只要能掌握金钱，她们的独立性便会增强

易卜生《玩偶之家》（A Doll’s House）的第三幕里，先生汉默与妻子娜拉有场激烈的对话。汉默对妻子说：“你的妻子与母亲角色先于其他一切。”娜拉回答：“我不再如此想。我相信我和你一样，身为‘人’的角色先于其他……我将尽一切争取成为一个‘人’。”

《玩偶之家》于1879年12月在哥本哈根皇家剧院首演时，引来强烈非议。一个受人尊敬的女性居然抛弃母亲与妻子的角色，离开丈夫与孩子，走自己的路，这简直是侮辱社会最尊崇的价值。在丹麦首演前数星期，这出剧本已经在易卜生的祖国挪威出版，他的保守派敌人找到了完美的打击目标。虽然易卜生习于遭到恶评，但是这一次激烈的负面反应遍及整个北欧，让他大吃一惊。在德国演出时，他甚至屈服于抗议，改写故事的结局。新版故事里，娜拉并未用力甩上门离家出走，而是被汉默强迫去看熟睡中的孩子，落幕前，娜拉跌坐在地板上哭泣说：“天啊！我虽是对不起自己，但我无法舍他们而去。”当然，易卜生是以原始故事赢得进步思想者的掌声。娜拉在这个“玩偶家庭”里只是个傀儡般的老婆，而在这之前，她也只是父亲的“玩偶孩子”。娜拉企图脱离“玩偶家庭”，反映出许多女性试图成为人类社会“正式公民”的挣扎。娜拉顿时成为女性生存自主权的同义词，即使这代表女人必须放弃所谓的妻职与母职。

和许多文学名著一样，《玩偶之家》不仅反映了它所属的年代，也历久弥新。女主角娜拉是个受到时空环境、社会习俗枷锁的挪威中产阶级妻子，也象征了每一个时代里寻找自我实现的女子。娜拉的故事虽然有它自己的背景，但也是所有女人的故事。

我们来看看《玩偶之家》的写作年代。19世纪下半叶，北欧地区和欧洲其他各国一样，卷入所谓的“女性议题”战火中。挪威小说家卡米拉·科雷（Camilla Collet，1813—1895）与瑞典小说家菲德列卡 · 布梅尔（Frederika Bremer，1801—1865）的作品指出男性享有一面倒的特权，对提高大众的意识卓有贡献。未婚女性一定得将所有主动权交给男人，等到男人宣布求爱后，她才能表达心迹吗？婚姻非得是个强迫单身女性牺牲自主以交换保护的父权机制吗？在法律面前，妻子非得是个臣属于丈夫监督的次要个体吗？女人除了保管钥匙（象征家务操持的责任）之外，非得放弃一切经济权利吗？女人非得结婚吗？

在瑞典（当时，挪威与瑞典为联盟，受瑞典统治），国会针对“女性议题”激烈辩论，结果在1874年通过立法，大大改变了女性的地位，已婚女性首度可以拥有部分的财产权。在这之前，但凡拥有丰厚嫁妆或者父母遗产的妻子，往往来自上流阶层，嫁给同一阶层的男性，但是不管她们的社会地位如何，都无权支配自己带进夫家的私人财产。北欧各国在19世纪70年代的立法让《玩偶之家》里的娜拉可以背着丈夫向银行贷款，让她的心腹密友大吃一惊。（如果她知道娜拉是在有价证券上伪造已故父亲的签名，以取得贷款，恐怕要更吃惊了。）

1874年的立法同时允许妻子保留自己的收入，对劳工阶层女性更是意义非凡。她们当中许多人在婚前便是自立自足，往往延宕婚事，直到筹足嫁妆或婚礼费用（归新娘或新娘的父母负责，费用惊人）为止。因此瑞典劳工阶层的订婚通常长达数年，期间，女方普遍与未婚夫同居，甚至未婚怀孕——这在中上阶层是无法想象之事。40%—50%的劳工情侣婚前同居，也让“斯德哥尔摩婚姻”一词应运而生，意指未经教会婚礼或官方婚姻注册而同居的人。

虽然神职人员（多半是新教）反对，但是中下阶层女性的“斯德哥尔摩婚姻”就像中世纪的教士“妻子”一样，普遍为社会所接受。有时同居中的男女会假称是另一半的“房客”，以掩饰同居事实，尤其是碰到官方普查。这些男女到头来多半会结婚，如果已有私生子，这也会让他们取得合法身份。

就我们对“斯德哥尔摩婚姻”的了解，女人在这种结合关系中颇为独立。因为她们并未正式结婚，所以不受男人的监管；她们控制自己的收入，经济上不必仰赖父母。综观历史，女人只要能掌握金钱（不管是继承或自己赚），她们的独立性便增强。这种经济独立总是让男人紧张。认为20世纪末的弊病均源自女人婚后还工作的人，都应该好好看看 19世纪末有关“女性议题”的争论。许多当时人们关切焦虑的议题，直到今日仍未消失。

当时欧洲支持女性进步改变的人包括文坛知名人士如挪威的易卜生与比昂松 （Bjørnstjerne Bjørnson）、 瑞 典 的 布 梅 尔 与 爱 伦·凯（Ellen Key）、俄罗斯裔法国日记作者玛丽·贝斯科特塞福（Marie Bashkiertseff）、法国运动分子玛丽·莫格丽特（Marie Maugeret）与奈丽·鲁塞尔（Nelly Roussel）、南非小说家奥丽芙·施赖纳（Olive Schreiner）、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奥地利的社会批评家贝莎·苏特纳（Bertha von Suttner）。反对阵营人士亦不容小觑，包括德国哲学家尼采、瑞典剧作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俄国文学家托尔斯泰，以及一大堆法国男人。但是这些人的影响力都及不上教宗利奥十三世，他深信已婚妇人应当继续安全待在父权体制提供的牢笼里。他在1891年的通谕里坚定指出：“女人天生适合做家务事，维持端庄贤淑、好好教养小孩、促进家庭福祉，这才是女性应该赶快实行的适应之道。”

漫画家则以“新女性”（new woman）妻子与“惨遭蹂躏”的丈夫为题材，大大取乐。他们依据牝鸡司晨的讽刺绘画悠久传统，无情嘲讽夫妻的角色反转。一幅受到女性投票权刺激的美国漫画勾勒类似主题，画中，一位打扮高贵的女士正要爬上两名女车“夫”驾驶的马车，她们的丈夫则待在家里照顾婴儿、洗衣服。1900年一幅取名“现代婚姻”的德国漫画，画中，横眉竖眼的老婆着裤装，威胁挥舞着一只鞋；她的先生则穿女装与卧室拖鞋，一手抱奶娃，一手拿奶瓶。图说写着：“她女身男装。”

英国的新女性

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女性议题”的论战在英国达到高峰。无论报纸与杂志的文章、小说、剧作、公开演讲与私下讨论均集中于“新女性”。这个名词首创于1894年，用以形容既存的熟悉现象。辨别“新女性”的标准包括她的教育水平、她的独立性、她对传统家庭价值观的鄙夷，以及她混淆男女传统角色的行为倾向。在仰慕者的眼中，所谓的“新女性”是她们期待已久的女救星，她匡正两性问题、为家庭与社会带来无数好处。但是在非议者眼中，“新女性”是可被谴责的悍妇、违反自然的怪胎，只会摧毁神圣的性别分工，为婚姻与母职等神圣制度带来无穷灾难。

毋庸置疑，新女性引来的非议深植于人们对“妻子”前景的焦虑。当女人的性欲、教育、就业、投票权等议题越凸显，女性主义者的抗议就越像是在攻击“真正的女人”——也就是自我牺牲、无微不至的配偶与母亲。如果已婚女性与丈夫完全平等，家庭会变成如何？

1888年8月，莫娜·凯尔德（Mona Caird）写了一篇文章《婚姻》刊登于《西敏评论》（Westminster Review）上，率先在英国引爆此一议题，引起广泛注意。《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呼吁读者来信讨论凯尔德的文章，短短不到两个月，便收到27000封来信。

凯尔德到底写了些什么，引起史无前例的来函反应、造就了她同辈所谓的“当代最轰动的报纸争议”？基本上，凯尔德的灵感来自沃斯通克拉夫特与约翰·米尔等女性主义思想家，深信女性数千年来屈于从属地位是因为它符合男性的需要，而婚姻是让女性无法摆脱枷锁的主要制度。她认为“婚姻里的拥有权”是古代买妻习俗的遗绪，沿袭至当代的婚姻市场，让维多利亚时代的适婚女性形同将自己卖给出价最高的人。

在那篇简短且语气独断的文章里，凯尔德对马丁·路德提出尖酸批评。她认为是路德否定了婚姻的神圣性，让它变成商业契约，“只比可受公评的罪恶略高一等”。她全盘否定“新教徒崇尚婚姻”的普遍看法，并认为“女人首要职责在传宗接代，死亦不足惜”这种看法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依然盛行不衰，路德与梅兰希通（Philipp Melanchthon）等宗教改革者应当负起全责。

凯尔德宣称婚姻制度是种“失败”，因为妻子依然屈服于“买卖系统”、强迫自己发展一种道德观，“以配合她对男性的奴隶臣属”。做妻子的并不看重自己的聪明才智、所受教育与贞洁，除非这些与丈夫“相关”，抑或如凯尔德强调的“女性必须保护她身上的男性资产”（The woman must protect the man’s property in herself）。反过来看，因为妻子的美德“属于”丈夫，她的行为如果偏差，丈夫便视之为自身之耻。就凯尔德看来，妻子不忠会伤害到丈夫的荣誉，这个想法是“最无知的所有权宣示”。法律将妻子等同于丈夫的财产，妻子偷情往往构成离婚事由，但是凯尔德质疑的是一个更基本的存在问题：“除了自己的行为之外，有谁的行为能让你自己的荣誉受损？”（此一疑问完全适用于《玩偶之家》，汉默担心妻子的伪造签名会损伤他的名誉。）

凯尔德提出数个激进主张，以改变婚姻是“可耻枷锁”的现状。其中之一是完全拒绝婚姻，“越来越多女人采取此一选择，与其牺牲自由、踏入婚姻只为谋得一张饭票，不如拒绝婚姻所提供的舒适生活”。

但是凯尔德并不想完全推翻婚姻。她不想“摧毁”婚姻制度，只想匡正婚姻的某些错误（包括法律强迫不幸福的夫妻依然得共同生活），让婚姻制度得以“重生”。整个19世纪，离婚成立的唯一理由依然是罪证确凿的通奸，而离婚的法律费用非常高，多数英国男女都无能为之。凯尔德呼吁通过更自由的离婚法，也呼吁让女孩受更好的教育，经济上自给自足，才无须为了钱而被迫结婚。唯有这样，婚姻才可能是基于爱与友谊的真正选择，而非责任。根据凯尔德的看法，不满意婚姻现状的众多男女将会为婚姻制度带来上述改变。她深信社会正在酝酿一种道德的文艺复兴，“过去几年来，引人瞩目的思想喧腾、迹象与奇迹在在宣告意识觉醒的来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