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经济学｜经验的陷阱：从方法论谈美联储的盲区

大卫·休谟曾做过一个思想实验：亚当在伊甸园中苏醒过来，赤身裸体，孤身一人，大脑一片空白，没有任何后来被称为“知识”的东西。漫步丛林时，他看到如下现象：火会灼伤皮肤，水果可以充饥，水里不能呼吸。亚当从中学会了：不能靠近火太近，多留心植物上的果实，不能在水里待太久。

这种从现象或经验中提炼知识的方法就是归纳法。困扰休谟的问题是：归纳法为什么正确？这等于问：为什么火昨天灼伤了你，明天就一定会灼伤你？你或许会说，我实验了一万次，每一次都如此，所以第一万零一次必定如此。这是用归纳法证明归纳法，存在循环论证问题。休谟终其一生也没有找到证明方法，最后只能妥协，认为归纳法是不可被证明的。

关于归纳法的正确性，至今还没有一个公认的证明方法（斯特雷文斯，《知识机器》）。科学哲学家们关于归纳法是否应该被作为科学探索的方法进行了持久的论战。

论战的一方是卡尔·波普尔。他持反对立场，认为任何经验事实都不能充当“证据”。科学压根就不应该是一门“证实”的学问，只能是“证伪”。“科学理论如果没有被证伪，就永远只是……猜测”。科学家的工作就是不断地搜集证据证伪幸存的理论，或提出某些可以被证伪的理论。这是科学进步的方法。

论战的另一方的代表人物，是《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作者托马斯·库恩。库恩认为，正是因为相信经由归纳法而达到的知识的正确性，科学家们才有耐心反反复复地做实验，不断地收集证据，去证明它是正确的。每个时代，总有一套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或理论主导着科学家的思维方式。库恩称之为“范式”（paradigm）。对范式的信仰要求它是完美的。但在求证的过程中，总会有科学家发现它的缺陷，最终将旧范式推向毁灭。新范式也终将脱颖而出。所以，范式内生了“范式革命”。有趣的是，波普尔和库恩殊途同归，都能解释现代科学的进步。在《知识机器》一书中，斯特雷文斯促成了两人的和解。

其实，首先要问的是：归纳法正确吗？因为，归纳法的准确性依赖于经验规律的一致性和普遍性。前者是时间范畴，后者是空间范畴。回到休谟的思想实验。假如有一次，亚当听见雷声，不久后就下起了倾盆大雨。第二天，亚当又听见雷声，急忙躲进山洞里，但这一次没有下雨。久而久之，在千百次的自然实验中，亚当了解到，打雷预测下雨的“胜率”大约是50%。在不同的地区生活后，亚当又发现，“胜率”很不稳定，有些地方高达80%，有些地方低至30%。当规律不具有一致性和普遍性时，基于历史经验线性外推就充满了陷阱。

爱因斯坦认为，正确的理论总会做出正确的预测，错误的预测只会源于错误的理论。麻烦在于，错误的理论偶尔也会给出正确的预测，使人误以为它是正确的。这在社会科学的预测中尤为普遍。经济、金融是个复杂系统，且复杂性还在不断提升，归根到底是由人的行为驱动的，这就增加了预测的难度，因为大型预测模型多数都是线性的。这假定了人的行为的不变性。在批判经济学的中的“数学崇拜”时，辜朝明（R. Koo）说：“天体物理学家可以把人送上月球，因为月球不会突然改变方向。经济学家未能预测到‘大衰退’，因为人们总是对事件做出反应并不断地改变方向……依赖于数学作为他们的主要工具，经济学家就像对待月球或火星一样对待人。”

美联储是全球拥有经济学（或金融学）博士学位的员工数量最多的政府机构。自伯恩斯任美联储主席开始，美联储主席也实行了“博士本位制”。在构建大型经济预测模型方面，美联储也走在世界前列。FOMC的每一次决策都要参考研究部的同事提供的最新预测结果。季度例会给出的经济预测摘要（SEP）是公开的，这也是前瞻指引的一部分。但与其说是对真实路径的预测，不如说是对理想场景的描述。

在后疫情时代，由于经济系统的全面重构，数据充满了噪声，模型预测的有效性大幅下降。预测也是一种归纳法，体现了建模者的意识形态，准确性也建立在规律的统一性上。2020年新货币政策框架主导了大流行后美联储政策的正常化进程，与之相适应的是“大衰退”时代以来的“三低一高”——低增长、低（且稳定的）通胀、低利率和高杠杆——的环境。再加上2013-2019年漫长的正常化进程中的经验的陷阱和教训的枷锁，鲍威尔犯错就容易理解了。不只是世界观出现了偏差，而是观世界的方式至今尚未被证明是正确的。在经济复杂性的世界里，什么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

2022-2023年，在政策立场和力度上，美联储都需要在紧缩不足和紧缩过度之间取得平衡，对应的政策目标是以最小的就业损失为代价压制通货膨胀。政策的主要和次要目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切换。

2022年上半年，经济内生动能强劲，就业市场稳健，俄乌冲突带来的能源和食品的供给冲击，遏制通胀是美联储的唯一目标，紧缩不足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下半年，美联储开始需要在双重使命间取得平衡，但并不改变矛盾的主次关系。在“菲利普斯曲线”由平坦向陡峭转变的过程中，双重使命的关系也从统一走向了对立。这意味着，通胀向政策目标收敛的路径依赖于劳动力市场状况。美联储超预期的“鹰派”立场就是希望在通胀和就业的矛盾彻底激化之前先缓和通胀压力。

三季度末是重要拐点，劳动力市场条件指数开始下行，动量指标转负，失业率开始触底反弹，但核心通胀仍然顽固，矛盾开始激化。在劳动市场上，短期内美国仍将面临劳动供给不足的问题，工资上涨叠加能源、食品供给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通胀螺旋仍是决定货币政策立场的主要因素。中长期通胀预期是美联储“最后的堡垒”。这一次，美联储降息周期或明显滞后于衰退周期。

自3月例会首次加息以来，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OMC）已经连续5次加息，将联邦基金利率（FFR）目标区间从0-25bp升至300-325bp。市场预期11月和12月例会合计加息125bp。年底，FFR目标区间将达到425-450bp。当然，具体路径将依赖于数据，关键是核心CPI或PCE，同等重要的是工资，因为它与服务价格高度正相关。由于劳动力市场仍然处于非常紧张的状态，核心CPI的拐点还未出现，不应怀疑美联储加息的决心。如下图所示，路径1是最小化经济损失的加息路径。

图1：美联储最优加息路径

截至2022年9月，美国经济基本面依然保持着韧性，如同8月底鲍威尔在杰克逊霍尔会议上说的，“虽然最新的经济数据喜忧参半，但……我们的经济继续保持着强劲的动能”。上半年美国经济出现“技术性衰退”的原因主要是贸易赤字（一季度）和私人投资（二季度），政府支出也是拖累项，但居民消费（尤其是服务业）依然强劲，而投资需求的下滑本就是货币紧缩的一个结果。笔者认为，NBER认定的经济衰退的起点最早会到2023年一季度，降息或更滞后。所以，2022年前三季度，政策取向基本上都是单向的，“紧缩”不足的风险绝对占优。

实际上，美联储是在以“鹰”的名义，为即将被需要的“鸽派”政策腾挪空间。需求收缩的趋势是确定的。紧缩不足与紧缩过度的矛盾会越来越激化，要想在经济衰退来临时——或之后尽早——改变政策立场，当下的货币政策必须足够紧缩，借助供给瓶颈的改善、通胀的边际趋缓和市场预期通胀拐点渐进的有利时机，最大幅度地降低通胀中枢，锚定通胀预期。这个时间窗口或在冬季耗电高峰期来临时关闭。短期内，矫枉，必须过正！这样才能尽量弥补2021年浪费的时间，避免一错再错。

（作者邵宇为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总裁助理，陈达飞为东方证券财富管理总部首席研究员、博士后工作站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