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普利兹克奖得主多西：建筑是有生命的过程，而非产品

时间仿佛从未在多西身上留下太多痕迹，年已九旬的他精神得如同花甲之年，步伐稳健，思维活跃。他基本没有离开过自己的家乡，这里太多要做了，何必出去呢。他虔诚崇拜着自己二十多岁时候的偶像，那个他在日记里写下“我绝对不要模仿”的偶像……

多西总说建筑和设计是为了更大的人类福祉，可是任何一个看他作品的人都会觉得，除了印度，它们没有更合适的地方。这种在地性是不自知的。他从未主动考虑过民族身份的问题，这是深植在他的血液中的。他说：“建筑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个产品。它不是能够预先设计好的。建筑自己根据环境去选择，而非建筑师去选择。”

在去年的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多西建筑回顾展上，“澎湃新闻·艺术评论”（www.thepaper.cn）对这位九旬建筑师进行了采访。身为印度人，多西自认对于自己的身份十分敏感，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经历过对死亡、新生的见证，他发现成为一个有同情心的人，才是重要的。多西对于“身份”顺其自然，他想看到更大的图景。“对我来说，我的生命历程就是不断丢弃自己的身份，和宇宙相融合。”

在建筑设计上，多西将朴素的现代主义植根在印度土壤，也在悠远的印度历史中重新定义现代性本身。对他来说，住宅、或者家十分重要。“在印度，我们不怎么搬家，我从1961年开始就住在那个房子里，人和自己住宅的关系像是一生的牵绊。我会去旅行、去探索，但是最终会回到家里。”

澎湃新闻：能先聊聊您和柯布西耶的交往吗？

多西：柯布西耶本人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是一个哲学家，作家，建筑师，规划师、画家、雕塑家等等，他很像那种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在世界范围内也很有盛名，全世界的人们都来找他学习，看他在昌迪加尔的规划和建筑。我因为机缘巧合在柯布西耶巴黎的工作室待了几年，后来柯布西耶为了昌迪加尔的城市规划和艾哈迈达巴德的建筑项目来到印度工作，当时我才24岁，大四还没念完，很稚嫩，而他就坐在我的身边，教我如何画图。他是法国人，会试着讲英语，他会说你看，这里有人群，人们是从电梯那儿来的，他就画了一个电梯。他又说，现在他们出来了，需要一个能坐下的地方，因为有一场会议。然后他就会画一个小桌子，人们排坐在周围开会。然后他会画上墙，并且想知道谁在进行演讲。台下的人们可能喜欢可能不喜欢，所以有人可能看向窗外，然后有的人也许不想坐在前排，因为想提前溜走，因此他就和朋友坐在后排，然后他如果听不下去了就会离开，于是柯布西耶就会画出一条线。

所以我认识到建筑设计是一种有生命的过程，而非机械的，它是关于行为、座次还有感受，这是我学到的第一课，即建筑不只是一栋建筑，而是活的有机物。

回到家乡以后，我常常问自己我该做什么？我的身份是什么？有三个人曾经深深地影响了我的人生，一个是莫罕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另一个是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他创立了大学，但是大学中充满了生机和绿意以及一切，第三个就是我的古鲁——柯布西耶。所以当我回到印度的时候我面临选择，是追随他的脚步，还是打破他的传统。

澎湃新闻：我听说您回印度的时候发誓要摆脱他的痕迹？

多西：是的，我把这写在了日记里。我坚持不用未加工的混凝土、也不做遮阳板，就是不想模仿他。1959年我在设计自宅的时候遇到了问题，因为我不知道该如何设计一幢房子，所以在画第一幅草图的时候模仿了他的风格，但我告诉自己不要这么做。直到有一天，我偶然经过一家建材市场，看到这样一个场景：一个女人从楼梯上缓缓走下来，头顶着砖块。屋顶有孔洞，而楼梯的旁边是四根柱子。因此我就使用四根柱子和楼梯的元素。另外，柯布西耶非常关注气候，这是他从印度学习到的，也让我受益很多。所以我发现生活方式非常重要，气候非常重要，文化也非常重要。之后我就会想什么是我的气候，我需要为我的子孙做些什么呢，然后就有了现在你看到的这个住宅：四根柱子、楼梯和花园，这是我从他那里学到并发展出的一个全新体系，并且只有在做住宅的时候我会这样做。

澎湃新闻：为什么这个体系对于住宅来说很重要？

多西：首先是四根柱子的结构会让人联想到庙宇。我的精神导师之一曾经说过，你设计的任何东西都是一座庙宇，因为它不仅有实际功用，而且伴随你一起成长。对我来说，住宅十分重要。在印度，我们不怎么搬家，我从1961年开始就住在那个房子里，人和自己住宅的关系像是一生的牵绊。我会去旅行、去探索，但是最终会回到家里。

就像我在展览最初写的那样：我开始相信这些年的生命历程像是一场漫长而不同寻常的旅程。一系列事件如同一滴水，渐渐汇成一股泉，继而汇成一条河，继而汇入百川之中。旅途中穿越过许多土地，有些开放，有些限制。某些时刻，潮水亦会衰退，乃至停滞，而正是这些停滞促生了大大小小的湖泊，而后洪流升腾出河岸，将我从蛰伏中激活。当水滴最终汇集到大海的时候，就失去了其原本的身份，对我来说，我的生命历程就是不断丢弃自己的身份，和宇宙相融合。

澎湃新闻：这真的很美。就像您刚刚提到的，从柯布西耶那里学习到建筑设计是一种生命的过程，在印度的本土实践中，您能具体谈谈这一点吗？

多西：我在艾哈迈达巴德做的第一个国际竞标项目就是住宅，印度有大量人口，和中国一样，许多人需要住房。我设计了很多公共空间，帮助人们在城市中方便进行社区生活，就像我童年时候的经验。所有的一切都是关于生活的。

后来在60年代设计学校的时候也是如此，政府拨款不多，但我不想做以前那样的廉价学校。我首先想的问题是，学校空间需要凉爽、舒适、照明充足，同时在需要举办讲座的时候也能调暗灯光。为了做到这样，我用了两种结构，在混凝土之上设计了另一种遮蔽物，让阳光能够从侧面进入。

我开始设计一个房子的时候，就问自己在哪里、它们是做什么的，什么人（生命）在使用？那里的具体情况如何？你如何创造一个空间给他们？因此这里面没有所谓的“设计”，而是一个过程。建筑是一种过程，而不是一个产品。它不是能够预先设计好的。建筑自己根据环境去选择，而非建筑师去选择。

澎湃新闻：就好像建筑师是被环境所驱动的，而不是主动的？

多西：是的。之后我开始做学校的设计。我过去在美国教书，我喜爱学校，开放的空间、教职工和学生之间的关系，还有学校无门和墙（即学校不是封闭的）的概念，是面向所有人的一个空间。即便是在学校里，学生们也会来来往往，喝茶、走动、玩耍。你看我设计的这个学校，我没有做遮阳板，而是任自然光线进入，因为一切都是和自然相关的，你不需要刻意“设计”什么。在印度什么都很贵，那为什么不用自然资源呢？

澎湃新闻：所以说是人类的活动和自然定义了建筑？

多西：是的。实际上，我也设计了一些工业乡镇，人们从不同的地方和家人一起搬过来，他们需要什么呢？他们需要的市民空间。后来我设计了一个水塔，我当然可以就做一个混凝土的水塔，但我就想为什么不能同时做一个让大家可以庆祝狂欢的设计呢，因此我将底层抬高，做出一片公共空间，并且做了一个长长的环绕阶梯，让人们可以攀爬，也可以作为娱乐的场所。

每一件事都值得庆祝，我设计的所有东西都是用来庆祝。这也是展览的标题，展览还有三个副标题，“想象”是最早出现的但是我放在了最后。“真实”是什么其实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不观察，不思考社会，不认为自己可以窃窃私语，我想要改变这些。每次有客户来拿着一张二维图纸说这是我的空间，我的项目，你给我造一栋楼吧。我能理解，但我想改变它，我就会问，接下来能做什么？我会从那里开始，最后又回到这个项目，满足他的需求。建筑不是孤立的设计，它是一个复杂体，生命在其中感到愉悦。

澎湃新闻：我很好奇您当初邀请路易斯·康来设计IIM项目的事情。您可以具体谈一谈吗？

多西：当时我正在费城，而康也正在那里教书，我发现他十分沉迷沉迷于柯布西耶。因此当我拿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我想最好还是请一位非常喜欢柯布西耶，同时在建筑史上和他旗鼓相当的人来操刀。所以我对他说：“路易斯，这有一个项目，是柯布西耶的楼，我希望你来做，我会和你一起完成这个项目。”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自己来设计，我觉得我知道怎样才能为历史留下更好的成果，同时我也可以向他学习一些东西。

澎湃新闻：在职业生涯开始的时候，您怎么看待作为印度人的身份？

多西：我认为我对于自己印度人的身份十分敏感，但是在独立后，当你看到有人被击打、被枪杀、被抢劫，有一些规则需要遵守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问一些问题。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中，有二三十口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个家庭也是不同的。我见证过死亡，也见证过新生，见到过不同年纪的人们，随着时间流逝你会学着成为一个有同情心的人，这些才是重要的，也是正在不断继续发生的。我是一个印度人，我也自豪于这个身份，但我不会刻意地去想我的身份，我所做的多是顺其自然，我想是不是应该看到更大的图景和人类宏旨，这样我才觉得自己在做有意义的工作。不然我为什么要设计学校呢，我本可以继续我的实践。但我觉得我应该分享我所知的，分享变得很重要。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不在印度以外的地方做建筑设计？

多西：在印度已经够做了。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女人大清早来我祖父的木工店哭诉，说被自己酗酒的丈夫抢劫。那天晚上我跑去她家，看到这个男人如何抢了自己妻子的钱重新又去买酒喝。那时的我才八九岁，当时我就立下誓言要为穷人做些什么。

另一件事是要学会如何保存资源利用废弃的物品。今天我的学生们都不做这些了，他们只是设计造楼，那么谁来做呢？

（注：本文图片均由VSF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