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雨丨从土库曼人到土库曼斯坦的主人

Learning to Become Turkmen: Literacy, Language, and Power, 1914-2014,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8

土库曼斯坦应该是中亚五国中中国读者最陌生的国家，其近乎对外封闭自我孤立的“积极中立”政策，也使他成为世界上最神秘的国家之一。不仅外国游客很难入境土库曼斯坦游览猎奇，外国学者也难以对其进行田野调查和文献搜集。再加上该国独特的政治氛围和对外交流等相关限制，土库曼斯坦研究成为学者们不得不割爱的富矿。正是在这样艰难的背景下，美国学者维多利亚·克莱门特（Victoria Clement）的《学习成为土库曼人：识字、语言和权力，1914-2014 年》（Learning to Become Turkmen: Literacy, Language, and Power, 1914-2014, Pittsburgh: University of Pittsburgh Press, 2018）就显得弥足珍贵。

克莱门特曾在美国海军陆战队大学（Marine Corps University）高等作战文化研习中心、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和美国外交学院任教，还担任过美国驻土库曼斯坦大使馆的政策专家（2012年）。她拥有学术会议演讲、智库讨论以及与美国、英国、土耳其、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官方代表交涉的丰富经验，曾为《外交官》杂志（The Diplomat）、凯南研究所、中亚分析网（Central Asian Analytical Network）、美国外交政策委员会/安全与发展政策研究所和大西洋理事会等机构撰写有关中亚的文章。克莱门特精通俄语、土耳其语、土库曼语（包括阿拉伯字母、西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三种书写体系），在莫斯科和阿什哈巴德进行了扎实的文献工作及田野工作。她的研究获得了美国土库曼斯坦历史研究专家阿德里安娜·埃德加（Adrienne Edgar）的大量帮助——后者是苏联中亚民族研究必读经典《部落民族：制造苏维埃土库曼斯坦》（Tribal Nation: The Making of Soviet Turkmenista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4）的作者。值得一提的是，埃德加的著作是第一本关于苏联土库曼斯坦的西语书籍，也是第一本同时使用档案和本土语言资源来分析苏联在中亚的政权形成的著作。她本人曾先后在莫斯科以及阿什哈巴德的土库曼斯坦国家图书馆进行研究，但很可惜“没能进入土库曼斯坦国家档案馆”查阅资料，而克莱门特则替埃德加圆了梦——《学习成为土库曼人》是第一本以土库曼斯坦档案研究为基础的英文书籍。这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经历和资料支撑，更加重了本书的分量。

维多利亚·克莱门特（Victoria Clement）

《学习成为土库曼人》以时间为线索，共分七章，另有简介和结论各一。正文大体上可以分为三部分：

第一部分为第一章，该章讨论了十月革命之前土库曼受贾迪德主义（Jadidism）启发而开启的通往现代性之路（1914-1917）。根据传统观点，土库曼是被排除在中亚改良主义也即贾迪德运动之外的。如贾迪德研究专家阿迪布·哈立德（Adeedb Khalid）所言“（贾迪德运动）从未在土库曼社会中呈现出一种有望成真的现象”，然而作者在本章中反驳了这种传统观点。她认为二十世纪初，无论是通过在沙俄设置的俄土（土著）学校（Russko-tuzemnye schools/Russian-Native School）接受新式教育的土库曼人，还是通过在布哈拉、伊斯坦布尔和乌法等伊斯兰中心学习的土库曼知识分子，土库曼人都接触到了现代性的一些层面，并引发了对伊斯兰神职人员掌控的使用陈旧方法的传统教育的不满和反思。正是这种不满与反思，促使许多土库曼知识分子最终参与到贾迪德主义的讨论中，并将相关思潮带回了外里海州（今日土库曼斯坦的大部分领土都位于沙俄时代的外里海州范围内）。从这个意义上说，以新式教育为切入点来改革传统、追求现代性的贾迪德运动没有将土库曼人排除在外。在这个过程中，土库曼语的字母改革第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识字-语言和现代性直接关联起来”。这一时期，土库曼知识分子对字母改革的诉求是在保留阿拉伯字母书写体系的同时，围绕长元音等问题，增加土库曼语的口语表达，突出土库曼人的独特身份。我们在后文中将会看到，对通过语言来“维护土库曼人独特身份”的强烈愿望，不仅是二十世纪初土库曼改革者与贾迪德主义之父伽斯普林斯基（Gasprinksii）在统一突厥语问题上的重大理念分歧，而且贯穿了土库曼人追求民族认同的百年历程。

第二到四章为第二部分。在大量档案的基础上，围绕1926年、1930年、1936年等几次突厥语（土库曼）语言大会，讨论了在苏联（俄）时期的不同阶段，土库曼的扫盲、字母改革、教育内容、教育目的是如何随着苏共中央民族政策及其对待民族精英的态度转变而变化的。

十月革命到1930年之前，布尔什维克与贾迪德一代的土库曼精英在语言改革问题上的合作愉快而积极。一方面，双方在要不要扫盲、要不要改革字母推动扫盲、要不要限制传统教育中宗教人士的作用等具体操作方面达成了高度共识；另一方面，在通过语言来加强群体认同，保护土库曼人独立于突厥语民族（反对突厥语族群的超民族主义）等扫盲和语言改革的目的方面，布尔什维克和土库曼精英也不谋而合。甚至可以说，土库曼精英对突厥语族群的超民族主义和中亚本地民族中某些强势民族的大民族主义的激烈反抗，加深了布尔什维克中央对中亚民族状况以及突厥语族群的超民族主义性质的认知，一定程度上塑造了苏联（俄）在中亚的民族政策。

对于布尔什维克和贾迪德一代的土库曼精英而言，扫盲和语言改革都是为了加强土库曼民族的认同，推动民族走向现代化。然而，在民族姓资还是姓社，以及民族现代化的目的等这些更深层的问题上，二者终于分道扬镳了。第三章的主题名为“从ABC到共产主义ABC（1930-1953）”，直截了当地揭示了分歧的本质。

熟悉共产主义文献的人都知道，《共产主义ABC》是苏共著名理论家布哈林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在苏俄内战时期，为了配合党的宣传而写的一本通俗性理论读物。它系统地向广大党员和群众阐明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基本理论问题，曾经被译成多种文字，对马列主义在苏联和世界各国的传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向群众宣传，就要用群众的语言，具体到民族地区，就是要用民族语言来宣传苏共的意识形态。字母拉丁化只解决了第一步的技术问题，识字率大幅度提高将关于语言文字内容方面的讨论推到了台前。在正字法、吸收其他语言帮助建立土库曼文学语言以及创造一系列社会主义建设所需的特色术语方面，矛盾逐渐暴露出来。作者用1936年土库曼语言会议针对1930年土库曼语言大会的批判，总结出中央对土库曼知识分子和民族共产党员在语言改革上的不满。这些指责具体表现为：一、泛伊斯兰取向（对阿拉伯和伊朗元素的吸收）；二、忽略苏维埃突厥语兄弟共和国的成果，过分凸显土库曼特征的民族主义偏见；三、大量吸收察合台语或古突厥语，否认土库曼独立价值的突厥语族群的超民族主义偏见。

这里固然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同苏联社会主义思想不能协调的一面，但不可否认的是，苏共党内斗争是这个时代抹不去的背景。对此，克莱门特敏锐地指出，这不但消灭了贾迪德一代的土库曼精英、1925年以来掌权的大多数土库曼共产党人，“还消灭了一直致力于创建现代社会主义土库曼语言和教育体系的知识分子”。

此后，在斯大林的亲自主导下，土库曼语又经历了从拉丁化到西里尔化的转变。随着扫盲运动的胜利，俄语对土库曼语和土库曼人的影响与日俱增。不过，关于1940年代土库曼的语言问题，作者没有太多讨论。

第四章的时间节点为1954-1984。从五十年代开始，土库曼语西里尔书写系统保持了相当长时间的稳定，这一时期的主要任务是语言的进一步标准化及苏维埃化。解决了基本的技术问题，土库曼学者将注意力转向语言的其他方面，克莱门特也将注意力更多地放在语言对土库曼民族认同的塑造作用上。这既包括俄语在土库曼斯坦地位上升的背后所隐藏的权力结构的变化，也包括“言必称苏维埃”（speak Soviet）对土库曼认同的促进作用。然而，作者在这一节的许多数据和结论，遭到了其他同行（如印第安纳大学荣休教授，中亚研究专家William Fierman）的质疑与批评。

第五到七章为第三部分。这一部分跨越了苏联晚期和土库曼斯坦独立两个时代，描述并讨论了从戈尔巴乔夫改革，到独立之后第二任总统别尔德穆哈梅多夫对首任总统尼亚佐夫的文化政策的“纠偏”时期，土库曼语言与身份认同的纠葛。这三十年是一个重要的转型期，语言问题成为上升中的土库曼民族主义的重要抓手。

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改革的背景下，作为民族身份最明显标志的语言自然成为矛盾的焦点之一。戈氏完全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改革会在苏联民族问题上掀起多大的波澜，而后者竟成为苏联解体的导火索（虽然并不能为苏联解体负主要责任）。作为时任土库曼斯坦第一书记的尼亚佐夫却比戈氏表现出更稳重和审慎的一面。和狂热煽动民族主义甚至分离情绪的其他加盟共和国领导人相比，尼亚佐夫在苏联晚期的大多数时间里积极地维护俄语在土库曼斯坦的地位，对土库曼人反俄、反俄语的民族主义诉求非常谨慎，这与他在同一时期维护苏共权威、维护苏军合理性、维护联盟完整方面是一致的。

然而，苏联甫一解体，土库曼斯坦竟然成为中亚五国中最快完成语言政策转变和落实的国家。这次的语言政策转变包括两个部分：一则确立了土库曼语在土库曼斯坦的绝对地位，二则再次将书写系统由西里尔字母转为拉丁字母。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土库曼斯坦非常坚决地拒绝了以土耳其拉丁字母表为文字改革基础的提议，也拒绝了第一届苏联突厥语诸民族字母改革国际研讨会（1991年11月在伊斯坦布尔举办）上以土耳其共和国使用的字母为基准的统一突厥语书写体系的提议。1993年，土库曼斯坦正式开启独立后的文字改革，公布了新的土库曼字母表。改革不仅影响了国内族群间的关系，也影响了土库曼斯坦与俄罗斯及其他突厥语国家间的关系。

第六章和第七章分别讨论了尼亚佐夫时代和别尔德穆哈梅多夫时代的语言与身份塑造问题。不过，这两章既不涉及扫盲问题，也很少分析具体的语言变革，与其说讨论语言，不如说是作者利用入境土库曼斯坦的机会，通过大量的田野调查和个人感受，描述了“国语”转变后，社会阶层因民族身份不同而产生的流动与争议，以及土库曼斯坦总统对这种民族主义氛围的利用和鼓励，进而感性地讨论领袖个人的统治风格、喜好、关注点对土库曼身份的塑造和影响——对于两任土库曼斯坦总统而言，民族复兴与个人崇拜式的统治是相互成就的。

如作者所言，尽管土库曼人在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但他们在使用语言和教育来强调身份认同方面堪称典范。在将语言作为塑造民族认同之前，土库曼虽然没有形成一种现代民族的自觉（这在政治上的表现是，土库曼人一直周旋于中亚诸王朝之间，他们可能贡献了某个政权的王室，或者充当某个政权的雇佣兵，然而一直未能建立起将所有土库曼人统一起来，以土库曼人为国民主体的政权），但却始终明白且强调自己与中亚其他人群的区别。这种认知（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民族认同）主要是靠血缘和部落系谱（genealogy）来维持的。

在中亚突厥语诸民族中，土库曼人确实有资本强调自己的独特性。俄裔苏联伊斯兰教专家、历史学家别尼格森（Александр Адамович Беннигсен）认为，二十世纪初中亚已经形成了三个具体的族群，分别是哈萨克-吉尔吉斯（the Kazak-Kyrgyz community）、土库曼（the Turkmen community）、乌兹别克-塔吉克（the Uzbek-Tajik community）。他认为，民族划界也应该基于这三个群体。值得注意的是，土库曼人是其中唯一被单独区别开来的族群。著名历史学家巴托尔德在《土库曼民族历史概论》中也指出：

……土库曼人要比其他人幸运得多。我们了解前蒙古时代土库曼氏族的名称，但对其他任何一个突厥语民族我们却没有这方面的信息，在乌兹别克汗国时代也是一样，花剌子模汗阿布尔哈齐在1660年写了一部关于土库曼人的历史专著，而其他无论哪一个突厥语民族都没有类似的专著。

因此，语言对土库曼人来说，是十九世纪末以俄国殖民者为代表的西方人带来的全新的民族认同工具。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关于语言和权力的论述，是克莱门特在本书中的主要理论依据。克莱门特在书中反复强调：语言赋予说话者社会资本。“它（以语言为代表的符号）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功能，不能简化为结构主义者所谓的交流功能。……它们让达成关于社会世界意义的共识成为可能，这种共识从根本上有助于社会秩序的再生产。”《学习成为土库曼人》跨越了土库曼人从二十世纪早期的社会改革到二十一世纪初期独立后的一系列重大教育改革的岁月，在此过程中探讨了政治转变的历史背景下，以语言政策为中心（包括扫盲、教育）的文化知识的获取、剧变、丧失及其与社会权力之间的诸多交叉。“这种交叉在土库曼历史上不是最近才有的，只不过是在苏联晚期，土库曼斯坦获得独立之后才引起了新的关注。”

当土库曼人意识到语言是一种加强民族认同的工具的时候，语言同社会权力的交叉就开始了。贯穿全书的一个主要主题是，一种通用的标准化语言——苏联政权将其定义为“土库曼语”，如何发展并成为一群突厥语方言使用者之间的共同纽带。而语言之所以在土库曼斯坦独立后才获得了新的关注，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土库曼斯坦对语言作为社会权力工具的敏感认知，及其雷厉风行地运用实践，在后苏联时代的中亚五国中可谓一骑绝尘。本书作者对此不禁赞叹道：“面对如此诸多的紧迫问题（解体后摇摇欲坠的基础设施、缺乏工业与科学技术能力、政治体系功能失调等等），土库曼斯坦选择将文字改革、纯净语言和（改革）语言地位作为早期努力的重点，是非常了不起的。”

在苏联时代，布尔什维克进行语言改革的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所谓合格，既包括通过语言掌握现代文化科学知识，提高民族的现代性，也包括通过语言强化苏维埃认同和社会主义信仰。马列主义在理论上从不反对民族认同，苏联官方也认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语言对具体民族认同的加强，并不妨碍人民对苏维埃的认同（当然，苏联中后期还发展出了“苏联人民”这种类似民族的共同体概念）。然而，苏联解体，社会主义民族不复存在，在非社会主义的民族环境下（即便不能准确地将之定义为资本主义民族），尼亚佐夫的语言改革就不可避免地在土库曼斯坦出现排他性。虽然尼亚佐夫在许多公开发言和文章中一再刻意地约束土库曼民族主义，例如他将土库曼人定义为“世界主义者，而不是民族主义者”，强调“（土库曼人）尊重本民族的宗教习俗和礼仪，也同样尊重其他民族的宗教、语言、风俗习惯，随时准备谴责民族主义者妄自尊大的高傲和利己”；此外，土库曼斯坦政府还采取了双语制，甚至三语制等教育制度，以对冲土库曼民族主义对其他民族以及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但是俄语人群的流失，俄语人口（不只是俄罗斯族，也包括其他少数民族）在社会职业、社会地位上的迅速坠落等等，仍然是其语言政策落实后才出现的不争的事实。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独立之后的语言改革和语言政策除了对不同民族之间的权力地位产生影响之外，对土库曼民族本身而言也有了另外的含义——语言及其背后的教育不再仅仅是加强土库曼民族认同的工具，还成为了塑造符合总统期望的土库曼斯坦人的工具。

在本书的细节方面，克莱门特通过基于大量一手资料的实证研究，颠覆了很多西方的学术成见。除了上文已经介绍的关于土库曼人参与贾迪德运动的观点之外，还有诸如许多西方关于苏联突厥语拉丁化的学术研究都强调突厥语规划者反对从阿拉伯字母向拉丁字母的转变，但克莱门特认为“土库曼人并未抵制拉丁化”。一些西方学者还认为，后斯大林时代的语言政策（1954-1984）是一种俄罗斯化的表现，其目标是同化其他语言直至后者消失。克莱门特却证明，虽然确实有一定程度的俄罗斯化，但是在土库曼斯坦，俄语并没有真正盖过土库曼语。土库曼语作为一种名义上的共和国官方语言和家庭日常用语，其语言能力并未减弱。

本书也有很多值得商榷的观点。比如，作者虽然强调土库曼知识分子参与到了贾迪德运动中，但却没有注意到在苏联民族识别与划界之前，土库曼人在中亚实际上呈一种大聚居小杂居的分布。土库曼知识分子多产生在同乌兹别克人混居的地区，甚至还有一些人是直接移居到今天俄罗斯境内的鞑靼共和国甚至更远的土耳其的，他们与土库曼主要的人口聚集区有非常大的错位。这种对贾迪德主义的传播和参与，同贾迪德运动在乌兹别克人、鞑靼人等民族中造成的广泛影响不可同日而语。此外，作者还提到了土库曼的贾迪德运动中反传统宗教的色彩没有其他民族那么强烈，却没有注意到这是因为和乌兹别克相比，土库曼一直都更加世俗化，其伊斯兰色彩原本就不重，所以绝对世俗化的要求也就没那么强烈。虽然克莱门特已经尽可能地摒弃西方学界传统观点的影响，但对一些现象的分析仍然没有跳出西方的价值观，不能从当时的现实出发，而只是从表面的行政命令层面加以理解。例如土库曼语中大量出现的俄语词汇，被认为是俄罗斯化的证明，但考虑到语言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关系，有些词汇，特别是术语，是当时的土库曼语中确实还没发展出来，也不能进行描述的，这和民族现代化的发展程度有关，不能仅仅被视为文化霸权主义的证据。类似的情况就如同近代早期中文也曾大量引入日语词汇一样。

概言之，1914-2014年土库曼斯坦的识字、语言和权力互相交叉的历史，就是一个在外部干预（规划）和反抗同化中，从塑造现代民族意义上的土库曼人到塑造独立土库曼斯坦的主人，再到成为“尼亚佐夫化”的土库曼斯坦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无论是苏联初期土库曼知识分子，还是尼亚佐夫和他的继任者，土库曼精英都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务实主义作风。他们的目的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都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就是一切以提高土库曼民族的现代化程度，保持土库曼民族绝对的独特性为核心。只不过苏联时期，能帮助土库曼民族实现现代化的语言是俄语，而威胁土库曼民族独立性的因素，是联盟内其他突厥语民族的统一突厥语诉求；而解体后，能帮助提高土库曼民族现代化程度的外语变成了英语，而威胁民族独立性的因素变成了土耳其。

除了克莱门特为我们提供的精彩实证分析之外，如果我们将土库曼人语言文字改革的过程放在更大的世界范围内去讨论，可以看到更多有趣的信息。1920年代，几乎是第一届苏联突厥学大会讨论突厥语民族字母拉丁化的同时，土耳其也开始为字母拉丁化进行调查和铺垫。在各自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土库曼和土耳其的字母拉丁化分别开始于1927年5月和1928年10月。如昝涛教授所言，“尽管对现代化可以有很多不同看法，尽管对现代性的多元特征可以有更多精彩阐述，但纵观历史、横看中外，近代以来落后于欧洲的诸民族及其领导变革的精英们，基本上都是把现代化与西化（欧化）看作对等之物”。可以看出，至少在1938年苏联少数民族书写系统改为西里尔字母之前，意识形态的区分和对抗尚不激烈，苏联也倾向于认同以西欧为代表的文明就是现代化的某种榜样。

苏联解体之后，新独立的中亚五国都面临着语言文字改革的问题。这既包括本民族语言书写系统转换的问题，也包括在民族国家中，如何调整曾经获得实际通用语地位的俄语（尽管苏联并没有规定俄语为国语）与主体民族语言及少数民族语言三者之间关系的问题。归根到底，语言之所以重要，正因为它就是布迪厄所说的“创造了文字和口号的力量，一种能够管理和颠覆社会秩序的象征性力量”。

从哈萨克斯坦的“一月事件”以来，中亚诸国在2022年频频登上国际新闻的热搜——土库曼斯坦3月“情理之外却意料之中”地完成了最高权力的父子相传，进一步引发了外界对塔吉克斯坦是否也要如此操作的猜测。而刚刚进入7月，乌兹别克斯坦的卡拉卡尔帕克斯坦（Karakalpakstan）又爆发了大规模骚乱，抗议宪法修正案对该自治共和国某些权利的剥夺。苏联解体三十一年后，中亚新独立国家的民族国家建设进程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多元化路径，这就要求我们更多地关注到每一个中亚国家的独特性，而不再是如过去一般，笼统地以“中亚”概括之。从这个意义上看，《学习成为土库曼人》以研究难度最大的中亚国家入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以小（语言政策）见大（权力结构）的精彩案例研究。

《学习成为土库曼人》的开篇第一句话即是“研究和写作这本书，是一次巨大的冒险”，相信读罢本书的人应该会感叹：十年磨一剑！这是一次成功的冒险！

本文为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学术基金青年项目《18 世纪以来中亚人对俄罗斯的认知观念流变研究》（7101602306）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