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十年⑧｜一个仁者和他的“宝藏”

十年前是国企员工，十年后是公益机构创始人

编者按：

这个故事讲述的不是一个90年代名校毕业生早早实现财富自由从而投身公益的中产游戏，而是一个真正的理想主义者十余年来锲而不舍的奔波与努力。

1997年，刘永龙从复旦大学经济法专业毕业。

2007年，仁渡海洋公益组织成立。

2012年，刘永龙辞掉国企中层的职务，决定全身心投入到海洋议题的关注和保护中去。

2022年，和海洋垃圾“朝夕相处”的第十年，记者在上海浦东新区的一家双创产业园区见到了这位被媒体称之为“海洋愚公”的“老人”。

48岁，头发花白，略微腼腆，运动鞋面上磨破的皮和掉漆的保温杯相得益彰。一间不足三十平米的办公室，一眼望过去，只有纯白的墙壁和几张隔板组成的办公桌，唯二的装帧在这个毫无修饰的房间里显得尤为突出——一张贴满海洋保护志愿者们手写寄语的中国地图，一幅悬挂着各地滩涂垃圾的渔网。在这个小房间里，他一呆就是十年，从最初的招不到人发展到现如今较为稳定的13名全职团队，刘永龙把“公益”二字践行到底——超越个人的，超越更多人的公共利益。

三十多岁他还年轻，人们会说“年轻容许尖锐”。但当这样一个人抵达知天命之时，面对社会要求和叩问内心之际。他必须相信面朝大海一定会春暖花开，并期望借此掩盖一切无力。

仁者爱人，渡人渡己。刘永龙和他的理想同在。

以下是他的自述：

从小我怀抱着一个济世救人的理想，我知道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永远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他该去承担他所应当的社会责任和公共利益。1992年，我抱着这样的心态，从老家宁夏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读法律，毕业以后，我和其他同学一样，自谋职业，进入一家国企工作。

那是20来岁的我，初出校门，以为可以像堂吉诃德一样高举长矛为了理想不管不顾。故事一定是炽热的，工作要没有杂质，生活中只要鲜花紧簇，长辈的话都是陈词滥调，未来得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儿，那些无趣的、传统的，都要给崭新的世界让道。

但我却未能在生活和工作中寻找到真正的“意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该去承担的东西。一次偶然的机会，我第一次组织净滩活动。黄河之水从大西北奔流而下，入海之时却遗落成片成片的垃圾，塑料瓶、垃圾袋、电子元件、烟头、破衣服、绳子、手套……海滩边的芦苇丛里捡去表面一层垃圾，一翻面，赫然又是一层，我心里五味杂陈。

海洋，早已不是我小时候在黄沙莽莽的大西北以为的样子。

从此这成为我的心病，我也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参与到当时还没什么关注度的海洋垃圾清理工作中去。

2012年，原工作单位搬迁，每天我要耗费将近四个小时在通勤上面，昏昏欲睡的状态下我实在没办法再一个人当两个人用。那时我也发现其实全国做海洋垃圾议题的公益机构实在寥寥，这个领域压根就被忽视掉了。几相权衡之下，我向领导打了辞职报告，准备全身心地投入到仁渡的工作中来。

和我一样，当时的仁渡海洋也面临这样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已经做了五年，那接下来何去何从？还要不要做？往哪个方面做？所有人都半信半疑。

2012年6月30号，我们召开了理事会，决定从CSR（企业社会责任）转向海洋，具体定位为海洋污染、海洋垃圾等相关议题。在当时的大环境之下，这几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新”路子，现在再回过头看，应该也算得上是最适合我们的一条路。

大家一起制定了战略规划，机构发展开始进入“新”的阶段。那时我们主要做的内容还是“净滩”，也就是捡垃圾。从最初只有我们组织的志愿者，发展为企业员工譬如强生、英特尔等公司的集体参与，再到各级工会、社会组织服务中心、党委、高校的加入，捡垃圾的队伍逐渐庞大了起来……

灵魂发问。

作为一个上学时就频繁跟各种数据打交道的人，其实从最开始进入海洋垃圾清理这个领域，我就在有意识地对其进行类别上的划分以及相关数据的搜集。但真正投入到海洋监测，我才发现，这并非我一己之力就能包揽。从最北的盘锦渤海湾一直绵延到南面的三亚，这3.2万多公里的漫长海岸线，想要做到数据标准化，必须得有相当一部分的资金和专业团队支持。

2014年，这算是一个关键性的时间节点，我们在深圳红树林湿地保护基金会的支持下联合发起了“守护海岸线——科研监测项目”。我们的志愿者们一个一个地布下监测点，每隔20米设立一个断面，一共设立了5个断面，再把每个断面上的垃圾，都捡起来分类、监测、记录，统计数量和来源。以这些数据为基础，我们连续六年制作出了《中国若干典型海滩垃圾监测研究报告》，这也是我们整个海洋垃圾应对行动从简单的志愿者活动向更专业的层面提升的起点。

从这些年的统计数据中我们也能窥测一二，海滩上被扔掉数量最多的是泡沫塑料类垃圾，尤其是聚苯乙烯泡沫塑料类，差不多占全部垃圾的一半以上。这些塑料垃圾，在海洋、海滩环境中容易破裂为碎片或颗粒状，清理难度极大，可能要上百年才能被降解。但是现实是，就像今天我在园区门口看到的那些快递箱子，往往都裹着一圈泡沫，外卖还要再来一层包装袋，点的外卖袋子也都越来越精美，这似乎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越来越被熟视无睹。而相应的清洁和管理体系却远远跟不上垃圾的制造，直接导致绝大多数海滩垃圾的形成。对于我自己来说，肯定要先尝试改变，争取“零废弃”的生活方式，比如出门必带手帕、环保袋、餐盒、杯子、筷子五大件，尽量减少一些垃圾的制造。尽管我也知道“零废弃”是一个“理想”，但至少努力一点，我们就能再接近一点。

如果一个品牌的垃圾监测较多，那么这个品牌就应该更多得到消费者教育，这是一种倒逼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笨办法”。或者其实可以这么说，海洋保护全仰赖主体觉醒。

相比环保之难，其实稳住团队算是件更困难的事。客观地来说，公益组织没什么前景，筹措资金是一项老大难。哪怕是我自己，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反问自己一遍，还要不要继续做下去？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但很多时候，只能再给自己一点想象，一点希望。开弓没有回头箭，我得撑住。

现在已经好多了，行业的关注度比以前更高，也会有一些企业主动参与资金捐赠。我们给他们做活动同样可以获取一定的服务性收入，另外就是像公益日的项目众筹以及政府的拨款资助等来维持机构的运转。但以上这些的收入来源，对于我们来说依然步履维艰。像我们的全职伙伴一个月基础工资是4500块，他们也需要薪水，需要缴五险一金，这个工资在上海来看仅仅谈生存就已经很不容易了，但仍然有人选择坚持，并且真的坚持下来了。除了我以外，还有在仁渡工作将近6年的朋友。所以其实你看，“人在海上也不是完全孤独的”。

我的父亲，一直到去世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选择这条路，这条有别于我其他同学成为合伙人、名律师那种世俗意义上“成功的道路”。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但我想我走的这条路，一定是一轮寻寻觅觅之后，我能承担的、和社会公共利益最相吻合的那个角色。

海明威在23岁时穷得饿肚子，为了分散注意力，他每日于巴黎街头散步，闻闻面包出炉的香气。后来他发现了莎士比亚书店，店主很好，愿意免费借书给他看。几十年之后，他写出传世巨著《老人与海》，影响世世代代。但回望半生，那种如获至宝的“幸福与满足”依然萦绕心头。

我想对于我来说，这种感受是相似的。48岁，面对事业上的种种，我不敢再以满堂的勇气抵抗一切，但是我知道，“虽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孙；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我依然相信，几十年乃至百年之后，再回看今天所做的事情，一定是值得的。

那是我最宝贵的财富，是子子孙孙的，也是整个人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