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望，射天狼——范仲淹的军事生涯

说起范仲淹，大家想到的必然是《岳阳楼记》中“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所表达的忧国忧民形象。千百年来，范仲淹的形象都是一位心怀天下的文臣。而范仲淹的军事才能，却往往为人所忽略。

北宋仁宗景祐五年（1038年），原本向北宋称臣的党项族首领元昊宣布自立，废除北宋所赐封号，改国号为“大夏”，史称西夏。北宋君臣对于西夏的自立极为愤怒，同时又对其有所轻视。在北宋君臣看来，偏居一隅的李元昊竟敢建国称帝，是其无法容忍的，而西夏地贫兵少，亦不是北宋军队的对手。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北宋在西夏自立初期，调集优势兵力对西夏进行了讨伐。

范仲淹

意料之外、情理之中的失败

但是战争的进程并未如北宋君臣所料。宋夏战争，北宋军队先败三川口，再败好水川，三败定川寨，丧师辱国，难以言表。那么，人数财力都占优势的北宋军队却屡屡败给西夏军队呢？一切还要从北宋初年的政治形势说起。

中国历史上，新的王朝建立，往往要吸取前代王朝灭亡的教训。对于北宋而言，如何防止唐末以来的藩镇割据和武人专政才是首要问题。因此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实行强干弱枝之策。宋太祖时，这一政策并无不妥，宋太祖本身是武将出身，军事才能优秀，在平定天下的过程中，也给予武将充分的自主权。但宋太宗继位后，进一步削弱了武将的权力，至宋仁宗年间，已经彻底形成以文制武的局面。同时，北宋武将失去专任之权，无法长期训练麾下军队，形成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的局面。

更为严重的是，自宋太宗开始，北宋皇帝连武将战时的指挥权都给予限制，热衷于御赐阵图，让前线将领根据阵图排兵布阵。在满城之战役，宋太宗就将自己制定的阵图发放给将领，要求前线将士按照阵图部署“八阵”，宋军主帅崔翰依据阵图布下阵形后却发现，八个小阵之间相距竟达百余步，相互之间不仅难以配合，而且因为过于疏散，甚至出现了军心涣散的情况。虽然右龙武将军赵延进向崔翰提出了这一问题，但是崔翰因为害怕承担“矫诏”的罪名而迟疑不决。关键时刻，赵延进和监军李继隆挺身而出，愿意承担罪责，而根据实际情况将军队分为正奇两阵，与辽军三次交锋，大破辽军。只不过，即使有这样的案例，宋太宗仍然没有改变御赐阵图的做法，后世子孙也延续了这一做法。

比起御赐阵图，更要命的是北宋军队的训练方式。在中国古代战争中，练兵是极其重要的一环。但是北宋军队恰恰在这一环节也有所缺失。北宋军队的主要战力为禁军，厢军作为地方驻军，主要是承担工役和杂役，几乎不承担作战任务。作为北宋主要战力的禁军，原本是由宋太祖从各地军队中挑选的精锐部队组成，太祖时约有二十万。其规模不断扩充，战力却不断下降。到仁宗时，北宋禁军约有八十万人，但战绩却差，其中重要的原因就是北宋禁军的训练并不注重实战。以《武经总要》的骑兵阵为例，其列阵训练无非是听鼓声出发，射三箭，大呼三声，挺枪二次，鼓停人还。如此简单的训练如何能应付复杂的战场环境呢？

再次，也是最重要的，就是文人节制武将。因为对武将的不信任，至仁宗朝，已经呈现出文臣节制武将的局面，大部分文臣不懂军事，单凭一颗赤胆忠心，焉能不败。

在这些条件下，北宋虽然拥有远胜西夏的国力，但是宋夏战争以北宋在军事上的失败的结局就是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了。

转瞬而逝的希望之光

尽管战争的结局是以北宋在军事上的失败告终，但是在战局之中，北宋并非没有取胜的良机。而这唯一的良机，就是由范仲淹创造的。

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要在战场上保存自己、战胜敌人，就要对己方和敌方的情况有全面的了解。宋军在宋夏战争的一系列失败，除了上述的客观原因，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主帅误判了夏军的能力。在北宋君臣看来，西夏偏居一隅，又是苦寒之地，竟然敢反叛大宋，大宋国富民强，兵力远远胜于西夏，收复不了燕云十六州还收拾不了蕞尔小国？开战之初，北宋君臣对于战胜李元昊可谓是信心满满，而同时对于西夏军队的情况却并没有充分掌握。西夏方面则是充分分析了北宋军队的布防，在宋夏漫长的边境线上选择了守卫最为薄弱的延州进行突破，俘获守将李士彬，将昏弱无能的主帅范雍围困在延州。幸亏刘平、郭遵等将领率领援军前来，拼死决战，抱必死之决心以悬殊兵力前来延州解围，虽然死伤惨重，但是瓦解了西夏攻取延州的目的，此战即宋夏之间第一次大战，三川口之战。此战之后，宋仁宗对西夏问题更加重视，派遣夏竦、范仲淹、韩琦三员重臣前往前线统御战事。三人之中，夏竦为陕西经略安抚使，范仲淹、韩琦二人为副。

范仲淹虽然是文官出身，但是极具才干，不似范雍一般不谙军事。范仲淹来到前线后，首先是根据宋军与夏军的特点，调整战略。

西夏虽然人少地贫，但是行军打仗非常有章法。在三川口之战中，宋军与夏军进行了阵战，夏军阵容整齐，战术得法，战术素养不在宋军之下，而策略与人数对于宋军而言还有很大的优势。同时，夏军熟悉地形，机动性也远远强于宋军。范仲淹认识到了夏军的这一优势。另一方面，夏军虽然战斗力强，但是西夏国力贫弱，这次战争虽然是有备而来，但是在北宋断绝贸易的情况下，其财力物力并不能支持长久的战争。

有鉴于此，范仲淹调整了与夏军作战的方略。具体而言，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重视将领的选拔，在边境练兵。范仲淹在对皇帝的奏疏中指出军队战斗力的强弱，与将领的能力有着密切关系。因此，范仲淹在西北选拔优秀将领，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狄青。狄青原本因为与乡人冲突而被充军，在元昊叛乱之后，狄青作战勇猛，为泾原、秦凤两路经略安抚司判官尹洙赏识，被推荐给范仲淹。范仲淹对狄青非常赏识，还教他习读《左氏春秋》等史书和兵书，将其培养为文武双全的大将，堪称仁宗一朝最出色的武将。除了选拔将领，范仲淹也重视训练士兵。范仲淹将延州州兵分为六部，每部由一员将领统领，每位将领统领三千人，在进行军事训练的同时，根据敌情，让六部轮番出战，使得西夏军队不敢犯境。在练兵的同时，范仲淹也很爱护士兵，得到士兵的拥戴。

第二，是采用防守反击的策略，以守为攻。范仲淹知晓宋军之短在于机动性不足，这种不足是先天性的。北宋立国时，缺少的不仅是燕云十六州这样的北方屏障，还有优秀的马场。而文人主政之下，连战马的配种也要放到人伦的视角下审视，导致北宋缺乏优秀的马匹，也就无法培育优秀的骑兵。优秀如狄青，在平定侬智高叛乱时，也要借助藩骑之力。而机动性强则是西夏军队的长处，这就意味着宋军难以展开长途奔袭。但宋军在建筑城堡以及守城方面则是胜于西夏军队。因此，范仲淹向宋仁宗上疏，痛陈利弊，不可多路进讨。在原先堡寨的基础上，在战略要地构筑堡寨，作为坚守的要点。范仲淹提出：“为今之计，莫若且严边城，使持久可收，实关内，使无虚可乘。”此后，范仲淹又复筑和修建了二十余个城寨，使环州、原州等地堡垒连为一片，成为捍卫边界要地的重要屏障，成功抵御了西夏的进犯。

第三，也是根本的，就是充实边境实力。自古以来，边境粮草物资的运输都是巨大的消耗，伴随着的是无比艰辛与烦琐的军队后勤工作。对此，《孙子兵法》曾有过精辟论述：“驰车千驷，革车千乘，带甲十万，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以秦军北击匈奴的河套之战为例，从中原转运的粮食，每三十石也只有一石能运抵前线，其余九成多粮食都消耗在运输途中。因此，自西汉以来，边境军队重视屯田，减少对补给线的依赖。范仲淹继承了这一做法，主张在边境进行“营田”。范仲淹命招募而来的兵士在守备城寨的同时，也在附近耕种，且耕且战，同时，还准许戍边兵士将家庭移至边境，以加强守边的斗志。如此一来，大大加强了边境实力。

在范仲淹的操持下，西北边境的实力有了很大增强。但是，这些挽救时局的努力并没有阻止北宋的败势。在宋军实力得到了加强之后。韩琦等人又有了一雪前耻的念头，趁着兵强马壮，企图一举反攻西夏。韩琦的想法为范仲淹反对，二人争持不下，夏竦无法决断，让宋仁宗定夺。宋仁宗在听了攻守二策后，还是支持韩琦的攻策。

公元1041年，李元昊再次率十万夏军南下攻宋，此次，李元昊没有贸然进攻，而是将主力埋伏在好水川，并派出部分兵力引诱宋军进入包围圈。韩琦让大将任福领兵近两万人，以桑怿为先锋，抵御夏军。任福在张义堡小胜夏军，于是贪功轻进。夏军见宋军中计，便假装败走，沿途还丢弃物资，吸引宋军追击。在行进至好水川时，宋军发现了数个盒子，当盒子被打开时，里面飞出了百余只鸽子。这些鸽子是宋军进入埋伏点的信号。此时宋军阵列未成，夏军见到信号，立刻从四面八方围攻宋军，宋军惊疑不定，且孤军深入三日之久，已是人困马乏。虽然奋力迎战，仍然避免不了全军覆没的结局。此战之后，范仲淹、韩琦均遭到贬职的处分。

时间证明的正确战略

尽管好水川之战以失败告终，但是接下来的战事却证实了范仲淹策略的正确性。在好水川之战后，范仲淹虽然被贬职，但仍然推行其广修城寨的战术，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大顺城。大顺城位于庆州，是前线战略要地。大顺城之名为宋仁宗御赐，在大顺城修筑之后，西夏不敢再侵犯庆州。但是北宋与西夏的战争并未结束，首先是好水川之战后的定川寨之战，宋将葛怀敏不听号令，盲目轻进，被夏军全歼。幸亏范仲淹亲率军队，进行救援，西夏军队才撤出边塞，未能达成其进攻关中平原的目标。此战之后，北宋对于范仲淹修筑城寨的战略给予肯定，韩琦等人也在边境广修城寨堡垒，不给西夏可趁之机。最终，在经济封锁与军事防御的双重压力之下，西夏无法再支撑与北宋的战争，两国签订和约。

在第一次宋夏战争结束后，两国之间陆陆续续仍有战事发生。范仲淹虽然此后离开西北前线，回京主持庆历新政。但是北宋在西北边境修城保境的策略得到了延续，在后面的战争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北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的大顺城之战。治平元年秋，西夏毅宗李谅祚借宋仁宗去世，英宗继位，以侮其使为由发动第二次宋夏之战。治平三年秋，李谅祚亲率步骑数万围攻大顺城等城寨。宋环庆路经略安抚使蔡挺得知后，将边民集中于城堡内，以坚壁清野之策对付西夏军。宋军严守戒备，并根据不同城寨的情况采取不同的应对方法，大顺城坚固，就将兵士集中于城内，而在城外分布陷阱，柔远城弱则派精兵于城外驻守。西夏军攻大顺城不下，李谅祚被弩箭射中，转攻柔远城时，又被柔远城守将张玉袭营，大败而还，由范仲淹主持修筑的大顺城在战争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足以证明，范仲淹的一系列策略能够抵御西夏的攻击。

文人掌兵并非不可，但要知兵爱兵，方能用兵。范仲淹在西北主持军事期间，对西北军民的处境极为心痛，写下了著名的《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忧国忧民之情，跃然纸上，亦是范仲淹一生的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