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芋教授”何家庆：调研途中曾乞讨，遗愿捐眼角膜

原创 岩蕊 ins生活

1984年，茫茫的大别山间，一位猎人像往常一样在深山打猎。

可这天，远处却不停地传来一声声“救命”，猎人听声辨位便寻了过去，只见一个头发蓬乱，胡子拉碴的男子双腿跪在悬崖上，仅靠两手死死抠在石缝里支撑着自己。

命悬一线之际，猎人没想太多，就冒着生命危险上前救人。

可深山里的悬崖过于陡峭，猎人在拉起对方的过程中，几次都险些滑下山崖。还好两人命大，最终猎人将此男子救下，这时他才顾得上仔细打量眼前的男子，他有点奇怪。

他个子不高，穿着一身破旧的中山装，戴着一副斯文的眼睛，双腿被粗布简陋地包扎着，不断渗出血来。身上还背着一个包，里面放着一些书本。

男子看猎户上下打量，满脸疑惑，便连忙自我介绍起来。

原来眼前如此狼狈的男子，叫何家庆。他不是什么“怪人”，而是安徽大学生物系的一名教授。

刚才的险境也并非他无意间迷路才走此条山路，而是何家庆准备了几年时间，专门前往大别山考察。

何家庆的传奇一生，也由此开启。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中国人能吃饱饭，也就是近三十年的事。

而何家庆出生于1949年，正处于那个吃不饱饭的年代。

1949年中国人口约5.4亿，人均GDP只有161人民币，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12人民币。

何家庆家里也穷，一家八口都靠着父亲拉板车挣钱，收入微薄。

他从小生活的村里，很多人家都只有一张木床、一张破席、一床烂被和锅碗筷。

还有更穷的村民是人畜同住，就更别说能吃上热乎饭了。

他们的主食只有野菜糊糊，有时候碗底如果还没吃尽，农妇是不会洗碗的。饿了就用舌头舔一舔，再闻一闻野菜糊糊的香味。

何家庆一家也总是挨饿，但他很懂事，知道父亲很辛苦。他会在上学之余去码头帮父亲拉板车，或者捡破烂，来赚钱补贴家用。

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让他养成了坚韧、独立、能吃苦的品质。

但他也吃够了这种苦，便暗暗发誓，以后一定要让全村人吃得上饭、上得了学。

当时的饥饿和贫穷，更是蔓延到了山区。

那里由于交通不便，贫困发生率更高。

他们平时以谷糠、麸子为主食，有的人甚至还会去啃树皮。

生活在山里，也不是不能赚钱，只是很多山农苦在不懂技术。

他们不知道，有一种很适合山区种植的经济作物能让他们吃饱饭。

山区土壤阴凉潮湿，无严寒酷暑，雨水充裕且不涝不旱，有着魔芋种植得天独厚的优势。

而一亩魔芋的收入，就能让一个大学生有学上。

1976年，何家庆被调回到安徽大学生物系，进行植物分类学和药用植物学的研究与教学。

他的生活相比以前，已经慢慢好起来了，至少能吃饱穿暖。

但他内心始终没忘记的，是贫苦老百姓。

他知道大别山贫穷，但生物系毕业的他，也知道大别山有很多值得研究的宝贝植物，因此他便萌生出了自费考察大别山的想法。

在没钱、没团队、没测量仪的情况下，就想独自进山考察，这在当时简直是异想天开。

但何家庆并不在意这些，毕竟从小到大他最擅长的就是吃苦了。

何家庆开始秘密计划着，准备相关资料，在地图上勾画好路线。

但时间一天天过去，他却迟迟没有动身。

当身边人问他什么时候出发时，他总是无奈地说：“快了，快了。”

原来最根本的原因不是他害怕面对重重困难，而是没钱。

想要全面考察大别山，精密的仪器对何家庆来说可能不是必需品，但上万元的资金还是一定要有的。

当时他每个月的工资是18.65元，刚能养活一家人。

而上万元调研资金，对于他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

何家庆那几年，每天都省吃俭用，恨不得一分钱都掰两半花。到了该结婚的年纪，他也没舍得大办，简单地吃了顿饭凑合一下就结了。

六七年下来，他才攒了3000多块钱。

有次，80岁的老父亲从安庆到合肥来看儿子，临走时递给了他一个包。

打开父亲的包，何家庆惊呆了，一大堆皱皱巴巴的10元、5元、2角、1角的票子，总共4000元。原来是父亲支持何家庆的想法，把攒了大半辈子的养老钱给他去考察大别山。

跟钱一起送来的还有四大张香烟纸，这上面详细记录了1954年到1974年间，他读书时得到的每一次帮助。

大到国家发放的助学金，小到老师送的鞋子，每一笔都清楚地记录着。

看着这一笔笔恩情，何家庆考察大别山的信念也愈发坚定。

1984年3月20日，何家庆带着积蓄、相机、笔和本子，踏上了考察大别山的路。

茫茫的大别山里，自然环境恶劣，还时常有毒蛇野兽出没。

何家庆独自在山间行走，意味着随时会面临危险。

黑夜里，他要时刻紧绷神经，随时准备与眼睛冒着绿光的野狼搏斗。

白天，他的腿被山蚂蝗咬得血淋淋地，直到最后发炎溃烂。

他身上的各种伤痕，不是被咬烂的，就是被磨破的。

文章最开始提到的惊险一幕，就是因为他裤子被刮破后，膝盖上长期磨出了血，才在山崖上不慎滑倒，差点跌落。

何家庆冒着生命危险，用脚步丈量了大别山。

225天，12684公里，相当于5趟从北京到海南的距离，他都徒步完成。

期间途经了鄂豫皖三省，19个县境，先后攀登千米以上的山峰357座。采集植物标本3117种，近万份。

结束大别山考察后的他，带着丰硕的成果和一身伤病，回到了学校。

他也顾不上医治身体了，一回学校便马上和学生一起，对上千份标本做研究。

经过多番研究后，他发现山区阴凉潮湿，适合魔芋生长。而且栽种技术含量也低，山区农民学得快，也用得上。

他开始不断发表文章，到各个地方讲解，介绍魔芋及其开发远景。先后到贫困山区举办了13期科技培训班，普及魔芋栽培知识。

可何家庆越是卖力推广，就越是有山农“不领情”。

毕竟他们已经很穷了，如果投了钱还赔了，那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为了打消他们的顾虑，何家庆自掏腰包，率先在31个点进行试种。除此之外，他还没日没夜地到田头进行指导。

何家庆研究出了魔芋的价值，有了一定“知名度”，但他也还是和从前一样。

师生们经常能在学校看到何家庆，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和脚下的“解放鞋”，夹着个碗到食堂排队打饭，而且每次都不超过3块钱。

35平的家里，除了刚结婚时购置的几件简单家具，屋子里有超过一半的空间都是书籍和标本。卧室门后挂着妻子十几年前买的新衣服，但他却嫌妻子太奢侈，一次都没穿。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也都是补丁落着补丁。

何家庆虽然生活朴素，工作细心认真。

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他却不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

在妻子记忆中，何家庆每个节假日都不在家，更是没有带女儿出门玩儿过一次。

他们彼此的联系更多的是靠信件、纸条和后来的电话。

妻子本以为84年出走大别山回来后，他可以踏实在学校搞研究，兼顾家里。

但没想到，何家庆又一次出走了。

而这一次，他走的更决绝。

1998年2月10日，何家庆只给女儿和妻子留下一封信，就揣着攒了十年的27720元钱、学校介绍信、一张刊登国家“八七”扶贫计划贫困县名单的光明日报，孤身一人起程了。

在那封信里，他写道：

“何禾吾儿，当你读到这封信时，我已经离开家了，带着一只不太听得清晰的耳朵和病痛， 离开了你和妈妈。此次之行，我思索良久，准备十余年，中国西部的贫困情况比东部大别山区更糟糕，我知道此行意味着什么。倘若不幸，这封信就算是我对你最后的交代。”

而这次出走，让他本就带有伤病的身体再次受到摧残。

何家庆先是在深山里遭遇抢劫，两次被抢走4000块。

路上干粮吃完了，他就只能睡农户猪圈，讨猪食吃。

为了搭便车，他又被骗至深山，被迫砸了一天矿石，两手血肉模糊，才被放行。

走到后来，他实在没钱了，就放下知识分子的尊严，当了两个月的乞丐，才没饿死在路上。他曾向一家面食店老板乞讨食物：“行行好，桌上那碗吃剩的面汤给我喝了吧。”

在云南大理，人们见他衣衫褴褛，胡子拉碴，就把他当作流浪汉送去收容所收容。但到了收容所，他却遭拳打脚踢，受尽凌辱。

当然，他也遇到了很多好人。

有村民见他生病，就把他背回家，为了让何家庆快点好起来，他们宰了养了很多年的老母鸡给他补身体。

在重庆阳县青华乡，何家庆给村民们上课，一上就是十几个小时。村民们感激他，病好之后，他们便不顾何教授反对，几人轮换着，用自制的担架抬着他下了山去。

整整305天，31600公里，他的足迹遍布了8个省的108个县。

每到一处，他就开设小课堂，推广魔芋栽培技术。

何家庆多次经历九死一生，只为给山里的农户传授种植技术。

而这背后的代价，是瘦到40公斤的体重，和各种无法根除的疾病。

他曾到绩溪县挂职任科技副县长。挂职的850天里，何家庆有697天在贫困乡度过。

他带领培训班，走家串户，深入田间地头给农户现场示范指导。

绩溪遭遇水灾那年，他又冒着生命危险四处奔波，指导救灾，几次都晕倒在洪水中。一个月的水中行走，使他染上了血吸虫病，终生未愈。

两次出走，4万多公里，从地图上看，何家庆用脚步丈量了比中国版图环线还长的距离。

他离开山区时，当地乡亲们送来一面锦旗，上面写着“焦裕禄式的县长”。

是啊，何家庆确实值得这一面锦旗。

他为了贫苦老百姓们，宁可牺牲家庭，也要冒着生命危险出走。

35年时间，他多次经历九死一生，研究魔芋种植技术，帮数万农民脱贫致富。

第一次出走，何家庆指导农民种植的500亩魔芋全面丰收，最高产量达7000公斤，收益超过400万。

这些收入至少能让西南贫困山区的老百姓们，吃饱穿暖，每家每户供读大学生。

回来后，他还撰写了18万字的《魔芋栽培技术》一书，被称为“魔芋大王”，这在国内是第一部系统研究魔芋的书。

第二次出走，何家庆为沿途山农传授魔芋栽培、病虫害防治技术，受训人数超20000人，详细指导了57家魔芋加工厂。

他自费4万元申报了8个专利，还自费7万元出版了200万字的图书《中国外来植物》。当时为了这本图书，何家庆花了十年的时间，拍摄了3000张外来植物的照片。

在这本重达近2公斤的书中，何家庆共收录了1200种外来入侵植物，此前国家相关部委公布的只有400多种。

以前穷到吃不起饭的家乡安徽，自2014年建档立卡以来，共有441.6万贫困人口脱贫、2936个贫困村出列、22个贫困县摘帽，贫困发生率从9.1%降至0.93%。

何家庆取得诸多成果，国家给他奖励钱时，他却将10万元奖金全部捐出，用于资助贫困地区的女童读书。

何家庆不在乎名和利，他只关心农民到底赚到钱了没？

2016年4月，已经67岁的何家庆第三次出走。

他又走遍了全国17个省区，291个乡镇，搜集全国各地栝（gua）楼的分布和栽培情况。

在大伙印象中，这个身材弱小的小老头像是有着用不完的精力。

但谁也没想到，他会突然昏倒在扶贫调研的途中，随后被查出癌症晚期。

而即使是在医院最后的日子里，他也强忍着病痛，把自己的调研成果记录传递出去。

去世前一天的早晨，他还戴上大框眼镜，打开电脑，在病床上写研究文章。

那天晚上，何家庆说的最后一句话，还是在挂念栝楼的事情，“不知道今年栝楼情况怎么样，能不能卖出一个好价钱”。

或许是因为少时的贫穷，受国家和乡亲们的帮助，才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所以他不想让更多人再吃他当年吃过的苦。

他把全部的时间、精力和爱，都花在了学生和百姓身上。

到最后，钱没了，病倒了，他也还是想做些什么。

他还剩什么呢？

他只剩下一副躯体了，于是他做的最后一个决定是，捐出眼角膜。

因为癌细胞快速扩散，眼角膜是他唯一可以捐献的地方。

医生将他的眼角膜取出后，感慨道：“从未见过哪位70岁高龄的老人，能有这样清澈的眼角膜。”

2019年10月19日，何家庆走了。

他的学术和生命将在泥土中继续绽放，和土地一起开始更广阔的生命轮回。

原标题：《他的去世，刺痛了所有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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