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说｜妇女节之际，或许我们也需要一个男人节

前些天，微信里的工作群通知组织全体女职工观影《三块广告牌》，笔者心急之下没有留意日期，在群里抱怨道：“怎么能只组织女员工呢，我们男员工也该有观影权嘛”。不想被行政姐姐一句话堵回来：“妇女节呀！”窘态一出，办公室里笑成一片。

1909年3月8日，美国劳动妇女在芝加哥发起罢工游行，是为“三八妇女节”最初的由来。我国于1922年开始纪念三八节。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每年的3月8日为妇女节。

在这一个多世纪的历程中，我们亲眼见证了民权运动的兴起以及女性地位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普遍提升。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努力，对女性的偏见、歧视以及不公正待遇在全世界范围内仍旧或多或少地存在，这也是为什么今日的我们依旧要为女性权益而战的原因。

然而，近年来，少数极端的女权主义者似乎把性别作为了后阶级时代另一个全新的斗争场所，在政治正确的叙事中，女性和少数族裔、低收入群体、同性恋者一样，永远处在被强权压迫的那一端。《戏里戏外，2017都是女性艰难的一年》这样的标题屡屡见诸媒体。稍微看了几篇“知乎”就产生了“女权意识”的姑娘们，往往最容易挥舞起“物化女性”、“男性话语霸权”、“直男癌”这样的标签鞭笞那些不合她们意的男性，同时，一边刷着“小鲜肉”的照片流口水，丝毫不去想按照同样的标准，“小鲜肉”这种称呼是不是一种更加赤裸的物化男性。

关于女性的不易，以及或隐或明的社会偏见，之前已经有了很多的叙述；姑且让笔者在妇女节这一天，代表我周边的男性同胞，说说作为男性的“苦楚”吧——说这些不是为了贬斥女性，无视女性遭遇的现实问题，而是希望在弘扬女权时，不要以男性为假想敌。

比如，我的一哥们去年博士论文预答辩，和同门的另一个女生同被判不通过，被要求延迟毕业。女生得知消息情绪崩溃，在导师办公室哭得梨花带雨、声嘶力竭，居然哭得导师自责不已，亲自动手帮她改了论文的四分之一，再疏通关系，就这样得以如期参加答辩。

我的那位哥们就没有这么好运了，被导师板起脸来严肃教育。他一度也是眼眶湿红，导师见状勃然大怒：“一个男的，哭什么哭！”哥们最终只得延毕一年。

另一哥们苦追一姑娘一年多，每月约会数次，遇上节日还要另外送礼以表心意。一年多下来，哥们已经花费了六位数，而姑娘从未表现出一丝的不安。某次约会后，哥们试探性地问：“要不，这次你买一下单？”不料姑娘当即翻脸：“我每次出来见你可都是精心打扮了的，你知道那些化妆品花了我多少钱么，吃个饭不该你买一下？”

今年是改革开放的第40个年头，伴随着经济上的独立，绝大多数的中国女性早已告别了那个“娜拉出走之后要不回来，要不堕落”的年代。但我国的《刑法》里，强奸罪所保护的受害人依旧只是女性。在这个人人缺乏安全感的年代，男性的安全感，由谁来守护呢？社会的公平必须建立在男女平等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反向的歧视；女性的敌人是性别不平等，而不是男性。

今年奥斯卡上大热的电影《三块广告牌》，凭借这部只有女主、没有男主的“大女主片”拿下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麦克多蒙德，在获奖后在舞台上振臂高呼“inclusion rider”（指的是演员在签约演出合同时的一个附加条款，表示坚持男女平等的原则，要求电影剧组人员保持至少有50%的多样性，也就是一个剧组里必须有一半的女性）。麦克多蒙德呼吁女星们在签约时要坚持提出这样的原则，如果不坚持这种原则的电影就不接。

再刚强的铁汉也有脆弱时，谁不需要一个怀抱和港湾呢？按照麦克多蒙德的理念，我们是不是该有一个男人节呢？其实，男女平权才是社会公平的方向，女性权利的申索不能以男性为“假想敌”，更不能无视男女的现实差别（生理、心理等等），搞无条件的“抹平”，那注定是大战风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