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下的廉价模式：食物如何塑造工业世界

廉价食物模式

到1700年，大部分英国农民要么沦为佃农，受人雇用从事农耕劳动，要么被迫离开土地进入城市——此时英国61％的劳动人口已经不再从事农耕。城市居民比例较16世纪增加一倍。过去两个世纪的圈地运动使农业成为非常具有竞争力的生意，同时一系列创新，如新式犁、作物轮作和排水系统使农作物产量大大增加。虽然历史学家对于农业革命的具体时间存在争议，但很明显，到1700年，英国正在做每一个资本主义大国必须做的两件大事：增加农业剩余，驱逐农场劳力。英国能做到这一点，因为在新的意义上它的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从1500年到1700年上升了近46％。

18世纪初，英国的农业发展十分强劲，以至于它能够把一个迅速无产阶级化的欧洲从饥饿中拯救出来。虽然我们倾向于认为是工业化产生了新工人，但更切实地说，是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有利于工业化新形式的发展。1550年以后的两个世纪以来，在欧洲依靠工资生活的人口可能增加了6000万，这些工人需要廉价食物维持生计。每个全球工厂都需要一个全球农场。16、17世纪的这个全球农场是波兰，它出产的小麦和黑麦解决了荷兰渔民、锯木厂工人和泥炭切割机操作工的温饱问题。然而到1700年，由于土壤大面积枯竭，波兰的粮食出口急剧下降。随后的半个世纪里，英国成为西欧的粮仓，粮食出口增长了5倍。粮食价格在西欧城市保持稳定—但是对于渴盼经济发展的资本主义而言，稳定是不够的。于是英格兰以及整个北欧的食品价格下跌了。

英格兰的成功很短暂。像之前的波兰一样，岛国英国的农业革命也停滞不前。农民耕种者逐步“兑现”他们的生物储备。到1750年，英国的农业达到了一个临界点，谷物出口停顿，生产力增长放缓，食品价格上涨。即使来自爱尔兰的进口量大幅上涨，英国食品价格涨速仍是工业价格指数上涨的2倍，比纺织品价格的涨幅高了66％，比1770年至1795年的煤炭价格上涨速度快了48％。

如果这仅仅是英国现象，那可能无关紧要，但生产力放缓，不平等现象扩大，整个大西洋世界粮食价格上涨。1750年后的半个世纪，整个西欧的劳动生产率都下降或停滞不前。18在法国，1789年大革命前，面包价格的涨速比工资涨速快了3倍。在墨西哥中部，玉米产量下降，价格比18世纪末上涨了50%。1730年至1810年，欧洲各地的“主要面包谷物”(尤其是小麦和黑麦)的价格飙升：英国的涨幅为250％，意大利北部、德意志、丹麦、瑞典、奥地利和荷兰的涨幅超过200％。法国的食品价格通胀率较低，在这一时期为163％，但这不足以防止大规模的社会动荡。

到1760年，英国农村开始出现了根本性变化——这既是农业资本主义的胜利，也是其没落的开始。为了应对英国因粮食短缺而引发的叛乱与粮食价格上涨，议会圈地的规模和节奏大幅跃升，试图再次通过农业繁荣来提振生产力。与前30年相比，英国在1760年到1790年间通过的《圈地法案》数量是过去30年的6倍。在1750年以后的1个世纪里，英国耕地的1/4—曾经是旷野和公共用地—被私有化了。

这种生态是以廉价的自然(土地)和廉价的劳动力为前提的，但同时也需要廉价的食物。廉价食物在某种意义上“便宜”是因为：在商品系统中，用更少的平均劳动时间生产更多的卡路里。当然，一些非资本主义的种植方式也能以适当的投入获得非常高的粮食产量。在19世纪初的巴西，火耕农业—耕作者可以烧伐森林造田种植，然后经过几次收获之后重复循环—每工作1小时，可以产生7000-17600卡路里的木薯、玉米和红薯。相比之下，这个数字比同时期英格兰的劳动生产率高出3-5倍。但是，直到资本主义兴起之前，供养庞大集中人口的农业劳动生产率一直没有上升。

廉价食物模式是这样运行的。资本主义农业革命提供了廉价食物，降低了最低工资门槛：工人的工资可以减少而不至于挨饿。而随着无产阶级人数的持续增加，雇主需要支付给工人的工资也大幅减少，剥削进一步加重。只要不断增加的剩余粮食为“廉价”劳动者提供保障，资本积累就能持续增长。这是个简单的运行模式。这种廉价的食品制度并不是刻意设计出来的，但只有理解其如何在资本主义生态中出现，才有可能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和看待这个世界——包括提供廉价食物的必要性如何有助于创造现代世界。

为了解决饥饿问题而展开的资本主义

我们引用过布罗代尔有关稻米、玉米和小麦的观点，但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卡路里摄入量的一个核心部分是新世界的蔗糖。正如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所述：“如果用当地种植的食物来替代英国在1801年消费的加勒比蔗糖，我们需要85万-120万英亩的最佳小麦耕地；到1831年——在蔗糖价格大幅下跌和随后人均蔗糖消费增长5倍之前——这一数字是120万英亩-160万英亩。”资本主义历史是一部全球史，是围绕解决饥饿问题展开的。

在整个17世纪至18世纪，欧洲各国政府竭力操控城市的粮食价格，但并不总是成功。当时由于面包短缺引发的骚乱，主要由妇女领导，她们对市场的关心和依赖使自己处于廉价食品战的前线。其中最著名的是法国大革命。1789年，随着食品价格危机的恶化，巴黎妇女在凡尔赛宫游行示威，要求逮捕“面包师、面包师妻子、面包师儿子(国王及其家人)”。

两年后，甘蔗殖民地—海地—起来反抗法国殖民者，渴望得到在宗主国呼喊的“自由、平等与博爱”。在俄罗斯到秘鲁一直延伸到北美的全球性农民抗争时代，海地和法国的起义并不是孤立的。

为了养活工人，各个帝国都需要食物。俄罗斯革命家弗拉基米尔·列宁援引了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这位殖民者尊贵的雕像刚刚从开普敦大学的台阶上被拆除)在1895年所说的话：“昨天我在伦敦东区参加了失业者集会。我听到了疯狂的演讲，这些演讲只是‘面包’‘面包’‘面包’的呼喊，在回家的路上我思考这个场景，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深信帝国主义的重要性……正如我一直所说，帝国是一个面包与黄油的问题。如果要避免内战，就必须成为帝国主义者。”20年后，列宁在1917年发动了革命，其口号就是“和平、土地和面包”，革命基础是多年以来由妇女引导的面包暴乱，这与130年前法国大革命如出一辙。

帝国为欧洲的产业工人提供了廉价食品，虽然这对地球上其他地区的人来说代价巨大。正如迈克·戴维斯(Mike Dawis)所主张的那样，欧洲帝国建立了造就第三世界的商品贸易网络。旧英国殖民地的一个例子表明整个欧洲帝国普遍蔑视农民。1845-1848年的马铃薯饥荒期间，即使在失业，买不起食物的情况下，贫穷与市场因素仍迫使爱尔兰人为生计而劳作。在饥荒的最艰难阶段，爱尔兰每年仍在出口大约30万吨谷物来养活宗主国。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随之而来将摧毁大部分爱尔兰人的那场饥荒，对宗主国来说却是一份意外之喜。负责饥荒救济资金的英国财政部助理大臣查尔斯·特里维廉(Charles Trerelyan)在这件事上非常清楚：“真正的罪恶不是饥荒造成的肉体灾难，而是人(爱尔兰人)的道德邪恶。”当爱尔兰人不断饿死时，查尔斯·特里维廉却因此获得了骑士勋章，并且写道，作为遏制爱尔兰人口增长不受限制的一种方式，“饥荒是最直接有效、最仁慈的方式”。

英国的其他殖民地也遭遇了类似事情。在武力威逼下，印度供养穷人的古老习俗被自由市场关系所取代，以便可以出口粮食。在殖民统治下，印度的任务是通过征税，资助英国的全球帝国主义：“印度的劳苦大众为印军的远征买单，比如攻占北京(1860年)，入侵埃塞俄比亚(1868年)，占领埃及(1882年)和征服苏丹(1896-1898年)。”1871年以后，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和欧洲其他国家迅速加入了英国的金本位体制，殖民剥削进一步加剧。1873-1894年，印度银基卢比的价值贬值了1/3以上，而对英国的付款则以黄金计价。

廉价食物、暴力、革命

随着廉价食物从亚洲流向欧洲，市场机制和暴力便联手合作了。1839年11月英国军舰封锁了中国的珠江，这场战争的目的就是白银和鸦片，而鸦片来源于印度的种植园。在18世纪末，东印度公司已经垄断了鸦片的生产和贸易。大量鸦片流入中国——虽然非法，但利润极其可观。

当时的中国人不需要与英国做生意，但是英国需要中国的茶叶。英国需要用白银来购买茶叶。因为鸦片贸易，埃里克·沃尔夫(Eric Wolf)讽刺说：“欧洲人终于有东西卖给中国人了。”1839年，其鸦片贸易受到威胁，因为清朝“拒绝为英国走私者提供食品和水，拒绝与其贸易，直到他们承诺停止将鸦片运往中国为止”。随后几年便爆发了第一次鸦片战争。关键是控制中国的市场。中国在1842年以后逐渐向欧洲霸权开放商业市场，英国最大的意外收获之一就是可以得到茶树。到1851年，罗伯特·福钧(Robert Fortane)从中国运出了大约2000棵茶树和1.7万粒茶树种子—经由当时英国控制的香港，运至印度加尔各答的种植园。到19世纪末，英国人喝上了产自印度和锡兰(斯里兰卡)的茶叶，而不是产自中国的茶叶。

英国将植物帝国主义变成了一门艺术。它将橡胶种子从巴西偷运出来，在伦敦的皇家植物园进行培育，并在南亚和东南亚进行种植试验。它还将剑麻从墨西哥南部移种到亚洲。在殖民扩张过程中，为了克服疟疾、瘴气等热带疾病，英国将金鸡纳树—奎宁的来源——在远离巴西本土之处广泛种植。

与之前出现的许多创新一样，一项意义更重大的农业创新出现了——化肥——它是战争和地缘政治的产物。直到20世纪初，人们开采的大多是无机肥料。硝酸钾是农业和火药应用中最重要的矿物质之一。正如历史学家艾维娜·奥佛(Avner Offer)认为的那样，在欧洲，处理粮食供应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对第一次世界大战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协约国监督并封锁智利硝石矿，以此阻断德国和奥匈帝国的食品供应，军事行动激发了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iz Haber)和卡尔·博施(Carl Bosch)率先开展的大气氮固定技术的商业开发。他们的行为改变了地球：现在地球上一氧化氮、氨的含量是1800年以前的5倍，制造氨所需的能量直接来自廉价的矿物燃料。现在生产1卡路里食品需要将近10卡路里的油，这就是原因之一。

20世纪发生的其他变革使这些生物技术干预看起来微不足道。共产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使罗德斯及其资产阶级同胞深感恐惧。俄国革命使每个资本家的噩梦变成现实，于是政府开始想方设法管理与协调和工人之间的紧张关系，而不是冒险倒在工人的锤子与镰刀之下。墨西哥，这个前西班牙殖民地，就成为工人、资本家和国家之间妥协的场所。

1910年的墨西哥革命开始于中产阶级，但很快就扩大了，工人和农民也提出了激进的要求。1934年，在满足这些要求的基础上，拉萨罗·卡德纳斯(Lázaro Cádenas)当选墨西哥总统。他进行了广泛的土地改革，重新分配了47％的耕地，并开始将石油工业资产国有化，包括标准石油公司的炼油厂。对廉价能源的控制是墨西哥合作社运动的核心部分。

“绿色革命”

对于建立了标准石油公司的洛克菲勒家族来说，这是不折不扣的暴行，也进一步证明人口不断增长和粮食供应有限所带来的严峻威胁。美洲的统治阶级普遍担心，当食物供应不足以解决城市人口饥饿问题时，马尔萨斯关于社会崩溃的预言即将实现。

慈善家以拯救社会为己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51年，即该组织在墨西哥开始运作近10年之后，发布了一份战略文件，即“世界粮食问题，农业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明确了暴动、人口和粮食的主题：“是否还会有数百万人加入共产党，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共产主义国家或自由国家是否履行其承诺。当饥饿的人受到这些承诺的诱惑时，只有实际行动才能将他们争取过来。共产主义国家对饥饿的人做出了有吸引力的承诺。民主国家不仅要做出同样承诺，而且要更多。”

该基金会于1943年在墨西哥开始运作，招募了一位杰出的年轻植物育种专家诺曼·博洛格(Norman Borlaug)，开发作物以防止城市饥荒。困扰政策制定者的是城市而不是农村的饥饿问题，明白这一点很重要。对世界上饥饿现象集中的农村地区的人来说，粮食和就业几乎无人关心。只有当穷人来到城市并因饥饿而愤怒时，饥饿才开始在政治上起作用，从而可能演变为起义并对廉价自然的统治发起挑战。在资产阶级对这种统治的关注及对工人稳定的需求中，我们找到了被称为“绿色革命”的起源。

“绿色革命”一词值得细细品味。该词由美国国际开发署署长威廉·高德(William Gaud)于1968年创造，他大谈了一系列干预措施：“当今，农业领域的发展中包含一场新的革命。这不是苏联那样的红色革命，也不是伊朗国王所讲的白色革命，我称其为绿色革命。”换句话说，“绿色革命”利用农业、新作物、化肥、农药、灌溉、土地所有制政策、营销手段和国家政权，来保持廉价的劳动力、关怀、原材料和能源(认识到伊朗对国际原油市场的影响)。

墨西哥的“绿色革命”计划是廉价食品制度的体现。一般的说法是，诺曼·博洛格“意识到墨西哥传统的小麦产地不能生产足够的小麦让该国实现自给自足”。于是他着手培育产量能保障让廉价小麦在市区自由流通的品种。因为这项工作，他在1970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这就是“绿色革命”历史的诱惑力。政府和慈善家试图在其他地方复制这种成功，例如通过“非洲绿色革命联盟”在非洲进行推广。但是，在墨西哥，“绿色革命”的官方记载并不完全准确。对大多数墨西哥农民来说，玉米比小麦重要得多。在1950年，玉米种植面积(4781759公顷)比小麦种植面积(555756公顷)多出近10倍。小麦往往由商业农场主种植，其模式和资源比玉米产量更能与美国同行相媲美。同样，当“绿色革命”被引入印度时，投资尖端的作物是玉米，而玉米占全国农业产量不到3％，根本不是主粮。

种子技术不是某些作物跨越大陆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种植所需的唯一途径。绿色革命要求农业推广服务和政府农业工作者改种新作物，还要求国家通过农产品销售委员会补贴农民，以便扩大新作物的种植。廉价食品计划也要求压制政治异见。毕竟，绿色革命是一揽子改革措施，旨在防止农民与无地工人实现政治革命目标：土地与农业全面改革。这就是绿色革命在实施过程中往往是一个专制的计划的原因。

绿色革命有可能是成功的。在全球范围内，粮食产量增长了1倍以上，单位面积产量也在1950-1980年增长了1倍以上。在绿色革命的中心地带，粮食产量增长得更快。1960-1980年，印度的小麦产量上涨了87％，接近美国玉米种植在1935年以后的20年里所达到的水平。在世界市场上，这种粮食的交易份额不断上升，全球粮食出口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增长了179%。通过国家补贴和暴力手段使粮食价格低廉的政治承诺实现了。1952-1972年，食品价格每年下降3％，3倍于整个20世纪商品价格的下跌速度。从1976年到2002年，水稻、玉米和小麦的实际价格进一步下降。也许绿色革命最大的成功是有效地平息了农民对土地改革及城市居民对政治改革的要求。

然而，绿色革命长期的巨大产量成就并没有减少饥饿。如果从分析中去除中国的话(中国的农业革命毫无疑问更具重要意义，且效率不低)，在绿色革命的过程中，饥饿人口增长了11％以上。尽管记者高兴地庆祝“印度小麦产量从1965年到1972年翻了一番”，并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稳步上升，但同时期印度人实际食用的小麦量几乎未曾增加。

从1995年到2005年，印度的杀虫剂消耗量增长了17倍，大部分消耗在旁遮普邦。绿色革命开展最集中的地区最近已经成为癌症高发区，甚至有些地区正式宣布成了“癌症村”。但是，绿色革命并非针对印度的村民—而是那些处在城市现金交易关系中的工人，他们可能会滋生背叛资本主义的想法。通过贸易协定、补贴与技术支持，政府管制食品价格，特别是主食和加工食品的价格。事实上，从全球范围来看，1990-2015年，加工食品的价格涨幅远远低于新鲜水果和蔬菜的价格涨幅。为了得到他们每天推荐的五种新鲜水果和蔬菜，低收入国家的居民需要花费至少一半的家庭收入来购买这五种健康商品，农村地区的家庭花费比例更高：低收入国家70％的农村居民买不起三份最便宜的蔬菜或两份水果。

自1990年以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的工人工资水平一直没有上涨，这是反劳动政策直接导致的结果，学者恰当地称其为“工资压迫”。由于新自由主义时代的工资一直较低，因此，把廉价食物看作是便宜的，不仅仅与工资成本相关，而是直接以价格来衡量。当我们这样认为的时候，墨西哥鸡肉价格大幅下跌也就不足为怪——这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技术进步和美国大豆产业直接导致的后果。《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最初排除了农产品，但在墨西哥政府坚持下，农产品被纳入协定中，墨西哥政府想通过把农民从农业转移到城市的工业循环中来“实现”农民的现代化。这个策略奏效了：墨西哥的农业经济崩溃了，正如2003年墨西哥“农村不再接受”抗议活动所表明的那样。其结果是出现人口巡回迁徙和劳动力流向美国农业。不过至少鸡肉是便宜的。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肉类一直是全球饮食转型的核心。当我们思考绿色革命的未来时，我们需要考察地球是如何成为一个越来越青睐肉类的星球，以及肉类可以廉价生产的逻辑如何与“营养主义”的兴起相结合。这是一种解决饥饿的方法，“不是通过直接解决贫困问题，而是把食物特有的分子成分优先分配给那些缺乏这些成分的人”。廉价的食物前景黯淡。

（本文摘自拉杰•帕特尔、詹森•W.摩尔著《廉价的代价：资本主义、自然与星球的未来》，中信出版社，2018年3月。澎湃新闻经授权发布，原文注释从略，现标题和小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