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纳德·莱特曼谈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传播

伯纳德·莱特曼（章静绘）

伯纳德·莱特曼（Bernard Lightman），加拿大约克大学科学史教授，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美国科学史学会副主席（2016-2017）、主席（2018-2019），国际科学史权威杂志Isis主编（2004-2014），著有《不可知论的起源》（The Origins of Agnosticism, 1987）等，主编《语境中的维多利亚科学》（Victorian Science in Context, 1997）和《科学史手册》（A Companion to the History of Science, 2016）等。莱特曼教授耗时十五年完成著作《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传播：为新观众“设计”自然》，探讨了维多利亚时代三十多位活跃的科学普及者。这项跨学科研究涵盖了科学、宗教、性别、文学、出版和视觉文化等众多学术领域，对科学知识的市场、宗教与科学的张力、科学职业化与文化权威的角逐、科学中的女性角色和性别意识、进化论的传播和争议等议题提出了全新见解。

本书中文版在原书出版十五年后问世，作者欣然应邀为中文版写序，畅谈该研究中的跨学科视野。《上海书评》邀请本书译者姜虹采访了莱特曼教授，再谈维多利亚时期科学传播研究涉及的重要议题。姜虹系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哲学博士，四川大学文化科技协同创新研发中心助理研究员，除了翻译本书，还译有《植物与帝国：大西洋世界的殖民地生物勘探》（2020）和《花神的女儿：英国植物学文化中的科学与性别（1760-1860）》（2021）。

《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传播：为新观众“设计”自然》，[加]伯纳德·莱特曼著，姜虹译，中国工人出版社·万川文化，2022年8月出版，620页，128.00元

《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传播：为新观众“设计”自然》英文版书影

这本书的书名雄心勃勃，囊括了丰富的历史主题，“维多利亚（时代）”界定了本书关注的历史时期和地理区域，即维多利亚女王统治时期（1837-1901）的英国。您能否简单概括下维多利亚时代前后的科学普及，以及同时代欧洲大陆国家的情形？

莱特曼：严格来说，科学普及在1837年之前是比较少见的，曾经被当作科学普及的东西并不是真正的科普形式。对此有一个充满争议的说法是，大约在1800年之前科学普及无从说起，因为那时还不具备它所需要的条件。在十八世纪及更早期的科学写作是面向很小的读者群，他们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经济实力，有能力阅读和财力购买昂贵的书籍，是社会的富人阶层。在我看来，当我们谈论“大众/通俗科学”（popular science）时，所指的应该是面向社会大部分群体的科学读物，除了上层社会，也应该包括中产阶级甚至更底层的读者。大众科学所需的条件在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才开始显现，出版商开始尝试各种各样的出版方式。例如，1826年开始的“知识传播协会”系列丛书，就是为了了解科学读物是否拥有足够大的读者市场，大量类似的尝试都失败了，因为这样的读者市场还未形成。詹姆斯·西科德（James Secord）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轰动》（Victorian Sensation）中指出，十九世纪三四十年代铁路系统的发展、纸张成本的降低、印刷技术的进步、识字率增加等原因引发了一场“通信革命”（communications revolution），导致印刷文化的巨大变化，价格低廉的印刷品涌现，改变了英国的大众读者市场。西科德重点关注了罗伯特·钱伯斯（Robert Chambers）的《创世自然史的遗迹》（The Vestiges of the Natural History of Creation, 1844），这本书的畅销意味着出版商所期待的读者市场业已形成。于是，在十九世纪下半叶面向大众读者的廉价科学读物爆发式增长，这段历史即为本书所要探讨的主题。在那之后的科学普及，读者可以参考彼特·鲍勒（Peter Bowler）的著作《全民科学：20世纪早期英国的科学普及》（Science for All: The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Britain）。相比之下，我更关注非科学家的科学普及活动，鲍勒所关注的对象大多数是科学家，试图表明从二十世纪早期开始越来越多科学家投身到科学普及之中。

关于十九世纪欧洲大陆国家的状况可以参考伯纳黛特·本索德-文森特（Bernadette Bensaude-Vincent）、林恩·尼哈特（Lynn Nyhart）和罗伯特·福克斯（Robert Fox）等学者的著作。欧陆与英国的状况有所不同，因为受到了不同的历史原因影响：一方面，英国大众科学的自然神学基础不如欧陆那么显著；另一方面，英国发生的通信革命与世界其他地方发生的时间有所不同。

书名中另一个关键词是“科学普及者/科普作家”（popularizers of science）。我很认同您的观点，普及者这个词在现在多少含有负面色彩，包括它的同根词如“大众的/流行的”（popular）、“普及”（动词popularize，名词popularization）。也主要因为这个原因，在与您以及其他师友商量之后，我在中文版书名里改成了“传播”。在这本书出版十多年后，您现在如何看待科普、传播以及公众理解的变化？

莱特曼：在詹姆斯·西科德《维多利亚时代的轰动》和我这本《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传播》影响下，科学史家在使用“科学普及”和相关术语时候不再那么犹豫，也认可不同方式的科学传播可以成为科学史研究的重要主题。学者不再因为“大众科学”现在具有负面含义就将其排除在科学史研究的范畴外，在我这本书出版之后涌现了很多关于科学普及/传播的历史研究，学界对科学如何在文章、书籍、博物馆和展览中传播产生了更大的兴趣。《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传播》的目标之一，就是让有志于研究这个主题的学者不再妄自菲薄，觉得自己好像只是在研究二流的科学作家，而是要意识到科学普及本身就很重要，与研究精英科学家及其著作一样，在科学史里都非常有意义。本书的立足点在于，如果我们想理解维多利亚时代大众读者如何理解科学，我们就需要去研究普及者及其传播科学的方式，对公众而言他们同赫胥黎和丁达尔这些精英科学家一样具有权威性。出版商和期刊主编往往也更喜欢科普作家而不是科学家，因为前者知道如何让科学能够被更多的人理解。

“公众理解科学”这个说法遭到学者拒斥，因为它意味着公众只是被动接受职业科学家们投喂给他们的科学知识，西科德和我都在竭力削弱“扩散”模式的影响，在这种模式下科学传播是单向的，公众是被动接受者。我们和其他十九世纪科学史的学者都展现了公众如何参与知识的生产和传播，而不是被动接受。

您在书中指出，科学普及者和科学家一样，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经历了职业化过程，这个说法很有启发性。不过话说回来，当时成功的科学普及者更倾向于将自己界定为职业作家，而不是专门的普及者，他们也因此在很大程度上不受科学史家的重视，这些人的畅销书可能更容易得到文学研究学者的关注。您如何定义或区分一部作品属于大众科学读物还是文学作品？又如何界定小说、诗歌、戏剧、散文等文学作品中的科学话题？因为这些作品通常很明确地被划分在文学范畴，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传播了科学，对它们的研究也需要很强的跨学科视野。

莱特曼：这个问题提得非常好，我也很期待借这个问题阐明一个观点：大众科学读物与文学作品并没有非此即彼的区分。或者可以换种说法，科普作家都是讲故事的人，他们在讲故事时广泛采用各种文学手法（当然科学家在写大众科学读物也如此，但这又是另一个话题了）。因此，当科学思想成为一部小说里的重要元素，比如威尔斯的《时间机器》，我们其实可以将这些小说当作科学普及形式。事实上，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有多种多样新的文学类型在传播科学，比如柯南·道尔的福尔摩斯侦探小说，威尔斯和其他作者的科幻小说，乔治·艾略特、托马斯·哈代和约瑟夫·康拉德等人的现实主义小说，都不乏科学话题。关于文学现实主义与进化论之间的联系可以参考乔治·列文（George Levine）的著作《达尔文与小说家》（Darwin and the Novelists），列文指出达尔文引起了小说写作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进化论改变了小说结构本身。回到科普作家这个群体，还有两点需要说明。第一，有些科普作家自己就是小说家；第二，他们尝试不同的文学形式就是为了吸引读者对科学产生兴趣。一个重要的例子就是罗伯特·钱伯斯的《创世自然史的遗迹》，他开创了进化论史诗的写作模式，西科德在其著作中深入讨论了钱伯斯和这本书。大众科学写作的文学维度吸引了文学研究学者，他们与历史学家一起，共同为科学普及中的出版物研究贡献了学术增量。

您在书中详细探讨了神职人员和女性这两个从事科学传播的群体。在人们的印象中，女性常常被科学拒之门外，很难参与其中，神职人员也一样。他们如何成为您的关注对象？

天文学科普作家阿格尼丝·克拉克

莱特曼：当我从事这项研究时，我非常诧异地发现，竟然有这么多女性成为科学普及者。她们的确很难投身科学：首先她们无法接受大学教育，而正规的高等教育是获得科研职位的敲门砖；她们甚至被认为天生就缺乏科学思维，因为她们主观、感性，是虔诚的宗教徒。达尔文和赫胥黎等进化论者宣称，女性不如男性进化充分，赫胥黎主张科学协会应该将女性拒之门外。因此，女性即便对科学满怀热情，她们投身科学的机会也寥寥无几，只能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工作，比如为科学著作绘制插图，或者成为科学家（通常是她们的亲属）的助手。撰写大众科学读物也是其中一种方式，前提是出版商和期刊主编能够认可她们的写作才能，并能够向公众有效地传播科学知识。在这本书里，我大概研究了三十位科学普及者，几乎有一半是女性，其中有些还非常成功。

在维多利亚时代，神职人员也是被科学协会排斥的对象。赫胥黎和其他科学家拒斥科学中有自然神学的痕迹，只有具备专业科学知识、以客观方式探究自然的人才有资格参与科学。投身科学普及的不少女性与神职人员在这个时期依然延续了早期的自然神学传统，他们以这种方式诠释了现代科学更广泛的意义，强调自然中的神圣秩序和设计。

维多利亚时代的精英科学家（如赫胥黎和丁达尔）与二十世纪的萨根和E.O.威尔逊等科学大家在大众科学写作上都投入很多，他们对自身作为科学普及者的身份认同和动机等方面有何差异？

莱特曼：人们很容易误以为职业化进程在十九世纪晚期已经完成了，其实不然。在赫胥黎和丁达尔所处的时代，科学的职业化进程还没完成，科学家的职业身份也没完全确立。他们代表了主张职业化的科学家群体，实现职业化目标的方式是通过教育改革，为社会提供真正的科学训练，只有具备专业科学知识的人才有资格确定科学理论的有效性。从事科学普及也是职业化目标的一部分，并不违背职业科学家的身份，赫胥黎在十九世纪常常被奉为最著名的科普作家之一，丁达尔则是一流的大众科学演讲家，尽管他们的对手宣称从事科普活动会牺牲宝贵的科研时间。到了萨根和威尔逊的时代，他们无需再像赫胥黎和丁达尔们那样为自己的科学权威和职业身份抗争，投身科学传播并没有那么多复杂的目的。

书名中“新观众”新在何处？

莱特曼：到了十九世纪中叶，大众科学的对象即“新观众”在社会阶层构成上与之前非常不同，其中中产阶级和经济状况较好的工人阶级构成了新观众的重要部分。大众科学读物变得非常便宜，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中不仅有大量人口开始负担得起书籍消费，而且能够阅读的人口也大幅度增加。另外，公众对科学的兴趣也大了很多。从1851年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开始，公众对科学非常痴迷，纷纷涌入科学博物馆参观，到海岸采集标本，有些海洋动植物还被带回家，养在水族箱里。科学已经成为维多利亚文化不可分隔的一部分，水族箱不过人们痴迷于科学和博物学的一大表现，再如进化论，渗透到了小说、诗歌、摄影、博物馆、早期电影、戏剧和其他文化生活的方方面面。

我觉得书名中的“设计”是涵义最复杂的一个词。在翻译过程中您就曾解释过，这个词在此处是一个双关语，既指宗教和神学里的“设计论”思想，也指科学普及者在写作、讲座、演示过程中所采用的策略和技能。相比英语世界，这个词的丰富内涵对中国读者来说并非那么不言自明，尤其是在设计论这个意义上，所以我在中文版书名中加上了引号，以强调它的特殊性。就设计论而言，您可否概括下自十七世纪以来自然神学的演变过程，尤其到了维多利亚时代具有什么特征？在当今社会，宗教和科学之间的鸿沟似乎越来越难以跨越，自然神学又处于什么状况？

莱特曼：至少从牛顿的时代起，英国的自然哲学家和自然志家（博物学家）相信，研究自然可以揭示上帝之手。在他们的科学观念里，要想理解自然就必须理解时间之初上帝在自然中设计的一切。在上帝的计划里，自然就如同一块钟表，它的每部分都具有自己的功能或目的。例如，万有引力定律确保了恒星以有序、规则而且可预测的方式运行，牛顿靠数学方程推算出万有引力定律，这意味着自然体现了神圣秩序。眼睛和动物身体的其他器官都是由全知、全能、仁慈的上帝所造，他理解光学原理，设计了眼睛内部的不同器官，才能让视觉奇迹成为可能。十九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科学家如约翰·赫歇尔（John Herschel）、威廉·休厄尔（William Whewell）和理查德·欧文（Richard Owen）都认为自然神学为科学提供了研究框架。然而，自然神学并非一成不变，必须随着科学新发现不断更新，每一代人都需要重新思考其深意。十九世纪早期对自然神学的重新思考出现在“布里奇沃特丛书”（Bridgewater Treatises）中，这套丛书从三十年代开始发行。乔纳森·托珀姆（Jonathan Topham）最近在其著作《阅读自然之书：维多利亚时代前夕八部畅销书如何重新连接基督教与科学》（Reading the Book of Nature: How Eight Best Sellers Reconnected Christianity and the Sciences on the Eve of the Victorian Age）中指出，“布里奇沃特丛书”的目的是让英国读者相信科学对于宗教来说是安全的。当然，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挑战了这套丛书所传达的自然神学思想，对大自然设计论造成了压力。十九世纪下半叶许多科学普及者意识到，维多利亚读者希望了解进化论和其他科学发现在更广泛意义上对宗教意味着什么。他们的目的之一是根据进化论重新认识科学，并向他们的观众确保科学至此依然是安全的，有时候这意味着需要扩展设计论，表明它主要体现在自然规律之中，而不是具体的生物器官里。

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普及者采取了很多技术和策略吸引观众，尤其在视觉技术上可谓五花八门，如佩珀的幽灵表演、伍德的即兴速写等，其中一些技术手段和策略甚至可以继续用于今天的科学传播。是什么原因让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普及者设计了这么多吸引观众的方式？

佩珀的幽灵表演

莱特曼：要讨论这个问题，就不得不谈到通信革命之后大众科学读物市场激烈的竞争。每家出版商都想通过廉价科学读物分得一杯羹，科学普及者往往也迫于经济压力不得不变着花样去传播科学。他们要想以科学写作为事业就必须精心打造畅销书，就必须有与众不同、引人注目的创新才行，科学演讲者和博物馆策展人也同样需要这样的创新。佩珀的幽灵幻影为皇家理工学院吸引了大量的人流，他的表演栩栩如生，让观众误以为自己看到了真的鬼怪。伍德在演讲大厅的巨幅画布上，快速地即兴画出自然界的景象，他胸有成竹、一气呵成，令现场听众大为折服。他们的表演都为观众创造了令人惊叹的视觉奇观，伍德和其他科普作家在写作时也常常插入精细的图像，或者创造性使用各种文学手法。

书名中最后一个词“自然”让我想到了书中三个重要的术语：自然神学、自然志（博物学）和科学自然主义（者）。就博物学而言，它不仅是大部分科普读物的主题，也是博物馆、展览、动物园和植物园等场馆里科学传播的主题。女性和神职人员两类普及者的作品中博物学主题尤为突出，除了因为他们的作品与自然神学关联比较大之外，是否还因为这两类人总体上缺少正规的科学训练，而博物学又是比较容易入手的领域？

莱特曼：的确，相比自然哲学，大众科学读物中的博物学主题要多得多。在某种程度上，自然哲学需要一定的数学基础，而数学对业余爱好者来说相对更难。但自然哲学的有些分支在传播过程中并不需要复杂的数学知识，如天文学，这个领域有诸位颇具影响力的普及者，如理查德·普罗克特、罗伯特·鲍尔和阿格尼丝·克拉克等书中提及的人物。我觉得博物学占据较大份额还因为它不需要昂贵的科学仪器或实验室，读者很容易就来到户外，以科学普及者鼓励的方式去探究自然，他们甚至被告知在自家后院也能够有重要发现。博物学的重要技能在于密切的观察，普及者会强调每个人都具有培养这种技能的潜力。维多利亚人普遍热衷于采集和收藏动植物标本、引种异域植物、参观动植物园和博物馆等博物学活动，博物学类的大众图书有更大的市场也在情理之中。

对赫胥黎和丁达尔这些科学家，您用了“科学自然主义者”（scientific naturalist）、“推崇职业化的科学家”（would-be professionalizer of science）和“科学精英”（scientific elite）等称呼指代他们，能否谈谈不同指称强调的含义有何差异？

莱特曼：其实除了这三个还有“科学实践者”（practitioner of science）。“推崇职业化的科学家”强调的是十九世纪下半叶科学的职业化尚未完成，还只是丁达尔和赫胥黎等人期望实现的愿景，但并非所有科学精英都和他们一样将自己当成是职业科学家。对丁达尔和赫胥黎来讲，职业科学家总是将科学放在第一位，宗教退居其次。因此，依然延续自然神学传统的精英科学家并不属于他们界定的职业科学家。科学自然主义者这个术语来自赫胥黎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造的词，用来指称自己和丁达尔这样的人。同样，并非所有的科学精英都认为自己是科学自然主义者，像开尔文和麦克斯韦等苏格兰自然哲学家就将宗教摆在首位，把自己视为科学自然主义的对立面。

书中说：“科学自然主义者排除了在自然界中经验观察不到的原因，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自然主义的；同时，他们根据十九世纪中叶的三大主要理论去解释自然，即物质的原子理论、能量守恒定律和进化论，在这个意义上他们又是科学的。”一方面，您主要探讨了进化论，对前两种理论讲得很少，原因何在？另一方面，除了理论，科学自然主义者在实践和具体方法上，又如何体现出他们是“科学的”？

莱特曼：其他学者对物质的原子理论和能量守恒定律已经有过大量研究，如弗兰克·特纳（Frank Turner）和克罗斯比·史密斯（Crosbie Smith）等人。进化论颇具争议性，而赫胥黎、丁达尔和其他科学自然主义者将其作为旗帜，使这个群体团结一致，但他们相信达尔文并非因为接受自然选择理论，而是高度认可达尔文在研究自然时的自然主义方法。达尔文在研究中将自然神学和其他神学思想排除在外，契合了科学自然主义者信奉的原则，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从事科学研究。实际上，科学自然主义者是改革派，他们希望大多数业余爱好者、神职人员和女性都被排除在科学组织的严肃讨论之外。科学自然主义者在方法论上可以算是一种唯物主义，他们认为最成功的科学研究是追究自然原因，摒弃神圣学说和其他任何超自然存在。然而，他们又并非哲学或形而上学的唯物主义者，而是认为科学和宗教各自为阵，分属不同领域，它们只要相安无事，在自己的领地里都是有效的。问题在于，神学常常越过宗教领地进入科学。在赫胥黎和丁达尔看来，神学其实是科学的一个分支，因为神学家经常宣称自己的知识是形而上学的，因此神学必须以科学标准去评判，而不是其他方式。

能否谈谈这本书出版后的十多年里，您在科学普及/传播这个领域有何进一步的研究或思考？

莱特曼：《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传播》在2007年刚出版后，我决定将注意力转向达尔文主义的传播上，因为我还没有在本书中系统讨论过这个话题，再加上两年后（2009年）就是达尔文《物种起源》一百五十周年纪念。刚好皇家学会主办的科学史期刊《笔记与档案》（Notes and Records）邀请我为2009年的纪念专刊写一篇论文，于是我提交了“达尔文与进化论的普及”一文。在这篇文章中，我讨论了达尔文如何将《物种起源》当成是一部大众读物，以及其他科学作家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如何以不同的版本去传播进化论。我也开始对科学博物馆和展览中的科学普及产生兴趣，写了一系列与机构相关的研究论文，如皇家理工学院、皇家科学与艺术大剧院（Royal Panopticon of Science and Art）、地球博览厅（Wyld’s Great Globe）和切斯特角斗场（Colosseum in Chester）等。这个系列的研究最终产生了论文集《转型中的科学博物馆：19世纪英美展览文化》（Science Museums in Transition: Cultures of Display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ain and America, 2017），由我和卡林·伯科威茨（Carin Berkowitz）共同主编。当然，关于科学传播这个主题，还有大量值得研究的地方，尤其是英国之外的欧洲国家和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