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速主义宣言：超越资本主义对技术的压制

大约四年前，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与尼克·斯尼斯克（Nick Srnicek）在“法律批判思想（Critical Legal Thinking）”平台上发表了“一种加速主义政治的宣言”（Manifesto for an Accelerationist Politics）”一文。该宣言的核心论点是，资本主义一度解放了技术生产力，但如今它的制度已成为技术生产力的桎梏；左翼应及时地发明并建立起自己的“智识平台”，提出新的意识形态和经济模型、改革媒体、重建阶级力量，按照自己的方式重新配置已有的科技成果（包括数学建模等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式的技术手段），才能实现未来的解放。

加速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倾向，早在20世纪初的未来主义运动那里就已经萌生了：未来主义者们把现代技术看做是一股强大、高速的力量，他们主张加快技术革命的速度，甚至将技术的毁灭性维度（如战争）当做美来赞颂。这种对科技（作为单纯的力量）的推崇，在政治立场上是模糊的，他们似乎愿意追随同时代的任何颠覆性的政治阵营——意大利未来主义者拥抱了法西斯主义，俄国未来主义者则成为共产主义革命的支持者。“加速主义”这一说法自从在2010年后被广泛使用以来，也分为左翼和右翼两个阵营。右翼加速主义以尼克·兰德（Nick Land）为代表，他的思想启发了美国的新保守主义运动：该运动拥护现代技术，但认为技术和社会的领导权应由专制集权的机构和少数技术人员掌握。威廉姆斯和斯尼斯克则将加速主义左翼化；在德勒兹哲学的启发下，他们认为资本主义在“去辖域化”的同时，也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将生产力重新规制了，我们需要重新改造现有的经济基础，以引导技术发展的方向。

本文首发于公众号“激进阵线联萌”，澎湃新闻经译者授权转载。

一、导言：论现状

1. 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之初，全球文明开始面临着新的灾难。即将来临的灾难让政治规范和组织结构变得十分尴尬，而这些政治规范和组织结构，是在民族国家诞生之初，在资本主义兴起时，在爆发了空前血腥战争的二十世纪里建立起来的。

2. 最大的灾难莫过于地球气候体系的遭到破坏。这一灾难迟早会威胁到今天全球人口的生存。尽管人类面临的这个最致命的威胁，但还有一些更细小但同样会动摇根基的问题，与之并存。资源，尤其是水资源和能源面临枯竭，即将面对的大饥馑，经济体系的崩溃，新的冷战和热战。为了应付持续的金融危机，政府在严峻时期采取了麻痹死亡的螺旋式政策，让社会福利的私有化，产生了大量的失业，人们薪资水平停滞不前。生产过程——包括“智力劳动”——逐渐变得自动化，而这恰恰是世界资本主 义危机的证据，即便对于全球北方国家的前中产阶级来说，很快他们也无法维持现今的生活标准。

3. 相对于不断加速的灾难，今天的政治的难题在于，我们无法形成新观念和新组织，去变革我们的社会，去面对和解决即将来临的灾难。当危机日益增加，逐渐加速的时候，政治却逐渐萎缩退却。政治想象力日渐贫乏，未来已经化为泡影。

4. 1979年之后，全球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已经变成了新自由主义，在全世界所有主要的经济体中以不同的形态建立起来。尽管还存在着深入的结构挑战，但新的全球性问题正在出现，最迫切的问题是2007-2008年以来的信用危机、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新自由主义的程序只能在其中越陷越深。继续执行新自由主义的计划，或者说推行新自由主义2.0版，这是新一轮的结构调整，很明显，它鼓励私人渠道重新扩张到社会民主体制和服务当中，罔顾这些政策在经济和社会上的消极影响，而且新的全球危机会让社会和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

5 . 右翼政府、非政府、公司等方面的力量如此热衷推行新自由主义，正是左翼无能为力，缺乏效力的结果之一。新自由主义的三十年，让那些左倾政党被剥除了激进思想，被掏空了力量，没有大众的信任。他们应对当下的危机，顶多是号召回到凯恩斯的经济学，罔顾让战后社会民主党赖以生存的社会条件已经不复存在。即便如此，我们也不可能在命令之下，回到劳动大众的福特制劳动了。即便出现了南美洲玻利维亚革命的新社会主义体系，他们能够抵抗资本主义的信条让人振奋，但令人失望的是，他们仍然提不出一个超越二十世纪中期社会主义的替代方案。有组织的劳动，在系统上，被新自由主义规划所导致的变化弱化了，这就是制度层面上的僵化，最好的情况也不过是温和地让新结构调整得以缓和。倘若没有建立新经济的系统途径，或者没有彻底实现变革的结构上的凝聚力，在今天来说，劳动者仍然是相当羸弱无力的。冷战结束后，爆发了新的社会运动，2008年之后的岁月里重新经历了运动的复兴，但这些运动同样无法设计一种新的政治意识形态的视野。相反，他们将大量的力量放在促进内部直接民主议程，更重视情感上的自我价值肯定，而不是谋求战略上的效力，他们反复提出新原始地方主义的形态，仿佛用脆弱不堪，转瞬即逝的当下直接的共同体的“本真性”来对抗全球化资本的抽象暴力。

6. 如果没有新的激进的社会观、政治观、组织观和经济观，右派的霸权就会继续推进他们的狭隘的想象，一切都昭然若揭。左派顶多可以在短时期部分抵抗最糟糕的潮流。但这无异于螳臂当车。（译注：这句话的英文原文是“But this is to be Canute against an ultimately irresistible tide.”里面涉及“北海帝王”克努特大帝，是当时西北欧真正的霸主,是诺曼人征服时代的风云人物,他使丹麦国势达到鼎盛,史称克努特大王。克努特大帝的传说讲述了盎格鲁-萨克逊先王如何向臣民展现王室权力的极限。克努特将王座设在海边,命令上涨的海潮退去。这句话如果直译是“这等于是让克努特大帝来抵御一个终极的无法抵抗的海朝”，里面涉及到典故就是克努特大帝海边王座的故事。为了简洁起见，也为了让中文读者更清楚了解两位作者的意思，这里意译为中国的成语“螳臂当车”。）让一种新左派获得全球领导权，可以让我们恢复失去的未来，的确可以恢复这样的未来。

二、过渡：论加速主义

1. 如果一个社会所有体系都与加速主义观念相关，这个社会就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最基本的新陈代谢需要经济增长，个别的资本主义实体之间的竞争为了赢得竞争优势，带来的技术发展，与之相伴随的是社会逐渐解体。在新自由主义形式下，其意识形态的自我表达就是解放创造性的破坏力，放任不断加速的技术革新和社会革新。

2. 哲学家尼克·兰德（Nick Land ）［英国哲学家，擅长写短篇恐怖故事，他被称为“加速主义之父”。他的写作方式，常常被人称为“理论科幻作品”，上世纪九十年代，他与人建立了赛博文化研究所（CCRU），他的主要研究集中于加速主义与思辨实在论。］十分敏锐地把握到这一点，他有一个短时但有着催眠效果的信仰，仅仅依靠资本主义的速度，就可以产生全球变革，走向无可匹敌的技术独特性。在这种资本观之下，人类将会成为这个星球上智能发展的阻力，而遭到抛弃，智能可以在之前文明的现成碎片中来构建自身。我们可以快速运动，但只能在资本主义严格限定的参数集合之内运动，而资本主义自己不会动摇这些参数。我们所经历的仅仅是地方视阈下的不断增长的速度，单纯的不假思索的向前冲，而不是在宇宙可能的空间中航行、发现实验中的加速运动。我们认为后一种加速模式才是最根本的加速。

3. 正如德勒兹和加塔利承认，更糟糕的是，从一开始，资本主义的速度一方面在解域化，另一方面也在再结域化。进步被限制在剩余价值，劳动力储备大军，自由流动的资本框架之下。现代性被还原为经济增长的统计学标准，从我们共同的过去抽取一些拙劣的廉价品来装饰社会革新。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解除管制，恰恰对应于维多利亚时代的“回归根本”，即回归家庭和宗教价值。

4. 新自由主义更长的区间就是以它将自己设想为现代性的媒介，在字面上设定为现代化的同义词，与此同时许诺了一个在结构上无法提供的未来。的确，正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样，它并没有确保个人的创造力，它反而倾向于消除认识上的创新，倾向于一种安排好的交往的情感生产线，对应于全球供应链和新福特制下的东方生产区。每一年过去，精英的知识工人的小知产阶级都在大量缩减——逐渐增加的算法自动化，已经在情感劳动和脑力劳动上铺就了道路。新自由主义，尽管它认为自己是必然的历史发展阶段，事实上，它仅仅是避开七十年代出现的价值危机的偶然手段。不可避免的只是危机的升华，而不是它最终克服了危机。

5. 和尼克·兰德一样，马克思也是最典型的加速主义思想家。与那些太过熟悉的批判相反，甚至与当代马克思学的行径相反，我们必须记住，马克思为了彻底理解和改编他的世界，他就使用了最先进的理论工具和实验数据。他并不是一个抵抗现代性的思想家，而毋宁是试图用之分析和介入，理解现代社会的所有的剥削和腐败，承认资本主义仍然是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先进的经济体制。他的目标不是反转资本主义，而是通过加速超越资本主义价值形式的限制。

6. 事实上，在列宁1918年《论“左派”幼稚性和小资产阶级性》中写到：

没有建筑在现代科学最新成就基础上的大资本主义技术，没有一个使千百万人在产品的生产和分配中严格遵守统一标准的有计划的国家组织，社会主义就无从设想。我们马克思主义者从来都是这么说的，而对那些甚至连这点都不了解的人（无政府主义者和至少半数的左派社会革命党人）是不值得多费唇舌的。

7. 正如马克思注意到，不能将资本主义视为真正加速的代表。同样，认为左翼政治就是反对技术加速，至少在部分意义上，是一个误解。的确，如果政治左翼还有未来，那么这个未来是最大程度地去拥抱这种受压迫者的加速主义的趋势。

三、宣言：论未来

1. 我们相信，今天左翼最重要的区分就是在那些坚持地方主义、直接行动和坚持平面斗争的流俗政治的左派，以及与抽象、复杂、全球化、技术的现代性和平共处，被称为加速主义政治的左派之间的区分。前者热衷于建造一个非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狭小和临时的空间，他们回避了在面对敌人时的真正问题，这些敌人在本质上是非地方的，抽象的，根植于我们日常生活的基础结构。这种政治从一开始就注定会走向失败。相反，加速主义政治试图保留资本主义的成就，比其价值体系、治理框架更进一步，而群众病理学是可以容忍的。

2. 我们所有人都不想多工作。这是一个引子，说明了为什么战后主流的经济学家会相信，经过启蒙的资本主义会朝着进一步削减工作时间的方向前进。在《我们后代的经济繁荣》（TheEconomic Prospects for Our Grandchildren, 1930）中，凯恩斯预言了资本主义的未来，那时，个体只需要一天工作三个小时。相反，实际发生的是工作-生活之间区别的消失，工作已经弥散到即将出现的社会工厂的方方面面。

3. 资本主义开始限制技术的生产力，或者说，至少将技术生产力导向毫无无用的细小目标上。专利竞争和观念垄断就是当代的现象，表明资本需要超越竞争，资本也逐渐退化为技术。新自由主义的加速成果不会导致更少的工作或压力。我们得到的不是空间旅行的世界，未来的震撼，以及革命性的技术潜能，相反我们生活在这样的时代里，唯一发展的是，在边缘上，我们沦为更好的小玩意的消费者。不断重复生产的满足边缘消费者需求的同类基础产品，完全牺牲了人类的加速发展。

4. 我们并不想回到福特制，也不可能回到福特制。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是在井然有序的工厂环境的生产范式基础上做出的许诺，在那些工厂中，（男性）工人得到了保障和基本生活水准，他们付出代价的是终生陷入徒劳无用的无聊和社会约束。这样一个体系依赖于各个殖民地、各个帝国之间，以及落后周边地区的国际等级制，还有国内种族和性别上的等级制，以及让女性处于屈从地位的家庭等级制。对于可以感受到的乡愁而言，这样的体制不是我们想要的，在实践上也不可能回去。

5. 加速主义希望解放潜在的生产力。在这个计划中，不需要摧毁新自由主义的物质平台。只需要重新将其导向公共目的。现存的基础设施并不属于需要摧毁的资本主义阶段，而是走向后资本主义的跳板。

6. 既然资本主义目标奴役着技术科学（尤其在70年代晚期之后），我们当然并不知道，一个现代技术社会体系可以做什么。我们中间究竟有谁可以完全了解已经发展起来的技术中未开发的潜能？我们的赌的是，我们的科技研究的还存在着尚未开发出来的变革性潜能，科学研究在今天有些赘余（或者说，有待采用（preadoptation）），科技的转变会超越短视的资本主义的成员，这一点十分重要。

7. 我们希望加速技术发展的进程。但是我们主张的并不是技术乌托邦。也不相信技术可以拯救我们。必然如此，是的，如果没有赌赢的社会政治行动是不够的。技术和社会是彼此结合在一起的，一方的改变，必然会导致和保证另一方的变化。然而，技术乌托邦主张加速的基础是，技术会自动地克服社会矛盾，我们的立场是，之所以需要加速，正是因为为了赢得社会斗争，就必须要加速。

8. 我们相信，任何的后资本主义，都需要后资本主义的蓝图。其信仰基于如下观念：革命之后，人民会自发地构筑一种新的社会经济体系，这种经济体系不会简单地回到资本主义，这种信仰往好的说是天真，往坏的说是无知。推进一下，我们必须同时发展既存体系的认识图系，也发展未来经济体系的思辨形象。

9. 于是，左派必须尽可能利用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起来的一切科学技术。我们宣布，量化研究并不是需要消灭的罪恶，而是需要尽可能去利用的工具。经济模型仅仅是让一个复杂社会变得可以理解的必要工具。2008年金融危机揭露了盲目信任数学建模的风险，不过造成其不正当地位问题的并不是数学本身。在社会网络分析，在行为人建基的模型（agent-based model）［译注：行为人建基模型（ABM），也常译为“代理人基模型”，一种用来模拟具有自主意识的智能体（独立个体或共同群体，例如组织，团队）的行动和相互作用的计算模型，通过图像展示评估智能体在系统整体中的作用。它综合了一些其他思想，比如博弈论, 复杂系统, 涌现, 计算社会学, 多智能体系统和演化计算. 采用蒙特卡洛方法产生随机性。］大数据分析，不平衡经济模型中建立起来的工具，都是用来理解诸如现代社会这样的复杂体系的认知中介。加速主义左派必须成为技术领域中的文化人。

10. 任何社会的转型必须涉及到经济实验和社会实验。智利的“赛博协同工程”（译注：Project Cybersyn，智利的“赛博协同工程”是1971-9173年在萨尔瓦多·阿连德总统执政时期提出的计划，该计划旨在建立一种分散型决议支持系统，来帮助参与国民经济的决策和管理。该计划由四个模块组成：经济模拟器，检查生产表征的常用软件，操作室和远程电报机网络，这些模块都链接到一个电脑主机之上。）就是这种实验态度的象征——将最先进的赛博控制技术，与复杂的经济模型，以及民主平台融合起来，在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上是示例化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苏联也开创了同样的实验，应用了控制论和线性程序，试图克服第一种共产主义经济形态所面临的的新问题。这些实验最终都没有获得成功，这归咎于早期控制论学者操作时面对政治限制和技术局限。

11. 左派必须提出社会技术的领导权：既是观念领域的领导，也是物质平台上的领导。平台就是全球社会的基础设施。平台建立了参数，决定了在行为上和意识形态上，什么是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平台体现了社会的物质超越性：它们让行动、关系、权力的设置成为可能。如今大量的全球平台受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摆布，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性。这些生产、金融、物流和消费的物质平台，可以按照后资本主义的目标来重组和重构。

12. 我们并不相信直接行动足以获得成功。传统策略，如游行示威、拉标语、建立临时的自治区，变得越来越舒适，离实际成功也渐行渐远。“至少我们还在做事”就是那些将自尊看得更重，而罔顾实际效果的人的呼喊。好战术的唯一标准就是是否能获得重大成功。我们必须面对那种对特殊行为模式狂热崇拜的态度。政治必须看成是一种动态体系，它被冲突，被适应与反适应，各种战略军备竞赛所撕裂。这意味着在新时代下，随着其他方面的调整，所有的个体的政治行动类型都会变得迟钝和无效。在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政治行为是不容践踏的。实际上，随着时间的发展，逐渐需要我们放弃那些的熟悉战术，因为它们组织起来，反抗的那些势力和力量，学会了如何去有效地保护自己和反攻击。这部分因为当代左派已经无能为力，他们无法接近当代病症的核心问题。

13. 民主议程的绝对之上地位需要留后再议。今天大多数“激进”左翼的狂热崇拜开放、水平性、包容，造成了其毫无效果。私密、垂直性、排斥在实际的政治行动中（当然，并不是排斥性的政治行动）

14. 不能通过手段（投票、协商或集会）来定义民主。只能用目标（集体自主）义民主。这是一种带有启蒙遗产的政治，在某种程度上，只能利用我们的能力来让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世界变得更好（让我们的社会、技术、经济、心理的世界变得更好），我们可以来主宰我们自己。我们需要给出一个在集体上得到监控的合法正当的权威，来弥补散布的水平轴（horizonality）[译注：Horizonality一词是新近一些左派提出的概念，这个概念相对于存在等级制的垂直轴（verticality）提出来的，所谓水平轴，就是各个族群、性别、种族、组织都是处在一个水平平面上共存，彼此之间没有统治和治理的关系，只有彼此自治和互动的关系——译注。]，避免成为一个专制极权主义中心的奴隶，也避免成为超出我们控制的变化无常的秩序的奴隶。计划的要求必须与简化的网络秩序相匹配。

15. 我们并不想让任何特殊组织成为实现这些方向的理想途径。我们所需要的（我们一直需要的）就是一种组织的生态学，各种力量的多元主义，在他们互相比较的力量上产生共鸣和反馈平衡。宗派主义和集中化一样，都是左翼的丧钟，在这个方面，我们欢迎不同战术的实验（包括那些我们不太赞同的实验）。

16. 我们有三个具体的中期目标。首先，我们需要建立知识基础。模仿像朝圣山学派（Mont Pelerin Society，译注：朝圣山学社是由哈耶克发起成立的一个新自由主义学术团体，成立于1947年4月。新自由主义以复兴古典自由主义为主要特征，宣扬资本主义和市场自由的普遍性，反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维护资本主义私有制度，坚持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是新自由主义的实质和核心）那样的新自由主义革命，这个任务需要创造新的意识形态，新的经济模式和社会模式，创造一种善的观点，来取代和超越统治着我们今天世界的脆弱理想。这种基础设施不仅要建构观念，也需要创造灌输、实现和传播这些观念的制度和物质途径。

17. 我们要进行大范围的媒体改革。尽管互联网和社会媒介似乎更民主化，传统媒体渠道在选举和构造叙事上仍然十分关键，还有他们拥有大量的资金来从事调查报道。尽可能让大众来掌控这些媒体，这一点有助于化解当下对事物状态的表现方式。

18. 最后，我们需要重构各种各样的阶级权力形式。重构时必须摒弃这样的观点，即已经存在着有组织的全球无产阶级。相反，它必须将包含在后福特制的不确定劳动的形式之下，散布各处的无产阶级身份凝聚起来。

19. 一些组织和个体已经在这个方面展开工作，但他们仅仅靠自己是不够的。我们需要的是三者目标彼此照应，每一方都以某种方式修正它们的当代关联，这样，其他目标会变得越来越有效。基础结构、意识形态，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三者之间良性反馈环产生了一种新的复杂的领导权，一个新的后资本主义的技术-社会平台。历史证明了它是各种能带来系统变革的战术和组织最广泛的集合，必须要学习这些课程。

20.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实践层面上，我们坚持认为，加速主义左翼必须郑重对待资源和货币的流动，以建立一个新的有效的政治基础。除了走上街头的那种以身体铸就的“人民力量”之外，我们需要资金，无论这些资金是来自于政府、体制、智囊团、工会，还是个体捐赠。我们认为落实和引导这些资金，对于重建实际的加速主义左翼组织是非常重要的。

21. 我们宣布，只有最大程度的控制社会和环境的普罗米修斯式政治（Promethean politics），它能够面对全球问题，或战胜资本。这种控制必须区别于最初的启蒙思想家们所钟爱的控制。拉普拉斯（Laplace）如同钟表运行的宇宙，可以十分轻易地掌握既定的充分信息，这个宇宙已经脱离严格的科学研究的日程表太久远了。但这并不会让我们自己与那些后现代主义的陈旧残余为伍，他们反对控制，认为控制是法西斯主义的原型，或者根本不合法的权威。相反，我们认为，困扰我们的星球和物种的问题，迫使我们以一种新的更为复杂的外表，重新实现控制，我们不可能准确预测我们行动的结果，但我们可以在或然性概率上决定其后果的范围。我们必须关联于这样的复杂体系分析，这是一种新的行动形式：可以通过一种与各种偶然事件相关的实践，去即兴发挥和实施一种设计，它只能在行动过程中，在地理-社会的技艺和狡黠理性的政治中才会有所发现。通过大量实验的形式，寻找到了在复杂世界中采取行动的最佳路径。

22. 我们需要恢复在传统意义上，因后资本主义而提出的论断：资本主义不仅仅是一个不公正和不正当的体系，而且它也是一个阻碍进步的体系。正如资本主义解放了技术一样，我们的技术发展也受到了资本主义的压制。加速主义的基本信念是，通过超越资本主义社会所强加的限制，这些技术能力能够且应当得到释放。走向超越我们界限的运动，不仅仅只是纯粹为更理性的全球社会的斗争。我们相信它必然会恢复这样的梦想，从十九世纪中叶到新自由主义时代的黎明之前，这个梦想吸引了许多人，它号召智人（Homo sapien）超越大地和我们当下身体形式的极限。今天，这些观点被视为一个十分天真时代的遗物。不过，这些观念也影射出在我们的时代里，想象力的匮乏骇人听闻，这些观点许诺了一个在感触上生机勃勃的未来，在知识上充满活力。毕竟，这仅仅是加速主义政治让其成为可能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加速主义政治有能力兑现二十世纪中叶空间计划的支票，通过极小的技术升级，超越世界，走向全方位的巨变。走向集体自我控制的时代，走向可以实现梦想的不一样的未来。让自我批评和自我控制的启蒙计划更为完善，而不是其消灭启蒙。

23. 我们面临的选择是严峻的：要么走向全球化的后资本主义，要么走向复古主义的缓慢发展的碎片化生活，走向永恒的危机，走向地球生态的最终崩溃。

24.需要建设未来。未来已经被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所摧毁，未来成为为更多不平等、冲突和混乱的廉价承诺。未来观念中的崩溃，就是我们时代衰退的历史地位的症候，而不是像那些犬儒分子跳过了政治光谱试图让我们相信的那样，带着怀疑的成熟的标志。加速主义推进的是更为现代的未来——是新自由主义在本质上无法创造出来的另一种现代性。未来必须再一次起航，打开我们的视野，走向大外部（Outside）的普世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