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街大案：小可入狱的国宝银行与华裔移民的美国梦

奥斯卡刚刚落幕，入围最佳纪录长片候选名单的《国宝银行：小到可以进监狱》（Abacus: Small Enough to Jail）虽然最终没能胜出，但这部讲述唐人街故事的纪录片对美国华人社区和银行业的描摹仍然值得一看。熟悉英文舆论的观众一看便知，片名“Small Enough to Jail”意在反讽金融巨头在美国政治中的特权地位。华尔街炒作房地产次级贷款衍生品是造成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但华尔街巨头绑架了整个经济体系，所谓“大不能倒（Too big to fail）”。美国纳税人被迫花费四千多亿美元帮助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脱离困境。与此同时，美国经济停滞，失业率飙升，民怨四起。然而民众的愤怒并没有让银行家付出真正的代价，所谓的惩处，不过是若干银行高管“惨遭”解雇，临走之前往往还能拿到巨额遣散费。

国宝银行创始人孙启诚与接管银行的两个女儿。

国宝银行是一家创立于曼哈顿唐人街的社区银行。创始人孙启诚（Thomas Sung）生于上海，长于战火中的重庆，1952年随家人移民美国。1984年，孙启诚创立国宝银行，主要服务于唐人街的华人移民。孙启诚和妻子曾慧琳有四个女儿。孙启诚淡出日常管理后，国宝银行由长女和次女接管。2015年，这家默默无闻的社区银行突然因为一场官司站在了美国主流媒体的聚光灯下：这是后金融危机时代美国境内唯一被刑事检控的银行！美国公共电视网（PBS）的“前线（Frontline）”栏目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际曾制作了一系列关于美国华尔街的深度报道，这部美国公共电视网与独立制作人史蒂夫·詹姆斯 （Steve James）合作的 《小到可以进监狱》广获好评，成为“前线”系列中第一部角逐奥斯卡的纪录片。2015年，《纽约客》对此案亦有长文报道，撰写报道的记者樊嘉扬在本纪录片中数次出境。

这是近年来我看过的最出色的关于美国华人社区的纪录片。看得出来，导演为了平衡观点是下了功夫的。被告孙家，孙家的辩护律师，唐人街的街坊，检方，陪审团，相关法律人士和追踪这个案件的调查记者，方方面面的视角都照顾到了。在长达5年的煎熬和支付了高达1000万美元的诉讼费用之后，国宝银行在影片结尾大获全胜。孙启诚夫妻和几个女儿的沉着坚毅契合了美国大众喜闻乐见的“小人物智勇斗权贵”叙事，其家族凝聚力也与中国观众的伦理观强烈共鸣。不过相当一部分中文影评将本片主线简化为“美国华人遭受种族歧视、团结一致反抗体制不公”，这种说法未免辜负了纪录片导演为呈现此案复杂性所做的努力。

国宝银行的英文名叫做“算盘联邦储蓄银行”（Abacus Federal Savings Bank）。“算盘”这个意象准确反映了这家银行的特色：服务于曼哈顿唐人街的飞地经济。在纽约这个国际大都市，唐人街的社会经济形态更近似中国东南沿海的小县城。这里的华人移民和留学生几乎生活在两个世界。后者如果留在美国定居，多半会在和北上广类似的陌生人社会，而唐人街本质是一个熟人社会，亲戚网和同乡会构成了移民社区的骨架。

在唐人街社区，国宝银行让很多第一代华人移民买上了自己的房子。但是，唐人街贷款业务有其特殊之处。唐人街盛行现金经济，去唐人街点餐，如果支付现金，可以打折，其中的差价来自店家“节省”下来的税款，这已经是公开的秘密。很多第一代移民没有信用记录，可能是因为英文能力有限，不敢和主流金融机构打交道。也可能本来就是非法移民，没有身份证件， 而美国房地产贷款是建立在现代个人信用体系上的。普通美国人买房，需要提交的文书包括银行存款证明、工资收入证明、纳税记录、信用分数。各项纪录一致，信用分数良好，即使是外国人也不难获得贷款。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能获得的房屋贷款总额一般为年收入的四五倍。然而在唐人街，不少华人为了漏税瞒报收入，只有在买房子时，为了获得贷款，才需要出示隐形收入。纪录片中有一幕：名义年薪2万7的一代移民竟然从国宝银行贷出80万美元！

唐人街的小贩。

华人社会和美国主流社会的另一大区别在于，私人经济单位并不以个人或核心家庭为界限。亲戚之间多有金钱上的互动，而债务约束往往是软性的。借款还得上最好，还不上可以转化为人情，未来以其他方式偿还。美国社会则不同，即使是父母子女之间，借款和赠款也分得清清楚楚。要办理房屋贷款，来自父母的借款不可以用于首付，而赠款可以，而父母只要在赠款书（gift letter)签了字，这笔钱在法律上和父母再无瓜葛。唐人街一代移民购房的首付，除了来自自己的积蓄，往往还包括来自亲族和同乡会的借款，这是不符合美国借贷管理规定的。然而华人本来就极重视房产，置业是集合全家之力的大事，唐人街同乡会更有种种非常手段惩治逃债者。因此，一代移民即使碰到财务问题，也不大可能选择违约一走了之，反而会咬紧牙关寻求亲友资助度过危机。 国宝银行所服务的细分市场，就是这些文书资质不甚理想、还贷信用却非常可靠的客户。

美国房贷业务常由熟悉本地情况的社区银行承办。小银行在尽职调查上有自己的独特优势。就像片中孙启诚说的：“我不用调查他（饭馆老板）的收入也会贷款给他。我在那里吃饭，店里满的很！” 然而美国私人房地产贷款往往长达三十年。小银行资本有限，为了盘活资金，需要将手上的贷款转卖给大银行或者是房利美（Fannie Mae）、房地美（Freddie Mae）这种由美国政府资助的企业，这就构成了所谓的二级房贷市场。二级市场上的买家坐拥利息大头，而小银行赚取贷款手续费和一小部分利息。小银行参与二级房贷市场的动力来自于加快资金流动带来的收益。为了避免二级房贷市场充斥不良贷款，监管部门对放贷的资质要有门槛限制。不过在次贷危机之前，这些监管措施要么形同虚设，要么过于宽松。

国宝银行在唐人街开展房贷业务要解决两个难题：一、如何评估唐人街社区贷款人的实际经济能力；二、如何满足美国监管部门的合规要求。事实证明，针对第一个问题，国宝银行的答案卓有成效，经手的贷款滞欠率仅有0.36%，远低于美国同业平均水平。而第二个问题则给国宝银行惹来了官司。在本案中，曼哈顿地区检方指控国宝银行与贷款人共谋伪造赠款书或工作证明这类用于评估贷款资质的文书（conspiracy），并将这些牵涉失实信息的贷款卖给房利美。鉴于房利美是联邦机构，这可以视为纳税人财富的盗窃（larceny)。

国宝银行是一间家族企业。创始人孙启诚可以在普通话、英语、粤语、四川话之间自由切换，而他的四个女儿自小长在富裕的白人社区，完全不会中文。对唐人街的华裔移民而言，孙启诚可以算自己人，而他的几个女儿更像外人。国宝银行的基层运作依赖于来自唐人街内部、谙熟华人社区方言的员工。银行员工和客户同属一个社区，之间可能存在千丝万缕的私人关系。这给了操守不佳的员工上下其手的机会。国宝银行案发，起因在于员工余启斌（Ken Yu）向客户索取贿赂。据《纽约客》报道，受害的客户是余启斌的温州同乡。讽刺的是，国宝银行案尘埃落定之后，受害人仍然相信银行才是罪魁祸首，而同乡余启斌才是可靠的。余启斌协助客户伪造文书，其技巧十分简单。他在伪造的馈赠书上签名Qi Bin Yu，而不是惯用的Ken Yu，上司竟然无法发现余启斌在眼皮底下造假。如果国宝银行仍由孙启诚执掌，他会不知道余启斌就是Ken Yu吗？在《纽约客》的访谈中，接替父亲执掌国宝银行的孙仪文（Jill Sung）坦承，纽约虽大，具有相应的语言能力又愿意做唐人街贷款业务的求职者并不多，国宝银行可以选择的人才库非常狭小。国宝银行传到第二代，已经出现了管理层和基层员工文化脱节的问题。

纽约县地区检察官小赛勒斯·万斯。

国宝银行的对手全称是New York County District Attorney（纽约县地区检察官），俗称DA，由选举产生。纽约县辖区大体对应曼哈顿和周边的几个小岛。这个民选职位看似只是“县级”，但在美国联邦、州、县三级体制下，美国总统或纽约州长都不能任免DA， 其决定有相当的独立性。 不少中文资料将国宝银行描述为“金融危机后联邦政府起诉的唯一一家银行”，这是不正确的。纽约DA并不在联邦指导下工作，所以奥巴马政府与此案无关。曼哈顿政商名流云集，纽约DA的实际权力不容小视。鉴于民主党长期在纽约执政，DA实际上由党内初选决定，而胜者往往出身于政治世家，上一任DA罗伯特·摩根索（Robert Morgenthau）是新政时期罗斯福政府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之子，而现任DA小赛勒斯·万斯（Cyrus Vance Jr.）的父亲曾担任卡特政府的国务卿。

在理想世界中，检察官应该刚正不阿， 违法必诉。而在真实世界中，检控资源是有限的。评估手中证据是否充分，判断起诉条件是否成熟，合理使用珍贵的司法资源，是DA的职责所在。根据媒体曝光，小赛勒斯·万斯远非铁面包公式的人物。2017年10月，《纽约客》和《纽约时报》先后揭露万斯在2012年曾经手现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长女伊万卡和长子小唐纳德在推销家族地产时涉嫌误导买家的案件。在案件调查过程中，特朗普的律师马克·卡索维茨 （Marc Kasowitz）曾与万斯会面，不久之后案件撤销。据悉，卡索维茨为万斯竞选连任捐出5万美元。无独有偶，2015年已经有人向纽约警方举报好莱坞大佬哈维·韦恩斯坦（Harvey Weinstein）涉嫌侵犯数名女性，万斯同样决定不予起诉。当然，万斯对权势人物并非总是网开一面。2011年，万斯坚持起诉前IMF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 (Dominique Strauss-Kahn)性侵犯酒店清洁人员，不过，斯特劳斯-卡恩是一名法国政客，并非纽约地头蛇。在起诉过程中，DA办公室发现手中证据不够坚实，被迫销案。总体看来，万斯好出风头，沽名钓誉，但并不十分爱惜羽毛。金融危机后，民众普遍痛恨华尔街的贪婪。在国宝银行案中，陪审团裁定针对国宝银行三名高管的八十条罪名无一成立，曼哈顿地区检察官的功课显然不扎实。万斯坚持将一个银行员工索贿的普通案件高调升级，甚至将涉事员工铐成一条人链，很难说这与他急于博取政治资本的私心无关。而华人政治上的弱势，或许是万斯不屑于谨慎从事的潜在原因。孙家三女儿孙仪琳（Chanterelle Sung) 嘲讽万斯 “无能且傲慢” (incompetence combined with arrogance)，可谓一针见血。

国宝银行的治理结构是否存在隐忧？大概是的。国宝银行达到金融监管部门的合规标准了吗？很多时候并没有。但在法庭上，这些问题与共谋和盗窃罪名成立还有遥远的距离。按照美国刑法，一项罪名要成立，需要同时满足四个要件：犯罪意图（Mens rea/criminal intent); 犯罪行为(Actus reus/conduct)；意图与行为“同时存在” (concurrence); 犯罪行为与造成的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causation)。而证明全部要件成立的责任在检方。陪审团反复权衡，得出结论：对任意一项罪名，最多只有三个要件成立，因此被告国宝银行无罪。或许是限于篇幅，纪录片没有对各项罪名逐一辨析。笔者猜测，对“共谋”罪名，检方没有挖到国宝银行高层授意或纵容员工伪造文书的实质性证据。其提交的“证据”，大概都是“银行高管与员工在同一开放空间办公，不可能不知道员工在眼皮底下做假”这一类的“推测”。虽然这一推测并非全无道理，但还达不到“超出合理怀疑 （beyond reasonable doubt）的程度。至于“盗窃”罪名，这需要被告有意造成受害人财产损失，但是国宝银行在转卖贷款的时候无此意图——他们认为这些贷款是优质资产。而房利美也并没有遭受损失，反而赚到了可观的利润。

中文媒体往往将国宝银行案描绘成金融危机后唯一被起诉的银行，这种表述是不正确的。英文媒体用词一般要严谨得多，国宝银行是“the only bank indicted on criminal charges after the financial crisis”。只有因刑事重罪（felony）被起诉才叫“indicted”，而普通的民事指控只是“sued”。金融危机后，不止一家大银行惹上民事官司。曼哈顿南区联邦检察官普利特·巴拉拉 （Preet Bharara）就曾以内部交易、向两房转卖不良贷款、庞氏骗局等罪名起诉花旗、美国、摩根大通等多家金融巨头。巴拉拉也因此声名鹊起，令不法商人闻风丧胆。所以特朗普上任不到两个月就把巴拉拉撤职了。假如DA万斯不是立功心切，放弃入罪标准极高的刑事罪名，而是以民事指控起诉国宝银行，或许孙家会早早寻求和解了事。但刑事罪名一旦成立，国宝银行面对的是破产倒闭的风险。孙家退无可退，只能背水一战。在审讯过程中，法官要求陪审团不考虑社会影响，仅就眼前事实做出判断，这是法律的精神。而纪录片导演自然可以在更广阔的角度讨论公正问题：曼哈顿地区检察官对华尔街大银行的劣行毫无作为，盯住一家远比大银行“无辜”的社区银行，这是美国社会需要的正义吗？

华裔移民的美国梦，往往从唐人街开始，而后一步步转型为郊区中产。孙启诚一家可谓典范。孙家姐妹成长于康涅狄格州的格林威治（Greenwich），那是纽约富人的后花园。在纽约，“成功人士”的生活轨迹，往往是早年在曼哈顿打拼，有孩子之后搬去郊区的长岛或者康州的格林威治，这个郊区小镇竟然有多家知名对冲基金。孙家是最早迁入格林威治的亚裔家庭之一。四个女儿个个学业有成，名牌大学毕业后，三个念了法律博士，小女儿读了医学博士，完美符合美国社会中亚裔上层中产的刻板印象。纪录片中，孙启诚念念不忘对华裔社区的责任，可以相信出自真心。唐人街需要国宝银行的金融服务，大概甚于孙家需要唐人街。

国宝银行的生意模式与唐人街的社会经济形态是共生的。国宝银行的机遇、风险和局限，都来自于连接唐人街飞地经济与现代金融之间的断层这一特殊角色。唐人街逃税盛行的前提是现金经济，然而现金交易本身并不违法。执法部门打击小商小贩逃税，即使能令其入罪，追缴的税款与罚款未必能抵回执法成本。而指望银行承担这项职责也是不现实的。就像孙仪文所说，如果银行变成税务局，哪有客户会上门。假如国宝银行不复存在，唐人街华人融资的真实需求并不会因此消失，恐怕只会壮大地下经济，这对美国社会并无半分好处。 能从根本上改变华人移民社区的，是商业规模的扩张，从熟人社会到陌生人社会的转型。就像孙启诚告诉《纽约客》的那样： “（唐人街）每个人都认识我。我帮助非法移民便成为合法移民，让他们一家团聚，帮他们买上房子，做上自己的生意。等他们成功了，就不需要我了。那时候他们就去找花旗银行。”

国宝银行的故事，也是华裔移民社区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