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一民：“教师的共和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重教尊师

本文系浙江大学历史学院吕一民教授于2022年9月22日在首都师范大学的讲座内容，原题为《“教师的共和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重教尊师漫谈》。讲座围绕四方面内容展开：权力竞逐与第三共和国的重视教育、“教师的共和国”之说的出现、重教尊师的成效与法国社会的现代转型、对第三共和国重教尊师的反思与断想。

一、权力竞逐与第三共和国的重视教育

对法国等欧洲国家来说，人称“欧洲的世纪”的19世纪，既是“浪潮涌动、创造力迸发的一百年”，也是“竞逐权力的世纪”。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中，“力量（power）”一词实际上既可译成“权力”，同时也还包含“强权”“强国”之类引申义。英国史学家R. 埃文斯参撰企鹅兰登集团精心打造的“企鹅欧洲史”时，将其承担的19世纪卷取名为《竞逐权力：1815—1914》。他笔下的“权力”，无疑涉及多个维度，既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又包括社会、文化等方面。本人对埃文斯此举甚为认同，且强烈觉得，法国朝野人士在这一时期对“知识生产与传播”表现出的超常热情，很大程度上源于对某一方面“权力”的渴求，以及对法国重新成为一流强国的期盼。

说到这里，自然就得先了解共和派当局何以如此重视教育，特别是重视推行教育改革？以及他们当时又是如何相继推行教育改革的？

重视教育的原因，至少可归结为两点：首先，普法战争结果导致法国社会各阶层民族意识的爆发，使其纷纷聚焦败因进行反思，并将失败与法国教育体制上的弊端、缺失相联系。这一过程中，“击败法国的并非撞针步枪，而是普鲁士的小学教师”之类说法，时常会在法国不胫而走；其次则是出于共和制合法性的考量。共和派人士掌权后清醒意识到，若想确立共和制度，就得改变国民头脑，使之具有共和主义思想观念。而要做到这一点，教育改革非搞不可。

至于他们当时如何推行教育改革？我觉得似可分为前后两大阶段。

前一阶段改革时，因共和派执政之初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共和政体，故最先推出的改革以“反教权和世俗化”为中心任务，并确立了初等教育改革的三项原则：义务、免费、世俗化。其中，为坚定青少年共和信念、加强爱国主义情感培育，不仅在中小学校增设了道德与公民教育课，同时还特别重视历史教育。就这点来讲，当时不少史学家起了很大作用。在第三共和国史坛充当领军人物的E. 拉维斯更是居功至伟，以至于以倡导“记忆史学”著称的P.诺拉在主编里程碑式的巨著《记忆之场》时，亲自撰写了与拉维斯相关的篇章《拉维斯的法国史：对祖国的敬爱》。

E. 拉维斯

至于后一阶段进行的改革，需看到共和政体巩固之后，尤其是九十年代激进共和派开始掌权以来，当局在教育领域，除继续致力于温和共和派“反教权与世俗化”的未竟事业，日趋把主要精力投到以振兴经济，亦即适应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需要与满足现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要求为导向的教育改革。为此，当局无论是在高级初等学校、中等学校，还是普通综合性大学，都分别进行了引人瞩目的改革。

二、“教师的共和国”之说的出现

“教师的共和国”在法文中为 la République des professeurs。此说的出现乃至广为流传，与两次大战之间，确切地说是二十年代中期《教师的共和国》一书问世有关。la République des professeurs”以前多译为“教授的共和国”，但我觉得，由于法语中的professeurs并非只指大学教授乃至高校教师，也可用在从事中等教育的教师身上。更有甚者，第三共和国时期，小学教师无论是从数量，还是从实际作用和影响力来看都属于不容小觑的教师群体，遂不妨对传统译名稍加修正，将它改译为“教师的共和国”。

《教师的共和国》出版后，轰动一时。这当然和作者是当年法国文坛地位高、影响大的A.蒂博代有关。但我觉得更重要的原因还是，这本书“恰逢其时”地揭示、探讨了法国“美好时代”以来日益凸显的一种现象：不仅教师在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影响越来越大，且极富象征意义的是，有不少教师出身的政治家在政坛身居高位，举足轻重。一战爆发前夕遇刺身亡的社会党领袖J.饶勒斯，1917、1925年两度出任总理的著名数学家P. 潘勒韦（P. Painlevé，旧译班乐卫）等就是如此。长期担任里昂市长，并在二十年代中期出任“左翼联盟”政府总理的E. 赫里欧，更是堪称“教师的共和国”最突出的代表之一。

P. 潘勒韦（P. Painlevé）

Edouard Herriot

绝非偶然的是，上述三人均毕业于巴黎高师，具有教师出身的政治家典型的人生轨迹，即依次包含这样三阶段：享受助学金的学生（le boursier）、教师、政治家。鉴于师范院校毕业后当教师者在当时法国社会广受尊重，加之政坛上教师出身的著名政治家不乏其人，第三共和国自然时常会被人贴上“教师的共和国”标签。又由于当局这一时期格外重视师资培养，而通过巴黎高师这样的顶级名校培养优秀师资属于重中之重，遂使这所始创于大革命时期的名校在第三共和国步入其发展的“黄金时代”。简言之，凭借国家层面的高度重视和可观投入，该校办学条件大为改善，对优秀师生吸引力与日俱增，从而在法国社会中的地位更高，影响更大。因而在二十年代中期，出版商B.格拉塞在推出蒂博代那本《教师的共和国》时，执意要在新书广告中高调宣示：（巴黎）高师正在引导着法国。

三、重教尊师的成效与法国社会的现代转型

第三共和国的重教尊师举措，对于推进其现代化进程，包括促使法国社会在“美好时代”完成现代转型产生了不容低估的成效。这些成效大致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是确保共和制得到认同

作为战火中诞生的“早产儿”， 第三共和国的合法性严重欠缺。从而导致法国在第三共和国初年曾出现激烈的政体之争。然而，恰恰就是这一曾被人戏称是“从窗缝中潜入的共和国”，后来却不仅持久存在，竟然还成了迄今法国历史上最长命的共和国：既比第一、第二、第四三个共和国存在时间总和还长，且还暂未被目前仍在运行的第五共和国所超越。值得指出的是，当法国从19世纪跨入20世纪时，绝大多数法国人心目中已将法兰西和共和国融为一体。人们甚至还可断言，自大革命以来，还没有任何制度在法国创造过如此奇迹：虽然这个制度并没有使大家都满意，也没有使每人得到应有的地位，甚至没能保证大家每天都有面包，但共和国仍仿佛是最好的或最可以接受的制度。一言以蔽之，在绝大多数法国人看来，共和制绝对称得上是“良制”。毋庸讳言，大凡稍回顾一下第一、第二共和国当年在法国人的集体记忆中分别留下的欠佳印象，尤其是第三共和国之初法国社会因巴黎公社之类事件而被严重撕裂，就不难想象得出这一结果确实来得非常不容易。不过，如果说它的出现与共和精神“起着黏合剂作用”大有关系，那么还须强调这样一点，若没有上述教育改革的推行及其成效，这种“黏合剂作用” 注定会被大打折扣。

二是促进经济稳步发展

19世纪90年代中期，法国结束了多种原因造成的停滞状态，并在1896-1914年间迎来了近现代史上少有的一轮经济高速增长。其间，与其他工业发达国家一样，法国走向了以使用电力、石油等现代能源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道路。新的技术革命的开展与新兴工业部门的兴起，已然成为这轮经济高涨的动力。各种经济统计数据亦大多显得比较亮丽。当时，法国仍能在技术创新方面继续居于世界前列，而这实际上也是法国能在这一时期保持强劲发展势头的一大因素。在19世纪、20世纪之交到来的这一轮科技竞赛中，法国仍还不时能为人类贡献出可大大推动生产发展、提高人类生活质量的发明创造或重大改进。凡此种种，显然也得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第三共和国适时推出的教育改革及其成效。

三是引导社会观念及时更新

共和思想的传播和技术的进步，势必会带来社会生活深刻变化。就引导国民及时更新观念，与时俱进地适应社会转型和现代变革而言，当年推出的教育改革同样成效卓著。此时特定背景下，为使共和制得以扎根，共和派政府坚持把民主的教育奉为享有优先权的行动，还在强化国人对民族国家的认同、培养其公民责任感之际，着力把“知识”当作“进步”最理想标志。更有甚者，让第三共和国更多地赋予国民各种各样知识，在费里等人看来不啻是一项足以和第一共和国在大革命中借助对外战争大大扩大法国版图，以及第二共和国赋予男性公民普选权之类丰功伟业相提并论的壮举。

惟其如此，共和派上台后即借助教育改革大力推进知识的生产和传播。由此，原本就在法国素有影响的理性主义，随着实证主义的发展，在第三共和国日益被赋予科学和意识形态的色彩。“知识”也开始更多地被视为由“理性启蒙下的权力”统领的现代公民社会的基石。因应知识体系的发展完善，致力于获取知识的人员得益于当局重视和支持，专业化程度亦不断提升，进而给法国社会带来了多种积极影响。一些科学家更是既迸发出强烈求知欲，还显示出了非凡创造力。法国当时在放射性等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成就，皆为很好的例证。其中，L. 巴斯德尤其值得一提。这位在当时被奉为法国“知识英雄”的人物，在成功研制出多种能拯救众多人生命的疫苗同时，还始终抱持这种信念，即借这些突出成就彰显法国科学的进步大于德国。当时，那些出类拔萃的法国学者多能凭借其知识生产的骄人业绩广受同胞推崇乃至膜拜，其中诸如巴斯德等佼佼者去世时甚至还有可能尊享国葬之类哀荣。

L. 巴斯德

四是强化提升法国文化影响   

共和派掌权之后，在继续提升法国文化影响力，强化被誉为“光明之城”的巴黎世界文化之都地位上全力以赴，并且亦卓有成效。由此，巴黎更以自身浓厚而独特的文化与艺术氛围神奇地吸引着世界各国的有志青年，其中包括诸多从他国来到巴黎并获得成功，从而享誉世界的学者、艺术家或作家。即便是在吸引外国留学生方面，巴黎似乎也绝不输于德国包括柏林在内的任何城市。当时在巴黎的外国留学生是柏林的两倍还多。1891年从波兰前来巴黎留学的玛丽·居里就是此期来法留学者中的佼佼者。此外，如果说“美好年代”为巴黎和法国今日所享有的声誉作出了重大贡献，那么1900年举办的世博会更是可圈可点。正是它不独再次让巴黎成为“世界的橱窗”，还以当时留下的不少至今仍堪称巴黎“地标”的场馆，如大小皇宫等等，见证了这一时代的美好。

四、对第三共和国重教尊师的反思与断想

第三共和国现代化历程和其间的重教尊师举措，当有不少值得关注、反思乃至借鉴之处。以下几方面似尤为值得给予更多了解与重视。

及时构建契合时代需求的全新教育体系

激烈的“政体之争”使共和派人士心知肚明，要在六边形土地上确立共和制就得改变国民头脑。为此，就需要破除原有教育格局，构建契合时代潮流与需求的全新教育体系。于是，费里等人掌权后即向这一目标着力推进，举措迭出。这里还不妨补充或强调一点，现代化很大程度上亦是合理化或理性化（la rationalisation），而此期主导这种新教育体系的共和价值，无疑有其哲学渊源——理性主义(le rationalisme)。这种理性主义在19世纪更早一些时段，固然就已经可在孔德的《实证政治体系》感受得到，但大行其道毕竟还是在第三共和国前期。进而言之，如果说在孔德看来，人类知识的每个分支都要经过前后连续的三个阶段：神学阶段或叫假想阶段，形而上学阶段或叫抽象阶段，最后是科学阶段或者叫实证阶段。因而，要把现代社会组织起来，非把它建立在实证政治基础之上不可。那么，“根据理性的法则从政治和社会方面组织社会”，可谓为共和派人士提供了治国理政时亟需的理论基础。

倡导“教育优先发展”，尊重并善待教师

共和派上台后既倡导“教育优先发展”，在发展教育上也很舍得投入。这种投入不仅表现在兴建学校建筑、购置教学设备和实验装置等硬件建设上大把花钱，同时更体现在明显扩大教师队伍，尤其是小学教师的人数，以及确保乃至提高他们的待遇上。一战爆发前夕，法国小学教师已构成一个人数可观的公务人员群体。而共和国能在法国逐渐深入人心是与这一群体的不懈努力分不开的。

需格外指出的是，小学教师当时多在课堂上发自内心地赞颂共和国，心甘情愿充当共和制传授者与服务员，与共和国当局尊重、善待小学教师，包括令其薪金待遇与社会地位都得到明显改善，实属密不可分。换言之，小学教师即便出于感激也应该属于共和主义者。

还要强调的是，就充当社会阶层流动通道来看，此期法国实行改革后的各级教育亦表现不俗。而多从师范院校毕业的广大教师自身升迁的轨迹，更是在彰显现代社会不可或缺的社会流动性具有极佳示范效应，从而让更多人体认到：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提升地位。

采取稳妥可行的实施路径    

教育改革能顺利推进并取得成效，与主政者当时采取稳妥可行、循序渐进的实施路径大有关系。费里等温和共和派也被称为“机会主义派”，得名于其早年曾明确提出等候“适当时机”实行改革的主张。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清楚意识到，为确立和巩固共和制度，共和派尚面临许多有待克服的困难。因而在治国理政时切忌操之过急，更不可因轻举妄动引发新的社会动荡。当在教育领域推行改革时，费里等人基本遵循了稳妥方针。费里在推行教育世俗化改革中表现出来的“容忍”与“和平征服”精神，更是充分显示了“机会主义派”在特定背景下治国理政时的“温和”与“谨慎”。而从法国当时历史条件以及实际成效来看，类似做法应该说是明智的。

显示兼容并蓄的胸襟和姿态

19世纪晚期，第三共和国在不少问题上还普遍显示出兼容并蓄的胸襟和姿态。且不论技术人员第二次工业革命当中在引进、改进外国先进技术上不仅显得敏锐，还相当开放。即便在涉及早年国内的死硬对头，抑或当时国际舞台上的强劲敌手时，也难能可贵地同样如此。

例如，共和派人士虽会大肆抨击拿破仑三世统治，但由于这位“圣西门主义君主”统治时曾致力于实现现代化，且多有举措，导致共和派掌权后在不少问题上实际上仍在沿袭第二帝国的成功做法，大张旗鼓举办1889、1900年世博会即属此例。它们对于展示法国综合实力，提升第三共和国形象，无不成效明显。就连有关历史教育的举措，在一些法国史学家眼里，也不过是对第二帝国时杜律伊政府的做法的承继。若要涉及作为法国强劲对手的德国，法国这一时期在高等教育领域推行改革时，实际上也在或公开或隐蔽地效仿德国大学的诸多成功模式。

以上，对本次讲座聚焦的问题与现象略作了探讨和反思。甚有必要在最后补充和强调一点，法国在第三共和国时期在重教尊师、借助教育改革推进社会进步、促成现代转型等方面固然举措多，成效大，但若以后人眼光来审视，乃至严加苛求，也并非没有缺憾。例如，由于法国在长期历史中形成的中央集权的王朝特性一定程度上仍在共和制下得到延续，当局此期相关举措多带有过浓中央集权色彩，致使在推进改革过程中，政府意志与力量，或曰行政权力的介入无不如影随形。诚然，行政权力的介入和适当的集中化自有其必要性与合理性，但倘若它们被过度倚重和实施，难免也会造成诸多严重后果，其中包括导致首都和外省之间的反差会到令人震惊地步。二战结束后不久，法国有识之士在《巴黎与法兰西荒漠》（Paris et le désert français）等书中揭示的现象，实际上就可在很大程度上溯源于这一时期的某些举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