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年前的达尔文与女性，如此鲜活，而又如此神秘

在这场引人入胜的展览上，你会一次次地发现，湿版摄影法能够如此精准地捕捉人物神态，让他们看起来如此鲜活，仿佛就在我们之间，就在此刻——比如150年前拍摄的达尔文肖像。　

“艺术摄影的诞生：维多利亚时代的巨人”展览近日在英国国家肖像馆开幕。展览展出克莱门蒂娜·哈瓦登夫人（Clementina, Lady Hawarden）、朱丽亚·玛格丽特·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等四位维多利亚时代艺术摄影师的作品。在这一时代的英国，一批先锋摄影师开始自称艺术家，他们真实地捕捉人的神情甚至思想，让他们的自我意识得到流露，摄影超越绘画而成为最振奋人心的艺术形式。

另一方面，哈瓦登与卡梅隆作为女性摄影师创作了大量肖像照，照片中的人物无不展示出最真实的状态，比如哈瓦登镜头下的女性看起来往往是女性主义的，又有一种令人捉摸不透的神秘感。这些颠覆性的作品在当时几乎史无前例。或许正因如此，维多利亚时代艺术摄影的诞生和兴盛也被认为是“女性凝视”的一次胜利。

两个女孩并排站在从窗外射进来的明亮阳光下。一个女孩看向阳光，似乎有些恍惚，另一个朝向我们，双手交叉。她看起来像是在对抗或挑战什么。这是一幅大胆而现代的图像。这两个女孩是妇女参政论者吗？又或者，这是来自朋克时代的照片？

都不是。这是Isabella Grace和Clementina Maude肖像照，她们的母亲，克莱门蒂娜·哈瓦登夫人（Clementina, Lady Hawarden）于1863年至1864年间完成了这张照片。当时，作为永久记录图像的摄影技术诞生仅25年，虽然有关照相机的实验有更长的历史。1851年，Frederick Scott Archer发明湿版摄影法，为这一年轻的媒介带来了革命性发展。通过将玻璃底片浸在硝酸银中，从而拍出像哈瓦登的这张照片那样锐利、清晰、明亮的图像。这种技术令照片变得不可思议。在这场引人入胜的展览上，你会一次次地发现，湿版摄影法能够如此精准地捕捉人物神态，让他们看起来如此鲜活，仿佛就在我们之间，就在此刻。

这是朱丽亚·玛格丽特·卡梅隆（Julia Margaret Cameron）在1868年时拍摄的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大约十年前，他发表了让自己声名狼藉的《物种起源》。达尔文一家曾租下卡梅隆位于怀特岛的房子来度假，于是，她抓住机会，为他的子孙定格了他的照片。和卡梅隆其他的作品一样，这张照片具有“开阔感”，同时又有丰富的细节，让达尔文看起来像是被“保存”在硝酸银液体中一样。你能看见他眼里的光，深色的瞳孔从他的浓眉下抬起，他看上去似乎在沉思，在内省。当达尔文为维多利亚时代照相机漫长的曝光而保持静止时，他在思考。也许，他所沉思的是自己下本书中将要发表的人类的进化理论。

这是他真实的眼睛，周围的光线也是真实的——这并非艺术家的印象。从摄影诞生开始，它和传统“艺术”之间的关系问题一直备受关注，因为摄影是通过化学反应来记录图像。19世纪40年代的先锋亨利·福克斯·塔尔伯（Henry Fox Talbot）将这种创作新图像的方式称为“大自然的铅笔”——因为自然似乎因此可以摆脱它的艺术印象。

这个展览的主题在于，到19世纪60年代，一群运用湿版摄影法的英国摄影师开始自称艺术家，并试图展示这种新媒介真正的美学力量。他们斩钉截铁地声称，哈瓦登、卡梅隆以及出生于瑞士的英国摄影师奥斯卡·雷兰德（Oscar Rejlander）和牛津大学的查尔斯·道奇森（Charles Dodgson，也就是人们所熟知的作家刘易斯·卡罗尔）不仅是当代艺术家，更是互相分享思想、比较图像作品的朋友和敌人，他们应该被视作具有自我意识的先锋。

雷兰德曾祈求意大利英雄加里波第（Garibaldi）摆姿势，却被拒绝，震惊之余，他将自己打扮成加里波第的样子，然后拍了一张自拍，聊以自我安慰。

雷兰德还曾使1857年的曼彻斯特艺术珍品展蒙上丑闻，他带来了一幅充满野心的大幅群像，照片上尽是裸女、赌博和罪恶。雷兰德自己也出现在这张名为《两种生活方式》的照片里。它在很大程度上呼应了1847年托马·库蒂尔（Thomas Couture）所作的《颓废时期的罗马人》，如今这幅画位于奥赛美术馆。事实上，整个展览都很契合奥赛。它让人看到，维多利亚时代艺术最振奋人心的就是摄影。英国绘画在退化，而在巴黎，由爱德华·马奈（Édouard Manet）所领导的艺术先锋们正在创造现代艺术。如果你想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找到和马奈相提并论的艺术家，你不该去画家的工作室——在那里，无非是男艺术家让女人们在浴缸里摆造型或扮死人。取而代之的，你会在卡梅隆和哈瓦登史无前例的革命性艺术中找到答案。

女性是这场展览真正的明星。她们的作品更大胆，更具想象力。她们照片里的人具有未经加工的真实感，那不只是因为湿版印刷法，还因为她们强大而富有远见的洞察力。

哈瓦登对于维多利亚时代女性的摄影有一种超越时间的亲密感，她的摄影对象具有一种表达自我意识的神秘性。她们是女性主义的，而在那些怪诞的氛围里，她们也是哥特式的。在她1863年的作品《摄影研究》里，她让一个年轻女孩站在镜子旁边，于是我们能够在照片里看到她两次。那个“真实”的女孩在沉思，而镜子里的则是她模糊的正脸。这个效果引人入胜，又让人毛骨悚然，观众成为了她忧郁的自省的见证者。

哈瓦登锐利却富有阴影的摄影作品构成了一个个以女性为主角的谜一般的故事，这些女性能够自由地展示她们真实的样子。她们没有一个看起来是高兴的。所有人都抱着蔑视的态度，让人好奇。作为由女性创作的女性肖像，这些维多利亚时代摄影师们颠覆性的作品几乎是史无前例的。

卡梅隆并不认为早期的那一小撮女艺术家是典范。她想成为新时代的伦布朗：她肖像创作有意识地与巴洛克时期形成比较。虽然在当时，诸如约翰·埃弗里特·米莱斯（John Everett Millais）和乔治·费德里科·沃茨（George Frederic Watts）这些维多利亚时代男性艺术家的作品被视为上乘之作，但卡梅隆1866年的作品《水泽仙女》凭借照片中所透露的决心和暗示的微妙混合而引人注意：她的双眼牢牢地盯着我们，而她的思想则似乎像她蓬乱的头发一样真实。在卡梅隆的肖像照中，有一种对于人性魅力的敏感，也正是这一点使她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英国艺术家。这个展览将卡梅隆置于富有实验和想象的华丽语境下。她则是第一个摄影先锋艺术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