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雷︱洪堡的归来

因为发现，向外行走，其实即是向内回归。——约翰·缪尔 （John Muir）

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三百年后的1799年，一位普鲁士的贵族青年亚历山大·洪堡又重新踏上美洲之旅。如果说哥伦布在地理上给欧洲一个新世界，而洪堡则提供了关于它的物理、材料、智力和道德方面的知识。换言之，如果说哥伦布发现（discovered） 美洲，而洪堡则发明或创造（invented ）美洲。当然，若将洪堡囿于拉丁美洲，显然矮化了他的宏大叙事和意义。洪堡所提供的不仅是具体知识，更多的是方法和哲学，他以美洲提出自然的概念，影响数代人。

工业革命以来，欧洲的科学家与思想家都在探索如何理解自然的问题，其中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两个学派相互争锋，各自拥趸甚众。德国哲学家康德引入先验层面的概念，指出无论感官和理性都是认知世界的有色眼镜，外部世界只有在内心认知到的意义上才存在，从而在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找到立足点。

地质学训练出身的洪堡，之前对科学的观察与测量都是深信不疑。在康德及歌德影响之下，洪堡从纯粹的经验性研究转向重视个人的感知与主观性，相信想象力与理性思维一样，是理解自然界的必要工具。这是洪堡以美洲创造自然概念的重要方法论。

1799年，洪堡踏上美洲考察之旅。据洪堡本人而言，此次旅行有双重目的：一是希望这一地区能为世人所了解，其次搜集足以阐明建立一门学科的事实材料。这门学科尚未定型，其名称或者叫做自然史，或者叫做地球的理论，或者叫做自然地理学。这后一目的尤其重要。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怀着建立一门学科的宏愿，为了在野外考察中搜集到精确的数据，洪堡力求装备当时欧洲的最新仪器。出发前他在信中曾提到：“我有选择地搜集了一些天文仪器和物理器械，以便能够进行地理定位工作，能够确定磁力，磁偏角和磁倾角，确定空气的化学成分和它的弹性，温度与湿度，它的电荷和透明度，确定天空的蓝度，确定海洋深处的温度。”洪堡携带的仪器工具，约有四十种之多，例如有成套的气象学仪器，地磁学仪器和精密的测量仪器，可谓前无古人。

在美洲的五年考察期间，洪堡穿越丛林巨川，不畏险阻，利用现代仪器测量，如气压计、温度计、六分仪等，测量美洲，发现有关温度、气候、气象以及地理分布的法则，并发明等温线，等压线等概念。例如，从秘鲁到墨西哥的太平洋航程中，通过测量海水表面和深处的温度，发现海水温度的水平分布与垂直分布现象，从而探知南美洲西岸北流的秘鲁寒流，今日仍称为“洪堡洋流”。美洲考察归来之后，洪堡携带数十箱的资料，定居欧洲的学术中心巴黎，潜心二十年研究整理，终成一代知识巨人。

整体论是洪堡的重要贡献。这种理念源于创世论（Design argument），它是一种古老的宗教和哲学概念。十九世纪以来，欧洲科学家重新发展这个理念，想以此建立科学真理，例如著名法国生物学家拉马克（Jean-Baptiste Lamarck, 1744-1829）将自然视为一体，研究和理解物种之间的进化关系。同时，洪堡的整体论还受益于康德。康德曾教授自然地理，他强调知识具有系统性的结构，每个单独的事实都应嵌入更大的框架中理解。此系统的论述是洪堡后期思想的关键所在。

洪堡以考察美洲发明自然作为一体的概念。他的考察不以发现新物种为目的，而是着眼于物种之间地理上的相互关联。最为重要的是证明了自然多样性中的统一性（unity in diversity），即自然界的事物都存在相互关联，互为一体，从而革新了人类看待自然世界的方式。

洪堡以理性和感性观察感受自然，结合科学与艺术，打通机械宇宙观和浪漫主义诗学。自然在他的笔下如同彩虹，既有牛顿所谓光通过雨滴折射形成的棱镜，也有济慈笔下彩虹的诗意。因此，洪堡著作《宇宙》出版，一时洛阳纸贵。《宇宙》第一卷考察外在世界，第二卷聚焦内在世界，强调感官的重要性，即外在世界在内在情感上投射下的印象。洪堡融合科学与哲学解读自然，其影响巨大，启示了生物学家达尔文、诗人梭罗，甚至政治家玻利瓦尔的革命运动，因此有学者指出1790至1859是洪堡时代。

洪堡影响的式微源于学科的分化。十八世纪以来，自然科学演化成为拥有特殊技术手段和方法论的独立学科，发展出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等学科。洪堡将艺术与科学融为一体的整体式论，虽然有反对知识碎片化的考量，但是洪堡科学的复杂而全面终究不敌学科的精细与专业。同时，洪堡影响的弱化还受累他的德国身份，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带来的反德情绪，使人们对洪堡或弃之不顾，或嗤之以鼻。

十八世纪以来，西方思想界充斥着自然可以被改造得更完美的想法，认为自然万物为人而生。但是目睹美洲生态灾难的洪堡，早就警告人类需要理解自然中各种作用力运行的原理，以及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不能为一己之私随心所欲改造自然。但是时人没有理解或理会洪堡的药石之言。直至二十世纪下半叶，全球环境日危，而洪堡的理论又呈现出新的意义。

洪堡的归来以地理学界最为明显，因为作为近代地理学的创始人，洪堡将地理学变成了哲学，奠定了近代地理学的基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美国地理史家格兰肯（Clarence Glacken, 1909-1989）即不满地理史家将洪堡仅仅塑造为一位自然科学家，立主发掘洪堡的人文和美学因素。1997年，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地理系设立洪堡讲座，著名地理学家段义孚作为首讲，其题目为《洪堡与其兄：我们时代的一位理想地理学家肖像》。另一位地理名家大卫·哈维在《洪堡传统》（The Humboldt Connection, 1998）的书评中更直言洪堡为其提供灵感，主张重拾洪堡传统。

时至今日，洪堡的自然世界观已经渗透每个人的意识之中，改变了人类对于世界的认知，当今的生态学家以及环境学者仍置身洪堡的视野之中。不过，洪堡在中文世界的影响多限于地理学界。

1829年，洪堡受沙俄邀请，前往中亚考察，终于在新疆边境，一窥久闻的中华帝国，但是没有得以深入考察，此为洪堡的一憾，但中国地理学家并未忘记洪堡。1959年，即洪堡逝世一百周年之际，政治中飘摇中的中国地理学界仍在《地理学报》专门刊载竺可桢和黄秉维的两篇文章，以示纪念。因为此时的中国地理学全盘师法苏联，民国建立的地理学体系，只剩下自然地理的半壁江山，因此，洪堡也仅被以自然地理学家视之。1965年，候仁之受竺可桢之命，编纂洪堡评传，希望激励中国科学工作者勇攀高峰，因此仍未摆脱以上窠臼。后来，此文受阻于“文革”浩劫，直至1979年，候先生捡拾旧稿，才得以发表。

《创造自然》一书之中，武尔夫的叙述深入浅出，边和的译作天然浑成，重新阐述洪堡的意义，归来的洪堡值得中文世界的人一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