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毓贤︱华盛顿大学、斯坦福和哈佛的吴文津

这十年来和吴文津做邻居，我对他逐渐有些了解。王婉迪把他和吴太太的回忆整理成书，题为《书剑万里缘：吴文津雷颂平合传》，去年已出版。文津今夏去世，我悼亡之余，在此谈谈个人的观感，也借此机会向读者交代他的一些后事。

文津的父亲是军人出身，曾任四川省军法处处长、警务处处长，1922年文津出生时他是成都新津县县长，所以给儿子取名“津”；文津上有一个哥哥与三位姐姐，下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妹妹，他两岁时父亲便因肺病去世，在妈妈和“新妈”以及几位老佣人的呵护下，住在三进院落的大宅里，童年充满欢乐。到老都嗜甜的他曾跑到放腌酿食物的阴暗房间里偷吃醪糟，醉倒在坛子旁，害得全家出动四处寻找；他还有个别号叫“老哥子”，佣人和母亲都这样叫，因他举止老气，可见他从小便相当懂事。他读的小学是一所私塾，民国已成立二十多年，仍在教《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和四书五经，初一、十五都要向孔子进香；中学则考入寄宿制的省立成都中学，学校没雇工友，由学生轮流打扫，于是这位“少爷”锐变成能够自理能够劳动的新青年。1941年，文津乘了两天的木炭车到达重庆中央大学英文系报到，这一别就是三十八年，1979年才有机会再回乡。

1940年成都吴家：前排左三是母亲，左五是 “新妈”，后排左二是哥哥，左四是文津

日军1941年末偷袭停泊在夏威夷珍珠港的美军舰队，导致美国正式参战，国军急需英语翻译人才与美军配合抗日，文津大二便瞒着家人弃笔从戎，先后在昆明和桂林服役，和美军一同从桂林撤退到昆明途中遇土匪袭击，中弹几乎丧命。他痊愈后被派任为“参谋干部学校”的首席翻译官。1945年春欧洲战事结束在望，美方要求国民党政府选派一百位翻译人员到美国执行特别任务，后来才知道是帮美军训练中国飞行员使用美国军机及秘密仪器。文津被指派为首批五十人的领队，一行人飞越喜马拉雅山，取道英属印度、伊朗、埃及、北非，经纽约到达美国得州时，已是4月末，8月日本便投降了。此时一部分中国空军及翻译官仍留在美国学习驾驶和维修运输机，到次年夏才被解散。

文津（左二）被派往美国为中国飞行员当翻译，1946年摄于得州

国民党政府承诺这些翻译官若愿留在美国完成学业可资助他们。文津和四位友人填了数份美国大学的申请表，最先获得的录取通知书来自华盛顿大学，于是搭顺道的军机飞往西雅图。不久中国爆发内战，政府自顾不暇，他们一分钱也没拿到，只好到餐馆洗盘碗，到农场收割蔬果，勉强维持学业。

文津在西雅图四年经历了三个人生转折点：第一，他在华大的第二年找到一份校内的好差事，整理图书馆数千本从来无人问津且尚未编目的中文书籍，时间可自己掌控，从此能专心学习。他做起这份工作兴致盈然，历史系本科毕业后，继续在华大读图书馆管理硕士，决定了他一生的事业。第二，他爱上了聚昌面厂的大小姐，比他小约一岁的华大同学雷颂平，雷家大小都喜欢文津，不顾华埠耆老的反对（“你怎知他在四川没有老婆？”），让她嫁给这“北佬”。第三，受数代信奉基督的雷家影响，文津成了基督徒。原本便天生乐观的他，信奉基督后更开朗了。

华盛顿大学东亚图书馆2017年庆祝“八十周年”，特地请其“第一位图书馆员”来讲演。当天室外飘着西雅图难得一见的雪花，室内座无虚席，文津回顾七十年前，他被聘整理洛克菲勒基金会于1937年赠送华大的中文书是多么的高兴，每周做二十小时，月薪七十五块，已足够开支，不必到处打零工了；接着娓娓而谈该图书馆的历史，怎样和美国政治与文化大环境的变迁关联，强调图书馆是学术架构的基石。会后九十五岁的他和观众打成一片，闲聊当年华大在1946秋因他们五个翻译官的到来，中国留学生从两个遽升为七个；次年又一下子来了二十多人，可组排球队了。

九十五岁的文津回华盛顿大学演讲 （原载于2017年11月9日 The Daily）

依美国习俗，婚礼由女家负责，新郎只需预备婚戒。文津和雷颂平1950年6月结婚时，他分期付款买了婚戒，雷家则办了个隆重的婚礼，请了六百多位来宾。

文津和华大同学雷颂平1950年在西雅图成婚，新娘的礼服是自己缝制的。

上世纪五十年代美国略具规模的东亚图书馆屈指可数，西岸只有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一家，文津拿到硕士后跑到加州碰运气，该馆主持人说他们没有空缺，但海湾对岸的斯坦福大学旗下的胡佛研究所可能需要人。原来胡佛研究所新运到一大批中共原始资料，是哈佛大学费正清教授的得意门生芮玛丽（Mary Wright）在中国多方搜集的，急待拆箱整理。文津一边在胡佛研究所工作，一边在斯坦福攻读历史系博士（结果因太忙没有完成博士论文）。芮玛丽很器重文津，她1959年被聘为耶鲁大学教授后，力荐他做胡佛所的中文馆馆长。两年后胡佛所决定把中文馆和日文馆合并为东亚馆，文津便被任命为东亚馆的第一任馆长。后来胡佛研究所把藏书移交斯坦福图书馆体系，成立了现在的斯坦福东亚图书馆，只保留各种珍贵历史档案，至今仍是享誉世界的中国现代资料所。

1950年代初文津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拆箱整理从中国运来的中共早期资料，后面是芮玛丽与胡佛研究所所长

文津1960年到台北，获陈诚允许复印他收集的江西瑞金“苏维埃共和国”资料，并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胡适（左）借到仪器把资料拍摄成微缩胶卷带回斯坦福。

1964年，美国的“当代中国研究联合委员会”要聘一个人考察世界各地中国资料收藏的情况，芮玛丽便力荐文津担任。文津向斯坦福告假一年，访问欧洲各国、苏联、印度、 日本、韩国等国以及港台等地的图书馆与研究所，回美后建议成立一个“中国研究资料中心”，并专程到香港把能够胜任的余秉权请来主持。

文津充满活力，中英文俱佳，什么场合都应付裕如，然而又绝非逢场作戏之人；他办事严谨，思路清晰，处处顾全大局，能体谅他人，是个非常难得的行政人才，当时在图书馆界已几乎无人不知。香港大学成立时想聘他任第一位图书馆馆长，美国国会图书馆也前来打听他愿不愿意去任职，他都推辞了，跟吴太太说：“如果哈佛找我，我就去。”——因哈佛燕京东亚图书馆不但资源充沛，而且有相当的自主性，可让他大展拳脚，实现他对图书馆的理想。不久，即将退休的哈佛燕京东亚图书馆馆长裘开明果然属意他继任。

1964年初，文津未开始环球之旅前，就被邀前往哈佛面谈，后来才知校方为图书馆事征询了费正清的意见，而费正清早已从芮玛丽口中听说过他，深感文津正是哈佛燕京急需之人。费正清自1940年代便在哈佛提倡从各种角度研究近现代中国，苦于图书馆有关现代的资料不多；文津既有旧学根底，对当代资料又比任何人都熟悉，是扩充其收藏的最佳人选。其实那时哈佛燕京东亚图书馆隶属于哈佛燕京学社，该社注重传统汉学，费正清平时很少过问，他搞“区域研究”已筹得巨款另起炉灶（长期被称为“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但此回下了决心非要把文津弄到哈佛不可。他听说吴太太是关键，因她家人都在西岸不愿搬到东岸，第二次便邀吴太太同来，到机场接机，在家预备了酒会欢迎他们。次日又到旅馆接他们并且亲自做了早餐，连着两天当导游，开着敞篷车带他们四处游览。费正清身材高大，走路又快，穿着高跟鞋身材娇小的吴太太只好快步急追，最终抵挡不住他的热情，“投降”了。

文津在哈佛燕京三十一年任内，不但把收藏扩充到当代人文与各社会科学领域，还开始采购缩微胶卷、电子档，以及有历史意义的照片、传单等非传统物品。他不但充实了中日韩文收藏，又增添了越南文，并聘专人采购有关东亚的西方著作。日文书刊特别贵，文津和周围的大学图书馆达成协议，日文书刊互不重复地分开采购，以通有无，这后来演变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组织。在文津的指导下，哈佛燕京遇上珍贵资料，往往复制后以成本价转售给其他研究机构。文津发现自己是个募款能手，善于说服慈善家或基金会掏腰包，图书馆有什么特别项目应该做，他都筹到资金来把它办好。

作为一个现代图书馆，没有比满足用户更重要了。为方便学者，文津把图书馆的开放时间延长，从上午九点一直开到晚上十点，取消了以往晚饭时间关闭两小时的习惯，又把星期六从半天延到全天，星期天下午也开放。他尽量留意各领域的新发展，让学者能找到他们所需的书刊。那时哈佛没有那么多安全措施，任何人都可出入图书馆，他把图书馆营造成一块静谧安详的小天地，令来客感到受欢迎，每次去都有所获。于是哈佛燕京东亚图书馆成了当时波士顿一带亚洲知识分子流连忘返的所在，访问学者也宾至如归。不少经常光顾的人如马英九、黄仁宇、周策纵等和他成了好朋友；因文津的生日和马英九只差一天，他每年生日马英九都记得寄贺卡来。

文津求才若渴，把台湾大学图书馆学系主任赖永祥请来负责编目，因赖先生毕业于东京大学又曾在美国受专业训练，对中文日文以及西方的目录学和编目法都非常清楚；他又千方百计把大陆的沈津请来整理善本书籍。人请到了，他便放手让他们施展才华。

吴文津和顾廷龙，摄于1980年代

文津自哈佛退休有个故事，很能反映他的作风。他任哈佛燕京东亚图书馆馆长的头十年，该图书馆隶属于哈佛燕京学社，经费即来自1920年代燕京大学和哈佛合作所争取到的霍尔遗产（详情可参看敝作《洪业传》第十二章），文津只须向该社的理事会负责。1976年起社方仍提供部分经费，但图书馆则正式归入哈佛大学的图书馆行政架构，其总馆长也成了文津的顶头上司。1995年文津七十三岁了，正考虑退休，却和上任不久的新总馆长发生了一次冲突。原因是在一个会上，文津报告说哈佛燕京和联机计算机图书馆中心（OCLC）合作要把中日韩文的目录卡片转换成电子格式，进度满意，这位先生当面斥责他说跟OCLC合作非常不明智，应和另一个团体合作，因该团体专为如哈佛这样的研究图书馆而设。文津回应说OCLC有足够的经费和人力完成这工程，它的成绩是可查证的。他当天下午便接到这位先生的电话质问他为何在会上唱反调，并预言OCLC六个月内就会垮台，又告知文津：“我要你辞职！”文津问为什么，他道：“我需要一个能跟我合作无间的人。”文津冷静地说，“你让我想一想。”他估计哈佛燕京是唯一没有加入那团体的主要图书馆，莫非是这位先生感到在同行里失了面子，才动那么大的火气。文津去找相熟的哈佛研究院副院长，问此人是否有权强迫他辞职。副院长说他须查查相关条文，一星期后回答这人没有那种权力，而且他要文津辞职的理由不足，文津已过了六十五岁，若逼他走有年龄歧视之嫌，可以告他。美国的法律几经修改，一般是七十岁以下不能强迫员工退休，学界受豁免，可以终身不退，这当然造成不少弊病，却也巩固了学术自由至上的原则。再过一星期，那位先生大概见文津毫无动静，觉悟到兹事体大，主动打电话请文津吃午饭，并说：“你不必辞职。”不到一年后，这莽撞汉自己辞职走了，文津感到他终于也可退休了。

文津1997年退休，吴夫妇与哈佛燕京东亚图书馆得力同仁沈津、胡嘉阳合影

王婉迪的《书剑万里缘：吴文津雷颂平合传》繁体字版2021年2月在台北面世，有篇书评指出书中说1979年美国图书馆业代表团访华两周，十二人中有三位华人，其他两位是国会图书馆的夏道泰和中国研究资料中心的余秉权，显然有误，因钱存训也是团队的一员。文津看了非常震惊，不解自己怎可能犯了那么大的错失，竟忘记了钱先生也在场！马上托人查资料，确定钱存训那次果真同行，赶紧告诉王婉迪。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刊印简体字版时，这错误便改正了（200页）。

这件事我听了也相当迷惑，向来头脑清醒的吴文津，怎可能忘了钱先生这两周和他同一个团队四处走？

钱存训2015年才去世，我未曾见过他，只读过他的《回顾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想象中他文质彬彬，风格却和文津迥然不同，是一位喜欢谈资论辈的传统文人。《回顾集》自吴越钱氏谈起，说杭州的六和塔、白塔、雷峰塔等，苏州的虎丘塔、沧浪亭等皆和钱氏有关。接着讲他那曾任翰林院编修、内阁大学士兼礼部侍郎的曾祖，受爵的叔祖，再谈到他的父亲学佛不事生产以至家道中落，但他们兄弟五人姐妹三人皆各有成就。最后罗列他所获的各种荣誉，比如他结婚六十周年、结婚七十周年、百岁寿辰都收到美国总统的祝贺。钱先生似乎不知道美国无论什么人七十、八十、九十、一百岁生日，金婚银婚钻石婚纪念，只要有亲友通知白宫，白宫都乐意以总统名义祝贺，以展示亲和力，取悦选民。

1979年钱先生已七十岁，身份是芝加哥大学东亚图书馆退休馆长。论学问，钱先生是无可挑剔的，然而他当时尚未成名。正如他在《回顾集》里（39页）说：“我的基本专著和译本以及论文集，大部分都是1978年退休以后所编写，增订，出版，很多论文也是退休后所发表。”他被李约瑟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史》内的大作《纸与印刷》1985年才发表。论对图书的贡献，上海沦陷时他在袁同礼手下国立北平图书馆工作，曾冒性命危险秘密地把一百零二箱善本书运送到美国国会图书馆，以免落到日军手中，可谓劳苦功高，但这件事在美国也并不广为人知。据钱先生说（《回顾集》35页），美国图书馆业代表团1979年之所以能访华，乃是他幕后促成的。因自从1973年中国图书馆代表团访美后，美方便拟组团回访，中国政府却一直毫无回应，经钱先生通过私人关系代为催促才放行。相信他那次取道繁华的日本到达“文革”后满目疮痍的故土，心态是十分沉重的，家国情怀比文津复杂得多。文津当时五十七岁，风华正茂，又是东亚图书馆界的龙头大佬，不排除钱先生对这后起之秀的青云直上有些不服，看他坐享其成而怡然自得有点扎心，而文津则不明钱先生为何对他特别冷淡，便不自觉地回避他，以至于四十年后竟忘了钱先生也在场。当然，这纯粹是我个人的臆测，可能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事业通顺，生活美满，很容易造成人自满；但宗教信仰令文津对宇宙的玄奥，人之不可估测，保存一份虔敬，这是他特别可爱的地方。

今年6月初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主任邵东方夫妇来探望文津，他耳朵全听不见了，仍用洪亮的嗓声兴高采烈地和邵夫妇谈了约两个小时。然而7月12日他百岁生日时，已不能下床参加儿女为他办的生日晚宴，8月1日清晨在康复院离世。和余英时也相熟的邵东方给我发了电邮，说余先生正是一年前同一天逝世的。

文津安葬在湾区驶往半月港途中一个小山上的坟场。在“基督之家”礼堂开的追思会上，除家人外，有一位我屡次在吴家见过的聋哑朋友用手语发言（由文津的女儿翻译），其余都是教友。一位教友回忆教会有任何活动，文津总到处替人拍照，传给大家或打印了送人，因他总在照相机背后，所以自己的照片很少。有位牧师回忆十多年前他新到这教会不久，听到外面隆隆作响，跑出去看，居然是八十多岁的吴老先生抬着沉重的吹叶机清扫停车场。他赶忙跑去请老人家把机器卸下让他来做，文津却说：“不必，那我还得花时间教你！”

当天与会者大多只知吴夫妇是来湾区照顾孙女的老人。杨继东继裘开明、吴文津、郑炯文之后被新聘为第四任哈佛燕京东亚图书馆馆长，恰恰就在文津去世那一天上任；他在文津曾用过三十多年的办公室里预备了一个短视频，于追思会上播放。许多人看了那视频，才知道慈眉善目老在拍照的Uncle Eugene，竟是一位广受尊崇的传奇式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