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萨与他的七位导师：你必须尊重文学

80多岁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依然野心勃勃，激情四溢，喜欢纵情大笑。他在各种思想中穿行，在现实与虚构中探究。他的新作《部落的呼喊》（La llamada de la tribu）是一部为自由主义辩护的作品，向对他有深刻影响的七位思想家致敬，他们分别是：亚当·斯密（Adam Smith）, 何塞·奥特嘉·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 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 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 雷蒙·阿隆（Raymond Aron）,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和让-弗朗索瓦·雷沃尔（Jean-François Revel）。

由西班牙丰泉出版社于3月1日出版的《部落的呼喊》，不仅探究了略萨对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的看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他的一部思想自传。

略萨可能是在世最受争议的作家之一，但他好像还是那个怀着作家梦初闯巴黎的小男孩，那时他就被告知，萨特的时代已经过去，想要成为最受欢迎的人，同时也会成为被攻击最多的人。有段时间，略萨非常在意嘲讽与挖苦。当时有一篇文章让他遭受了无数讽刺与批评，这让他很不开心，并向聂鲁达倾诉——这些人说的都是一派胡言。聂鲁达说，“你快要出名啦。让我告诉你吧，你越有名，就会受到越多攻击。每个点赞背后，都伴随着两三句侮辱。我的一个抽屉里装满了任何男人都不能承受的侮辱。骂我小偷，变态，说我戴绿帽子......但你要想成名，这可是必须经历的一步。”

几十年过去，马里奥·略萨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了自由主义者。上世纪七十年代，诗人帕迪亚入狱，使这位秘鲁作家与左派决裂，如果说之前的写作带有强烈的批判性，上世纪七十年代后却只剩下性。这种改变不能称为堕落，说是“自由派”也许更妥当些。

新作《部落的呼喊》可以看作是他与七位先行智者的晚餐，看马里奥·略萨是如何一步步成为一个信仰自由的人。书名中的“部落”（tribu）一词说的是他是如何与七位大师“结交”，又是如何走进“自由主义”的思想部落。

略萨在书的开头这样说道：“似乎看起来不像，但这其实是一本自传。”因为这不是简单地叙述七位先哲的思想和理论，更可以从中窥视他们的思想如何影响了略萨的人生，如何改变了他的政治观点。

西班牙《国家报》 旗下的周刊 （El Pais Semanal）日前就这部新作对他进行了专访。以下是部分内容。

略萨在马德里的书房

问：七位作者中有一些危险的共性，比如他们都曾与时代对抗，哈耶克与奥特嘉的书都曾被列为禁书。这么看来，自由主义者都是否可被称为是孤独的长跑运动员呢？

答：认识到一个社会是由许多非常不同的人组成，保持思想上的多样性对一个社会很重要。 “自由主义”可以接受错误， 这是我对它执着的原因，它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捍卫一些基本思想：自由、个人主义，拒绝集体主义和民族主义。

问：既然说到民族主义，我们不得不再提一次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特嘉·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他很早就对加泰罗尼亚和巴斯克地区的民族主义提出过警告。 为什么“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对立的？

答：因为它与自由不相容。 稍深入挖掘，你就会发现“民族主义”其实是种族主义的一种形态。 “民族主义”就是你认为属于某个国家、民族、种族是一种价值；或认为宗教是一种特权。 这些都是一种自认比别人优越的感觉。种族主义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暴力，压制自由。 

问：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复兴，英国脱欧......

答：我认为这些都是与时代进步背道而驰的。之前欧洲正在淡化边界，并使之融合成一种有相同语言，习俗和信仰的大家庭。但民族主义的复兴和英国脱欧，导致了很多不安全感和很多不确定性。

它们渴望从一个大家庭退回部落。说它是部落，因为它就是一个小的、单一的社会，每个人都有相同的信仰。这个部落从未出现在现实中，这是一个神话。这解释了英国为何会脱欧。至于加泰罗尼亚民族主义或正在被民族主义困扰的民主国家，如波兰、匈牙利和荷兰，民族主义的力量一直在那里。但我的印象是，就像加泰罗尼亚独立事件那样，它只是少数派。民主制度的力量会逐渐摧毁它，直到它被完全打败。这一点上我很乐观。

问：人们该如何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反对民族主义的思潮？

答：你必须狠狠打击他们，别有自卑感 （此处说的是加泰罗尼亚独立，因为支持统一的人在加泰罗尼亚反而不敢说话。），并且指出：民族主义是一种时代的逆向，是民主和自由的敌人，民族主义是一个大谎言，这种现象只能出现在历史小说里。 加泰罗尼亚的情况就是如此。

问：您从马克思主义者变成一个自由主义者，这种改变并不少见。事实上，这与许多作家一样，比如卡尔·波普尔、雷蒙·阿隆、雷沃尔（Revel）。

答：我这一代的拉丁美洲人被美国的军事独裁以及巨大的不平等唤醒了理智。在那时，对于一个有忧患意识的年轻的拉美人来说（除智利，乌拉圭和哥斯达黎加外），很难不拒绝这种民主画面。我曾想成为共产主义者，在我看来，共产主义就是军事专政、腐败、不平等的对立面。后来，我进入圣马可斯大学，这是一所全国性的大学，在那里我得到的想法是， 必须有一种能与自己想法结合的共产主义思想。事实上，我找到了。我捍卫的是萨特主义和存在主义。我曾思考了一年。但那时的我仍是一个模糊的社会主义者，古巴革命确定了我的想法，尽管一开始看起来是一种不同的社会主义，但它还是激励了我。上世纪六十年代，我曾五次前往古巴。我记得自己给卡斯特罗写过一封私人信件，倾吐自己的困惑。卡斯特罗曾邀请我和十几位知识分子与他交谈。我们彻夜长谈，从晚上8点到早上8点，整整12个小时，但基本上都是听他讲话。这令人印象深刻，但并不是很有说服力。从那时起，我开始产生了一种怀疑的态度，直到诗人帕迪亚入狱事件。我经历了一个艰辛而漫长的过程，然后开始一点点接近自由主义学说。之后，我很幸运地生活在玛格丽特·撒切尔当政的英国。

问：撒切尔夫人是一个智慧，果敢的女性，有深刻自由主义信念。

答：我记得自己刚到英国的时候，英国正深陷经济危机。玛格丽特·撒切尔的改革唤醒了英国。那是艰难的时刻：结束工会运动，创建自由市场社会，竞争和捍卫民主，并坚定自己的信念。对我来说，那几年我开始明确自己的想法，因为我开始读哈耶克和波普尔，这两人也是撒切尔思想的引领者。

自由主义者想要一个有效率的国家，保证自由平等的机会，尤其是在教育方面，以及对法治的尊重。但是，除了基本的共识之外，自由主义者们还是存在分歧的。比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说经济自由不能不受限制。哈耶克则对市场拥有非凡的信心，甚至于认为以市场为主导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以赛亚则更现实，他认为市场实际上是带来了经济进步的东西，但如果进步意味着创造如此巨大的不平等，民主的本质就受到了损害。

问：关于萨特，我有一个问题。他年纪大了以后作品就走下坡路，而其他人如阿尔贝·加缪、安德烈·马尔罗，则是用生命在抵抗。但为什么您仍对萨特非常尊敬？

答：因为萨特就是我整个的青春期啊。

问：因为您将他定义为一个伟大的知识分子。但他其实也有平常人的一面，我们甚至可以说他的政治观点一直都是错误的。

答：我觉得这可能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关。往深处挖掘，这是一个心理上的原因，因为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坚持真理的人。他属于一个抗拒的群体，但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作为。尽管他似乎一辈子都在努力，但我认为他从来没有从这个群体中解脱出来。 他所在的时代就是：知识分子尽一切所能想要证明自己的思想进步、革新。因为这正是他们被期待的。 而在第三世界，我们没什么机会说话。 如果你身处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拉美，不是左派知识分子，那你根本就不算知识分子， 所有的大门都会向你关上。那是一个非常教条化的时代，也严重扭曲了文化生活。 当然现在这一切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问：其实欧洲也一样。

答：是的。尽管那时我生活在英国，但知识分子之间仍然会有各种冲突，争锋相对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这其实对我帮助很大，让我更诚实地面对自己。

问：如果一个作家在思想上不正确，他的作品还值得尊重吗？

答：不仅要被尊重，还应发表。当你开始用道德和伦理来评判文学，那么文学的价值就会被大大削弱，直至消失。文学表达了现实因各种原因而隐藏起来的内容。除了文学，再没什么能激发批判的精神。因为优秀的文学，所带给你的快乐是无法言喻的，但文学和道德是矛盾的。如果你相信自由，你必须尊重文学。文学里有很多恶名昭著的作家，许多人不是模仿他们，而是向他们学习，比如萨德侯爵。曾有一百年的时间，他的作品不见天日，但仍被偷偷传阅。他写最残酷的事情，同时代很少有作家如此深入人心，探索世界的欲望和本能的复杂性。还有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eline）支持纳粹和种族主义，他认为人生旅程最终不过是死亡，整个世界是一出浑沌的滑稽剧。但他也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我认为在普鲁斯特之后的现代法国文学，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可以与塞利纳相提并论。他的作品我读过两三次，都是大师级的杰作。它从细节，寻常之处，呈现出当时法国社会的现实。

问：政治正确是否会威胁到自由？

答：政治正确是自由的敌人，因为一味追求正确会忽略诚实，即真实性。 我们必须将其作为真相的变性来对抗。

技术革命正在歪曲民主。但不幸的是，我认为解决方法非常有限。 因为我们正被网络技术所淹没。如果我们不解决这一现象，那么这种技术可能会对文明，进步和真正的民主造成极大的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