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拟身体”的故事：社交媒体一代的新世情

张怡微的新短篇小说集《四合如意》在7月份出版上市，共集合了《四合如意》《步步娇》《冉冉云》《端正好》等十二则中短篇小说。小说所关注的与探索的议题，仍是张怡微所熟悉的领域：世情。在张怡微的个人作品序列中，《四合如意》应归为“家族试验”中。自《细民盛宴》《家族试验》出版后，张怡微便着力于“家族试验”的创作与构建。

《四合如意》

所谓的“家族试验”，则是“一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生活在一起的故事，所以这些故事谈论爱，谈论友爱，和暂时的爱、暂时的友爱”。简而言之，是组合的生活与情感。在《四合如意》中，张怡微的写作没有局限于上海，而是“聚焦于当下青年一代——他们伫立在科技更新，财富神话的年代，在表情包、弹幕、播客、直播构建的电子丛林中表达自我、分享经验、传递情感，在不安、怀疑、欲望的纠缠中寻踪、辨析生活的真相，权衡得所。”

一

张怡微在《冉冉云》中借小说人物之口，提及契诃夫的晚年小说《主教》。在契诃夫的小说中，主教与老母亲见面后，思念倏忽回到了童年。老母亲则困囿于主教的身份，与儿子的交流，变得谦卑、客气与战战兢兢。位高权重的主教在身殒后，曾经深爱着他的百姓们，迅速地将他遗忘，唯有他的老母亲仍在记挂着他。而他，也终于不是主教了，而是往日的儿子。

主教与母亲的错位思念，自然是令人泫然的。可我们不禁要问，母子俩见面时，为何不直抒胸臆，诉说各自的思念呢？生活并不是戏剧，也不是小说，无法归纳主题或升华精神。它看似井然有序，实质上是混沌难明，因此《主教》是一篇充满遗憾与令人惆怅的小说，它揭示了日常生活中残酷的定理：对于生活我们知之甚少，我们无法彻底理解他人，也无法彻底理解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壁垒坚不可破，人与人之间的缝隙，远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大。我们受缚于当下，无法顺畅地抵达预期的未来，所能拥有的也许只有无法变更的过去。正如詹姆斯·伍德在《什么是契诃夫所说的生活》一文中所言，“契诃夫想到的‘生活’是一种扭捏的浑浊的混合物，而不是对诸事的一种解决。”

张怡微自然是熟悉契诃夫的，对詹姆斯·伍德想必也不会陌生。她对自己的小说创作的认知，清晰，稳固，强劲，几乎难以让评论者有更多的阐释的空间。她提出“家族试验”的观点，将小说归类在“新世情小说”之下——于《四合如意》，则是“社交媒体一代的新世情小说”——在《机械与世情》一文中，张怡微是“2017年起，我做了一些尝试，讨论符号性的“虚拟身体”之于世情故事的意义”，进而“机器显然不会带领我们开拓神性的边界，但它是一种强势媒介，会照亮人性的冲突，世情的复杂”。

微信、微博、抖音、淘宝、直播、表情包虽是虚拟的、无形的，但实质上它们和有形的河流山川、写字楼、房屋、汽车等构筑了异常坚固、稳固的“物质”世界，是我们赖以生存的空间。显而易见，社交媒体、通讯技术等机器在张怡微的小说是承载世情的载体。

尽管机器非常重要——时代的特征，城市的特征——在阅读张怡微的小说时，我却也常常略过。对小说进行社会学式的解读，抑或阐释小说中所蕴含的社会意义，自然是难以出现偏差的，但也容易遮蔽小说真正的卓越之处，容易让作者的独特消融于某些宏大的议题中，容易让小说中的人物迷失在标签之中。张怡微的卓越在于对生活的观察与体会。这种观察，并非是刻奇式的打量，或者批判性的展示，而是体贴地、宽容地应对着小说中人物所面临的一切——既有生活中的困难，也有道德上的艰难。这一切，都是生活中失落的秘密。在许多时候，让人难以启齿，也难以抉择。我们无法解决，只能等待着时间或者生活慢慢地消化它们。

小说集同名的《四合如意》是我所钟爱的短篇小说。它的内容，并不是像题目所揭示的“如意”，相反是处处不如意。盛明与茹意是分隔两地的情侣，前者在伦敦念人类社会学博士，后者是上海某中学的老师。网络让恋情得以延续，但两人之间的距离，不断地拉大，像是条不断被拉扯的绳索，渐渐变长，变细。绳索是坚韧的、绵长的，并不容易断裂，却容易被人忽视与遗忘——甚至，这是两人心照不宣的选择。《四合如意》当然不是一部恋爱小说，而是原本两人叠合的人生，逐渐像大陆漂移一样，慢慢地错开，逐渐像上海与伦敦的时差一样，清晰可见。生活是流动的，人生亦如是。

《四合如意》的精妙在于张怡微将盛明和茹意的恋情悬宕起来。准确地说，是将两人的人生悬宕着，没有动用叙述者的权力，武断地给他们一个出口，或给出一个名正言顺的结局。简而言之，没有野蛮地将时间截断，而是给人物裕余的时间与空间，去咀嚼与处理日常生活的苦涩与欢喜。“……想到这里，茹意心头掠过一阵尖利的刺痛，她鼻子一酸，并不知道自己又说错了什么。好在，一天很快就过去了。”这是小说的结尾。但我们知道盛明与茹意的生活并未终结，因为“一天很快就要来了”。故而，“四合如意”实质上是期许的状态，正如“花好月圆”“阖家欢乐”，是对幸福的期许，而非描摹。——理解成描摹，小说则散发出微妙的反讽的况味。

二

张怡微是善于反讽的。散见在文本中的“金句”，即可证明：“钱，就是男人的面目，它变来变去的，怎么看都像一张前夫的脸，真让人恼火”（《端正好》）、“他在旅途中开始结识一些小他十多岁的老年妇女，宛如一场丧偶后的狂欢”（《缕缕金》）“不愿意看到闺蜜衰老，就像不愿看到自己衰老一样，是一个心灵镜像，并不是岁月的真相”（《一春过》）、“爱情在这个时代里越来越像中晚期病人喉咙中那口痰液”（《煞尾》），等等。这些句子，自然是令人莞尔的，亦可窥视作者性情与才情的。最微妙的反讽出现在《寄生草》中结尾，结束在台湾的恋情后，茱帕回到上海，准备开启新生活。在台湾生活的日子，茱帕是遭遇中年职业危机的大学教授马克的女友。两人宛如夫妻，同居在一起。实质上，生活犹如死水，凝滞不前，丧失了向前的冲动，也破坏了追缅的氛围。凝滞中，茱帕遭遇了来自北京的记者乔比。她确认了欲望，于夷犹间相信自己遭遇了爱情。沉湎于过去的马克知道自己再也没有任何理由挽留茱帕（在他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婚姻是如何一步步破碎的，生活是一步步坠落的）。回到大陆的茱帕，前往乔比工作的报社——

“‘别着急，他很快就来了。送孩子上学。’编辑答，‘北京的交通真的，哎，甭提了。不过记者也是毫无时间观念的人，我跟他说过你来了。再等等哈。很快就过来。你要喝什么？咖啡还是红茶？’

茱帕在原地呆若木鸡。久久说不出话来。”

这是必然的。茱帕是注定无法获得欧亨利式的幸福的与爱情的。这倒不是小说家的自私，而是生活中“不如意者十有八九”。以茱帕、马克、乔比来命名人物，大约是营造了“欧美人在中国”的氛围。换言之，这是一篇充斥着错置感的小说。人生在错置、情感在错置、自我在错置，所有的一切都是错置的。结尾的反讽（或者反转？），让我想起张爱玲的小说《五四遗事》。

但更接近的还是《鸿鸾禧》，题目与内文错位，反讽的张力便生焉。张怡微喜欢这种错位，亦沉迷于“对照”——豆瓣网友北部辰光的《世情与时间——读<四合如意>》一文对张怡微“对照”的理解与阐释，非常精彩，指出张怡微小说中的“时间的魔法”与“今昔之比”。“对照”一词源于张爱玲的《对照记》，但并非是她发明的，是古典文学中固有的表现手法，如“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等等。站在人生的长河中，不管是往前看，还是往后看，都不免有“对照”“参差”之感。“对照”是生活的常态。

反讽是容易滑落成嘲弄。反讽，是理解他人的不幸，对他人的遭遇感同身受后，所发出的笑声。它剔除了傲慢与刻薄，将自身置身于困境之中——严格地说，唯有经历过不幸与困境，才会对一切困境感同身受，才会整理心绪与心智——所露出轻笑，进而帮助我们应对日常生活中艰难与琐碎。而嘲弄，则是傲慢与刻薄的结合体，它无所顾忌地发出笑声，用所谓的“批判”遮掩自己傲慢的态度，对他者的不幸与困难，进行制造与消费。张怡微的小说中的反讽当然是不仅仅止于“金句”，而是渗透在小说的肌理中的，是“突然绽放的细节”，是“稳固的实体”，是“缄默的事件”。它所能传达的，远不只是讽喻的笑，而是带我们走进更加广阔又难以言明的瞬间——

“夜里九点，外公没了呼吸以后，外婆悉数通知了子女们，通知了外公的老单位，通知了外公的堂表兄弟，最后才通知了外公的亲兄弟。母亲说，这种通知顺序表现了老太太一定是早有准备的，她和外公的亲兄弟们关系并不好。也有人在电话里说，在家里走，比在医院里走要好，持这样观点的人还不少。外婆说，是呀是呀。郑梨母亲说，其实她等这一刻等很久了，都没耐心了。郑梨父亲问，那老太太现在人还好吗？郑梨母亲说，还好，通知完亲朋好友她就睡觉去了。”

这是《步步娇》中，外公死亡后郑梨家的情况。初读之下，似乎有些漠然，所有人——尤其是外婆——都松了一口气。病除了折磨病人自己外，还折磨着家属。我们能指责外婆的“都没耐心了”吗？当然不能。这样的细节，是否揭示了外婆与家人们的自私？并不，它之所以让人感到骇异，不是揭示人性的自私与道德沦丧，而是我们处于外婆同样的境地，处理得并不会比外婆好？张怡微把死亡当作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没有将它诗意化与戏剧化，也没有升华出抽象的主题来。

三

多年前，读王安忆为“短经典”系列小说所写的总序，记住了一句话：“好的短篇小说就有了一个定义，就是优雅。”至于“优雅”为何？是“好的短篇小说就是精灵，它们极具弹性，就像物理范畴中的软物质。它们的活力并不决定于量的多少，而在于内部的结构。作为叙事艺术，跑不了是要结构一个故事，在短篇小说这样的逼仄空间里，就更是无处可逃避讲故事的职责”，是“一旦开头就必要规划妥当，不能在途中作无谓的消磨”。而“优雅”，则是在逼仄的空间创造出裕余来——像是绅士，衣服要剪裁得熨帖，不能像紧身衣，暴露出凶狠的肌肉，也不能太宽松，衣服吞没了整个人。

故事常常以小说的面目出现在我们面前。或者，更苛刻一点，许多短篇小说作者满足于讲故事。其中原因，也许是故事让人放心。于作者而言，讲好故事，完成“跌宕起伏”的规训，便是完整的写作。于读者而言，一件事有始有终，一个人命运有所着落，便是成功的阅读。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抽离了灵魂，将自己与现实生活隔离。当阅读结束后，并不希望为小说中悬而未决的命运而忧虑。读者需要确切的答案，正如考试需要明确的分数。优秀的短篇小说家不应当满足于制造完整、制造准确，而是在有限中创造无限，在狭隘里挖掘广阔。即使是篇幅限制，也不应当武断地审判人物的生活与命运。

短篇小说需要结尾，但并不需要“尽头”。因为优秀的短篇小说不是法官的判决词，而是晦暗不明的日常与命运的交集。它没有尽头，也不应该有尽头。在《四合如意》最为优秀的小说中——如《四合如意》《缕缕金》——张怡微展现了卓越的空间能力，从而让我们忽略短篇小说本身的狭隘。她打破故事的规训，以及去戏剧化的书写——日常生活是枯燥的吗？当然不，而是我们在琐碎之中，看到了自己的羸弱与阴暗，看到平静大河之下的暗涌——这些并不需要我们去批判、指责，而是提醒我们以更审慎的态度去审视生活与自我。

在张怡微的小说里，常常会金句闪现——都是深刻的洞见，是她观察与思考所得出的结论，令人钦佩的博学与洞察力——《四合如意》中则是关于网络文化的观察与思考（表情包、豆瓣帖子、聊天机器人）等等，它们或借人物之口，或借叙述者之口说出，以符合小说主题。这些句子或段落，像极了衣衫上的珠花，熠熠生辉，有时难免会过于耀眼。《白观音》是篇急迫的小说，正如《机器与世情》所提及的微软小冰写诗一般，是个轰动一时的事件或现象——事件与小说并没有必然的，也不一定能催生优秀的小说。在《白观音》中，张怡微引用的素材是一起发生于豆瓣网上的大事件——KFK穿越帖子——再穿插着偷渡女孩阿琳在异国他乡的生活与日常。阿琳的生活，像是KFK的跟帖。《白观音》是篇急于跟网络文化产生联系而诞生的小说，它当然是巧妙的，然而却也成为了“记住那个标本般的空城”。

因此，张怡微的小说在极力擦拭现实与虚构的界线。在有些篇章中，用力过猛，界线虽擦拭了，但也留下更深的痕迹。有些篇章，那条界线，淡如影，几乎不存在——我们知道她笔下的人物，像我们一样，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为生活欢喜着，也为琐屑事哀愁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