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书单︱尚永琪：美史如盐，其味方醇

读到波斯诗人奥玛·海亚姆的这首诗时，顿时产生了小小的惊喜：

我看到地上一些人昏睡不醒，

我看到地下一些人土掩泥封。

放眼向那原野望去，

匆匆去来，一个个奔波不停。

这是对历史的多么深刻的体悟！在2017年度的历史著作阅读中，海亚姆这穿越沙海的慧音雅颂，我把它当做是对刘泽华先生娓娓道来的《八十自述：走在思考的路上》一书的推荐语。刘先生的这本自述不但回顾了他80年的人生历程，更是对其“中国古代王权主义学说”创构史做了系统的脉络梳理，是本年度绕不开的学术风景。先生的文字总是忠实平和而内涵锋芒，他以细密严谨的叙述、风雷涌动的历程、阳光温暖的人生、理性光芒的思考，为我们提供了一份关注平凡生活、关注民族、关注国家与人类命运的历史学家的人生范本。

书分上下编共16个专题，上编《多变时代里我的一些小故事》5个专题，谈的是刘先生80年的人生经历：从出生写起，在历经少年时期的恐惧、青年时期对红色的追求乃至“文革”时期的种种磨难后，又开启了文化反思之旅。下编《我对若干历史问题的思考》11个专题，从“我对王权支配社会的探索”、“王权主义是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干”，到“等级人学与主奴综合人格”等专题，对其以“王权支配社会”为核心观点的中国古代王权主义学说做出了详尽的阐述。

刘泽华先生是古代中国“王权与臣民观念”的严谨解剖者和锋利批评人，他锐利的思想锋芒，扎实地植根于他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深耕细耘，植根于他对历史学、对民族、对国家的那种真诚温暖的赤子之心中。读刘先生的系列著作，会很快沉入其中，理性、冷静、平和、坚韧，正如他对自己的定位：“我自认为，自己大致仍属于改革开放的大社会主义者中的一分子。”而他对中国社会之改革发展进程，则引用古语云：“不慕古，不留今。与时变，与俗化。”寥寥简语，饱含其上下求索多年而蕴育的建设性历史学智慧。

在《八十自述》的后记中，刘先生说他曲折跌宕的人生经历，“后来者或许能从中看到一点历史万花筒中的小色块”。展读此书，何止是“小色块”，从每一页随便翻开，都会读得津津有味，他所说的“我的一些小故事”，每一个都那么平实生动、细节毕现。随手翻到他讲述与阎铁铮先生爱情的部分，一句朴实之语，瞬间心灵震颤：“如今我们年近八旬了，对于老伴，我依旧是第一眼的感觉。”这样的故事、这样的不动声色的惊雷处，有生活的也有学术的。有“一个缘分一辈子”的坚韧爱情，也有“服从还是抗议”的思想斗争；有“劝校长收回成命”的责任担当，也有“谢绝信任，不当工具”的铮铮铁骨；有“用收藏诠释思想”的生活情趣，更有“除对象，争鸣不应有前提”的学术情怀。

慢慢地品读刘先生的《八十自述》，萦绕在心而挥之不去的一个问题是：如果刘先生没有凭借文字材料和他的记忆撰写这本回忆录，也许我们很多人，就没有机会和渠道直观地感知到他那种熔铸在生命与学术追求中赤诚的家国情怀。对于历史的思考，刘先生指出：“历史是个过程，既有权力方面的，也有社会方面的，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因此，现实主义或经验主义应该是我们思考问题的起点。”

是的，现代历史学不再是为皇权或王权支配社会生活提供“资治通鉴”的工具，其任务是通过反顾历史而观照现实，其核心要义，正是刘泽华先生所提倡的“历史学要关注民族与人类的命运”。

所以，当楼劲先生将“史料与史学的模糊区域”这样一个史学研究无法绕开的理论思考，轻轻地附之于其大著《北魏开国史探》之文尾时，历史学家的分寸感如冰山之浮峰，于波涛汪洋中熠熠反光。这提示我们：在现代分析性历史研究的学术水面下，其实隐藏着更为体大沉重的方法论问题。

正如法国《年鉴学报》主编安德烈·布尔吉曾指出的那样，在历史学家迈向科学性的过程中有一项主要的概念，那就是历史的知识并非由“过去”所产生，而是从研究者身上产生的。研究者其实是在向过去提出问题，并且把问题跟历史结合起来。这也正是今日所言之“书写历史”，是把历史从叙述的艺术转化成诠释的科学。尤其对古代史研究而言，如司马迁等古贤往圣“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略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那样酣畅淋漓的工作，已如黄鹤远去白云间，再也不可得了。历史学者必须把自己的研究放在人类社会的“关系脉络”里去，才能如今人所愿地去理解过往历史的进展。

当史料丰富得层层叠叠时，历史社会的“关系脉络”被一代代历史学家剥茧抽丝般条分缕析，在互动与讨论中形成解说、分析、争论、构建，由此而在不断细化的技术性工作中得以凝固成共识或“共谋的知识”。但是，毕竟存在很多的盲区，即楼劲先生所说的“模糊区域”。北魏早期部落史和开国史正是如此，如司马迁那般传统的历史学技艺在此确有“技穷”之叹。

前贤们对北魏开国史领域问题的探讨，都是如履薄冰、谨慎有加。其原因其实有二：一是北方民族的游牧或半游牧性质，使得其文献制造工作远远落后于中原王朝，从而史料稀少，缺乏可立论的支点；二是历史学的“强者叙事”逻辑，使得草原民族或骑马民族总是被文献丰厚的农业定居民族视之为“胡”或“野蛮民族”，历史叙事中的异族偏见，得以异常执拗地在文献叙述中一边倒地贬低“非正统”民族或政权的文明程度。

楼劲先生的《北魏开国史探》，乃是明确针对这种一边倒的执拗偏见，以近乎地质探矿的求索精神，将历史学家发掘和解读文献的技艺发挥到了精致的地步。他开篇即建构了一个探索北魏开国时期文明程度的理论框架，既致力于打破传统史书中异族叙事的偏见思维，也为自己设定了一个不至于越过历史学技术底线的操作规程，用北魏开国时期的技术、工艺到整套知识体系和意识形态的事例，提出了历史学研究必须承担“举证责任”这样一个命题。随后的讨论，均循此而展开。北魏开国时期的谶纬使用、《周礼》建制、律令体制、君统与宗统、世系确立诸专题，都是从以往基本被忽视的零星文献叙述中，寻找可以反映其文明程度的痕迹，构建这些文明事项与历史格局之间的脉络关系，从而把隐藏在文献背后的北魏开国时期的可能性文明程度，做了逻辑严密周洽的构建或复原。

把楼劲先生的这部著作称之为“历史之盐”，是因为目前我们见到的对于历史学研究“模糊区域”的考察，大量工作不是期盼于考古资料的纵横解读，就是狂欢于出土残章的“重写历史”，而对于正史文献形成机制的检讨和其隐含问题的剥离，做的相对比较少。《北魏开国史探》以“举证责任”为基点，既反思“异族叙事”的偏见，又寻找现代叙事之证据，史料考证与理论探索水乳融合，在一定程度上具有理论范式的意义，确实值得在历史研究的味蕾上细细品尝其丝丝之咸。

当然，如盐之味者，尚有石云涛教授之《汉代外来文明研究》。

楼先生著作中的部分篇章，在成书之前曾与先生有过请教和谈过一些感悟性的认识，而石云涛先生之外来文明研究，则正是我近年兴趣颇浓的领域。所吃惊者，石先生以75万字之巨篇，将汉代外来文明之事项，几乎搜罗殆尽、论列详备。

对物质文明交流问题的探讨，古以“博物”而称，即如张华在其《博物志》中所言“出所不见，粗言远方，陈山川位象，吉凶有征”，这就是传统的名物、地理之学，与今日之文明交流史研究尚存差距。我们今天所言之物质文明史乃是在全球史的视角下，通过物质文明的传播来探讨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关联和渗透。

20世纪初年，美国东方学者劳费尔撰著《中国伊朗编》，以中国古代文献的记载为主要材料，着重于从栽培植物及产品的历史方面来追溯古代伊朗文明与中国的交流史。劳费尔当时所强调的理念是“伟大而独特的植物移植也是一种文化运动”。到薛爱华的《撒马尔罕的金桃——唐代舶来品研究》，则将其研究范围限定在唐代这一历史时段中，他强调的是“撰写一部研究人的著作，而它要讨论的主要内容则是物质的内容”，认为“每一种东西都可能以不同的方式引发唐朝人的想象力，从而改变唐朝的生活模式”，所以正如普鲁斯特所言：“历史隐藏在智力所能企及的范围以外的地方，隐藏在我们无法猜度的物质客体之中。”由此，物质文明交流史的历史学意图更为清晰。这种以历史学研究为底色的、主要从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为材料追本溯源的物质文明交流史的研究，显然既不同于中国古代传统的“博物学”，也不同于在18世纪渐入佳境的西方动植物学家如林奈、班克斯等人的博物学研究。

石云涛教授此《汉代外来文明研究》，在薛爱华所做的物质分类基础上，对文明互动的历史脉络之细节勾画，已经更为体系化。全书以动物篇、植物篇、器物篇、毛皮与纺织品、香料医药与医术、珠宝篇、人工饰珠、佛教的初传、艺术篇、诗赋中的外来文化因子为主题，分为10章，构建了汉代物质文化交流史的一个完整叙述体系。由于其各专题篇章架构细密，甚至就能当成汉代外来物质文明要素的百科词典来使用。不仅如此，石云涛先生认为该著作尚包含部分精神文明交流的成果，显然，这也是一个方面，毕竟，历史学的物质文明交流史，并不是植物学或动物学的物种传播史。无论是记载这些事项的文献，还是图像、文学作品，都饱含着人们的思想和想象，那就是薛爱华所说的：“外来物品的生命在文字描述的资料中得到了更新和延续，形成了一种理想化的形象。”虽然如此，我还是宁愿把《汉代外来文明研究》定性为物质文明而非思想文明的交流史著作。

精细的物质文明交流史的研究，既是对古代世界不同地域交往状态的细致描摹，也是对当代社会“文明共享”这一价值理念的追根溯源。从本质上来讲，是为现代世界的共同发展、为构建人类文明共同体，寻找源于古代世界的那种“普遍联系”与“同源价值”。

当然，普遍联系是在努力跨越地理阻隔后才可能实现的，无论是物质文明还是精神文明的迁移传递与交流，受地理因素和政治势力影响的道路的畅通是最基本的前提条件。因而，对研究欧亚大陆古代文明传播史的学者而言，熟悉和理解不同历史时期的地理空间情势就显得相当重要。尤其是在中国学术界逐渐转换认识视角，从全球文明体系或欧亚文明体系的角度来审视古代中国文明及其发展问题的背景下，古代世界的交通地图则成了必须要学习或掌握的知识板块。

在这方面，2017年有两本重要的世界古代地图著作值得我们重视，一是A-M.威特基等主编、葛会鹏等翻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一是朱鉴秋等编著、中西书局出版的《中外交通古地图集》。有意思之处在于，前者所谓的“古代世界”是将整个远东地区的古代文明排除在外，是以欧洲为中心的，而后者则完全是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这样两种视角编排的地图集，恰好可以成为一种相互观照、相互补充的知识工具书。对二者的同时学习和使用，不仅具有知识参考的价值，还可能具备视野与胸怀开拓的意外启示。需要提示的是，这两部地图集都不仅仅是简单的地图集成的书，而是有非常系统详尽的文字说明。

《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收集了161幅彩色地图、44幅插图，时间跨度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15世纪，涵盖了古代近东地区的诸多文明，重点聚焦于古典时期东西文明之间的交往；不仅展现了古代世界的政治和军事史，还反映了经济、行政、宗教和文化领域的状况，是对古代历史世界的地图化梳理，以地图来演示历史发展的脉络，对历史事件进行分层而清晰的展现。在版面上，使用了释文与地图相附的双面排版设计，释文包括历史背景介绍、历史概念解说，并有资料来源、参考文献和相关插图相匹配，完整地构成了一个历史时间与地理空间相结合的叙述方式，精确、简洁、直观、权威。

《中外交通古地图集》以中外交通为主题，以中国历代相关的古地图为主线，以外国地图为辅，自复原的传说中4000年前的《九鼎图》开始，共选录中国古代地图123幅，这些主要是选录了中国各个历史时期涉外的地图，同时又兼收各历史时期的国家舆图、海防图、航海图等有代表性的古地图。每一幅古地图都撰有介绍文字，同时配置相近年代的外国古地图作映衬和对比。地图的说明文字由概述、编注、参考资料三部分组成，其中，概述主要是说明地图制作流传的版本源流，编注是对地图本身信息要素的详细解读，参考文献则提供了相关的文献来源和研究成果。

遗憾的是，此《古代世界历史地图集》缺少西亚、中亚、东亚部分，而《中外交通古地图集》则完全是对古代地图的收集解说，而不是如前者一样将古代历史的研究成果用现代绘图法制成地图，所以在使用方面确实是有一些缺憾的。

当然，没有什么工作是尽善尽美的，而1600年前，大夏王铁弗匈奴赫连勃勃和他的统万城监工都是残暴的完美主义者，他治下那些筑城造弓的匠人们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所谓“蒸土筑城，锥入一寸，即杀作者而并筑之……造五兵之器，精锐尤甚。既成呈之，工匠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即斩弓人；如其入也，便斩铠匠”。如此纠结残忍的管理方式，使得即使对大夏历史没有任何研究的学者，也都会记得这段令人啼笑皆非的冷汗史料。看来，研究铁弗匈奴和大夏政权，真还是需要一些勇气的——这是我读胡玉春《大夏国史研究》之前的第一时间就冒出的一个闲人念头。

胡玉春说赫连勃勃是一个凶残的美男子，她出于对这位美男子的好奇，才开始关注相关的资料。这一关注就是八年，最终撰成了这样一本30多万字的著作，隐藏在历史深处的大夏政权，算是有了系统的国史著作。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由好奇的兴趣而致力于问题的研究，正是我们所追求的学术佳境。

众所周知，五胡十六国时期的大部分胡族政权，因为国祚较短、资料分散，相关的研究也很难作系统的构建。赫连勃勃自407年叛后秦自称天王，到431年赫连定被北魏处死，其政权仅仅存在了25年，而事实上在北魏于427年攻破大夏王城统万城之后的4年，赫连定是处在流窜之中的。如果不算这4年，其稳定统治的时间也就21年。正因为如此，要像研究北魏王朝那样构建一个完整体系的大夏国史，其间的困难可想而知。而胡玉春之《大夏国史研究》则几乎是将相关资料搜罗殆尽，以铁弗匈奴及大夏政权的基本史料考辨为起点，首先将所有的原始史料都做了系统的研究与辨别。在此基础上，梳理考辨了以下九方面的问题：南匈奴与铁弗匈奴之族源关系、铁弗匈奴部族的世系与地望、赫连勃勃与大夏政权之建立、大夏国政治制度考、大夏地方行政建制考、大夏社会经济状况探析、大夏与周边民族和政权的关系、大夏的文化及遗存、铁弗匈奴的消亡。正如张久和先生所言，这九方面问题的考述，确实构建了迄今为止关于大夏政权的最为全面、完整、深入的研究专著，较为精当客观地反映了这段历史的面目。

写到这儿，其实我感触最深的是，当历史学的研究面临史料稀缺的情况时，我们将何以构建或如何书写？无论是过去还是当下，用流行的理论体系填补史料缺环，从而构建一个完美的阐述体系，往往是最为讨巧的办法。但是，胡玉春的研究则像耕牛一样老老实实地一点点梳理那些零散的史料，一步步地在历史的“关系脉络”中定位铁弗匈奴和大夏政权的轨迹，并将大夏的文化及遗存这样的具有考古学价值的资料和研究，也做了详细辩证。这样一点也不偷懒、平实求真的研究方法，正与楼劲先生所说之“举证责任”相激荡。

美史如盐，生之于湖海大地，其味方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