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都市流浪 | “悬浮在城市中的青年”对谈活动回顾

我们常用“悬浮”一词描述当代青年在城市中的生命体验，迅疾变迁的社会背景之下，举目无望、孤立无援、束手无策的“三无”状态成为青年不得不直视的生活困境，在叩击诘问一颗颗年轻的心的同时，也造就着独特的时代症候。

如何理解这种波及全社会的身份焦虑，青年作家余静如和邵栋从文学的角度给出了他们的答案。在《以X为原型》中，余静如用平淡如水的笔触酝酿着无声的风暴，穿越恣意伸展的现代生活外壳，透视着精神世界新鲜而飘摇的新世代；邵栋则将他港漂10年的观察和想象凝聚成小说，以《空气吉他》为名体认无人知晓的狂喜、失落和寂寥，直指城市人内心的悬浮真相。

如赫尔曼·黑塞在《荒原狼》中所言：“有时候，整整一代人陷于两个时代、两种生活方式的交替之间，这一代人失去了一切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失去了一切惯例、一切安全感和纯洁无邪。”

城市青年的悬浮状态在生活里有什么样的体现？这些状态又引发我们关于生命意义怎样的思考？面对这种悬浮状态，青年有怎样的对抗方式？9月17日，我们特别邀请到人文学者梁永安与青年作家余静如、邵栋一起聊了聊关于城市中青年人的问题，主持人为信睿电台主播周发发。

“悬浮”：手机、房子和

界限感、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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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发发：都市青年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莫过于物质层面上的生存压力，这种悬浮感起初往往来源于“居无定所”。邵栋老师的短篇小说中的主人公，大多都是蓝领阶层或者更底层更边缘的人，对于这些超出我们平时生活经验的群体，您在创作的时候是怎么想象他们的世界的？

邵栋：大部分来源于我的现实观察和情感体验。我曾经在广州的一个城中村住过，里面电线排布杂乱无章，24小时都会有人醒来。但我发现一个有意思的点在于，住民的手机还是蛮不错的。虽然他们的经济状况可能不是特别好，没有办法很快买到一套房子，但他们很需要让人知道自己赚到了钱，而表征就是能买一个好手机，这对他们来说是很值得夸耀的事情。这样的所思所想蛮让我动容的，所以我很想去观察他们，并且希望通过虚构的方式来尝试体验他们的生活。

周发发：《以X为原型》的主人公大部分都是白领阶层，他们有体面的工作，有稳定的薪水可以支付房租，但即使是这样，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也强烈地体会到了字里行间弥漫的不安全感，请问余静如老师在小说中是怎么处理这些人面临的生存压力的？

余静如：因为我毕业以后租过很多房子，也跟很多房东打过交道。好像我从小就比较讨老人家的喜欢，常常遇到非常热情的房东，让我去他家吃饭、洗衣服之类的，我不太明白要怎么开口拒绝，这种人格其实在现实生活中给我带来了一些苦恼。对于都市青年来说，在单元楼里租房是一种自由，但这种自由的空间非常狭窄，是非常容易被侵犯的。

《以X为原型》作者 周发发

周发发：梁永安老师能理解年轻人对于这种关系、界限或者说对自由的追求吗？

梁永安：能理解。当代青年的生活标准、生活理念等方面跟我们那个时候有非常大的区别，尤其在上海、北京、广州这种大城市。如果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年轻人的生活是从某种未实现的、被压抑的欲望开始的，他们背负着一种强烈的被打击的感觉。

但通过阅读小说，我感受到了新一代青年的生存张力。他们并没有完全丧失希望，其内心的美好期待和高度压力形成了一种内在的潜意识，到了一定时候，这股对生活的强烈坚持就能够爆发出来，并释放出一种再生力，或者说是一种对生活重新打造的能力。所以我觉得尽管城市生存压力很大，但实际上压力都因我们心里对他人的承担而形成，这也体现出青年目前面临的历史性转型。

漂泊状态下，

从亲友关系到与城市和社会的关系

02

周发发：梁老师刚才提到一个关键词“转型社会”，两位老师在他们的小说里也多次提到的这个主题，就是传统跟现代之间的断裂，包括邵老师小说中很多主人公，他们来到深圳、香港漂泊之前都生活在乡土社会；余老师的作品中也讲了很多在城市漂泊的青年和他们的亲戚之间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可以就这个话题来讨论一下。

邵栋：农村是一个熟人社会，一个村里每个人都互相认识，结构也比较稳定。但城市是一个生人社会，尽管大家每天都挤在同一班地铁上，对彼此来说却是陌生人。所以我小说里会写到，从农村到城市，或者从外乡到香港，年轻人还是会渴望熟人社会结构当中的那种亲密和支持，渴望跟本地文化产生一种联系。就像刚刚梁老师所说的，这个过程十分艰难，青年的动力和资源没有达到一定地步，但他们还是想试一试融入到更广泛的人群中去，而不是自己孤零零地在城市中生活。我相信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状态，我也很着力地去描绘这样的状态，希望在小说中能呈现出一种比较共通的身份焦虑和疏离心态。

《空气吉他》作者 邵栋

余静如：我是在南方小镇长大的，生活在我爷爷奶奶的老房子里。童年时期和大自然的亲近接触，在来到上海之前，我并没有意识到那是很珍贵的东西，相反，焦虑情绪压倒了我此前对于生活价值的认识。大概前两年，老房子拆迁了，我通过我家以前种的一些树找到了它的废墟。住在那边十多年，有一棵从来没有开过花、结过果子的树，在拆迁之后长了满树又大又红的柿子，那时我才知道它是一棵柿子树。对于我而言，童年的那个地方已经回不去了，因为那些人已经不在了，那种邻里之间的关系也已经不在了。哪怕让我去同样的地方建一个房子，我也不能回到我记忆中的那种生活了。

所以我觉得漂泊好像是我们这一代的宿命，在城市可能会很想念家乡，但你不可能真的回去。而且以一个青年的身份回去，你不会得到认同，尤其像我们这种做文学类工作的。但在上海这样一个比较包容的地方生活，周围的人不太会以收入水平、婚姻状况等标准评价一个人。这里有很多压力、焦虑和不快乐，相对而言也有一些精神上的自由。我已经做好准备了，我觉得我这一代可能就是这样，只能过这种生活。

周发发：梁永安老师作为一个真正经历了城镇化大转型的过来人，请您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的经历。

梁永安：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的转化，或者说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化，这只是我们对于历史的划分，并不代表本来就是这样的。我们常用二分法的思维看待事物，比如黑与白、现象与本质等等，但实际上事物的本体是中间那一块灰度。

今天这一代年轻人正好处在最苦最难的阶段。爷爷奶奶这一代的农业文明、爸爸妈妈这一代的工业文明、处于网络化大背景下90后95后的后工业文明，历史上这三代人是互相看不见的，但我们居然在几十年里都互相看见了。

所以在这个阶段的年轻人是独一无二的，而且精神内部的流浪感和孤独感特别强烈。我们现在社会发育的历史还很短，没有原型可供支撑。一个法国青年可以将19世纪的尼尔、乔治山作为对照，选择生活的同时能够获得自我的价值肯定。但我们的传统是愚公移山、岳母刺字……这些模子在今天不管用，所以我觉得这代青年在打开生活的各种类型，在用自己的生命给后代做积累，实际上是很光荣的承重者和开拓者，每个人的个体焦虑在承担着历史的某些关键时刻。

这两本小说里写的年轻人都在赤裸裸地承受生活的撞击，这种难也是一种价值，是一种真正的生命体验。

人文学者 梁永安

生命的意义感：

构成一种集体情感相互照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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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发发：我们很多人在都市中生活中都找不到意义，好像他们只能依赖和未来建立联系，或者是和他人建立联系，才能获得这种意义感。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想要讨论的一个主题，我们先请静如谈一谈她创作这篇小说的一些思考。

余静如：这确实是我这两年以来想得最多的一个问题，非常困扰我。我们常说生命在于体验，对于想活下去的人来讲，体验当然是一件好事；但是对于有些人来讲，体验是非常痛苦的，他想结束这种体验，所以这个理由完全不能支撑一个想要自杀的人活下去。我有一个朋友，他各方面的生活都还不错，没有缺衣少食，也没有遭遇特别大的危机，但他觉得活着毫无意义。买东西或者玩游戏之类的娱乐活动对他来说不构成生命的意义，也不是一种好的体验。这样的情况真的是大有人在。

周发发：对于这些找不到生命意义的年轻人，梁老师有什么建议吗？

梁永安：我觉得从哲学意义上看，人不可能归于无。哪怕他觉得生活没有意义，甚至想结束生命的时候，他还是想赋予结局某种意义或者某种价值。

生活的意义到底在哪里？我始终觉得这不是一个主观性的问题，个体生活在无形中跟整个社会的运行以及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都密切相关，压力的核心来源还是我们想用自己的头脑去解释、理解、洞察当下的生存状态，这个时候就会有太多无法穿透的东西。

中国的传统教育是愚公移山，但在今天来说我觉得这个思想方法要变化。我们要把山一般的外部压力化整为零，因为每一天活着是在当下，当下这个瞬间你面临的不是山，而是一件件具体的事情。在这个维度上，一个人是有能力去解决问题的，当你有了生活的信念感，你就有了一定的支撑。

所以在这个时代里，年轻人可能需要这样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年轻人自己要连接起来，构成一种共同的集体情感彼此推动和照耀。这时候个体就不再是一个单独的个体，在新的社会情感的基础上就又会有更多的力量注入。

周发发：梁老师刚才说可以建立一种集体的情感，我也想到了邵栋在他的作品里对意义感的处理很多时候借助了这种集体的文化记忆，包括王家卫的电影、张爱玲的小说等等都在小说里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这和您的成长经历有关系吗？

信睿电台主播 周发发

邵栋：关于香港电影，我有一些很有意思的经历。因为我父亲是做记者的，那个时候地方对于播映的片子有一点话语权，当时很多电影在院线上映之前会组织记者参加看片会，所以在那个时候我看了很多周星驰和成龙的电影。我有个表哥，他的邻居是影城里的检票员，我们和他关系不错，经常可以留在电影院里免费看很多电影。在后来的成长过程中，生活里也有很多跟香港有关的元素，2014年我硕士毕业去巴西看世界杯之后，还专门去了《春光乍泄》的拍摄地。

我现在教一些香港小朋友，我问过他们是否看过李若彤和古天乐版本的《神雕侠侣》，他们说完全不知道。所以我觉得那个时期可能已经过去了，现在一些更加年幼的内地小朋友也并不是在香港文化的滋养中成长的。所以我个人在小说中会尝试记录这样一种感觉，记录香港的音乐、香港的电影、香港的漫画或者是香港其他一些流行产物。

文学意义上的审美解读：

《以X为原型》与《空气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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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发发：三位老师在阅读这两本短篇小说集的过程中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作品吗？

邵栋：余静如《平庸之地》作为小说集的开篇作品，其实形式上很特别，古典笔记小说常用所谓某生体，以短篇篇幅介绍人的一生。这种小说诞生原初的方式，现代作家用的甚少，但《平庸之地》用看上去类似的方式，描摹的却并非人的一生庸碌，而是空白的部分，那些没有达到的可能性。这便像书画中的留白，制造了巨大的叙事空间。原本在短篇写作中抽象问题就是大难题，但《平庸之地》很巧妙地解决了这一课题，而小说的结构也像小说的核心意象一样，可以变形。围绕这一核心意象的叙事，语言整饬典雅，甚至有一种肃穆悠远，显示了作者的格调和视野。

余静如：我看邵栋的小说很有感觉，因为我自己是做编辑工作的，更看重的是小说背后传达的意义，而非使用了多少绚烂的技巧、多么复杂的用词，我觉得邵栋在这方面比较符合我的审美。还有一点比较重要，短篇小说需要比较强的故事性，需要一点点别出心裁的东西，邵栋就有一些精巧的构思，这种东西会让小说更有味道。

梁永安：余静如的小说中，我对《平庸之地》《404的客人》《好学生》这些印象都很深。《好学生》的结局，当年主人公的政治课老师来找到他，他其实对往事已经不太有印象了，但快到结局的时候，他完全回忆起来了，说了一些让老师很高兴的话，实际上这里面有一种悲剧感。让我想起美国作家耶茨的《十一种孤独》，里面讲一个出身底层的学生，到了中产阶级孩子云集的学校，感到十分自卑。星期一老师会让学生描述周末的生活，每个人分享的经历都充满了体面人家的芳香，所以这个学生开始编造自己过得如何好，吃得如何好等等。老师特别鼓励他，但是这个孩子很敏感，他明白老师知道他的故事是虚构的，所以他心理上就产生了强烈的对老师的怨恨，就在隐秘的角落写骂老师的话，写得很恶毒。但是像《好学生》这一篇，到最后还有一种中国的气质，这个学生不会直接把自己的真情实感表达出来，他的那种策略和方式使老师本身好像也获得了一种释放。

关于邵栋的《空气吉他》，他在后记里讲到如何成为一名优秀的空气吉他手，实际上我是读出另外一种味道了。为什么我们投身文学，这个世界上实际上就两种人，一种是生活艺术化，一种是艺术生活化。有的人喜欢看看电影，听听音乐，但他本质是生活的；但真正搞文学艺术的人是生灵，原始社会我们人类是一个生灵，后来在进化里逐渐归顺，其中有一部分野性就遗传在文学艺术里。有些人不得不活在生活艺术化的人群里，但他本身是个艺术生活化的人，他经历的一切都以艺术为核心。

我觉得邵栋小说里对戏剧性的寻求来自我们心灵深处那些隐秘的涌动，那是一种本能的东西，而非出于对利益处心积虑的追求。这些小说的突破就在于对人心深处、人性深处的描写，它们在现代社会里浮动起来了。他将浮动起来之后会发生的种种可能，写得非常灵透，非常精彩。

【相关图书】

《以X为原型》

余静如 著

中信出版·大方 2022年8月

《以X为原型》收录八篇故事，故事中的人就在我们的身边，甚或就是我们自己：和母亲冷战的女儿、在大城市租房生活的美食博主、在平庸婚姻中日趋崩溃的妻子、上夜班的大码女孩……作者以幽微的笔触，呈现都市年轻人的种种困境。在颠倒的日夜中，在无望的庸常中，在失眠与焦虑中，在欲拒还迎的孤独中，那属于我们的困境，也必将由我们自己去审视和探寻出路。

《空气吉他》

邵栋 著

中信出版·春潮 2022年8月

《空气吉他》收录了邵栋的9篇小说，每个故事都围绕一件日常物品或一个随处可见的场所发生开来。聚焦庸常日子和微妙人心，一半是发生在香港的故事，另一半是青少年时期人人有过的经历。早熟的少女从喜爱的小说中窥探未来；平凡的青年在防疫糖丸里咂摸过去的错误和快乐；困窘的打工者因一台旧冰箱，体会到一丝欢欣；丢失的钻石戒指见证了感情的变迁和遗憾……

原标题：《我在都市流浪 | “悬浮在城市中的青年”对谈活动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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